知府，中国古代官名。宋代委派朝臣为升府之处长官，称“知（主持）某府事”，简称“知府”。元朝废府设路，只在散府设有“知府”的官职，为“知某府事”简称；其后或设府尹或设知府，时府尹亦称知府。明代始以“知府”为正式名称，官制正四品，管辖州县，为府一级行政长官。清沿明制，官制从四品。辛亥革命后，撤销府一级行政区，知府遂废。

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府命名，始于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称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种：都督府、京都府与都护府。都督府为军区性质，都护府为少数民族区最高行政机构，此二者与后世的府无因缘关系，惟有“京府”，可视作后世府之源。唐代“京府”由皇帝所在及曾驻地之州升格而来。府的长官牧、尹并置或只置府尹，实际政务由府尹主持。府尹从三品，掌宣教化，岁行属县，观风俗，录囚徒，恤孤寡，为地方“道”之下、“县”之上的中级行政官。由此可见，尽管府尹品级高于后世之知府，然其职掌基本相同。

五代时，地方政制多沿唐规，无大变革。

宋代的府一级政权的长官，开始称“知府”。鉴于五代以来地方官多用武人，他们侍兵跋扈、不谙政事而祸国殃民的教训，宋太祖改以中央文臣出理地方事务。文臣出理府事者，称“知某府事”，简称“知府”，如带二品以上或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之职衔则曰“判某府事”。

西夏在兴庆、西平设府、号称东西京，长官为府尹，府尹为腹地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辽、金地方政制大体沿宋代，设道（路）、府（州）、县三级。辽代的府有“五京留守府”和“大蕃府”，前者设留守使兼府尹，后者设“知府事”，金仿辽制，设五京府与散府，以府尹为主要长官.元代地方大致分行省、路、府（州）、县四级。府的正官为府尹或知府。

元朝废府设路，路一级的地方长官为达鲁花赤，只在散府设有“知府”的官职，是达鲁花赤的属官之一。

明朝大致恢复宋制，而且正式把官职名改为知府。除两京（北京、南京）所在之府长官为府尹外，其余诸府一律以知府为长官，知府成为省之下、州县之上的中级行政官。

清朝沿袭明制，没有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撤销府一级行政区，知府遂废。

出任知府之官，以正途出身为多。中国台湾学者李国祁等对70府4935名知府统计，正途占绝对优势，而正途中，又以进士为多，其次是举人。“清代规定，各省首府的知府，原则上要由正途出身。违例保送非正途，如所保者犯有贪酷劣迹，一经发觉，即将原保上司，降三级调用（私罪），其所以如此，乃因首府知府为一省头面人物，既要接受督抚之直接督派，又要应接四面八方的人事，故人选要求较严。

随时荐举。清初，顺治帝即以“知府乃吏治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上官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三十处知府之用。此令开启了清代荐举知府的先河，为其后所奉行。史载，乾隆朝“明荐、密保，更进迭用”，尊举有助于“通科目之旁，破资格之弊”，为清代诸帝所重视。

京察一等，外放知府。外放之官主要为部院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翰林官（编修、检讨、庶吉士），科道官（给事中、御史）。外放办法是将京察一等（守廉、才长、政勤、年富力强，并称职者）人员带领引见，第一次圈出者，复引见一次，再圈出者始以知府记名外放。如光绪二十一年，编修冯煦以京察一等，外放安徽凤阳府。清制规定京察三等之官，“俱不准保送知府”，三等为操守廉正，勤于政事，但才具平庸者。由此可见，清统治者对知府的人选素质要求是很高的。

论俸截取或推升为知府。论俸截取，指吏部根据官吏领取俸禄之年限及科分名次之资格。核定截止日期以选用。京官外放，计俸年限各不相同：给事中、御史要俸满三年，郎中两年以贵捐纳郎中官职的，试用期满后还要延长两年，如有以贵捐免试用郎中的，也应俸满三年方能截取知府官职。“对截取人员有严格的要求，郎中自必才具谙练，系部中表现出色，平素所倚重者。违例保送者，要照失察例议处。如嘉庆时，吏、户二部堂官违例而受到议处，而奏参之御史李振祜则赏记录二次。翰林院编修、检讨如“长于吏治”，六年俸满由院保送知府。同知、直隶州知州三年俸满，可推升知府。后又有变通，如同知、知州果堪称职，可不拘年限。再如不得人，即于散州知州、知县内，择才优出众者保荐。

当然，皇帝还可随时任用他认为需要的官员，不受任何法令限制。如道光十六年，翰林编修张集馨，被特简为山西朔平府知府即是一例。不过，此种情况不常见。

清统治者对知府的考核十分严格。除“大计”之年知府应由督抚“注考”外，皇帝还下令督抚，对知府应随时甄别。雍正时，令督抚于知府中“循分供职，不能察吏而又无过犯可参者”，奏请暂留本任，仍于本省拣选保题引见，到任后，前任交待来京，以部属改用。乾隆又屡令督抚，要秉公甄别知府，如有年老龙钟者，即勒令休致，或才具不胜知府之任，尚可内用部属，外用同知、通判等官者，亦分别具奏，与年老之员，一同送部引见请旨，“庶守令相因整理，而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当时，广东惠州知府王苏，“虽诚谨可信，但才非练达，办事迟钝”，南雄知府梁弘助，“虽黾勉供职，而短于才具，毫无展布”，结果都降为同知。嘉庆亲政后，又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严谕督抚考核”。这种不定期考核，从考核的绩效看，应为较好的考核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可避免定期考核中的形式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上述可见，清代对知府的人选要求是严格的。它要求担任知府官职的人，不仅要精力旺盛，勤于政事，更要具备为政能力。凡不符合此项条件的，一经发现，都要降级使用。

