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1593年5月21日—1643年11月16日），字伯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明朝末年大臣。

根据《代州孙氏家乘》记载，孙传庭的九世祖孙成在明朝洪武年间被任命为振武卫百户，由河南省汝宁府光山县孤树里村迁居山西代州，后遂安家于此。孙传庭的六世祖孙凤开始鼓励子孙习文，五世祖孙歧、高祖父孙宗派、祖父孙嗣约、父亲孙元震均中过举人，其中孙歧做过莒州知州、孙嗣约做过观城知县。

孙传庭生于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1593年5月21日）。他仪表魁伟，身长八尺，能左右射，武艺绝伦。六岁入读村塾，十三岁在童子试中夺魁，成为生员，此后在学校的各种考试中都是第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乡试中举，翌年通过会试和廷试，考中三甲第41名（总名次111名），获赐同进士出身，袁崇焕、梁廷栋、马士英、姜曰广、吴阿衡、薛国观、丁启睿、刘宇亮、杨文岳、余应桂、邵捷春等知名大臣与他同榜，并成代州孙氏第一位有进士功名者。

孙传庭初授永城知县，不久调任商丘知县。当时后金占领辽东，身在内地的他深忧时局，曾写下“山海徒闻尚可支，堪怜一线系安危”“丸泥不是封关计，仗剑谁歌出塞词”“圣主若虚前席待，愿将血泪洒丹墀”等诗句，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志向。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他因在徐鸿儒起义时防备有功，获得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褒奖。同年入朝述职，授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升至稽勋司郎中，但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告假回乡。

孙传庭弃官回家后，在家侍奉母亲，教授学生，同时“大治第宅、辟园圃，穿溪叠石，种松、栽荷”，与宾客“酌酒选奕、赋诗谈笑”，过着“朱楼画舫，花晨月夕”的安逸生活。

崇祯年间，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入侵，国事日益糜烂，山西更是成为农民军、后金军与明军三方的战场。面对如此时局，孙传庭也开始留心兵事，志在“澄清天下”。他的门生冯容以“天下事殆不可为”劝孙传庭放弃对国事的关心，但孙传庭不以为然表示“为之自吾始，济不济，命也”。

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后金第二次入塞，代州也遭到蹂躏，孙传庭在闰八月上《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提出了步兵扼守险要抵御后金骑兵的方法（疏已不传）。

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后金第三次入塞，孙传庭派家丁王承嗣、孙剑等击退后金兵，保卫家乡。同年秋，孙传庭终于复出，回到朝廷，任吏部验封司郎中。由于他喜谈边事，便以“边才”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成为督抚的候选人。

主词条：黑水峪之战

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陕西巡抚甘学阔被罢官。当时吏部尚书谢升与孙传庭不和，为了将孙传庭调走，便举荐孙传庭来接任陕西巡抚，担当剿灭农民军的重任，当即得到崇祯帝批准，但孙传庭也有意出任此职。四月六日，崇祯帝在便殿召见孙传庭，孙传庭请求提供充足军饷，但崇祯帝表示“措兵难，措饷更难”，答应给他六万两饷银，但以后由他自筹。五月十六日，孙传庭入秦履职，期间募得三千劲旅，积极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的战斗力，履任不到一个月就派副将罗尚文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张胖子）。

当时，明军的主要对手是“闯王”高迎祥，由卢象升负责镇压，将高迎祥围困在郧阳山区。高迎祥欲经子午谷进攻西安，孙传庭便和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率军堵截于子午谷之黑水峪，以逸待劳。七月十五日，高迎祥率部从盩厔（今陕西周至）黑水峪进至仙游寺，翌日与孙传庭交战，此后孙传庭“四日三捷”，最终俘获高迎祥。孙传庭即联名洪承畴传捷京师，崇祯帝大喜过望，降旨褒奖。九月十九日，孙传庭遵旨将高迎祥押解京师，凌迟处死，农民军最强的一支就此瓦解。高迎祥被俘后，孙传庭招抚了农民军领袖拓养坤（蝎子块）、张文耀（张妙手）等，击破张天琳（过天星）、马进忠（混十万）、高见（大天王）等，到崇祯十年（1637年）初基本确保了关中地区的安全。孙传庭由此崭露头角，声名鹊起，几乎超过了他的上司洪承畴。

