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正毅（日语：寺内正毅/てらうち まさたけ、英语：Masatake Terauchi、1852年3月25日 （旧历嘉永5年闰2月5日）—1919年11月3日），日本军事家、政治家，陆军元帅，日本第18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

寺内正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首相（1916年10月—1918年9月）。1852年2月5日，出生于长州（现山口县）。长州藩士出身。宇田多正辅的第三子，后为寺内勘右卫门的养子（长州藩士多田庄兵卫三子，长州藩士寺内勘右卫门养子）。曾参加戊辰战争。

1869年在镇压幕府残余势力的箱馆战役中表现出色，由山田显义推荐入大阪兵学校学习。1871年8月14日初任陆军少尉。历任陆士学生司令副官，后备步兵第6大队长，近卫步兵第1联队第1大队第1中队长。

1877年参加西南战争，在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右手负伤。由此转入军事教育系统。任陆士学生大队大队长。1882年作为闲院宫载仁亲王的随员赴法国，驻法公使馆附武官。

1887年回国任陆军大臣大山岩的官房副官，秘书官兼陆军户山学校校长，陆士校长代理，陆士校长。由于得到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元帅赏识，任第1师团参谋长，参谋本部第一局长。

甲午中日战争时任大本营运输通信部长官。1894年8月27日晋升陆军少将。后历任参谋本部第一局长（事务代理），升男爵（1895年8月20日），参谋本部附，步兵第3旅团长。

1898年首任陆军教育总监，陆士校长（事务代理），同年升为中将。1900年兼参谋次长兼铁道会议议长。1902年任第一届桂太郎内阁陆军大臣兼教育总监，并在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第二次桂太郎内阁中留任，任期长达10年。参与指挥日俄战争，陆军大臣兼南满州铁道设立委员长。

1906年11月21日晋升陆军大将，翌年9月21日升子爵。任铁道会议议长兼马政长官兼韩国统监兼第一任朝鲜总督。在职六年中，镇压了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建立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完全吞并朝鲜。

1911年4月21日升伯爵。1916年6月24日授予元帅称号。在山县有朋的坚决支持下，同年10月9日任第18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兼大藏大臣兼朝鲜总督，同月16日免兼朝鲜总督。

在外交方面，他采取强硬政策，用钱收买中国亲日军阀，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英国达成秘密协议，即只有在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权的情况下，日本才在战争中支持英国和协约国。这个协议在后来的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得到确认。

俄国革命发生后，他主张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控制西伯利亚铁路主干线。以加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1918年东京发生米骚动，9月29日被迫辞职。

1919年11月3日去世，年67岁。追授大勋位菊花大绶章。曾获一级金鵄勋章。长子元帅陆军大将寺内寿一伯爵（陆士11，陆大21），次子陆军少佐寺内毅雄（陆士26）。女婿儿玉秀雄伯爵（儿玉源太郎之子）。外甥陆军中将吉富庄佑（陆士14，陆大24）。

在1905年第二次日韩协约之后，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09年7月伊藤博文被刺死后，主张合并韩国的一派成为日本对朝鲜政策的主流。1909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合并韩国的方针。虽然韩国出现如李容九、宋秉畯等人为首的“一进会”主张韩日合邦。“韩日合邦”的意思是大韩帝国与日本国的“平等合并”，共同创造新政府，并且借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扶植韩国的本地资本。但是日本政府置之不理一进会的“韩日合邦”，统监府下了集会演说的禁止令。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韩国。

1910年“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自此朝鲜半岛成了日本的一部分。《日韩合并条约》是于1910年8月22日，由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并且于1910年8月29日生效。

韩国和朝鲜方面认为，该条约是基于之前在日军逼宫的情况下朝鲜王朝国王签立的《乙巳保护条约》，故而两个条约“缔结时就是无效的条约”。签约时朝鲜纯宗拒绝签名。日本则认为日韩合并条约符合当时的国际法。

合并条约的内容是：大韩帝国皇帝将韩国全部的统治权让予日本；日本接受大韩帝国的要求将韩国并入日本帝国；日本保障、保护旧韩国皇帝与皇族的尊严与权益及经济开销；日本可以对有勋功的韩国人赐爵赐勋；日本必须保护韩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并增进其福祉；日本可以将对新制度认同、又具相当能力的韩国人用为帝国官吏。

