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1861年8月19日－1930年7月1日），字聘卿，号冠儒，直隶正定牛家庄（今河北正定）人。近现代政治人物，位列北洋三杰。

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于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长于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王士珍父亲和伯父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西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兼祧两房，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在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17岁时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旋即随叶志超调驻山海关。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在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回山海关任炮队教习。他采用西法教学，学以致用，博得上司的称赞。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为了加快侵略的步伐，正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和借口，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6月，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炮队官兵学员驻守在牙山。不料日本也出动大岛义昌的一个旅团，远远超过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清军损失惨重。

丰岛海战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至平壤，叶志超被任命为平壤清军总指挥。9月12日，日军山县有朋的第一军2万人兵临城下，王士珍所在牙山军，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他观察地形后，极力建议“宜于城外，山上设奇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叶志超以王士珍年轻无实战经验为由，不予采纳。

9月15日，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奋勇抗击。王士珍率领炮队学兵坚守在城上顽强鏖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当王士珍得知左宝贵牺牲的消息时，他亲手操炮，轰击日军，在战斗中，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敌军四面合围，炮队学兵挟持王士珍突围杀出。平壤失守后，清军溃退。王士珍跟着叶志超连夜奔驰。黑夜昏暗，南北不分，不知所向。幸亏王士珍携一地图，遂按图指导残军星夜疾行，安抵义州。此时炮队官兵饥渴特甚，他们在一村庄休息时，在乱柴下发现两口大缸，里面装着衣服和麦粉，王士珍只准官兵以麦粉充饥，临行前，他将五两银子放在缸中，依旧封好，才命炮队上路。回国后，王士珍仍然统领榆台炮队，驻防山海关。《马关条约》签订后，王士珍随新任直隶提督聂士成移居芦台。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朝野上下极感耻辱，但也刺激了他们的自救之心。他们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打败他们，就在于日本明治以来，大力学习西法，训练了一支精良的军队。而清军主力湘、淮军训练废弛、战术窳蔽，已经毫无战斗力。他们感觉到，如果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成立“督办军务处”，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在“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的联名保举下，12月，清政府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式陆军。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既然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式军事的人才。为此，他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于是，他便把他的得意弟子，当时正在聂士成军中的王士珍推荐到小站。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二人。王士珍刚到小站时，正值他的嗣母病故，面容消瘦，身体羸弱，而且口讷寡颜笑，实在其貌不扬。袁世凯并没有认为他有奇特之处，但当议及军事，王士珍则面面俱到，极有规划。袁世凯大喜，认为其才可堪重用，立即任命他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任他为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由于王士珍做事细密、周到，而且不张扬，深得袁世凯的信赖，有关军中的成绩考核，人事的升降黜陟，多与王士珍、徐世昌等人商议。而王士珍也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竭力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他完全按照近代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国造新式武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向袁世凯赞叹道：“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袁世凯听后，更加倚重王士珍，对王士珍提出的要求，无不应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还派他去日本阅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与重用，为王士珍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镇压，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问王士珍：“审问的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传教士、商人纷纷来山东青岛、威海卫避难，王士珍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并为他们安排舟马、提供衣食钱粮，竭尽庇护之能事，外国人很是感激。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四处掠夺，特别是在义和团民频繁活动的地区，更是烧杀蹂躏。但来到山东、直隶交界处，看到山东一侧的墙上写有“此山东境”，便停止了前行。原来这是王士珍派人写的，表示山东乃袁世凯管辖之地，是保护过外国人的。由此可见袁世凯、王士珍的行动得到外国人的认可。在义和团时期，王士珍为袁世凯的进一步飞黄腾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自己也水涨船高，仕途平步青云。 当年雨季，黄河决口，他亲自工程营到决口处，日夜奋战，使得 大坝提前合龙。从而减轻了灾情。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这“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自此，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始称北洋“三杰之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根基，袁世凯益加重视军队的编练，他任命王士珍为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不久王士珍赴直隶南部招兵，会同地方官精选6000余人，集中保定编练为北洋常备军（即新军），在此期间，他为袁世凯推行新军，写了了《常备、后备、续备军章程》。王士珍训练军队也很有一套，对士兵不打不骂，以恩德感人，如果军官犯了错误，他也从不当着士兵的面责问军官，以保持士兵对军官的尊重。他还极力培养士兵的绝对服从效忠意识，让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袁世凯对王士珍的忠心非常的欣慰，在其手下的众多诸将中，能始终受到尊敬信任的也就王士珍一个人。凡重要军事问题，袁必咨询士珍而后行，说：“聘卿核否？”他上的奏折中，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因此当时不少人称王为“龙目”，即袁的“眼睛”。当人问及，袁世凯称“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