此后，孙传庭一面清屯练兵，一面围剿农民军，洪承畴负责围剿西面的“闯将”李自成等，而孙传庭则负责围剿东面的郭汝磐（混天星）、张天琳（过天星）等。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到八月，孙传庭先后于合水、澄城、庆阳等地连败六队、过天星、混天星、大天王等，而后三部义军在屡败后，都陆续归降。同时，洪承畴也在与李自成的战争中连续获胜，李自成本想东出与过天星等部会合，然而他们都投降孙传庭，于是他顿时势孤失援，洪承畴趁机在潼关南原将其主力歼灭殆尽，李自成仅率十八骑突围。加上此时张献忠、罗汝才也投降了明廷，农民军一时归于沉寂。此时清军（皇太极已改国号为大清）第五次入塞，洪承畴、孙传庭奉命赴京勤王，不仅给了李自成以喘息之机，也改变了孙传庭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北京市密云东北）、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入塞侵扰，京师戒严。崇祯帝先命丁父忧的卢象升夺情起复，总督各路兵马抗清；十月十五日，又命洪承畴、孙传庭赴京勤王。二十二日，洪、孙率五万秦军离开陕西，经山西入京，行军过程中上疏主张对于清军不可轻战、严加防守、伺机反击。十一月初九日，当孙传庭行过徐沟（今山西太原市清徐县徐沟镇）时，因清军南下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保定，兵部便急令孙传庭赴援，孙传庭随即勒兵改走井陉，至十九日晚抵达，立刻攻击围城清军，迫其退去。次日，清兵又围城南，孙传庭即选精骑出击，追杀十余里而还，至二十一日，清军退去，孙传庭又在晚间命士卒举火袭扰，令清军大惊。二十四日，因卢象升己率兵在二十二日赶到真定，孙传庭即继续北上，两日后到达保定，忽然又接到兵部咨文，让他就在真定暂驻御敌。

孙传庭以为卢象升既已至，自己大可不必再往，遂移文兵部请旨。十二月初三日，兵部发来明旨，命孙传庭以兵部添设左侍郎衔会同卢象升、高起潜协剿，他便在初五日从保定南下，次日即抵定州（今河北定县），因见手下兵多怯懦以致清军猖狂无忌，孙传庭深感痛心，遂上一密奏，直言不可浪战。几天后，卢象升战死巨鹿。十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命孙传庭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并赐以尚方宝剑。但因为前此卢象升、高起潜相继兵败，孙传庭此时虽名为总督，实已无兵可督。而且他手下的兵尽管为义军所畏，却见到清军就大腿打颤。有一次，他的士兵隔着河向清军喊话：“我要奸淫你们的妻女！”清军大笑，然后将所掳明朝女子驱于阵前，对孙传庭部下喊话：“这都是你们的妇女，都被人家奸淫过了，你还想奸淫我们的妇女吗？”还没说完，就有数十骑兵浮渡，孙传庭麾下几千名士兵失魂落魄，纷纷逃走，很多人自相践踏而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十八日，崇祯帝又任命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负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当时清军占领济南，明军却按兵不动，坐视山东被铁蹄蹂躏。充当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和孙传庭互相指责，刘宇亮称他促孙传庭出兵而不出，孙传庭则强调是刘宇亮不敢出兵，并阻止他进兵。另一方面，孙传庭上疏指责关宁总监高起潜麾下的祖宽要对济南失守负责，得罪了高起潜。尽管有刘宇亮、高起潜的掣肘，孙传庭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既定御敌方略，在东安（今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东安村）、武清、蓟州、冷口关等处邀击清军，取得小胜，直到三月十一日清军出塞。

