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一1928年6月4日），字雨亭，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西90华里北小洼村（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东风镇叶家村），北洋政府第十四位国家元首、北洋军阀奉系首领、陆海军大元帅。

1875年3月19日（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张作霖生于奉天海城县西90华里北小洼村。

1887年（光绪十三年），跟随私塾先生杨景镇学习三个月。

1888年（光绪十四年），其父张有财被赌徒打死，张作霖与二哥前去报仇，枪走火误伤人命，二哥被捕，他逃走，随母亲王氏、妹妹去镇安县（即黑山县）赵家庙村附近（今属北镇县）外祖父家就食。

1889年（光绪十五年），为了生计，张作霖先后卖过烧饼，学过木匠，当过货郎，还当过兽医。

1890年（光绪十六年），流落到营口县大高坎镇。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张作霖投清军宋庆所部当兵，后升任骑兵哨长。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军移防，张作霖离队回乡当兽医；同年，与赵家庙村地主赵占元次女赵春桂结婚。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经冯麟阁（后改名冯德麟）介绍，张作霖在广宁县（北镇）加入绿林董大虎匪部。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盛京将军增祺逃走，地方政权陷于瘫痪。张作霖于赵家庙组织保险队（大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后占据北镇县中安堡。张作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由此声名鹊起。此后，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土匪金寿山在腊月三十夜班勾结俄兵，偷袭中安堡，张作霖先逃到姜家屯，后逃往八角台与张景惠合股，被推为团练长。在逃亡途中，妻子赵春桂在马车上生下了张学良。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张作霖于新民府受招抚，先任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

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秉持着“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的原则，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因其带兵名声甚佳，被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任命为五营统带（团长）。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东三省改建省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张作霖因计擒匪首杜立三有功，被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徐世昌命驻防郑家屯、洮南，将陶克陶胡驱逐出境。徐世昌将其兵力扩充为7个营，达到3500人。

1909年（宣统元年），奉锡良总督之命追缴牙什、白音大赉等。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张作霖带兵入奉天省城镇压革命党人。随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命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统率15个营的兵力。

1912年（民国元年），因挤走革命党人蓝天蔚，诱杀革命党人张榕，深得清廷赏识。清廷授其为关外练兵大臣，以总兵记名，后任为第24镇统制（师长），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改巡防营为陆军，任命其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中将军衔，授勋5位。

1913年（民国2年），袁世凯在北京召见张作霖，向他暗示升官有望。

1914年（民国3年），张锡銮任奉天将军，授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张作霖觊觎其位。

1915年（民国4年），张作霖两次秘密派人入京，试图运作继任奉天将军。结果张锡銮被调走后，袁世凯任命他的心腹段芝贵为奉天巡按使、镇武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张作霖的希望落空；同年，被袁世凯召入京，张作霖表示支持袁世凯“速正大位”。袁世凯称帝后，张作霖受封二等子爵。

1916年（民国5年），张作霖驱逐段芝贵，并大造“奉人治奉”的舆论。随后，袁世凯任命其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同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病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日本人阴谋暗杀张作霖，未遂。

1917年（民国6年），因奉天巡防营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参与张勋复辟，张作霖夺其第二十八师兵权，统一奉天省军政；同年，兼并黑龙江省，并保举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

1918年（民国7年），于秦皇岛夺取直系购买的日本军械扩充奉军。随后入关支持皖系“武力统一”；7月，张作霖被总统徐世昌任为东三省巡阅使。

1919年（民国8年），五四运动爆发，张作霖对学生爱国运动力主镇压；7月，张作霖为控制东北三省，开始了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的行动，造成了奉吉两省军队的尖锐对峙。7月19日，驻守长春满铁附属地的日军制造宽城子事件，孟恩远被迫下野。张作霖任命亲信部下孙烈臣为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调任吉林省督军，他由此正式成为“东北王”。

1920年（民国9年），在直皖战争中助直反皖，张作霖借祝寿的名义，在奉天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

1921年（民国10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其兼任蒙疆经略使，辖有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12月，张作霖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