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清政府决定以北洋新军为模范，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军队。为此，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办，袁世凯会办，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负责规划。奕劻作为袁世凯的“傀儡”，对军事一窍不通，只知道贪污捞钱，所有的训练计划、厘订饷章、军屯要厄，都是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商量主持，奕劻只是点头同意而已。由于王士珍为袁世凯立了汗马功劳，他为此向慈禧保荐说：“王士珍随臣当差多年，军务知之最悉，对朝廷切实可靠。”于是，王士珍很快便兼任了第六镇统制官，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清政府为了检阅新军的编练效果，展示其新的军事力量，决定在河南彰德举行军事演习，即会操。王士珍以军令司正使负责会操。彰德会操引起外国列强的极大关注，英、美、俄、日、法、奥、德、荷、比等国家纷纷派人来观阅。袁世凯自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吩咐王士珍一定积极准备，确保万无一失。阅兵开始后，当中外参观者看到队伍整肃，军容壮盛，无不啧啧称赞，皆曰：“法令之严明，战术之娴习，中国前此未有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得知彰德会操成功，极为高兴，亲自召见王士珍，予以奖赏。 这时王士珍的声望远在段、冯二人之上。是年冬天，兵部和练兵处合并为陆军部，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部右侍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升任江北提督，加陆军部侍郎衔。按清制，武职至提督，皆一品，已为极崇，但不能节制地方。而王士珍所任的江北提督，因为是由江淮巡抚改设而来，其前身为漕运总督，所以有统辖地方之权，并且还兼理漕运事务，可见清政府对王士珍的重用。第二年生母去世，给假三个月守孝，在此期间，王士珍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街购置宅基地，建起相邻二套宅院的寓所，又在正定城南购买土地十余顷。 守孝期满，继续统带第七镇担任江北提督。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士珍率领江北新军参加清政府举办的太湖秋操。出发前，王令士兵抬了很多标有“无铅箭”、“饼饵”的箱子，并亲加封印，吩咐下属：“有军令方能打开。”诸将不解，王士珍告诉大家说：“用无铅箭不伤人，饼饵用来犒军的。”

太湖秋操尚未结束，11月28日，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联络秋操中革命志士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在安庆起义。清政府十分恐慌，令王士珍出兵镇压。当时带兵的将官既无子弹又无兵饷，仓皇失措。王士珍命打开标有“无铅箭”和“饼饵”的箱子，原来里面装的全部是银元和子弹，稳固了军心。由于王率兵堵截、追击，致使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同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勒令袁世凯回家养病，袁世凯失宠后，王士珍也申请开缺，一则为避免嫌疑，二则为报袁世凯知遇之恩。所以一辞再辞，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获准。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复出，第一个奏请就是让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袁世凯当上总理后，王士珍就成为陆军大臣。他反对段祺瑞的共和宣言，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王士珍为清室优待条件竭力争取，最后为表示忠于清廷，不愿副署退位诏书，辞官退居家乡正定城内。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冯国璋的势力逐渐坐大，跟袁世凯离心离德，而段、冯二人也明争暗斗，袁世凯为此昼寝难安，鉴于王士珍不争权夺利，不值私党，便想借助王士珍这位“龙”头大哥压制二人，几次派人去请王士珍担任要职，但都被拒绝，1914年夏，甚至派长子袁克定专车去正定请王士珍，临行前，他嘱咐袁克定说：“聘卿不来，弗许归。”袁克定到后，王士珍表示已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回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回事，如果你不去，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了。”但王士珍还是不为所动。最后是段祺瑞设计，以朋友之道邀请他来车站会晤，被强行架上火车开往北京。王不得已参见袁世凯，立即授陆军上将军衔，5月9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王士珍为六大办事之一，但实权最大。

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其目标显然是对准陆军部长段祺瑞，段祺瑞十分不满， 便向袁世凯辞职，而袁世凯也正有此意，想用蔡锷取而代之，为此，向王士珍咨询。王士珍不愿得罪段祺瑞，也不愿军权落入北洋之外的人手中，便沉吟片刻说：“锷乃南人，且对总统颇异之，如用之，北洋诸人心将寒。”袁世凯听后默不着（做）声，不再提起此事。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请假以示对袁世凯的不满，王士珍只好暂行代理陆军总长一职。此时，袁世凯原形毕露，想尽快龙袍加身，做中华帝国的皇帝。杨度、梁士诒、陈宦等纷纷奔走劝进，封爵进位后又无不弹冠相庆。但王士珍比较清醒，超然与外，不为帝制所动。有人向他试探，他淡淡一笑：“自己人嘛，用不着这套。”轻轻的把话题推开。云南起义之后，北洋内部分崩离析，为了维护北洋的团结，袁世凯又让他兼任总参谋长，两人密谈退位之法。