孙传庭受任保定总督后，多次请求面见崇祯帝，商讨军国大事，但不仅高起潜与他不和，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怕孙传庭“夺席”（取代他的兵部尚书职位），遂屡屡阻挠，孙传庭便在通州待命。三月二十三日，孙传庭得感冒竟致耳聋，到五月初九日上疏请辞保定总督，并举荐杨文岳替代。崇祯帝认为他在推诿责任，要求他继续负责练兵，并命兵部派人核实，回报属实后，才将他革职，并派御史杨一儁再去核实。孙传庭移驻易州，等待再次查勘，此时又有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举报孙传庭，称孙传庭乱抓百姓（之前有多名孙传庭麾下士兵被百姓刺死或刺伤，这些人都是尹三聘的同乡）。杨一儁再次核实孙传庭病情属实，并将尹三聘的告状称为“泄愤”而不受理。崇祯帝在杨嗣昌、高起潜等的影响下，已失去对孙传庭的信任，得到杨一儁的回报后坚称孙传庭称病“显属欺罔”，并认为杨一儁在包庇他，遂将孙传庭和杨一儁两人一并革职，派锦衣卫将孙传庭逮捕入狱，时为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二十三日。

主词条：郏县之战

孙传庭被捕入狱三年期间，李自成、张献忠重新起兵，熊文灿、杨嗣昌镇压不力，致其坐大，明朝国势江河日下，岌岌可危。面对每况愈下的局面，崇祯帝再次想起了孙传庭，有意起用，加上兵部尚书陈新甲、内阁首辅周延儒推荐以及孙传庭在狱中“请杀贼自效”，崇祯帝遂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释放孙传庭，在文华殿召见他，询问天下大事，孙传庭表示得到五千精锐就可以剿灭义军，于是崇祯帝起复他为兵部右侍郎，率京营官兵救援被李自成围困的河南省城开封。不久，李自成放弃攻打开封，于二月十七日攻陷襄城，杀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崇祯帝遂委任孙传庭代其陕西三边总督之职。

孙传庭赴任时，还负有一个秘密使命，即处死被怀疑“通贼”的秦军援剿总兵贺人龙。四月，孙传庭召郑嘉栋、牛成虎、贺人龙诸将至西安，在宴会结束时突然命刀斧手拿下贺人龙，数落贺人龙在开县黄陵城之战时观望不进、在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时遇敌先溃，导致张献忠坐大以及两任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汪乔年）被李自成所杀，遂斩贺人龙。

由于京营官兵腐败无能，而原有的秦军官兵在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松锦大战等战役中损耗大半，因此孙传庭抚掌叹息：“我思用秦人！”再加上他发现李自成拥兵数十万，其实力已非往日可比，便向崇祯帝提出练兵两万、给饷百万，崇祯帝很不高兴，虽然批准，但要求他在拿到军饷一个月后就须率兵出潼关围剿李自成。

此时李自成第三次围困开封，崇祯帝于六月二十四日任命苏京为监军，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开封。孙传庭表示这些新兵未经训练，不可轻易出战，崇祯不听，孙传庭只好出师。十月，孙传庭率主力出潼关、逾太行、渡汜水，同时密遣别将出武关，自南阳鸦路趋宝丰，作为夹击李自成的偏师。

此时开封已为水淹，李自成南趋汝宁，听说孙传庭率兵来攻，便转而向西迎击，先在南阳击溃孙传庭之偏师，然后北上与孙传庭作战。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义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义军，诱敌深入。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义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义军猝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但当时连日降雨，粮草不济，官军不得不停止追击，并争抢战利品。此时罗汝才来援救李自成，李自成也趁机杀个回马枪，大破官军，反败为胜，左军左勷、右军萧慎鼎率先溃逃，孙传庭率残兵奔回陕西。此次柿园之役，明军损失数千人，但李自成也丧精锐八千人。事后，孙传庭依军法将萧慎鼎斩首，而对左勷则念在其父左光先的份上绕过一命，令其纳马2000匹赎罪。

主词条：汝州之战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秦军官兵实力有显著增长。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白广恩统领。另一方面，李自成的势力也在壮大，他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攻占汝宁，杀保定总督杨文岳，十二月取襄阳、荆州，翌年正月取承天府、汉阳，不久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初步建立政权。

