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日语：山県有朋或山縣有朋[日文汉字]/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平假名]，罗马音：Yamagata Aritomo；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幼名辰之助，化名荻原之助，号素狂、含雪、芽城山人、椿山庄主、无邻庵主、小淘庵主、古稀庵主等。日本幕府末期和帝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第3任、第9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日本首相，1889年－1891年，1898年－1900年）。

天保9年闰4月22日（1838年6月14日），山县有朋生于长州藩（今日本山口县）荻城下川岛庄，为长州藩下级藩士出身。德富猪一郎在《公爵山县有朋传》中说: “公之家，是长藩的卒族阶级，而且是属于藏元附中间足轻之下的轻辈。不过，山县家的系谱，如果查阅其祖先的历史，则属于清和源氏的系统，有所谓武门武士的血液。”其父山县有稔，曾担任州库仆从，以忠于职务博得好评，并在日本古典文学上颇有造诣。

山县有朋自幼受到家庭和私塾的教育，不仅学业成绩优秀，而且喜爱习武，擅长柔道和剑术，曾把“我是一个武夫”作为座右铭。嘉永6年（1853年），山县有朋进入社会，先任“明伦馆”的役卒，后又转任代官所的役卒、监察官的随从。同时，由于他的勤学苦练，又取得柔道和剑术教师的资格。

二十二岁的山县有朋，已成为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他曾于安政4年（1857年）6月，同藤利辅、总乐悦之助等一道被长州藩主毛利敬亲选派去京都观察和了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日本社会各种思潮和社会矛盾，他得出了新的结论，逐渐形成了以“尊王攘夷”思想为解决日本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基础。10月，他经久坂玄瑞介绍，会见了吉田松阴，并亲身参加吉田松阴主办的“松下村塾”学习，通过学习使他的尊王攘夷思想更明确，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化。

此时，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安政5年（1858年，即戊午四年），井伊直弼大老执政时，未经孝明天皇批准而单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等“安政五国条约”，发生“违诏”问题及同时出现幕府将军的继嗣问题。幕府当局为巩固动荡的统治，大肆镇压反对派势力，如著名的活动家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等志士相继被逮捕，因而造成国内舆论鼎沸。安政7年（1860年）3月3日，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之变中被杀。

面对严重政局危机，山县有朋奉毛利敬亲之命前往鹿儿岛，了解政局的变化与发展。文久3年（1863年）2月初，去京都，2月下旬，又随同北条濑兵卫去江户。3月中旬，在江户会见了桂小五郎（即木户孝允），4月又去京都，8月回藩。山县有朋在京都、江户的活动中，不仅了解了日本当时最新的社会情况，结识了不少有志之士；而且更加坚定了他的尊王攘夷的信念，并积极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山县有朋在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海峡地区秘密组织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开展攘夷活动。与此同时，“公武合体”派以会津藩、萨摩藩为中心，进行暗中活动，而且排斥了京都的尊王攘夷派势力，禁止长州藩士进入京都，并解除了他们的堺町御门警卫职务。迫使三条实美等七位公卿不得不去长州。元治元年（1864年）7月，“禁门之变”发生。22日，英、法、美、荷四国代表签订了关于远征马关的联合备忘录。9月5日，四国联合大舰队开始攻击下关。山县有朋亲自参战，右腕和腹部中弹受伤。这次的马关之战（下关战争），日本大败，证明了攘夷主张的失败。

由于马关之战失败，因而使长州藩内部的“俗论派”猖狂起来，他们一方面指责攘夷派急进分子的活动是过火行为；另一方面又向幕府讨好，表示恭顺屈服、力陈尊皇大义。结果发生了“俗论派” 与攘夷派之间（也就是所谓的俗论党与正义党）发生冲突。山县有朋率领奇兵队清除了俗论派分子，改变了长州藩的舆论。庆应2年（1866年）6月，幕府进行第二次征长战争，山县有朋率领奇兵队奋力抵抗，直到将军德川家茂逝世才使幕府停战。

当时，山县有朋深感萨摩、长州二藩有联合之必要，为此他四处奔走进行联络活动。庆应3年（1867年）5、6月间，他又去京都开展积极的联合活动。

明治元年（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山县有朋被任命为北陆道镇抚总督兼讨伐会津、越后国总督的参谋。4月，他与大总督府参谋西乡之助一起乘丰瑞轮由江户出发，5月3日从片贝进入妙见村，随后转到榎[山＋卡]，攻陷长冈城，打到柏崎后暂停进攻。9月11日，他又参加围攻若松城的战斗，攻击了高田的东军，并占领该地。在平息北越、奥羽之乱后，山县有朋于12月回到长州。因在戊辰战争有功，他后来被授与世代享禄六百石的待遇。

