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一般指明朝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现，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逐渐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势力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唐朝宦官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关系。中晚唐的宦官的行为，实际是家奴在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如同旧社会豪门大族里各房的奴婢分别帮助其主子争产业，而并非奴婢的权力真大到可以夺取整个大家族的家产。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显现出独有的特色和景象。

明太祖朱元璋平定江南之后，使用宦官不到百人。直到洪武末年颁布《皇明祖训》，才设置内官共十二监和各司局，稍微可以说人员齐备了。但是定制宦官不能兼任外廷大臣的文武官衔，也不能穿外廷大臣的冠带朝服，任职的品级不能超过四品，每月俸禄一石大米，衣食都在内庭解决。太祖曾经派人雕刻铁牌放在宫门，上面写明宦官不准干预政事，违犯的人斩首示众。并且下令各衙门不能与宦官有文书方面的交往。有位年老的宦官服侍太祖很久了，一天不小心提到政务，太祖大怒，当天就把他贬斥回原籍。明惠帝朱允炆即位后，更加严酷地管束宦官，下诏宦官如果在外面稍有违法的事，允许有关部门逮捕奏闻。

明惠帝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军队直逼长江以北，很多宦官逃到燕王那里，泄露了朝廷的虚实。成祖认为他们忠于自己，而且宦官们又因为有军功而得到宠信，即位之后就把很多事情委任给宦官。例如派遣郑和、侯显、王景弘等率船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又设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交由宦官主持。许多朝臣为一己之权益，往往结纳宦官，来排除异己。明朝宦官的出使、征伐、监军、镇守、刺探臣民隐私等很多大权都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宣宗朱瞻基设立内书院，选择小内侍让大学士陈山教导他们研读童蒙书籍和儒家经典。从此之后宦官们大都粗通文墨，通晓古今，利用他们的机巧狡诈在君王身边作奸犯科。

需要指出的是，永乐到宣德年间，宦官虽然开始被皇帝委以重任，但是有犯法的会被直接处以极刑。宣德年间，宦官袁琦让阮巨队等人出外采购物品，事情被发现后，袁琦被凌迟处死，阮巨队等人都被斩首。又有裴可烈等宦官犯法，立即被杀。因此宦官们都不敢放肆。

从英宗开始，禁制废弛，历代皇帝多有宠信宦官，形成了以大太监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为首的几大阉党集团，他们利用庞大的网络朋比为奸，欺压良善，构陷冤狱，阻塞言路，为祸长达百年之久，致使朝政昏暗、民生凋敝，将大明王朝一步步拖向倾灭的悬崖。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春天的正月，宣宗皇帝在乾清宫驾崩，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正统。英宗即位时年方九岁，年少无知，狡猾的王振陪小皇帝游玩得到欢心，于是和越金英等几个人掌控司礼监，劝导皇帝使用严刑峻法对待大臣，以防止被大臣欺压。大臣们因此被投入监狱的络绎不绝，而王振得以专权。

那时候，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贤明有德，把政事交付给内阁。内阁辅臣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几朝元老，王振心里害怕他们不敢逞凶。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逝，杨荣已经先去世，杨士奇因为儿子被判处死刑不出来做官，杨溥年老多病，新的内阁辅臣马愉、曹鼐势单力薄，王振于是骄横跋扈，无人管制。

明太祖鉴于前朝宦官干政之失，在宫门内放置三尺高的铁碑，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宣德年间尚且保留。这块铁碑素来是王振的肉中之刺，掌权之后就派人把它偷走了。此后，王振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在皇城东边盖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邸，又修建智化寺。动用麓川的军队，整个西南民怨沸腾。正统八年（1443年），奉天殿鸱吻被雷电击倒，翰林院侍讲刘球上书皇帝陈述利害得失，用语言讥刺王振。王振把刘球关进监狱，指使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把他肢解杀害。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一向不理会王振，王振找茬诬陷薛瑄，差点把他杀害；王振曾经在国子监宣旨，恨李时勉没有行礼，借口他砍伐树木，将李时勉在国子监门口戴枷示众。监察御史李俨监收光禄寺祭物，看到王振没有跪拜行礼，得罪了王振，被发配铁岭卫充军戍边。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驸马都尉石璟辱骂家里的阉人吕宝，王振讨厌石璟轻贱自己的同类，把他打进诏狱。朝中大臣们有忤逆王振而被他记恨的，都被定罪贬谪。

英宗从心底倾慕依赖王振，曾经以先生称呼他。赐给王振诏书，极尽褒美。王振的权势一天天积累，朝中的公侯贵戚都叫他翁父。害怕灾祸的大臣争相依附王振以求免死，贿赂都聚集在王振府中。工部郎中王祐因为善于拍马屁而被擢升为本部侍郎，兵部尚书（正二品，相当于国防部长）徐晞等人甚至屈膝跪拜。他的侄子王山、王林因为他的荫庇被封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人横行不法，没有顾忌。至此，宦官不许干政的祖训被完全破坏，明代第一个阉党集团形成。