孙传庭在陕西练兵期间，驭下严厉，动辄以军法从事，加上他屡屡催促地主捐献，因此得罪了不少人，陕西士绅都希望孙传庭能尽快出征，并谣传孙传庭按兵不动是养寇自重，会再次被捕入狱，崇祯帝也“下手敕催战”。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上疏请战，自诩“不出一月，贼可尽歼”，并称有内应（邱之陶）相助。阁臣吴甡提出反对意见，兵部侍郎张凤翔也进谏：“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此外左中允刘理顺写信提醒孙传庭不要贸然出师。但最终崇祯帝还是批准孙传庭的请战，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五月十五日，由于吴甡不愿督师，崇祯帝命孙传庭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加督江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尚方宝剑，其后又旨令其出潼关消灭李自成。但孙传庭在出发前给兵部尚书冯元飙写信，阐明自己“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初四日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官军于八月十六日抵达洛阳，八月二十一日进逼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四天王）投降。李养纯投降后报告称义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在九月中旬先后攻破宝丰和唐县，其麾下军士在宝丰“多屠戮”，又将安置在唐县的义军家属屠杀殆尽。九月十四日，官军和义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官军大胜，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逃入襄城，官军尾随而至。当时连日大雨，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粮车难以移动，后勤出现问题。李自成趁机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驻守郏县的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秦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豫军官兵看到秦军官兵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官军队伍大乱。九月二十二日，义军趁机在汝州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丧师四万，损失兵器辎重无数，据说连督师大纛也被义军缴获。

汝州之战后，孙传庭与数千溃兵从孟津渡黄河，由黄河北面经垣曲入潼关，其后各路溃军陆续入关，还剩四万。高杰请求退保西安，但孙传庭表示：“如果闯贼进入潼关，秦人还会为我效命吗？”因此坚守潼关。十月初八日，崇祯帝命削夺孙传庭督师及兵部尚书的官衔，并令他“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但此前两天的崇祯十六年十月初六日（1643年11月16日），义军扮成逃兵，用督师大纛骗开关门，内外夹击，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国榷》记载另一说是李自成部绕道潼关侧后，前后夹攻而破潼关）。五天后，西安失守，孙传庭的继室张氏率三妾两女投井自杀。

孙传庭死后，尸骨无存，逃到山西的陕西巡按金毓峒向朝廷报告孙传庭下落不明，所以崇祯帝没有给予封赠。清军入关后，明末殉节诸臣也是一个极少触碰的敏感话题。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乾隆帝明令表彰包括孙传庭在内的明末殉节诸臣，孙传庭享受“专谥”的待遇，以“夙娴良画，屡著捷功，仓卒殉军，仁成身殒”而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得到“忠靖”的谥号，列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孙传庭赴任陕西巡抚，镇压农民起义。当时陕西局势对明王朝非常不利，用孙传庭的话来讲就是“履极难之地，肩极重之担，当极敝之时”。此前十余年间，陕西巡抚七易其人，无一圆满卸任、回朝复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整顿陕西军务成为孙传庭的当务之急。

当时的秦军有西安前、后、左、右四卫，兵额24000名左右。但由于大量军队屯田被豪强地主兼并，所以实际兵额远不及此数，剩下的又大多被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带走，此外还有一些不听使唤的兵痞，孙传庭基本无兵可用。朝廷遂从洪承畴麾下抽调甘军2000人隶属孙传庭，但这些士兵战斗力低下，也不经用。于是孙传庭决定组建一支标兵（督抚亲兵），他任命陈继泰为赞画主事，负责标兵事宜，在陕西募集了标兵3000人，再加上明廷提供的民兵和屯兵2000人，孙传庭在陕西巡抚任内“练就边兵五千人”。孙传庭将其麾下标兵分为中营、前右营、后左营、新营，四营内设有副将、游击、参将、中军、都司、守备、千总等职官。他治军极严，有些标兵难以忍受，以致在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十八日发生孙传庭麾下标兵许忠、刘应杰掀起的“蓝田兵变”，不过崇祯帝并未怪罪孙传庭，还将入卫的4000川军拨给孙传庭统领。

除了练兵以外，孙传庭还大力“清屯”，即清理被豪强地主侵吞的屯田，以充实军饷。崇祯帝只拨给他六万两饷银，其余自筹，所以孙传庭就在清查西安三卫（右卫隶秦王府，故不在清查范围内）的屯田上下工夫。孙传庭在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发布清屯告示，呼吁陕西士绅考虑“虏、寇交讧、兵单饷匮”的现状，上报原属国家的军屯，否则严加治罪；另一方面，他派西安理刑官大力清查隐占屯田，力求符合洪武年间的标准。不过孙传庭并未要求退还已经侵占的屯田，而是允许其继续耕种，但要向官府缴粮，上等田每顷18石、中等田每顷15石、下等田每顷12石，每粮1石折银7钱。到他卸任时，一共清理出折色银45万余两，本色米麦豆约5万石，此外还清理出屯兵12000人，可谓成果丰硕，因而得到崇祯皇帝的嘉奖，并指示其他巡抚以孙传庭为榜样，“真心实事为法”。