（“年轻时的山县有朋”图册来源）

明治2年（1869年）3月，山县有朋奉命出使欧洲。3月下旬，同战友们一起由长崎搭船赴欧，经马赛、巴黎，10月下旬到达英国伦敦，接着视察了欧洲一些国家。明治3年（1870年）7月访问美国，8月回到横滨。这次出访，除了做一般性全面访问之外，他们着重对欧美国家建立近代军队经验教训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来山县有朋提出的有关建立日本军队制度等主张，就是根据他在国外调查情况，结合日本实际而制订出来的。8月28日，他正式出任总部少辅，叙从五位。

明治4年（1871年）7月，山县有朋到萨摩藩藩邸访问西乡隆盛，陈述废藩置县的主张，得到其赞同。同月，他升为兵部大辅。

明治5年（1872年）2月，山县有朋被任命为陆军大辅，3月任陆军中将，后来又任近卫兵的近卫都督。他提出改革军制的主张，扩大师团、整顿陆军教育机构，创立军医处，颁布了培养军人精神的“读法”七章，招聘法国军官为指导，为日本陆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6月，兼任陆军大臣，8月视察大阪、熊本、名古屋、广岛四个师团司令部，在箱根山会晤了西乡隆盛的特使。此时，接到关于遣韩使命问题信件，10月下旬回京。11月，在他主持下制定了国家的《征兵令》，次年开始实施。

后来，当西乡隆盛辞职后，山县有朋以陆军元老资格，制止军队内部的动摇。明治7年（1874年）8月，他兼任参议，当“佐贺之乱”“荻之乱”等军事事件发生时，他以军界元老身份，对上述事件作了妥善处理。

明治10年（1877年）1月，山县有朋陪同明治天皇到大和、京都访问。2月，他在京都得到关于私立学校的党徒抢夺弹药事件的急报，19日，天皇下令讨伐“叛逆者”，他被任命为讨伐参军，设大本营于福冈，亲自指挥西南战争期间各方面的战斗。9月联合各军围攻城山，多日不克。 9月23日，他写一封情至义尽的信给西乡隆盛，劝他自尽。24日，城山陷落，西乡隆盛等人阵亡。10月，山县有朋返京，因功而授“旭日大绶章”。

明治11年（1878年）11月，政府设置了参谋本部，这个机构直属天皇，山县有朋以中将身份首任参谋本部部长。明治15年（1882年）1月颁布的《军人敕谕》是经他奏请天皇批准的。同时，他又担任了参议院议长。明治16年（1883年）12月兼任内务大臣。明治18年（1885年）12月，伊藤博文首次组阁时，他出任内务大臣。在任职期间，山县有朋对警察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与此同时又创立了地主自治制。明治19年（1886年）7月，兼任农商大臣。明治21年（1888年）10月，他奉命出使欧美各国，又一次对西方社会进行考察。

明治22年（1889年）12月24日，山县有朋授命组阁，成为日本第三代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

明治23年（1890年）2月11日，山县内阁为了鼓励武功，加强制造对外扩张的舆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特以纪念皇纪二五五O年纪元节为名，制定了“金鵄勋章”，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山县有朋为了以军国主义思想统一阁僚，在内阁中散发由他先前草拟的 《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在这两份文件中，他阐述了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和“利益线”强调在当时国际环境中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他认为日本的“利益线”焦点是朝鲜。因此，他主张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和鼓吹爱国主义教育。为此，于明治23年（1890年）5月间，山县有朋把上述意见付诸实施，对内阁实行改组。首先撤换了对贯彻他这一套主张不利的大臣，如内阁的文相榎本武扬被撤职，任命芳川显正为文相。就是一例证。同时，还任命桦山资纪为海相，要他研究扩张海军；任命陆奥宗光为农商务相；青木周藏外相在山县有朋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体现其文件精神的《东亚列国之权衡》的意见书，目的扩大侵略，实际上主张先把亚洲变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市场。

明治23年（1890年）10月30日，山县内阁发布由文相芳川显正所准备的《关于教育的敕语》，11月25日召开了第一届国会，12月6日，山县有朋首次在国会上作了施政方针的演说。他强调“国家独立和自卫”，仅只防守“主权线”决不够完备，必须保护“利益线”，并指出“预算支出大部分应是陆海军经费”。在山县内阁期间，还公布了民事诉讼法、民法、府县郡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法令和决策。这些举措为对外扩张，发动侵略作了军事、外交以及舆论的准备。

明治23年（1890年）6月，山县有朋晋升为陆军大将，更加极力推行他的一套军国主义主张。在压制民权运动的同时，他还努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地方制度。但因政党方面人士的反对，山县有朋在同民党的抗争中已经筋疲力竭，终于明治24年（1891年）5月6日，山县内阁总辞职。