6月6日 袁世凯羞愤而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在对德参战问题引起的府院之争中，他提出“德国不可轻辱”的主张。当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时，他又兼任京畿卫戍司令之职。李经羲当总理时，他还是陆军部长兼总参谋长。

1917年6月14日，张勋借调停黎、段矛盾之名进京拥清废帝复辟。当张勋的辫子军到京后，王士珍命令步军统领江朝宗用电话通知守城部队打开城门，辫子军象潮水一般涌进城内。7月1日，王士珍随同张勋等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张勋、王士珍等7人为内阁议事大臣，授王士珍参谋部尚书。不料，7月3日段祺瑞就在马厂誓师讨逆。各省军阀也变了卦，由拥护复辟变为保卫共和了。复辟分子见势不妙，纷纷东逃西散，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当张勋陷入绝境时，王士珍还出主意要封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要张作霖进京勤王。这场复辟丑剧仅12天就以失败告终。段祺瑞又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王士珍感到无脸见人，想再次回乡隐居，但段祺瑞不但不谴责其有罪，反而说他维护治安有功，竭力挽留，直系军阀冯国璋成为总统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则任陆军总长，一时，北洋人心大振，“北洋三杰”也成为世人倾慕的对象。

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段祺瑞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解决，提出“和平统一”排斥段祺瑞，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到11月中旬，段、冯已经闹的水火不容，对于“虎”、“狗”两家的内讧，王士珍无可奈何，对人连连叹息；“兄弟阋于墙，自毁家门。”11月20日，冯国璋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请王士珍组阁。但王士珍已经厌倦了政治生活，拒绝了冯国璋的请求。于是，冯国璋让人去王士珍门前请愿，并高呼：“请聘老出山组阁，以巩固北洋团体。”王士珍不得已，出任内阁总理，但宣称：“本总理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决不更动内阁的一个人。”

王士珍组阁后，也不敢得罪势力正盛的段派，使反战的旗号黯然无光，当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后，王士珍也向段祺瑞妥协，把陆军总长让给段祺瑞的亲信段芝贵。尽管如此，段祺瑞还是通过报纸对王内阁大肆攻击，又唆使新交通系和徐树铮进行倒阁活动。经不起风波的王士珍被迫于1918年2月“引疾告归”，冯国璋特命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总理。他的总理任期仅仅三个月，便永久的离开了政坛的是是非非。

1920年10月，江苏督军李纯暴死后，徐世昌大总统任命他为苏皖赣巡阅使，他以老病推辞不就，第二年特封其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未及，王士珍退出了军政界。以闲云野鹤自处。不久，宣布担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在此期间，他曾回正定小住，为伯母和生母修建“节孝牌坊。”

王士珍晚年，笃信黄老之术，并结识道学大家段正元，为其修养所折服，便在北京成立道德学社，亲自为社长，聘段正元为社师，宣讲道术和修身养性之道。王士珍归隐后虽然想超然于政事之外，但由于他是北洋的耆老，一些北洋旧人有事还是找他商议，而他也乐意调和其间。 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时，他都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居中调停。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重新执政后，召开善后会议，请他担任善后会议议长，他坚辞未任。

1926年5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合起来讨伐冯玉祥，冯部退出北京后，他被北京各知名团体推荐为临时维持治安会会长和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以维持北京的秩序，并一度调停直奉之间的争端。

1928年5月，北伐军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熊希龄组织和平运动。张作霖退出北京后，他再次担任治安维持会会长，拒接韩复榘的武力进驻，电请南京政府迅速和平接收北京。

王士珍在军界多年，各方都比较信任他，因此他两次组织治安维持会，尽心竭力的维护社会秩序，使北京免遭战争的灾难，受到京师民众的钦佩，此后，王士珍还几次主持了北京的慈善活动，1930年7月10日，因肝癌而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满68岁）。临终时，他写了一份遗嘱，表达了他的心愿。