1922年（民国11年）1月，吴佩孚揭露梁士诒内阁卖国媚外，梁士诒内阁倒台；4月底，张作霖和控制关内六省的吴佩孚之间，展开了第一次直奉战争；5月5日，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张作霖宣布东北三省独立；5月19日，张作霖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整军经武成立陆军整理处。

1924年（民国13年），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9月3日，组建“镇威军”六个军进关与直系展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1月3日，吴佩孚战败南逃。随后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

1925年（民国14年）5月，奉军进入上海，势达鼎盛时期；10月15日，浙江督军孙传芳通电讨奉，浙奉战争（又称第三次直奉战争）爆发；11月初，张作霖的奉军全面退出苏、皖及上海；11月23日，指挥奉军第三方面军的郭松龄于滦州举兵，通电讨奉。次日，冯玉祥通电伐张作霖，奉军第一方面军团司令李景林随之宣布“中立”；12月5日，郭军大破奉军左翼汲金纯师，取得连山大捷，随即兵分两路，直取锦州；翌日，奉军失利战报抵奉，张作霖急派王永江往谒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请求日本出兵，日本随后陆续增兵奉天。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吉林督军张作相在获知日本已大肆出兵后，也决意亲自率军援助张作霖；12月21日，吴俊升部、张作相部、张学良部在巨流河、新民屯一带与日军一起围剿郭军；12月24日，在日奉联军的围剿下，郭松龄兵败被杀，曝尸奉天城。张作霖摆脱危机后，便开始和日军合力围堵在天津之战中取胜的冯军，最终迫使冯玉祥败归西北，通电下野。

1926年（民国15年），张作霖在北京会见吴佩孚商定讨赤计划；11月，因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孙传芳战败后北上归附奉系；11月29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开军事会议组建“安国军”，并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决定打南方和西北的国民革命军。

1927年（民国16年），在北京下令绞杀李大钊等20名革命党人；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此后不久，日本人为了在东北续建铁路，以实现他们扩张蚕食满蒙之计划，威胁恐吓张作霖，使其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但在签约过程中张作霖耍了一计谋，他在签约上只写了个“阅”字，并没有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是为后来撕毁条约留下后路。

1928年（民国17年）4月，北伐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奉系进攻，奉军全线崩溃；5月9日，张作霖发表了与奉召回京的前方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共同商定的“息争”通电，公开表示愿与南京国民政府议和。随后，他又主动将津浦、京汉沿线安国军撤至沧州、保定一线，以示主和的诚意。为摸清南京国民政府的议和底线，5月24日，张作霖还派出直隶省长孙世伟前往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直接洽谈；5月28日，各路北伐军开始全线总攻击，至6月1日，张作霖安国军被迫退至沧州、琉璃河一线，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6月2日，张作霖正式发表“出关通电”，声称在救国志愿未偿之时，决不忍穷兵黩武，祸延中外。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奉。因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政府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1937年6月3日，张作霖被安葬在锦县驿马坊，与其妻赵氏合葬。

1922年（民国11年）8月上旬，奉天省颁布了《奉天省甄用文官章程》，制定了发掘人才、罢免无能官吏的改革方针，并针对文官录用，制定了高等文官和普通文官两种考试。最终高等文官采用43名，普通文官采用28名，这些官员担任东北各县县长或到东三省各政府部门就职。张作霖通过文官体系，摆脱了以往依靠东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治模式，同时，奉系军阀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得到了加强。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就对东北的教育比较重视，1922年（民国11年）12月31日，奉天省公布了新的学制大纲，采用全国统一的学制（小学中学均为六年制），1923年（民国12年）1月开始施行。同时，还积极创办了一大批省、市高中和职业学校。这些针对东北地区的初中等教育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社会的教育水平。

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果则是张作霖于1922年（民国11年）10月创办了东北大学，客观地说，这所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创办东北大学的同时，还加强教育和实业的结合，积极向欧美派遣理、工科学生，并引进西方技术。在这一阶段，张作霖创办了东北第一批重要的重工业企业，用以吸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比如：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大亨铁工厂、东三省兵工厂、迫击炮厂等。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之所以战败，其根本原因就是张作霖手下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出自马贼，素质低下，战斗力很弱。战争失利后，张作霖即电令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招募军队。