由于《日韩合并条约》的实行，大韩帝国告此灭亡，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改制为朝鲜总督府，成为统治朝鲜的机关。朝鲜总督府之后开始进行长达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第一任总督就是寺内正毅。

“比利肯”（Biliken）是一种裸体尖头的福神，名字源于英语。传说是美国人阿迪斯特在1908年以梦中所得第六感为原形创造出来的。1910年传到日本。世界各地还有比利肯人偶收藏家。在日本国内，大阪通天阁中放置的大型比利肯人偶比较有名。

距今90年前，寺内正毅就被用英语起了这么一个福神名字的外号，这当中自然有其原因。其一是因为寺内是秃头，和比利肯人偶很相象；其二，寺内内阁无视宪政常识，人们用日语“非立宪”（HILIKEN）的谐音“比利肯”来称呼他。提到寺内就不能将他和上述第二个原因分开。

寺内的前任大隈重信从其任中的1916年3月开始就向元老山县有朋推荐立宪政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外相担任下届首相，但山县以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为理由，主张举国一致，恢复超然政治，反对成立政党内阁。他一边观察大隈的动静，一边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构想。同年6年，作为工作一环，山县让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进入元帅府，毫无疑问，寺内已成为山县心目中的长洲阀头目的接班人。大隈在7月向寺内总督提出和加藤联合组阁的建议，最终以失败告终。

1916年10月6日大隈重信宣布辞职，推荐加藤高明接任首相。不希望加藤组阁的山县有朋经与西园寺商谈，成功地使天皇发布了任命寺内为首相的旨意。10月9日，距大隈辞职仅六天时间，寺内便完成了组阁，除首相本人是有名的殖民主义者之外，内务相是曾任台湾总督和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大藏相是朝鲜银行总裁，寺内的密友胜田主计，外相是驻俄大使，日俄同盟的鼓吹者本野一郎，阁僚中除加藤友三郎海军相外，其他人也都是山县派的直系或旁支军阀政客，并且大多数为贵族院议员。说明他在很早就开始筹划组阁了。

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山县在寺内组阁的时机和实质内容方面都发挥了强大影响力。政友会表示对寺内内阁政策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其它政党方面，第一大党同志会反对后藤新平等人入阁，但没能成功，于是在内阁成立成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联合中正会、公友俱乐部结成宪政会，成为占议会过半数席位的第一大野党。这意味着虽然寺内秉承山县意志想建立举国一致内阁，实际上却成为了一个连少数执政党都没有的毫无根基的非宪政政权。

正因为如此，本届内阁除被称为“比利肯”以外还被批判为“藩阀内阁”、“私议内阁”、“官僚政权”和妖怪出现。

历届政府成立后，都为对付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大伤脑筋。既然在野党在议会占有过半数议席，况且不存在执政党，那么首相无法在议会顺利运营是理所当然的，为此寺内即使在组阁之后也不得不唱举国一致的高调。

寺内上台后，宣称新内阁将以“秉公持平”的态度对待各党派，企图软化政党的攻势。对此，自大隈内阁以后党运不佳，被降为在野党的政友会，立即表示接受政府采取的“是是非非”的善意中立立场，以图改变不利处境。在同年12月开始的议会上，寺内提出：使用武器的战争就要结束，为应付即将到来的经济战争应致力于举国一致，维持、发展工商业，振兴贸易。但是野党批判说因为没有执政党，寺内的主张不具备现意义。

对此寺内在答辩中声称即使没有多数党派的援助和支持他照样可以实施政策。在野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寺内随即解散议会举行大选。选举中，在后藤内相指使下，政府加强了对地方官更迭和选举运动的控制，处心积虑的打击宪政会的势力，使的大选后议会中各政党力量格局发生逆转，结果亲政府的政友会获得165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反政府的宪政会获得121个议席，退居第二次党（国民党获35席，无党派60议席）。但寺内内阁没有执政党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作为打破这种状况的方法，寺内恳请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国民党党首犬养毅三人出任临时外交调查会委员。设立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统一外交政策，处理将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局势和时下的对华政策，其真实意图是通过给予委员会委员以国务大臣待遇把各党党首吸收到内阁之中。