主词条：中日甲午战争

明治25年（1892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山县有朋出任伊藤内阁的司法大臣。次年（1893年）3月，就任枢密院议长。

明治27年（1894年）8月，日本政府对中国宣战，山县有朋出任第一军司令官。9月，他率领参谋亲赴前线，指挥日军击败清军，从平壤进入义州，指挥第一军攻陷鸭绿江右岸的虎山，进入九连城，转战安东县。由于日军连连得手，山县有朋杀得兴起，甚至打算杀入中国内地与清军主力决战，全然不顾补给问题和西方列强有可能干涉。11月3日，他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极力主张冬季作战：一是从海路至山海关再次登陆作战，建立根据地进行直隶作战；二是向旅顺进军，将兵站基地移至不冻港；三是立刻北进，攻取奉天。时任首相伊藤博文考虑到日军冬季登陆不便以及西方列强干涉等因素，并不赞同山县有朋的冒进主张，还有冬季如果战线拉得太长，补给势必也会困难，不如趁机攻击山东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军港以及南下攻击台湾为上策。最终大本营采用了伊藤博文的建议，否决了山县有朋的冒进主张，命令他的第一军原地过冬，以待春季再发动攻势。

山县有朋对自己的意见被否定十分不满。11月25日，他抵制大本营关于冬季宿营的命令，下令桂太郎师团进攻海城，遭到海城清军奋勇抵抗而陷入困地。对山县有朋不听指挥的行为，大本营不能容忍，决定罢免其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但是大本营陆军首席参谋川上操六等人担心，如果公开罢职，山县有朋势必会为了保存武人颜面而剖腹自裁，于是建议伊藤博文面见明治天皇以“回国养病”名义召回他。11月29日，明治天皇亲自撰写召回诏书。接到诏书后，山县有朋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电告大本营：“第三师团已作为独立师团向海城进发，临战易帅，对士气不利。我病已好转，可以指挥进攻海城的作战。请转奏天皇，免予卸职。”大本营拒不转奏，12月9日，山县有朋被迫从安东乘坐轮船回国。临行前，他给野津道贯、桂太郎二位师团长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马革裹尸无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回？

无奈天子召何急，临别阵前泪满衣！

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回国后面见天皇，被解除枢密院议长以及第一军司令官职务，改任“监军”。但依旧参与大本营重要决策。

明治28年（1895年）3月，山县有朋兼任陆军大臣，4月奉命去旅顺，向总督传达密令。8月，他因功晋封侯爵。

明治29年（1896年），山县有朋被任命为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出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事后又在莫斯科与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签订“日俄协定”，即所谓《山县一罗巴诺夫协定》。

明治31年（1898年）1月19日，山县有朋因“军功卓著”，被列入元帅府，荣获元帅称号，被称为“元帅陆军大将”（其最高军阶是陆军大将）。11月8日，他第二次组阁。

在第二次任首相期间，山县内阁对内公布治安警察法、修正的商法、文官任用令改正法案等法令，从而加强对劳动运动的镇压和迫害，把整个国家进一步推向军国主义深渊；对外，山县内阁派兵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

明治33年（1900年）9月，山县有朋辞职，并推荐伊藤博文继任组阁。10月19日第二次山县内阁告终。

明治35年（1902年）2月，山县有朋协助桂太郎内阁缔结“英日同盟”。

明治36年（1903年）7月，任枢密院顾问官。

明治37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山县有朋奉命参加大本营工作，6月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监。明治38年（1905年）7月，奉命前往战地，亲访前线总司令，并召开了司令官会议，8月回东京。10月21日，再度就任枢密院议长（直至1922年去世）。

明治40年（1907年），山县有朋参与日韩协定活动，9月晋封为公爵。到明治43年（1910年），由他策划的日韩合并得以实现。

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内阁辞职后，便在陆军省、内务省和贵族院潜心经营，培养了大批心腹官僚，组成“山县阀”。自明治42年（1909年）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后，山县有朋作为元老的笔头和长州阀的长老，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当时的新闻评论说：“山县的权力比陆军大臣重，比参谋总长大，政府也不能违反其命，武断政治之弊达到极点。”

（“晚年的山县有朋”图册来源）

大正7年（1918年），在关于太子裕仁的婚姻大事上，久弥宫良子被内定为太子妃，他们计划于此年完婚。然而山县有朋却以良子母亲为色盲为由，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良子的家族遗传不佳。这场婚事的骚动，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最终，裕仁力排众议，决定娶良子为妻。山县有朋在这次事件中威望大损，加之民间的反山县运动的高涨，他只能在大正10年（1921年）黯然下野。