除了练兵清屯，孙传庭还在陕西巡抚任上整顿吏治、赈济灾民、促进商业、修筑堡垒，使陕西军务大为起色。

由于孙传庭在陕西的一番经营，他从缺兵乏饷的窘况中走出，对农民起义军的威慑也大幅上升，因此对义军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卸任前夕，孙传庭总结其两年多的战绩“荡平大寇闯王、蝎子块、混天星、过天星、整齐王、张妙手、瓦背、镇天王、一条龙、大天王、米闯将、火焰斑、就地飞、刘秉义、一朵云等一十五股，而桿贼土寇及窃发零逞之余孽不与焉”，由此他成为崇祯年间第一位圆满卸任的陕西巡抚。

黄景昉：其人有气魄、师律严……所料理秦中兵马器械颇精锐，两度出关，捷屡闻，并以功垂成骤溃，真堪惋诧。岂杀运之未除乎？

吴伟业：长身伉爽，才武绝人……公死而天下事以去，然其败由趣战，且大雨粮绝，此固天意，抑本庙谟，未可专以责公也。

屈大均：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

谈迁：孙传庭合十万之师，兵甲粮刍俱取办关中，民无余力，并锐出关，全师覆溃，秦人重足而立，势不自固，潼关失守，喘息已夺，惜哉！

戴笠：传庭实有良将之才，其敢勇担当，出于承畴之上，故能擒高迎祥、破老回回、败渭南大贼，一时督抚莫或过之。

邹漪：传庭故将家子，然性怯懦，不知兵，好大言。

孙承泽：传庭忠义慷慨，实心任事。初在吏部，自请办贼，在秦屡著战功，曾擒闯将高迎祥，献俘于朝。然帝以晋人有党疑之，既命督师之命，帝屡下谕，催之出关剿贼。每值召对时，侍臣中有言宜持重者，辄斥其为党也，故终致一败殒也。

彭孙贻：传庭屡破秦盗，俘闯王致阙下，天子用以镇畿辅，而阳瞆乞骸，此岂匪躬尽瘁之臣乎？再起为元帅，两战遂丧三秦，师败国亡，悲夫！

计六奇：官兵御贼以来，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二]射自成目，三杀贼家口。三者传廷[庭]实居其二。后虽有潼关之败，然两大功不可没也。但养纯之降，实为通贼张本。古云受降如受敌，奈何轻信以致败耶？

查继佐：白谷干济，足办贼，而行军必受君命、庙算，失也。夫推毂之意，曰“阃以外将军制之”，古战胜以之矣。白谷“不能乞命狱吏”之一言，则知郏县深入不返顾，犹怀顾畏，前辈行间不阅邸报，白谷之时能为之哉？……总之，失事固不能免罪，而其志犹可原，不必其果死与否也。一门被戮，知其无所幸于贼矣。

顾炎武：国家当危乱之日，未尝无能任事之人，而尝患于不用。用矣，患不专用之。而专且效矣，患于轻徙其官，而不竟其事。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败，而国随之，若兵部尚书代州孙公之事，可悲矣！……使当日不用武陵（杨嗣昌）之策（顾炎武认为召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京师出自杨嗣昌的建议），自陕以西委公，十年而奏其效，则他方虽溃败，而公必能为国家保有关中。使贼不得关中，亦不敢长驱而向关也，一诏移公，而国之存亡乃判于此……于此以见公之一身而系国家之重。然则天下未尝无人，而患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徙。用徙三四年之间，而大事已去。此忠臣义士所以追论而流涕者也。

赵吉士：公初迫于秦中缙绅之口，踉跄出关，幸而所向皆克矣。乃天以淫雨困之，致功毁垂成，未可为人谋之不臧也。英雄岂必以成败论哉？

万斯同：仪表颀硕，沉毅多筹略。

张廷玉：流贼蔓延中原，所恃以御贼者独秦兵耳。傅宗龙、孙传庭远近相望，倚以办贼。汪乔年、杨文岳奋力以当贼锋，而终于溃偾。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传庭败死，贼遂入关，势以愈炽。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乾隆帝：周遇吉、蔡懋德、孙传庭等以闯、献蹂躏，御贼亡身，凛凛犹有生气。