袁世凯：“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

荣禄：“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

彭秀良：“王士珍在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是他在追随袁世凯从事小站练兵和创建北洋常备军时期，对创立和推行近代化的军制出力颇多。他的晚年致力于维护京师治安和慈善事业，博得了当时民众的高度赞誉。我不认同王士珍是军阀的说法，因为他不具备王尔敏所界定的关于军阀的三个条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协统领，兼理全国操防营务处。次年一月，袁世凯派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地选募壮丁，成立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王士珍任左镇翼长。他升官后，有宗亲族人多次找到王士珍，要求给一个差事，王士珍都婉言谢绝了，从不任亲用人。有一次王士珍的堂弟楼珍通过王士珍的二太太邢夫人让文书私下写了一封推荐信，到正定教场庄新建陆军任职，书信写好后，邢夫人偷偷盖了王士珍的行章，盖了一下后，楼珍哀求说：“多盖几个吧，或许顶点事。”邢夫人随手盖着印章说：“多盖几个就多盖几个，怎么也不花银子。”印章是盖上了，孰不知两个人都不识字，印章盖的倒着、斜着不说，但都盖的不是地方。推荐书拿到教场庄教练营，管事的军官看后暗暗一笑，知道推荐书不是正道来的，碍于面子马上给楼珍安排吃住，随即把楼珍拿来的推荐书给王士珍邮去，王士珍看后大怒，痛斥了邢夫人，把印章拘走了，随后补办了有关手续，明令对楼珍不可重用。

光绪三十年一（1905年），清廷新建陆军扩大到六个镇，王士珍任第六镇统制。同年十月清政府抽调二万余新建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任命王士珍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整个操练过程几乎全是在王土珍的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请的使者观看后无不赞赏王士珍的组织指挥才能。河间秋操在西方人面前为清廷争了光，慈禧太后发现王士珍是个人才，亲自召见，当面一一质询，王士珍不卑不亢，回答振振有词，慈禧大悦，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我要有这样一个儿子多好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士珍马上叩头谢恩，声呼：“皇太后万岁。”自此王士珍深得清廷的宠信，破例授王士珍内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任命王士珍以陆军部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提督府驻地即现在的镇江市)，执掌军政，统辖吴淞口诸镇(即现在上海市地区)兼理盐漕事务，王士珍只带了一名仆从轻装赴任。

赴任途中，有一天日落西山，王士珍见前方有一村镇就命随从前去找客店，准备休息一夜，明日再往前行。不料，这个随从找遍了所有大街小巷的客店，都说客满不能留客。王士珍感到纳闷，没有办法，吩咐随从到村边偏僻处找一找，看有没有可留宿的客店。不一会儿随从回来说：“找到了，但不能住客房，只能住草棚。”王士珍问是何原故，回答说：“因为一有知府到江北上任路过此地，下戒严令，今夜不准任何过路人在此留宿。”王士珍听了说：“也罢，就住草棚吧!”想不到二更时分公差前来查店，发现草棚里有人就要拿他们主仆二人示问，王士珍万般无奈只好亮明身份，把写有江北提督的宫灯打了出来。这时把公差吓坏了，急忙回去禀报，知府得知是未来的顶头上司，马上前来表示谢罪。王士珍听那知府言谈粗俗不堪，便问：“你是不是捐的官呀？”回答说：“不瞒大人，下官是捐了银子。”王士珍说：“你还没有到任上，就这么骚扰百姓，像你这样到了任上，又怎能为民办事呢！还是回家抱娃娃过太平日子吧。”

江北有一个银号发生了金融挤兑，等待支取银两的储户将银号周围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数日不散，银号大门几次被挤坏。此时，银号亏空银子十万两。尚未兑换银两的储户群情激愤，骚乱不断。银号老板找到王士珍的师爷蔡寿山，要求用官衙库银抵一下。蔡寿山知道事情重大，马上请示了王士珍。按照大清律，私动官库银两罪当不赦。而对银号置若罔闻，亦会影响正常金融和社会秩序。只见王士珍在衙内轻踱数步，一条锦囊妙计豁然胸中，他吩咐师爷道：“库银绝对不能动，不过可以打开库门，让储户们看一看。”储户见库银充盈，纷纷散去，一场金融风波被王士珍轻手一挥而云消雾散。