大正11年（1922年）1月，山县有朋感冒，患气管硬化症，最终在2月1日11时40分于小田原古稀庵去世，终年八十五岁（实岁83岁）。死后同月，日本政府东京日比谷公园为其举行了国葬。

山县有朋早年参加维新运动，任长州藩倒幕武装奇兵队军监。元治元年（1864年），在抗击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炮击马关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成为攘夷运动的先锋。第二年，他率奇兵队清除了长州藩中对幕府表示恭顺屈从的“俗论党”，夺回藩政权。庆应2年（1866年），又指挥奇兵队击退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幕府军，保卫了长州讨幕根据地。明治元年（1868年），在关系到讨幕维新运动成败的戊辰战争中，他任北道镇抚总督兼讨伐会津越后口总督的参谋，亲自率军征战，先后攻占长冈、若松等战略要地，为建立明治维新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治维新后，山县有朋长期致力于日本近代陆军的建设与改造。他是日本《征兵令》的倡导者和制定者。他主持进行了军队体制改革，变镇台为师团制。还整顿陆军教育机构，创立了军医处。在军队建设方面，提倡以制度管人，颁发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等规章制度，为逐步把日军建设成一支近代资产阶级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有“日本近代陆军之父”之称。同时，山县有朋还通过两次组阁，在政治上推行“强兵富国”政策，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他首次组阁后，就抛出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作为施政方针，并强调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从而形成了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大陆政策。

山县有朋一生掌握军政大权。从军队的训练中，他看到了加强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军队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强训练，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壮大，必须加强教育，统一国民的思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在他主持下，政府编写出《教育教谕》，用国家主义的观点，把以忠孝道德为中心的儒教家族论理，同近代的遵法精神，为国献身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后世维护日本国利益的思想基础。此外，他长期在日本军民中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提倡尚武精神，实际上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被称为“军阀王国的始祖”。

日本政治家中江兆民在挑选了三十一位“近代的非凡人物”后补充道：“然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板垣退助、大隈重信，不能够列入这些非凡人物之中。至于其余那些庸庸碌碌的家伙，我说，他们呀，他们呀，值不得弄脏了人名辞典的一小块版面。”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我时常听到外国人或嘲笑山县公爵，或赞扬葛饰北斋，或漫骂涩泽子爵。”

中国政治家、企业家盛宣怀：“山县氏为明治维新元勋，日俄之役曾膺统帅之任，位高望重，国中惟伊藤公等庶可与匹。”

日本学者松下芳男在《日本军阀兴亡史》中说：“（在日本近代史中）山县位极人臣，在军部及政界均无权力与之并列者，特别是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伊藤博文去世后，独霸所谓元老政治的舞台，其威力令历代内阁恐惧。”

中国学者刘天纯：“山县有朋首先是位军事家，他的一生主要在建树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和警察制度方面有过独创的贡献。在明治维新前期，他曾参加讨幕和平息叛乱的军事斗争，为保卫新生的明治政权出过力、立过功。到后期，他成为推行对外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的急先锋，特别是他亲身指挥和率领日本侵略军于1894年进攻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同时，他又是‘军人敕谕’、‘教育敕谕’的炮制者和推行者，是军国主义思想狂热的鼓吹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山县有朋又是一位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作为政界、军界的元老，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军政要务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说， 山县有朋对日本国走上对内扩军备战，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更有一定的历史责任。”

山县有朋最终军衔为陆军大将（称“元帅陆军大将”），封从一位、大勋位、公爵，曾获授旭日大绶章、功一级金鵄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等荣誉。

山县有朋幼名称辰之助，曾改称过小辅，化名为荻原之助。他的号是素狂、含雪，也曾根据其住处不同有过：芽城山人、椿山庄主、无邻庵主、小淘庵主、古稀庵主等别号。

晚年的山县有朋对建造庭园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除了建造了椿山庄等之外，还组织了有森鸥外等文化界人士参与的沙龙。

父亲：山县有稔，曾担任州库仆从。

姐姐：寿子，生山县伊三郎。

养嗣子：山县伊三郎，曾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关东长官、枢密顾问官等职，于山县有朋死后袭封公爵。

山县有朋的著作有《山县公遗稿》（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陆军省沿革史》（日本评论社，1942年）及《越之山风：遗稿》（东京书房，1939年）等。此外，关于其言论，还可以参见《山县有朋意见书》（大山梓编，原书房，1966年）、《大正初期山县有朋谈话笔记》（伊藤隆编，山川出版社，1981年）等著作。

山县有朋墓位于日本东京护国寺后。

山县有朋纪念馆位于日本东京椿山庄（即山县有朋曾经的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