顾诚：他们碰上的对手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明官僚中都是比较狡猾也比较卖力的。

孙祚民：

樊树志：孙传庭败得如此之惨，自然应当负指挥不当的责任，但是说他“轻进寡谋”，却有点强词夺理。明明是思宗自己再三催促孙传庭出关作战的，这种战略决策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轻进寡谋”成分，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真正“轻进寡谋”的不是孙传庭，而是思宗本人。正是思宗的“轻进寡谋”铸成了孙传庭的悲剧……孙传庭的死是令人叹息的。

朱东润：孙传庭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员，但是他的死是一个英雄的死，是面向死亡而不甘屈服的死。

晁中辰：在明朝末年，孙传庭可称得上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能臣。但是，他却不能救大厦于既倒，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无法保全。孙传庭的悲剧实际上是明王朝的悲剧，是崇祯帝的悲剧。崇祯帝生性多疑，用人不专，孙传庭未尝一败却被投入监狱。待天下糜烂不堪时，又将他从狱中放出，但又不能对他推诚任用。他的计划得不到认真推行，只是不愿再入监狱而勉强出关，终致大败……明清之际的许多史书大都为孙传庭感到惋惜。

孙传庭早年任知县时，性格高傲，不畏上司。当时县中有一个孝子，正要娶妻时遭遇父丧，住进庐墓，母亲和未婚妻住在其他房间。某天夜里，一个流氓穿上丧服，装成这名孝子，闯入孝子未婚妻的房间调戏她（古时亲迎前夫妇不见面，故未婚妻不知丈夫真容）。母亲发现后询问孝子的未婚妻，误以为自己的儿子在服丧期间行非礼之事，便去斥责孝子。孝子非常惊骇，便藏进那个房间等待，果然那个流氓又在半夜来了，脱下衣服想要和未婚妻睡觉时，孝子出现，流氓逃走。未婚妻惭愧自缢，孝子也自缢，母亲抱着流氓的丧服向孙传庭告状，孙传庭假装不追究。突然有一天，孙传庭将全县裁缝抓到县衙，关在内庭，出示丧服，询问是谁订做，一位裁缝指认是本县一位京官公子让他秘密做的。尽管这位京官是阿附魏忠贤的阉党，但孙传庭毫不留情，亲自带着衙役到其府上，将这个公子逮捕归案，下狱处死。

孙传庭有336首诗、202篇文章、2部专集（《鉴劳录》《省罪录》）传世，这些诗文都是在他被释放出狱前所作，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后的诗文则全部失传。被刊刻成书籍的列表如下：

（以上参考资料）

《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记载孙传庭与洪承畴合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在潼关原之战中设伏大败李自成，迫使其仅率十八骑逃匿深山，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明史·孙传庭传》亦照录了这一说法。但现代学者方福仁认为这场战役并不存在，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孙传庭本人遗著中不仅没只字未提他参与过这场战役，而且在离开陕西后所撰的《鉴劳录》明说“惟闯将（李自成）一股，是岁未敢东突，赖督臣驱剿出境，非臣力所能及也”，并且最后总结自己任内剿灭的十五股义军中也没有李自成，可知他在陕西巡抚任内并未与李自成交过手，也不存在潼关原之战。也有研究者认为潼关原之战虽然存在，不过是洪承畴指挥的，孙传庭确实没有参与。

各种史籍均记载孙传庭与杨嗣昌是一对政敌，双方在不少战略方针上都有分歧。孙传庭反对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认为不但事倍功半，还会拖累百姓。清兵入塞时，杨嗣昌要加派军饷、募选骑兵加以防备，孙传庭认为只需“用火器、用步兵、用土著、精器械、训士卒、凭险自保”即可。其后杨嗣昌留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并把他麾下秦军也留下，孙传庭又强烈反对，称秦军官兵只适用于镇压义军，而且妻儿都在陕西，难以认真抗清。因此，杨嗣昌对孙传庭恨之入骨，不仅阻碍他升迁与觐见，还在孙传庭失聪时落井下石，引唐太宗诛卢祖尚故事，欲置其于死地，但崇祯帝没有听从，只是下狱。