据说这个策略是曾在1916年5月促成三位党首就外交国防问题举行会谈的三浦梧楼向寺内提出的。加藤辞而不受，原敬与犬养毅答应就任，政友会和国民党实质上成为了执政党。

更为幸运的是，松本刚吉等无党派议员组成维新会，表示支持寺内内阁。至此，事实上属于执政党的议员人数达237名，大大超过了宪政会。在掌握了议会多数的背景下，寺内内阁不仅否决了质疑和废止外交调查会的提案，还使预算案得以通过，并通过了酒税修正法、所得税法等，实现了增税。寺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采取了把高官职位分配给各党派高层领导以争取各党派对内阁支持的策略，从而建立了万无一失的政权基础。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寺内内阁倾注全力的内政政策的话，那就是构筑总力战体制。1917年第39次议会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项跨年度、总额2.6亿日元的追加预算，用于建立八四舰队及扩大与战备有关的电话，煤铁业。

1918年的第40次议会上，又通过建立八六舰队和扩充陆军为主的庞大预算。为确保财政收入实现了增税，制定了《军需工厂动员法》和规定国家照顾在战争中负伤人员及遗属义务的《军事救护法》，在内阁设立军务局，还设立了内阁直辖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会议，强化对人民的臣民教育。寺内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国内外的动向和思想混乱，对于寺内内阁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由于俄国革命造成的国内混乱，建立宣誓效忠天皇的国家体制。《军需工厂总动员法》赋予了政府统治国民经济的巨大权限。该法律的影响所及，一直延伸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推行的战时经济统治。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开始对殖民地进行统一经营，内阁设置拓殖局，将迄今为止由内务大臣主管的台湾、朝鲜、桦太的经营权合并在一起。进而由关东都督兼任满铁总裁，首相取代外相直接行使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了不是以外务省为正式渠道，而是不论正式还是非正式都可以发挥首相权限的体制。

1916年1月，俄国大公米海洛维奇（Mikhailovich.G）访日。山县认为时机已到，任命其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担任大公接待委员长，以便使日俄靠近。由于没有征得陆相在向俄出售武器问题上完全同意，1月21日，石井召见俄国大公随员/远东司长卡察科夫（Kozakov.M.A），致送了日本答复：

⑴日俄两国间已有三次协商，满蒙问题业已解决；⑵德国对中国的策动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必要重新缔结协定⑶关于提供武器问题，将尽力而为，但不能做出约定。而这个答复是不能满足大公访日目的——获得日本武器以对德国发动进攻——的。

山县得知答复后，立即委托在朝鲜的寺内正毅对大公进行解释。此后，对俄交涉实权从外相石井之手转移到寺内手中。

在朝鲜，寺内正毅自作主张向大公说：“出于陆相和次官等人的厚意，在三周内可以送交二千万发子弹，其他问题虽不能确切答复，但我想大概会作出很好的研究”，重新启开了日俄同盟的大门。时逢大隈内阁因出售武器问题出现危机。山县和田中一方面以议会结束后大隈内阁即行下台来压制贵族院攻击以支撑内阁；另一方面，则积极缔结日俄同盟。

天全中国，其中“第三国”，本野大使建议石井外相写明指德国，但事实上包括美国。

1916年10月9日，大隈内阁下台，山县的王牌，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组阁，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任外相，从而巩固了日俄同盟体制。

满蒙政策失败，日俄同盟交涉中失权，出售武器，三件彼此相关事情的结果导致大隈内阁下台。接着上台的寺内正毅内阁转变了对华政策，即由武力扩张转变为经济渗透，　在寺内内阁成立前大约三个月，日本与俄国就防止第三国势力介入中国，保护双方各自在华利益签署协议。山县的意志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在寺内内阁成立之初就按照这个协议制定政策就好了。寺内内阁对华采取中立政策，1917年1月，内阁作出不支持中国某一特定政党的决议，但因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个方针很快就发生了动摇。

