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1719-1804，又作1720-1805），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人称“刘罗锅”，山东诸城（今属高密注沟逄戈庄）人，清代乾隆时期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史学家，军机大臣刘统勋之子。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七月十六日，刘墉出生于山东诸城（今属高密注沟逄戈庄）。家族是名门望族，其曾祖父刘必显在顺治年间官至户部广西司员外郎，祖父刘棨在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刘墉成长在名门相府，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刘墉因为父亲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会试和殿试，考中二甲第二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在散馆担任编修，不久又升迁为侍讲。

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为办理军务失宜被下狱，刘墉受牵连也被惩治。后来父子得到宽释，刘墉被降为翰林院编修。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六月，刘墉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被提拔为安徽学政。刘墉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还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刘墉在任期间针对当时贡生、监生管理混乱的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得到皇帝肯定。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刘墉调任江苏学政，赴任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其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为政严肃认真，出任学政时按试扬州，因为把关严格，使得一些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他还上书皇帝称：“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又切中时弊，深受乾隆皇帝赏识，称赞其“知政体”。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刘墉被任命为山西太原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刘墉因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按律革职被判极刑，但乾隆皇帝爱其才，加恩诏免，仅发配军台效力赎罪，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被赦免，释还，在修书处担任行走。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刘墉因父亲的缘故被重新起用，授予江宁知府。刘墉十分珍视这次机会，为政公正清廉，声名远播，百姓叹服刘墉的品行，将其比为宋朝的包拯。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刘墉调任陕西按察使。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刘统勋病故，刘墉辞官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诏授刘墉内阁学士，任职南书房。十月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总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后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刘墉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建议按律惩办，年底因办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升任湖南巡抚。当时湖南多处受灾，一些无灾州县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獗。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得到当地百姓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刘墉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同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刘墉奉旨偕同和珅、钱沣赶赴山东济南府审理此案，期间，和珅有意偏袒国泰，钱沣据理力争，刘墉主持正义，终使国泰伏法，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同年，迁工部尚书，任上书房总师傅。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也只能“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表现出其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面对乾隆专宠于和珅，刘墉只好静默自守、虚与委蛇。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刘墉升任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兼理国子监事务。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职玉牒馆副总裁。但在此后数年里，刘墉不断犯错，官声渐不及从前，并多次受到皇帝责备。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与皇帝关于嵇璜、曹文埴的谈话内容而受到申饬，被罢免了协办大学士。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却因没有按规定行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夏，刘墉兼理国子监期间发生乡试考生馈送堂官的贿赂案，被御史祝德麟弹劾，刘墉受到处分。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上书房的皇子、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做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吏部侍郎。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墉担任当年会试主考官，却安排失当阅卷草率，导致违制与不合格的卷子很多。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迁内阁学士，任吏部尚书。

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刘墉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但被太上皇（乾隆）指责向来不肯真心实意做事，干活懒散，并称是因为没有其他人选，所以提拔刘墉。五月，刘墉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刘墉上书请求在决口处筑坝，下游疏导分流，朝廷采纳了意见。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刘墉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参与审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不法之案。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

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嘉庆七年（1802年），皇帝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刘墉已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1月24日，《清史稿》则称刘墉卒于庚辰日即25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八十五岁。去世前两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值班，夜间招宾客饮宴。而据《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善于解脱之意。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刘墉一生为官五十余载，宦海沉浮，几经起落，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总体而言清正廉洁，享有清名，继承了父亲刘统勋的衣钵，成为乾隆、嘉庆朝的重要大臣。

文字狱

刘墉在地方为官期间，主导了两件文字狱大案：《俣俣集》案与《一柱楼诗》案。其中，《俣俣集》发生于乾隆二十六年，本为阎大镛逃粮拒差案，因阎大镛为监生，上报江苏学政刘墉，经刘墉查办，变为文字狱案。起初，刘墉将案件和相关文稿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也不重视，“不过愚贱无知尚无悖逆之语”，“先置本案为轻罪”，，等到刘墉进一步挖掘，查到《俣俣集》案并上奏，乾隆指示“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刘墉受到嘉奖，次年升任太原知府。《一柱楼诗》案原为蔡嘉树强买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地产纠纷，后蔡嘉树思谋报复徐食田，首告徐家藏有禁书，《一柱楼诗》有“非常悖逆之词”。徐食田为自证清白，主动上交该书，各级均认为无违禁之语，蔡不服，上告江苏布政使，江苏布政使陶易也不以为然，他认为蔡嘉树告徐食田，完全是出于“挟嫌倾陷”的不良动机”。乾隆四十三年八月，蔡嘉树唆使如皋县民童志璘向江苏学政刘墉告发，遂成文字狱案，此案牵连较广，株连甚多，成为著名的《一柱楼诗》案。乾隆嘉奖刘墉，“徐述夔所作逆词，若非刘墉据实陈奏，几至漏网。”，升任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五年春任湖南巡抚。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