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瓦刺也先大举进攻，王振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同年八月，明军在土木堡被围，英宗蒙尘北狩（被俘的委婉说法），史称土木之变。将军樊忠在乱军中捶死王振，称：“吾为天下诛此贼！”兵败的战报送到朝廷，大臣们纷纷请求族诛王振。王振的党羽马顺及王、毛二侍一时在廷议中被群臣打死。都御史陈镒奉郕王朱祁钰令旨抄没其家，王振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族属不管少长，全部斩首。王振的家产在京城内外有好几处，抄出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馀株，金银六十馀库，币帛珠宝不计其数。

王振集团是明朝第一代阉党，对明朝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一手酿成的土木之变致使皇帝被俘，瓦剌军队入寇中原，京师震动，人心惶恐，建立才八十余年的大明王朝直接面临覆亡危险。此外，王振阉党开启了朝廷外臣与内臣相互勾结，至使朝纲败坏，官员陷入党争的先河。

英宗去世之后，太子朱见深即位，改元成化，是为宪宗。成化十二年（1477年），道士李子龙以“左道”驰名一时，登万岁山观察内宫，被锦衣卫校尉所发现，传出李子龙有弑君意图，於是李子龙被正法。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於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

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正式设立西厂，命太监汪直负责刺探朝廷外事务。成化十三年二月，汪直心腹锦衣卫百户韦瑛指控英宗正统朝大学士杨荣的曾孙杨业家产巨万，经常杀人，要招纳亡命之徒下海为盗。汪直发兵对福建都指挥杨业抄家，供词牵连到兵部主事杨仕伟、中书舍人董璵，全部被下狱，几乎被杀。同年五月，因为当时汪直开西厂，罗织数起大狱，百姓害怕，大学士商辂上疏称请革去西厂，罢汪直并诛杀韦瑛；并与宪宗发生争执，宪宗最後批准此疏，罢免西厂。并贬谪韦瑛去宣府戍边。

西厂的废除并没有直接导致汪直势力的衰弱，很快汪直恢复御马监职位。同年六月，御史戴缙、王亿等人因多年无法升迁，於是依附汪直，进言称汪直为官“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论”、“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并请求恢复西厂。宪宗大喜，并恢复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左都御史李宾一同致仕；而依附汪直的王越担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都督院事。十一月，汪直党羽御史冯瓘为大理寺丞，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擢升佥都御史；王亿为湖广按察副使。

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给事中孙博上疏弹劾东厂、西厂中伤大臣；却遭到宪宗指责。同年三月，宪宗命汪直、保国公朱永、尚书王越率兵出塞，在威宁交战，并获胜，王越封威宁伯。同年四月，辽东巡按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此前太监汪直、总兵侯谦、巡抚陈钺失机隐匿的事情。都给事中吴原、御史许进等上奏，并将陈钺比喻为宋朝的黄潜善、贾似道。宪宗下诏罚陈钺俸禄，陈钺因而怨恨王越掌都督院事而纵容强珍。汪直正在巡边还京中，陈钺在郊外五十里相迎，诉强珍承奉王越旨意弹劾他。汪直大怒，王越亦来迓，汪直不见王越。辽东巡抚王宗彝遂阿汪直旨意，诬陷强珍妄奏，逮捕强珍至京，下锦衣卫狱，戌辽东。

当时，有盗越皇城入西内，东厂校尉缉捕逮获，太监尚铭上报，宪宗甚喜，厚加赐赉。汪直听後大怒称尚铭违背其意独擅功。尚铭恐惧，於是偷偷向宪宗上报汪直的过错。宪宗因宠信李孜省，加上万安勾结昭德宫而独揽政权，亦称汪直浸淫，宪宗於是渐渐疏远汪直。成化十八年三月，科道交相弹劾西厂苛察，万安亦称应当罢免西厂，而刘珝持不可。宪宗竟然罢免西厂，朝廷内外官员均欣然大喜，刘珝则有惭色。同年八月，因万安恐汪直为王越所诱，於是请求恢复使用王越，调任镇守延绥，而以都督许宁取代原职。

成化十九年（1482年）六月，汪直因为与总兵官许宁不协，巡抚郭镗上报，宪宗於是调任汪直为南京御马监。同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欺罔罪，并称：“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宪宗表示深深赞许，於是罢免汪直，削王越威宁伯，追夺诰券，编管安陆州。兵部尚书陈钺、工部尚书戴缙、锦衣指挥使吴绶被革职为民。