决定性的事件是在议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寺内解散议会期间，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日本的中立政策遭到彻底失败，结果日本政府和西方列强一样明确表示支持由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这期间最著名的事件要属“西原借款”。在中国，继袁世凯称帝不成郁闷而死之后，段祺瑞依靠各省督军的支持，排挤总统黎元洪，镇压张勋复辟，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

不久，南方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形成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寺内认为这是向中国扩张的好机会，但他未向大隈重信那样向中国提出赤裸裸的侵略要求，而是接受西原龟三的建议，把日本国内因战争骤增的剩余资金借给段祺瑞政府，以便通过财政援助，扩大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

西原龟三是寺内担任朝鲜总督期间结识的人物，以经营棉花和金融为主，因屡次为其出谋划策而被视为心腹智囊。结为莫逆之交，寺内官拜宰相，西园便成为无冕大臣。自1916年以后，西园频繁往来中国，诱使段祺瑞政府接受数笔日本借款，总数高达3.86亿日元，这笔贷款的直接效果，便是北洋政府屈从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从属于日本。

日本在中国参战问题上仍沿用西原借款伎俩，西原极力拉段祺瑞政府参战，从而在中国舞台上演出了表面上中国政坛之争实际上日美相斗的府院之争。结果是中国被拖入世界大战，争夺中日本占了优势。

1916年的美国对华贷款攻势收效甚微，而日本在华势力急剧膨胀。1917年5月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Lansing）表示：日本要派出特使，就保证中国政治领土完整问题进行会谈。而想与美国取得某种程度上谅解的日本即派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赴美国商谈，使命是：⑴关于日本人在美地位问题 ⑵关于协调日美在华行动问题。

1917年9月，石井与兰辛会谈。兰辛提议就废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及机会均等等问题发表宣言。石井驳回了兰辛建议。石井打算以废除势力范围谋求美国认可日本在华特殊地位：如果消除了势力范围，就能消除外国对日本的猜疑；而且，如果各国都仿此废除了势力范围，日本就能凭藉地理接近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在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并写下了含有势力范围内容的草案，请政府指示。本野外相对石井方案惊讶不已，伊东已代治反对石井方案。

但掌握外交大权的外交调查会通过了寺内建议：是否要发出这个协定方案姑且不谈，应试探一下美国意图。因此政府复示石井，舍弃势力范围，“只谋求使其承认我之特殊地位”，不拘草案形式。石井会意即照章办事。由于威尔逊总统态度强硬，双方在“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用词上互相妥协。

1917年11月2日，日美交换了规定：⑴宣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⑵相互承认“因国家间领土相近会产生‘特殊关系‘”，因此，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同日本属地毗连的地方。该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日美协调。

经过日俄同盟，日英谅解以及，日本外交似乎走上了正轨。但是，日美换文后仅五天即11月7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推行了和平外交政策。这动摇了日本外交根基：日俄同盟。

1918年3月23日，日本政府与中国段祺瑞政府换文：因苏俄势力正在国内蔓延，有危及远东和平与安全危险，日华就共同防御办法缔结协定。5月，中日陆海军防敌军事协定等先后签订，规定：⑴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须与日军合作⑵相互交换职员及情报；⑶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⑷采用共同军事密码⑸派遣军队到中国境外时进行协商等。日本从此“实际使中国隶属于日本之军事统治，势力必使‘二十一条’要求之第五号自行实现”。

1918年1月，俄国临时政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地方自治机关宣称布尔什维克势力迅速发展，危机迫近，要求协约国派舰队相助，日美英三国据此协商要求日本出兵。日本即派“石见号”和“朝日号”破冰船前往海参崴镇压革命势力。本野外相试图由日本单独出兵西伯利亚并为此在协约国间进行活动。结果英法赞同，美国反对。

在3月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指责本野独断专行。3月15日，山县有朋向寺内首相，后藤新平内相提出意见，指出没有俄国要求出兵，“将招致英国特别是美国猜疑，不仅不能指望其支援，且恐今后将来带来许多忧患”，假使出兵西伯利亚，“即令陆海军兵力能与之对抗，而遗憾的是，军需补充及军费筹措不能不待于英美援助”，一语道破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劝告日本当权派要留心美英意向。