按《钦定吏部则例》规定，清代知府可升道员（正四品）与盐运使（从三品），因道员与知府品阶较近，故以升道员为常。但也有因品能兼优而超擢的。清代知府很少有直升中央部院堂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人事制度循序渐进、按资递升的特点。

明代：正四品。

清代：初制正四品。乾隆十八年（1753年）改从四品。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更定的文武百官岁禄标准，成为有明一代文武百官俸禄标准的定制。按照定制，知府月米24石、岁米288石。

俸禄标准是以米石计之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全支本色米石，而另有繁杂的“俸钞折色”变化。知府的俸钞折色定例如下：

顺治十三年（1656年）议定的俸禄标准，成为被后来沿用的定制，按照定制，正从四品俸银105两，俸米105斛。

清代雍正初年实行耗羡归公，支发各官养廉银后，养廉银遂成为有清一代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

关于明代知府的职掌，《明史·职官志》记载较详尽：“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每三岁察属吏之贤否，上下其考以达于省，上吏部。凡朝贺、吊祭，视布政使司，直隶府得专达。凡诏敕、例令、勘割至，谨受之，下所属奉行。所属之政，皆受约束于府，剂量轻重而令之，大者白于抚按，布按议允乃行。凡宾兴科贡，提调学校，修明祀典之事，咸掌之。若籍帐、军匠、驿递、马牧、盗贼、仓库、河渠、沟防、道路之事，虽有专官，皆总领而稽核之。”

表面看来，明史记载知府之职权，为“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知府似乎是一亲民之官，实则不然。若进而考察，则可知其主要职责为“考察属吏”“上下文移”，府乃是上级考核官吏，监临属县，办理公文的承转机关。而所谓“宜风化、平狱讼……”云者，自然也是主要督率其属县而施其政。

清代知府职掌，与明略同。《清史稿·职官志》有记载：“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乃行。”

方克勤（1326—1376），字去矜，宁海人。洪武四年（1371年），征召到京师，参加吏部考试得第二名，特授官济宁知府。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明万历五年（1577年），由南京刑部员外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陈鹏年（1662—1723），字北溟，号沧州，湘潭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升任江宁知府；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任苏州知府。

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又号木鹿、勖斋、青原、香岩、日观峰道人。山东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长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授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苏江宁府知府。

明代文武官服一般分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和燕服五大类，另外还有少数官员会有幸得到皇帝的特殊赐服。知府为四品的官服，其公服和常服与其他品阶的官服有明显的区别。

公服：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在朔望朝见、侍班、谢恩、见辞时，以及外放的官员每日清晨上堂时，须穿着公服，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定制，四品官员的公服上织以径一寸五分的小碎杂纹花纹图样。

常服：官员们参加常朝、日常办公时穿着的官服即常服。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常服形制和公服一样，都是乌纱帽、团领衫及束带。七品文官的袍衫为一尺阔大袖，腰带用素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制，常服在胸背处增加动物纹样，文官四品为云雁。这些纹样都设计在方形边框之内，置于团领衫的前胸和后背。文官用飞禽，取其有文采之意。

清代官服中是主要的一种服饰是补服，穿用场所和时间也多。补服，也叫做“补褂”，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形式比袍短又类似褂但比褂要长，其袖端平，对襟，所以或称“外褂”、“外套”。能表示官职差别的补子，即是二块绣有文禽和猛兽的纹饰。根据《大清会典图》规定如下，文四品绣雁。

补服在服饰种类划分中属于礼服，但补服是一个特殊的服装种类，既属于礼服，又属于吉服。它与朝服套穿时属礼服，与吉服袍套穿时属吉服。清代凡朝会祭祀，都要服朝衣补服，凡筵燕（宴）、迎銮及一应嘉礼，俱服蟒袍补服。

（表格参考资料）

（表格参考资料）

有清一代，皇帝对作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间环节的知府制度，始终非常关注。他们不断颁诏下谕，反复强调知府官职的重要性并认真督促知府制度的运行，这是清朝以前历代所未曾有过的。清代知府的设置最为普遍。清统治者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升州为府，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较之以往朝代只根据政治的特殊需要，如将皇帝所在之州改为府等，具有科学性。清朝以前，府尹或知府的任用、考迁等，均无定制，人事任免反复无常，缺乏严格的标准；清代，知府的人事任免已制度化，在此基础上又有灵活变通，以使人地相宜。清代是知府人事法规最完备的时期。清代知府制度在清代地方行政系统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嘉庆朝两广总督蒋攸钙曾说清代“外官莫要于知府”，可见，他对清代知府的地位是有着明确认识的。

知府是沟通督抚与州县信息的桥梁。清代，省与州县一般相距很远，上下与各地信息，如靠“驿递”，则比较缓慢。而知府之设，则相对缩短了督抚与州县间的距离。

知府一级的设置，还有助于协调督抚与州县两级权力的正常实施。地方行政只有两级，二者权力行使就有困难。对督抚来说，若集各县事务于一身，疲于各省一般性的事务，则会影响其宏观控制之职能。如各县有事案不上报，又易造成督抚对州县的失控；对州县来说，如直隶于督抚，凡事疲于往来呈报，又不能得到及时的答复，也影响州县权力的实施。知府之设，则可解决二级的困难。在考察吏治方面，知府充当督抚的耳目。在清理刑名方面，“知府尤为上下关键”，徒刑以下的大小案件，经过知府的处理和过滤，可为督抚桌司集中精力妥善办理大案要案提供必要的条件。此外，在维护社会治安、发展经济、振兴地方教育等方面，知府一级都为协调上下两级权力的实施，起过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此层级或不重视此一层级，上下间权力行使则会发生故障，如清末“知府之权轻矣，各州县之于司道督抚分位悬殊，情事杆格，其中贻误，实非所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