小楷

一、前期特征——朴实厚重

《颜含传楷书册》这幅楷书作品，是当前能见到刘墉墨迹中年份最早的一件小楷。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此段时间段正是刘墉官职提拔最快，在翰林院等做清闲职务，工作性质属于文墨一类，所以刘氏会有更多时间学习书法。与早年时期的作品相比，此时已脱去馆阁体那种结构重平正，用笔注重平实，书风趋于董、赵。此时的书风更趋近魏晋小楷。

此幅小楷作品的线条质感与笔法和墨法有关系，作品中的墨色浓而不滞，中锋用笔，笔实墨沉，线质厚重饱满，骨肉相称，这线条力度大，质感强，扎实流畅，重而不涩，因而给人以浑厚含蓄，厚重饱满的感觉。线条的力量感也影响线质，有科举考试的小楷用笔功力，再去追求线条力度的表现，因而作品呈现出神采奕奕的风采。结构上看单字内空间较小，貌似承受着外部空间给的压力，但是整幅作品看上去舒张有度，收放自如。章法上仍然追求小楷的通常方式，有列无行，中规中矩，力求平正的书法章法。

二、中期特征——自然舒朗

刘墉中期的小楷面貌很丰富，大概有四种，一种是写实临苏轼笔意的《太上感应篇卷》，一种是临摹钟繇一路的《荐季直表》，这两种临摹都加入了个人的笔意，学古化古的学习方式。第三种属于凝重一路的，比如《逍遥游》，第四种就是字型宽绰、空灵一路，比如《手书谢恩折》，这种类型最能代表这个阶段小楷的艺术水平。

《心经》楷书，纸本，六十三岁书。整体效果给人严谨、自然的书写心理写照，达到了人心合一的境界。在用笔上看，干净、果断的用笔方式，没有拖泥带水的效果，中锋用笔，起笔行笔收笔做的细致，结体上看，融合多家风格，形成自己的结体特征，借鉴董其昌、赵孟頫的结体，又融合钟繇的古朴书风，尤其在用墨上，发生了大的转变，就这副作品，他选择正常的用墨量，可以说是学董其昌，也许是因为这幅作品的要求更严谨，所以书写时，知道及时调整自己的用笔习惯。

三、晚期特征——古拙古雅

七十岁以后称晚期书风，这个时期的书法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也是这个时期他的留世作品最丰富、最优秀，由此看出刘墉是大器晚成的书家。《乡试录序小楷》壬戌1802年冬月，纸本，小楷，自作乡试录序一则，凡四十二行，计五百二十七字。从作品来看，整体的风格取法兼有颜真卿、苏轼与钟繇，但是最贴近钟繇的拙朴，在字的取势上也很明显，在字形结构上刘墉故意强调横势，压扁原来修长的字形，使整个字的重心降下来，这样更加拙朴敦厚。从线质的质感讲，中锋用笔，墨色适宜，书写速度具有节奏感，这样的线质自动导入享受美感，苏轼曾说优秀的书法作品要具备“筋、骨、血、肉、神”，此时期的线质符合这个特征。线律是线条与线条有组织决定的，横线条的拉长，起笔处的灵动，达到了巅峰之态。从结构上看，构字的横线向右上方略微倾斜，使整个字产生一种向右上方的敧侧的动态。“吟”“畏”等字在撇捺关系的处理上，使撇捺足够伸展，产生飞扬的动态。另外横线与竖线粗细对比上，使得整篇字的结构趋于轻巧。章法上依然追求轴线图的书写方式，力求平整、工稳的效果。但是这幅作品采用《荐季直表》的章法模式，这个时期的用墨更加娴熟，没有前期细线的秀丽书风，也没有探索期忽重忽轻的迟瑟感。

行草

一、前期特征——纤细劲挺

以《刘墉在军台致刘墫》此札为例，此札记于四十八岁，由此可以看出摸索时期行楷的书法风格。此信札是刘墉在军台效力时致其五兄刘墫之手札，因在军台公务稀少，时间非常充裕，可以断定书写态度会很认真，因此书写效果非常好。此札书体为行楷，线质圆润，但工具为狼毫笔，效果却似羊毫的效果，这种效果与之前的细线条的行草相比，好像刘墉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用笔方式，但此幅作品的笔势略感沉厚之进。用笔方式由细线逐渐向粗线条转换，但此时用笔的含引、擒纵之力还不成熟。结体由方变圆，仍有赵孟頫结体的韵味，但是此时也有苏轼的风格，比如“如”与之前的行草书比，这时的书风为雍容闲静，非常精彩，字的结构与晚年成熟时期的结体特征相差无几。用墨方法，注重整篇的轻重变化，个别字夸张用墨，但是用细线条来调节，也增添了灵动感。章法上的轴线图基本平行，整篇看上去，雍容闲静，相当精彩。