虽然汪直擅政没有像王振擅政一样导致明朝政权有颠覆的危险，但其却打开了宦官通过警察特务系统与朝廷官员勾结的先例。

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

第二年，为国忧虑的大臣们见武宗被宦官们搞得不理朝政，便纷纷劝谏。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武宗这才有所表示。武宗打算将刘瑾先贬到南京。但大臣们则坚决要求杀掉这个祸根。为了让皇帝下决心除掉刘瑾，大臣们联合了当时的京城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一起劝谏武宗杀掉刘瑾。但吏部尚书焦芳却在当天晚上向刘瑾透漏了消息，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念及刘瑾以前的忠心照顾，竟赦免了他们，而且在他们的怂恿下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

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至九名。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就是司礼监的主管，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刘瑾大权在握之后，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但是，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便逐渐激化。1510年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杨一清平定叛乱后与前来监军的张永商讨除刘大计。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在李东阳的帮助下，明武宗最终动了杀心。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刘瑾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同年八月，刘瑾伏诛，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恶贯满盈的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分三天割完：刽子手先从其胸脯割10刀，然后对着他大声吆喝，怕他昏过去，等醒过来，再割10刀，如此反复.第二天，刘瑾熬不住气绝身亡.第三天继续割尸，直到割足3357刀。行刑完毕，割下的小肉块被受过其害的人家抢着买下吃掉。

刘瑾被诛之后，谏官交相揭发其党羽，《明史》中详列了名单：内阁则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则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从这份名单中可看到廷臣党附者之众，上至内阁重臣、北京南京六部的要员下至各部门的一般办事人员无不处于这个巨大的网系之中，阉党这颗毒瘤危害的酷烈也就不言而喻了。

天启年间, 宦官魏忠贤权倾天下, 形成了有明以来最大的阉党集团。整个社会处于阉党的黑暗统治之下，风气日益败坏, 东林党人为了反对宦官专权, 两个集团进行了残酷的党争。后来虽然明思宗朱由检谪杀魏忠贤，钦定逆案，清除阉党，但是仍然无法根除阉党流毒。

魏忠贤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魏忠贤经常一群恶少年赌博，有次，他赌博大输后感到很苦恼，便恨而自宫。魏忠贤入宫后隶属于太监孙暹，靠巴结他进入了甲字库。他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巴结上了魏朝。魏朝多次向王安称赞魏忠贤，王安也就善待他。长孙的乳母叫客氏，一向私下服侍魏朝，这就是所谓的对食关系，到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通，客氏于是冷遇魏朝而喜爱魏忠贤，两人结成了很深的关系。

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魏忠贤和客氏并受宠爱。没过一个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荫封她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为锦衣卫千户。魏忠贤不久从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按例不能进司礼监，但因客氏的缘故，他得以破例。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冬天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熹宗性机巧，好动斧锯以及涂漆之类的事情，累年不倦。每次在拉线削墨时，魏忠贤之辈常来奏事。熹宗很厌烦，荒谬地说：“我已知道了，你们好自为之。”魏忠贤因此便任凭自己的意愿恣行威福。他一年中多次出行，每次总是坐着文轩，羽帘青盖，四马如飞，铙鼓鸣镝之声，随着轰隆而过的车轮，隐没在飞扬的黄土之中。锦衣卫官校腰围玉带，踏靴着衤夸，提刀相随，夹驰于左右，厨师、优伶、百戏、奴婢这些随从的人，又以万计。百官的奏章，要用快马才能赶上。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欢呼九千岁，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而魏忠贤还左顾右盼，不加理睬。客氏居于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偶尔出宫回私宅，侍从声威显赫，光照道路，看上去就像是皇帝的仪仗队。魏忠贤原来愚笨无所长，他的党羽便日夜教他，又有客氏做内主，于是群凶肆虐，荼毒海内。

天启四年（1624年），给事中傅木魁交结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为兄弟，上书诬告中书汪文言，并且连及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被投进镇抚司监狱，并将被大行罗织罪名。执掌镇抚司的刘乔接受叶向高的教导，不给汪文言定罪。魏忠贤大怒，将刘乔撤职除名，用私人许显纯来代替他。这时御史李应升就内操的事进谏，给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贤乞求祠堂匾额而进谏，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加荫封进谏，给事中沈惟炳以设枷锁进谏，魏忠贤都假传圣旨给予斥责。于是副都御史杨涟非常愤怒，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奏疏上呈后，魏忠贤害怕了，向韩火广请求调解。韩火广不答应，他便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并辞掉东厂职务。而客氏从旁为他解释，王体乾等人也一起护着他。熹宗懵然不辨真相，便温语安慰他，而在第二天打回杨涟的奏疏，痛加斥责。杨涟既被斥责，魏大中以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纷纷上奏魏忠贤的不法之事。叶向高和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魏忠贤遣回私宅，以平息公众的指责。熹宗不许。