当时清政府有规定，地方库银要定额逐级上交。如库银亏损，加罪地方官，如库银有盈余，由地方官自己支配。王士珍在任上经营得法，库银充盈，于是就用剩余的库银，令师爷兼管家蔡寿山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购置宅基地，建起相邻两套宅院，道北宅院花银三十万两，道南祠堂花银十万两，共计银四十万两。有人说王士珍有女无儿，是因为宅院不四整、缺角，那是因为相邻的是袁家一块菜畦，价钱多少，就是不卖，有人出主意动用官府势力强行拆除，可王士珍一再责令蔡寿山买卖要坚持自愿。其他拆迁户都是照价付银子，然后又在别的地方买一块相同的宅院送给本拆迁户，等于是双倍价钱，就是袁家的一块菜畦办不成，王宅也就依地建成了现在的模样。

宣统四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溥仪退位。王士珍遂辞官，到家乡正定西门里公馆隐居。他茶余饭后常到城墙边走走。一日他发现几个新驻防兵丁正在拆城墙，即上前询问。拆城墙的兵丁属奉系军队，不知王士珍是什么人。只见王士珍平民穿戴且说话和气，就没放在眼里，只是粗野地骂了一句。王士珍好言相劝，不料被兵丁扬手打了一个耳光。他只好默默离去。时隔不几天，这些拆墙的兵丁全被调走了。

原来王士珍回到家后，即与该驻军的上司联系，陈明城墙防洪及军事上的重要性，要求制止拆城墙。王士珍当时虽不在位，但资历声望较高，所以驻军上司得知此事后，为防止出现更大更多的意外，就急忙调走了驻正定的兵丁，保住了正定城墙。

奉系军队驻守正定时，经常有士兵酗酒闹事。一日，一群士兵喝醉了，其中一个纵言要找娼妓快活，其他士兵故意捉弄他，指着王士珍的公馆说：“那是大妓院，你敢不敢去?”这个醉兵仗着是驻防兵有恃无恐，遂应声踉跄跑向王公馆，闯进后被人捉住。醉兵扬言要找妓女，公馆人等一听大怒，群起殴打。王士珍听到打骂声，赶紧来到前院，命家人停止殴打并为其清洗，同时向其他兵丁追问详情。这时驻防军官的副官闻讯赶来，面见王士珍，一是赔罪，二是表示严惩醉兵。王士珍对副官说要严加管束士兵，不能骚扰百姓，并说此兵已送县衙治罪，副官辞谢而去。随后王士珍把这个醉兵叫到大厅，问其家庭情况。醉兵此时后悔至极。王士珍说将你送官或送回军营都得治你死罪，你家老小何以度日。你不要回营了，给你些盘缠，连夜回家过安稳日子去吧！以后不要再胡作非为了。醉兵闻此如获大赦，痛哭流涕，叩头道谢而去。

王士珍当总理后，文件报告成堆成山，每天批阅到深夜，他身边的人见他非常劳累，就劝他出去走走散散步，但没有走出多远，他就返回，继续批阅文件。王士珍没有别的嗜好，他的秘书郝立斋试着劝他看一场戏，经过苦劝总算是答应了。到了晚上，王士珍走进戏院，见前排空着，一个牌子上写着“总理席”，他就往那一坐，当时过来一个管事大呵一声：“嘿，看见牌子上写着什么啦？”王士珍随即答到：“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坐那儿，你也不看看你的屁股怎么长着的，赶快离开，总理马上就要来了。”王士珍本来说没有兴趣，当场又闹了个不痛快。他起身就走，到了戏院门口和秘书郝立斋走了碰头说：“不看了，回家吧!”郝立斋觉着事不对，马上到前台，间是怎么回事，管事的说：“刚才来了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我把他赶走了。”郝立斋说：“那个老头就是总理王大人。”把管事的臭骂了一顿说：“戏不准唱了。”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意思说总经理看戏不成封了戏院。王士珍看了大为恼火，把郝立斋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去，通知戏院照常开戏，今天晚上是我看戏。”戏是开了，“总理席”照样空着。

王士珍每次回牛家庄老家，不管是骑马坐轿，一过五里铺便来步住，一是因为村东口立有梁阁老神的神道碑，他对梁阁老十分敬重；二是因为自己在王氏家族辈分较低，所以逢乡亲们便热情打招呼，问长问短，十分亲切可敬。有一次王氏家族要举行一个隆重典礼，邀请王士珍参加，届时为欢迎王士珍归来准备了盛大的乐队和欢迎人群。到了那天左等右等，不见王士珍归来，过了午时还是不见踪影，其实王士珍得到消息后便从小道悄悄进村了。族长找到王士珍责问道：“你当了大官，是光宗耀族的事，我让人迎接你，也是理所当然，不知道你这么不给面子！”王士珍连忙赔笑道：“你老人家别生气，都是我的错。”王士珍接着又说：“您老人家有所不知，没做官的人想当官，当了官才知道官场险恶，就像我，说不定哪天会变成乞丐呢，又有什么值得张扬、显摆的呢？”族长闻言连夸王士珍明事理，有出息。