1922年（民国11年）7月24日，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负责整编和训练奉军，奉军迅速地实现了近代化。另外，张作霖还拨款扩建了陆军东北讲武堂，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肖其煊和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北京）的郭松龄分别担任教育长和教官，负责军事教育和训练。张作霖为迅速提高奉军军事素质，还大量采用关内出身的陆军学生。

1922年（民国11年）10月起，张作霖加快招兵买马速度，并执行“彻底改革三省军队之计划”，到1922年（民国11年）底，张作霖以旅为单位统一整编了东北三省军队。利用这次整编的机会，奉天派的军官基本上掌控了东北的大部分军权。

在充实军备方面，张作霖不遗余力。一方面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同时投入2000万元巨资扩充了东三省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大量采购机器，还聘请了许多外国人进行生产技术指导，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张作霖已经完全实现了迫击炮生产的自给自足。

除了对陆军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之外，张作霖还派遣将官赴法国学习飞行和作战技术，同时“聘请法国技师，每日积极操练”，这样奉系军阀拥有了近代中国最强实力的空军。

1922年（民国11年）张作霖宣布自治后，截留了原本应上交国库的盐税和京榆铁路的收入，转而交由奉天省。以1923年（民国12年）的奉天省财政收入为例，盐税约为900万元，京榆铁路收入300万元，大约占奉天省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两项收入极大地充实了奉天省的财政实力。

张作霖在加强对东北农工商业征税的同时，也积极振兴东北的实业，鼓励国货的制造种类和生产规模，振兴出口。这也为奉系军阀带来不少收入。

面对当时东三省金融混乱的情况，1924年（民国13年）7月，张作霖决定由东北地区实力最为雄厚的东三省官银号合并实力稍逊的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合并后的东三省官银号，成为东北地区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发行银行，东北的大豆结算均由东三省官银号统一进行，它也成为张作霖稳定东北金融市场的最重要机构。

与日本

经济方面：张作霖自发家起，便与日本政府保持着较复杂的联系。为求其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张作霖与日本在经济上的交往合作频繁，他一方面借重日本发展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使得日本政府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攫取了大量的利益。张作霖的奉系多次向日本政府借款，其许诺了日本诸多利益，如联合办矿。张作霖在内蒙古及洮南府购买了约八十万亩肥沃的土地，用来耕种粮食蔬菜，以供给日本短缺的物资。

军事方面：张作霖出身草莽，对于军事、军队颇为重视。既希望日本帮助其扩充军备、武器和地盘扩大地盘，又意图独立控制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愿奉系成为日本的爪牙。张作霖对于发展军事力量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渴望，与日本政府妄图能够巩固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希望张作霖能够听其摆布的目的相抵触。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日本政府不愿张作霖的奉系入关，与日本支持的皖系作战，并力图从中调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日本政府不愿看到张作霖的势力超出其控制范围，因此对于其诸多军事要求，并未认可和帮助。也没有帮助张作霖对抗吴佩孚的英美直系，这让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嫌隙更深。到北伐对奉系发起进攻时，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逐步达到顶峰，所以有了皇姑屯事件。

与苏俄

张作霖与苏俄的关系多以警备、防范为主，在俄国旧党军频繁骚扰中国东北边境时，张作霖派兵以防俄军侵入。并曾派军与中央合力围击俄国旧党军。同时，张作霖在衡量对日和对俄的局势变化之时，针对自身利益考量，也会采取不同的对俄思维。如张作霖曾招募苏俄白党残余，专门从事经营蒙古以及充当其势力范围内的兵工厂教练员。在日本政府帮助吴佩孚时，张作霖则向苏联红军购买军械、不阻止抗日运动，并与苏联多次进行谈判、达成多项协定。

中国近代爱国将领张学良：有雄才而无大略。

奉系军阀首领之一杨宇霆：张作霖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

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3日社论：张作霖雄踞关东首创霸业者十五年，亲日卖国，丛谤一身。然终张之世，虽与日人曲尽周旋，于国土之权，则保持匪懈，故率攫日人之怒。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