于是，3月18日，寺内政府决定：“对于尚未取得合众国及各协约国相当谅解之行动，帝国政府将深加慎重”，并将此意转告美国政府。

然而，日本内部发生分歧：后藤外相主张日美共同出兵海参崴，并且日本再单独出兵西伯利亚，陆相大岛甚至散发了；的文件，其中写明向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大举出兵148000人，原敬和牧野伸贤主张只出兵海参崴且数量有限。伊东已代治/犬养毅支持前者，平田东助支持后者。政府只好向美国建议，把派兵7000名增加到12000名，并说可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美国当即同意前者而拒绝出兵西伯利亚。

寺内政府屈服于美国，8月2日，日本发布了出兵宣言，随即两个师12000人开往海参崴。但陆军乘机侵入东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俄国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外贝加尔州，并组织了亲日政权，企图以此稳定对“满洲”和朝鲜的统治，并垄断西伯利亚市场和经济资源。10月底在西伯利亚展开的日军已达72000名，是西伯利亚以东基本上被日军占领。陆军行动造成了双重外交，美国立即提出抗议，原来支持出兵的元老和国内舆论也转向反对。

出兵西伯利亚与同时期以西原借款为特征的“日元外交”引起列强强烈反对，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激烈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极大地冲击着日本的战时外交。日本投鼠忌器，不得不改变外交方向，从而日本战时外交终结了。

日本战时外交，侵华为主线，辅有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的强力显示，以片面追求本民族额外利益为图谋，这种作法与和平共处相背离。

寺内内阁在议会有多数支持，并企图强化首相权限，在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可以看出其“比得肯（非立宪）”的本质，然而最终还是被由米骚动引起的群众运动所打倒。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围绕是否参与干涉战争问题日本国内产生分歧。原野外相赞同出兵，外交调查会的原敬表示反对。1918年1月，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出少量军队。7月，美国要求日本与美国共同出兵，各派七千人。

8月2日，日本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亚，而且截止到下一任原敬内阁成立后的10月，日本派出军队人数超过了七万人之众。在决定派兵的过程中，寺内内阁禁止报刊刊载反对出兵的内容，对发表这类文章的报纸进行禁止发行的处分。在宣布出兵命令前的7月30日，全国被禁止发行的报纸竟达50种以上。

寺内正毅的镇压措施，激起报界强烈不满。8月25日，日本全国84家报社的记者在大阪召开“关西记者大会”。会议决议提出：要求寺内正毅内阁立即总辞职；要求言论自由；拥护确立宪政等。《大阪朝日新闻》在报道这次大会的情况时使用了“白虹贯日”一语。

政府当局以“这一消息暗示革命”为由起诉该报。结果，登载这一消息的当天报纸被禁售；发行人兼编辑山口信雄和采写这条消息的记者大西利夫被判刑两个月；社长村山龙平被迫辞职；包括总编辑在内的许多编辑人员均被迫退出报社：“白虹贯日”事件，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言论贾祸事件。它表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防止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滋生与发展，日本政府提高了警觉，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

大战刺激日本的繁荣，对大资产阶级来说，确实是成金天下。但随着物价的飞涨，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在急剧恶化。出兵西伯利亚使得爆涨的物价进一步飞腾，特别是在美国提出共同出兵要求之后，米价飞涨，全国各地谷物交易所被迫停牌。

同时，铁、煤、纸张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也由于商人们囤货居奇而爆涨。8月3日，富山县爆发的米骚动波及到全国，群众的愤怒喷发出来，形成遍及一道三府三十八县的全国范围的运动。　在出兵西伯利亚之前的4月，寺内就以身体不佳为由向山县表达了辞职的意思，被山县挽留住。但是在米骚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寺内为进行镇压不得不动用军队，执政党、在野党都攻击他政策不得力，全国的报刊都对他发起弹劾。他的靠山山县此时也抛弃了他，寺内被迫辞职，标志着强权非宪政政治的终结，意味着不以民众为基础就无法掌握政局的时代到来了。寺内因病于辞职的第二年，即1919年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