但有研究者根据孙传庭、杨嗣昌两人的文集指出，两人虽然确有矛盾，但并非如一些史料所描述的那样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事实上，杨嗣昌十分欣赏孙传庭的才干，孙传庭对杨嗣昌的一些方略的反对也并非反对方略本身，而是针对其中具体事项的商榷。期间出现某些误会，导致两人有所芥蒂。孙传庭被下狱时，杨嗣昌虽然没有极力解救，但并未参与陷害，更没有置其于死地的迹象。

由于孙传庭尸骨无存，故关于他的下落存在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他在潼关战死，作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孙传庭墓志中记载孙传庭“恐为贼所执辱，挥刀跃马入贼群，遂遇害”，包括《明史》在内的大多数史料都采取这种说法。陕西的明代遗民王弘撰所著《山志》根据曾与孙传庭一起守潼关的举人孔杰儒、诸生赵完瑛的说法，称孙传庭在十月初六日那天镇守潼关东门，义军从南门攻入，他被义军乱枪刺死，赵完瑛等人逃跑时推倒墙壁，覆盖孙传庭尸体，导致其尸骨无存。其他说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由于孙传庭之死与明朝灭亡息息相关，故清代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了凭吊孙传庭的诗文，寄托对他的同情和对明亡的哀思，例如吴伟业的《雁门尚书行》、冯云骧的《潼关行》、屈大均的《郏县经故督师孙白谷先生战处》、顾炎武的《潼关》、武全文的《和冯讷社》（四首）、赵三麒的《潼关行》、尤侗的《雁门哀》、靳荣藩的《咏明史绝句》、沈会霖的《吊大司马孙白谷先生》（四首）、丁澎的《哀潼关》、吕履恒的《潼关用崆峒原韵吊孙司马》、沈用济的《潼关二首》、郎若伊的《感怀二律》、陈嵩庆的《孙忠靖公咏》、吴鸣书的《明大司马遗集后》、林芬的《题潼关尽节图》、瞿顒的《题潼关图》、周系英的《白谷先生像赞》、黄钺的《题白谷先生像赞》和《谒孙忠靖公祠》、冯廷工的《谒孙忠靖公祠》、冯芝的《谒孙公祠》、鲍源深的《赞孙公像》、王志瀜和徐广绪各自的《像赞》、吴家淦的《题孙忠靖公遗墨》、陈璨的《孙公遗墨赞》、许乔林的《孙公遗墨》、冯焯的《题孙靖公遗墨》、谢元淮的《题孙忠靖公遗墨》等。

孙传庭故居位于山西代县县城西北四千米处的桂家窑村。村中以南北向街道为主街，故居遗址位于主街中段的东侧。据住在这里的其十世孙孙国良先生介绍，这座院落最初为孙传庭的父亲孙元震创建，孙传庭曾扩建，历代后裔居住。原为三进院，两侧跨院。院落坐东向西，以东为主房。“文革”中，房屋遭到打砸破坏，后又经过拆除重建，旧貌已经不存。现在仅保留一座北侧厢房，还是清代原构。

主词条：孙传庭墓

清顺治二年（1645年），孙传庭的长子孙世瑞在今代县下花家庄孙氏祖茔招魂祭葬孙传庭及先母冯氏，又在西安寻回嫡母张氏等人的尸体，扶柩还代州祖茔合葬。孙传庭墓在今代县阳明堡南侧的下花家庄，墓园在东河、西河之间的高阜上,两河环抱，中间一阜突起，当地人称为“二龙捧珠”。据村民回忆，原有享堂、神道、墓冢等建筑，园内松柏参天，气氛肃穆。在后来的地方建设过程中，墓园石雕、碑刻被搬走，树木被砍伐，只有享堂建筑坚固，镢镐撬不动，才留存下来。当时墓中还出土《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共六块，由孙传庭的门人冯如京之子冯云骧撰文书丹，现存于代县博物馆。

清代将孙传庭奉祀于山西三立祠、西安名宦祠、代州乡贤祠。乾隆年间还在代州学宫后立孙忠靖公祠（现已不存）。

《明史 卷二百六十二 列传第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