民国时代外交家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张作霖将军通电下野，他在返奉火车途中，被炸重伤不及医治业已身亡，他的生命如此结束，可云惨酷。至于他对国家的功罪，一时尚难评判，只好留待史家的公正裁决。他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完全凭本人天赋的智慧和机变，造成他死前的领袖地位。他能在东三省日本军阀极度侵略之下，维持地方秩序，经历若干年，其应付能力，要非一般武人所能跻及。至于他的弱点，要为中国一般武人所共有，不能对张氏个别加以苛刻指摘。

民国时代外交家顾维钧《顾维钧对民国史有几个问题的自述》：我觉得他有他的特长，虽然他没有受过教育，统御部下，却有他的一套。

孙中山之子孙科《八十略述》：从前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以为他粗鲁剽悍，及见面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像土匪一类的人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张作霖传》：张作霖几次入关闻问内地军政，对于当时中国军阀政治具有平衡作用，并且终于铺平东三省与中原结合一体的道路。

“中研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张作霖对日本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畯、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

英国东北亚问题专家加文·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而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台湾学者吴相湘：不论如何，张作霖“毫无凭借崛起辽东，为不世之雄才”应是公平而非过誉。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常城《张作霖》：对张作霖这样的反动军阀，既不能称之为“豪杰之士”，也不能看作为反日的“英雄”。多年来，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绞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发起人李大钊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玉海：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充分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整体上是处于弱势状态。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在两大强邻的欺压之下，交涉谈判多处于被动地位，这样，妥协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交涉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妥协和让步也都是必须的，更何况我们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不能因为张作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有妥协，就说“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考察整个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在铁路建设、设领设警问题、商租问题、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以及军事冲突等各项交涉中，张作霖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我认为，张作霖的一生，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在对日关系上，他既有抗争也有妥协，其中抗争是主流，是本质；张作霖与日本的妥协，既有作为政治上相互利用的一面，更与近代中国衰弱的国情有关。因此，不能因为他有妥协的行为，就说他是卖国。我们考察张作霖的历史行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但其维护民族利益的目的是明确的。

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①既然是军阀肯定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张作霖也做过一些不算厚道的事，但算不算汉奸还两说。毕竟在位期间他曾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用软磨硬泡装糊涂的手法来对付日本人。日本人出兵想帮助他对付国民党，张也回绝了，还说过“不引狼入室”，“不当亡国奴”等话。就是由于他不配合，日本人才会在皇姑屯制造爆炸事件除掉他。②他是个爷们儿，有东北汉子的彪悍劲儿。张作霖穷苦出身，做过小买卖，当过兽医，最终能在乱世中独霸一方，那是绝对的牛。

张作霖当了多年土匪，欲受招安而无门路，于是设下一计。盛京将军增祺的家眷路过某地，张派人全数劫下，好吃好喝好鸦片地招待着，并给增祺夫人安置一间上房。张故意流露出被迫为匪的无奈，随行人员便劝张接受官府招抚，并说明他们劫的就是增祺内眷。张作霖佯作惊恐，躬身赔礼，随行人员于是引荐他去见增祺太太。增祺太太见张如此恭谨，谈吐不俗，遂答应为他招安之事进行说项。不久，张作霖被成功招抚，当上了清军巡防营管带。

奉天巡防处总办张锡銮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就给他送了一匹好马，并且拜张锡銮为“义父”。张锡銮离开时，张作霖又亲自带领二百五十名骑兵护送銮。不久，张作霖升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在接受《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采访时，问张作霖在哪所学校读书，张作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

张作霖用人不疑，下属向他报告“某旅增加了多少人”、“现在又添了某某某”，他都批准，给钱给军备，从不多问。1918年（民国7年），德国战败，欲将克虏伯等各兵工厂机器拆卸出售，委托荷兰人在上海登报标卖。张作霖见报即派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前去购买。谁知韩被诱进赌场，将资金全部输光。韩给张写信，说自己欲跳黄浦江自杀。张见此信后，大骂道：“妈拉巴子的，孬种！输了就输了嘛，要寻短见！”立即找军需处长来，吩咐说：“给上海买机器的人汇一百万元去，注明我指示的，一半捞本，一半买机器，买好就回来，莫再耽误了。”二人收到汇款，重上赌场，最后赢了四倍于本钱的钱。二人全部用来买了机器，沈阳兵工厂成了“中国的克虏伯”。