牛家庄村有一个叫杜焕成的农民，他除了种几亩薄地之外，还为县邮局拉送邮品。一次，杜焕成拉完后，卸车喂上牛，自己到小吃摊上买碗汤，泡饼子吃。由于疏忽大意，等喝完汤回到车边一看，牛没了。赶紧四处寻找，就是不见踪影，那个时候一头牛就是农民的半个家业。杜焕成焦急万分，万般无奈时，只好跑到王士珍的寓所，说明原由恳请帮助忙。王士珍立即派人到警察局，请警察帮忙。警察局一看是王士珍派人来，不敢怠慢，赶紧命令四城加紧盘查，不许黄牛出城。同时有派人到东后街杀锅上，令其不得私宰耕牛，否则重罚。又派人在城内偏街道寻找，将近黄昏时，在城墙根的一苇地坑处发现了黄牛。原来小偷想把牛拉出城，又见盘查很紧怕犯案，想卖给杀锅上又不成，只好把牛放了。警察把牛送到王公馆，杜焕成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牛，他千恩万谢，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原来，王士珍给自己和家人立了一条规矩，只要牛家庄的乡亲们找上门来，不管大事小情都要管。

王士珍经常告诫家人要勤俭。在正定公馆二道门上贴有一幅对联，是王士珍亲笔所写，上联是“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下联是“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他经常以此对联未题给家人侄辈讲解其含义，并告诫要去照办。一次，王士珍的四侄在外犯了错，王士珍知道后十分生气，严词训斥后，令其长跪前厅，家人均不敢近前讲情。最后王士珍说：“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抚不愧心。”要求儿孙要照这样做人。

曾祖父：王朝正，

祖父：王履安

伯父：王如松

父亲：王如柏

第一个夫人：刘氏，是王士珍的嗣母刘夫人的娘家侄女。刘夫人性格宽厚，可惜在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第二个夫人：邢氏，是本县诸福屯人，一生没有生育。邢夫人的祖上与王士珍的曾祖父王朝栋是亲戚。邢夫人在刘夫人死后成为王士珍的正式妻子，长期住在正定县城，牛家庄的人去了总是好吃好喝的招待。有一次王家在正定县城住所旁边扩建一个东四合院，施工时砖瓦占了街道的一侧，恰逢大集，街道更显狭窄，路人行走不不便，纷纷开骂。恰巧牛家庄王氏家族的一个长辈也经过这里，便径直走入王宅，训斥他们不该这么办，给王家丢了人。邢夫人赶紧赔礼，并马上让人停了工，把建筑材料搬到院内，待集日过后再开工。

第三个夫人：杨氏，是天津杨柳青人，是王士珍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所娶，长的漂亮，深受王士珍喜爱，一直随王士珍住在北京。对正定老家的人较为刻薄，1931年王士珍在北京世后，不肯出钱办葬事，反而把家财物席卷一空，跑了，后不知其下落。

第四个夫人倪氏、第五个葛氏，情况都不详。五夫人双眼失明，曾沿街乞讨。

第六个夫人：薛氏，王士珍在山东时所娶。王士珍在山东时没有带家眷，据说是袁世凯为笼络他，怕他寂寞，为他做主所娶。薛夫人性格善良，王士珍怕把她留在身边受杨夫人的气，就把她送回正定老家。谁知道在正定她又受邢夫人的气，经常受虐待，忍受不了，就在厕所上吊死了。死时已怀有身孕，即将临盆，在上吊挣扎之时，孩子坠落，也死了。竟然是个男孩儿。王士珍回到正定，听说后，大怒，从此再也不理邢夫人。

第七个夫人李氏，情况不详。

第八个夫人：于氏，也是天津杨柳青人，娶于夫人时王士珍已经65岁，于夫人30岁。后于夫人1937年病死于石家庄。

王士珍故居建于1912年，为民国时期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大院原有东、中、西三个院落，现仅存中院。

于1982年被批准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正定建筑商承包王士珍故居。这所老宅2009年被改造成饭店，2013年9月关闭。王氏双节祠现在破落无人打理。

1998年，正定县档案局将王士珍的事迹收录在“古今正定展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中，供人们参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