二、中期特征——朴实圆润

《行书送蔡明远叙》是刘墉的书法墨迹，中锋用笔熟练果断，提按变化幅度非常大，且一多字，线条老练，圆润，利于翻转，流动感被顿挫所取代，笔画往往团的很紧，短促的笔画对应着短促的节奏，忽然荡开的笔画起到调节运行节奏及空间节奏的作用。作品中没有夸张的做法，细细品味线条与线条组织安排以及所切割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空白，我们可以看出各种线条的三角空间支撑着线条，使线条充满来自内部空间的张力。这幅作品中小线条运用的就很充分，以小点画来调节作品的灵动性。比如，“既”字右边部分，“于”右半部分的小点画，“淮”字三点水的处理方式。对于这幅作品的用墨决定了作品线条的线质，浓墨的使用与淡墨的对比，浓墨的圆润淡 墨的轻巧，决定线质。对于线条的节律可以概括起来，短点急促的、迂回婉转的、悠长舒展的。整幅作品一气呵成，仿佛一位钢琴师的即兴之作，繁音杂作而又自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三、后期特征——貌丰骨劲

刘墉《行书四条屏》内容分别为王安石绝句、李白诗二首、临古法帖、临颜真卿蔡明远帖，后面虽然是临帖，但是纯为自运。师法颜书，又杂糅苏、董二人之长，承其精粹，求变于其中，笔画厚朴庄重，加之善于使轻巧的提笔于转折处，所以他的书作虽表面腴润丰满有余，但却有玲珑奇巧之态，无半点俗滞，交代明了，亦是佳作无可争辩。

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刘墉还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

刘墉嗜好藏书，家中藏书既广且博，除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对于佛、道、类书、碑帖、字画、戏曲、小说、弹词、曲谱、平话之类无不收藏，此外收藏奇石、砚台、毛笔、古琴等也均称名一时。

《清史稿》：墉工书，有名于时。

《湖南通志》：政简刑清，吏民畏服。

《清史列传》在刘墉传中评价他的湖南巡抚政绩时说“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铜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

《诸城县志》：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

清朝徐珂称赞刘墉书法：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论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法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

张维屏：刘文清书，初从赵松雪入，中年后乃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深藏，不受古人宠拢，超然独出。（《松轩随笔》）

袁枚：初闻（刘墉）领丹阳，官吏齐短脰。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送刘石庵观察之江右》）

萧一山：“以刘石庵墉、王惺园杰之纯谨，洪亮吉则讥为当场鲍老指刘，刚愎自用指王，余可知矣。嘉庆初年，刘以名相之子，继正揆席，王以先朝殊眷，恩宠有加，足与二人鼎立者，朱珪而已。”

刘墉与纪昀、和珅并称为乾隆朝三大中堂，相传其人聪明绝顶、为官刚正，在民间有着“刘罗锅”的称呼。然而历史上的刘墉是否真是个罗锅，又是否曾中状元，并无确凿史据可考。据一些杂文笔记记载，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相传当年殿试前十名卷册被递到乾隆皇帝面前，刘墉卷本来列为第一，但乾隆想提拔一位平民才俊，刘墉由于出身相门而被降格，与状元失之交臂。此后民间有传言刘墉个子很高，常年躬身读书写字，背看上去有点驼，因此产生了“刘罗锅”的说法。也有史料指出，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而成为“刘罗锅”说法的出处。不过刘墉当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驼背弯腰本在情理之中，并不能成为刘墉是“罗锅”的证据。

一次，刘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一只虱子顺着刘墉的衣领爬上去，一直爬到他的胡须边上，乾隆帝忍住笑，什么也没说，而刘墉还不知道这件事。刘墉回到府邸，虱子被他的仆人看见，仆人请示是否要把虱子去掉，刘墉听了仆人的话，直摇头：“勿杀此虱,此虱屡缘相须,曾经御览,福分大佳,尔勿如也。”

刘墉的故居在驴市胡同（今礼士胡同）西头129号，现已部分成为私人住房。其街南墙上曾有一横石，上刻“刘石庵先生故居”，石庵是刘墉的号，但这块横石现已不存。据清朝末年震钧所著《天咫偶闻》记述：“刘文清公故地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即刘家府邸位于礼士胡同西边最头处，占地面积比较大，南北院落均是。而根据清朝礼亲王昭梿所著《啸亭杂录》记述，清朝原规定内城为八旗辖区，汉官住在外城，但皇帝会特批一些受宠信的官员在内城居住，并赏赐宅院，称为“赐第”。刘统勋、刘墉父子的住宅就是典型“赐第”。

《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