据张学良回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只剩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全身而退，返回了山海关。但是战场纷乱，张作霖远在军粮城，不知张学良的消息。这时有人传话，说张学良从马上摔下来了，生死不明。

张作霖手下有一个中校参谋，会算卦，人称“半仙”。此时的张作霖什么也顾不上了，冲到中校参谋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咣咣咣磕头，求他马上给算算，张学良到底怎么样了。那个中校吓得尿都快出来了，一个翻身，四脚着地，赶紧跟老帅相对磕头。雄才情急，亦有非常之举，张作霖这一跪，瞬时在奉军传为骨肉佳话，从兵到官，足足感动了小半年。

与日军同盟时，张作霖的军营驻扎在距沈阳100多公里外的新民府。他手下的兵在逛沈阳的日本妓院时与日本兵斗殴，寡不敌众被打死了两人。张作霖大怒，找到日本方面要求偿命。日本军官依照惯例，一人赔偿了500两银子。张作霖拿了1000两银子回去后，召集手下上街打死了三名日本兵。当日本军官怒气冲冲地前来质问时，张作霖甩出1500两银子说，这是“按照你们的惯例”。

在当时的东北，日本控制了两个港口和南满铁路，在沿线全部驻扎军队。为了削减日军势力，张作霖造了一条与南满铁路几乎平行的新铁路线。这让日本极其恼火，在1927年（民国16年）的“东方会议”上，要求他立刻停止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不便公然唱反调，于是煽动民众在沈阳长春搞反日运动，日本人精力分散，对铁路修建的干涉也不了了之。

张作霖的祖上本姓李，其祖父过继于舅家后改姓张，道光年间下关东。

曾祖父：张永贵

祖父：张发

父亲：张有财，开小商铺，但家贫，每天的吃食都不能自理。

母亲：王氏。

姐姐，名不详，为张作霖父亲前妻邵氏所生。

长兄：张作泰。

次兄：张作孚，在与土匪作战中阵亡，张作孚的长子张学成（字铸卿）、次子张学文（字右卿），由张作霖抚养。张学成后来投靠日本人，被张学良派人击毙。

妹妹，名不详。

原配赵夫人（？-1912年），名春桂，又叫赵二妞，赵占元次女。

继配卢夫人（？-1974年5月），奉天北镇县人，名寿萱，美貌，通文字。1974年5月卒于天津。

三房戴夫人，奉天北镇县人，与张作霖结合很勉强，积虑在心，后削发为尼。

四房许夫人（？-1976年），名澍旸，出身于天津教坊，遇事有见解。七七事变后移居美国多年。解放后，只身回国，1976年卒于北京。

五房寿夫人（1898年-1966年），单名懿，奉天人，满族。为黑龙江将军寿山的一个外室王姓女子所生，故又名王雅君。1917年（民国6年），嫁于张作霖。婚后更名为张寿懿，最得宠，府中事由她掌管。“九·一八”事变后居天津，1948年（民国37年）冬离津赴沪，转道台湾，1966年病故于台湾。

六房马夫人（1905年-1975年），名岳清，人称“岳姑娘”。奉天人，原为寿夫人身边丫鬟，一直追随寿夫人左右，在1975年病逝于台湾。

长子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并于1928年（民国17年）底发表通电，改易旗帜。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

次子张学铭（1908年—1983年），字西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前后曾任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

三子张学曾（1911年—？），曾留学日本、英国，二战爆发后，转赴美国，曾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任职。

四子张学思（1916年—1970年），字述卿，1938年（民国27年）秋到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民国29年）到河北吕正操部工作。

五子张学森（1920年—1995年），曾留学美国，学习航空飞行。日本投降后回国，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少校秘书。1948年（民国37年）去台湾。

六子张学浚（1922年—1984年），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日本投降后，曾于国民党军统部门工作。1948年（民国37年）去台湾。

七子张学英（1924年—？），1948年（民国37年）去台湾，转赴香港，20世纪50年代末期又转回台湾，一直无正当工作，亦无子女。

八子张学铨（1925年12月—1996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往天津。抗战胜利后，转赴东北，在营口税务局工作。天津解放后，退职回天津。1960年经周总理批准，由天津市安排到55中学工作。系天津区政协委员。

长女张冠英（1898年—1954年），原名首芳，“九·一八”事变后居天津、西安，日本投降后回沈阳，全国解放前又迁至北京。丈夫鲍毓才是鲍贵卿之子。

次女张怀英（1907年—？），初由张作霖包办嫁给蒙古达尔罕王之子。因丈夫痴呆，性情粗野，无力生活，深感痛苦。张作霖去世后即离异，后改嫁陈箓之子陈友涛。长期寓居上海，解放前夕，移居天津，无子女，与妹妹张怀卿住在一起。

三女张怀瞳（1909年—？），嫁于赵尔巽之子赵天赐，七七事变后移居美国。

四女张怀卿（1911年—？），嫁于张勋之子张梦潮，张梦潮患精神病，张怀卿婚后极端苦闷。“九·一八”事变后，依法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一直居住天津，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

五女张怀曦（1913年—？），先有张作霖包办许配靳云鹏之子，张作霖去世后解除婚约。七七事变后，随母侨居美国，曾在华盛顿工作。

六女张怀敏（1924年—？），1947年（民国36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丈夫是翟文选之孙翟元堃。1948年（民国37年），随母去台湾，先后在台北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授。

祖籍争议

张作霖的祖籍主要有三说：

一为河北省说，河北说中又有河北大城、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

二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

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大城，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大城。据《大城县志》记载及当地老人记述，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由于族中老人反对（一说认为其年轻时当过“胡子”——山贼，有辱门风；一说担心直系失败使吴佩孚迁怒于族人）而未能归宗，张作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三为山西说，有史学专家考证认为张作霖的祖籍是山西省，其祖先迁至河北省大城县，再迁至当时的奉天省海城县辽河边的“小洼”一带定居。

张作霖墓位于辽宁石山镇南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墓园周围为青砖花墙。由园门到坟前有64米长的青砖甬道，两侧砌起马路边石。两座坟墓为水泥筑成圆拱型，一座是张母王太夫人之墓，一座是张作霖与赵氏夫人合葬之墓。1984年8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张作霖墓地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雕一花岗岩标牌立于园中，阴刻魏碑体“张作霖墓园”。2014年11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作霖家庙位于辽宁省北镇市高山子镇赵家村，始建于1923年（民国12年）3月，1925年（民国14年）8月竣工，历经两年时间。庙基占地20625平方米（合20多亩地），周长546米，墙高5米，下宽3米，上宽1.5米，上有枪口，四角设瓮圈型的双层炮台。围墙南北长160米，东西长125米。东西围墙的中间是宫廷式门楼，红漆大门，笔直的沙石路贯通东西甬道。此门非大帅、少帅、夫人进庙祭祀是不开的，一般人从两侧边门出入。经战乱破坏，如今张作霖家庙虽已无存，但遗址尚在，四周围墙基本完好。1998年，张作霖家庙被锦州市人民政府列为锦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庙西门外立石碑一座。11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氏帅府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6号，是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这是由青砖高墙围起的院落和院外若干建筑所组合成的庞大建筑群，于1914年（民国3年）由张作霖兴建，1916年（民国5年）入住。以后又不断扩建，逐步形成了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的的建筑体系，各个建筑风格各异，有中国传统式，中西合璧式、罗马式、北欧式、日本式。20世纪后期，“张氏帅府”被国家列为全国优秀近代建筑群。1985年，沈阳市人民政府依法以“张氏帅府”称谓公布这一建筑群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辽宁省政府也以“张氏帅府”名称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小说

2011年，沈阳籍作家黄世明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帅府》出版，该书描述了张作霖府邸从妻到妾、从父到子的感情纠葛。

评书

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和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创作了评书《乱世枭雄》，讲述了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的传奇故事。

1994年，电视剧《大帅传奇》，张永丰饰演张作霖；

2015年，电视剧《少帅》，李雪健饰演张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