那时，魏忠贤很气愤，想将异己者全部杀掉。顾秉谦便偷偷地把魏忠贤所忌恨的人记录下来，交给他，让他逐个将他们贬斥。王体乾又倡议用廷杖，威胁廷臣。不久，工部郎中万火景上书指责魏忠贤，立即被杖死。魏忠贤又借御史林汝翥的事侮辱叶向高，叶向高因此辞职而去，而林汝翥也被杖打，廷臣都很恐惧。一时间被罢斥的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前后数十人。其后又驱逐韩火广和兵部侍郎李邦华。正直之士离开朝廷，就如摇动枯树纷纷落下的叶子一样。魏忠贤于是假传圣旨用旧例转科道官员。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寺丞，恢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人作为他的爪牙。不久，又起用拟被遣戍的崔呈秀为御史。崔呈秀于是编造《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也编造《点将录》，都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魁首，并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人全部网罗进去，将他们指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魏忠贤很高兴，于是这帮小人更加向魏忠贤献媚，连手攻击东林党。

当初，朝臣争论三案以及辛亥、癸亥这两年的京察和熊廷弼一案，魏忠贤本没有参预。其党徒想凭借魏忠贤的权力排挤那些正直之士，便相继归附魏忠贤，自称义子，并且说：“东林党将要害您老人家。”因此，魏忠贤也想自图快意。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竞相打击报复好人，而御史梁梦环又重兴汪文言一案，将他下到镇抚司拷打至死。许显纯编录囚犯供辞的文书，词语连及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使他们或被撤职或被遣戍。又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将他们牵连进熊廷弼案中，投进监狱，拷打至死。又杀熊廷弼，将他的亲家御史吴裕中杖打至死，又将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撤职逐出，朝中机构为之一空。而特召亓诗教、刘述祖等人为御史。凡是与魏忠贤有私人关系都得越级升迁，于是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

当时，内外大权全归于魏忠贤，阉官除王体乾等人外，还有李朝庆、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做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称为“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称为“五彪”。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人，称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而做崔呈秀这帮人门下的，又不可胜数。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都遍布他的死党。他内心忌恨张皇后，这年秋，便诬告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纵奴犯法，然后假传中宫旨意，企图撼动张皇后，熹宗为他按奴法治罪，并责备张国纪。魏忠贤不满意，又派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轮番揭发张国纪的罪状，并说皇后不是张国纪的女儿。正好王体乾危言劝阻，魏忠贤这才罢了。

天启六年（1626年）冬，三殿建成。李永贞、周应秋上奏魏忠贤的功绩，熹宗遂进封魏忠贤为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那时已晋封肃宁侯，这时又晋封肃宁公，食禄按魏国公例发给，再加恩庇荫锦衣卫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书薛凤翔上奏给魏忠贤赐府第。不久太监陶文上奏喜峰隘口筑成，督师王之臣上奏筑山海关城，刑部尚书薛贞上奏大盗王之锦狱案，南京修建孝陵竣工，甘镇奏捷，蕃育署丞张永祚擒获盗贼，他们都说是出于魏忠贤的筹划和计策。魏忠贤又自己上奏三年缉捕的功劳，熹宗下诏褒奖。半年之中，魏忠贤所庇荫的有锦衣卫指挥使四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又授给他的侄儿希孟世袭锦衣卫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为都督佥事，而升崔呈秀的弟弟崔凝秀为蓟镇副总兵。名器被僭越滥用，至此达到了极点。他的同党全部坐镇蓟、辽，以及山西宣府、大同各险要之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人每年都向他奉献名马以及珍玩之物，从不间断。

那时候，东厂的缉捕人员四出横行，凡他们缉访过的地方，不管情况是虚是实，都被整得稀烂。外戚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魏忠贤诬告他盗窃乘舆服饰等禁物，将他判了死罪。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的奏疏时，击掌赞叹，家奴将他告发，结果怀贤被杀死，家也被抄了。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讼冤，立即被诛杀。民间偶有言语触犯了魏忠贤，便被捉拿杀戮，甚至被剥皮、割舌，被杀者不可胜数，人们路上相遇，只能以目传意，不敢言语。这年，记门功，魏忠贤得加恩三等，庇荫都督同知。又荫封他的族叔魏志德为都督佥事。升傅应星为左都督，并表彰他的母亲，而以魏良卿为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务。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皇帝仪仗队组成，魏忠贤得以荫都督佥事，他又派党羽李永贞假冒浙江大盗李实上奏，逮捕惩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以及已辞官归乡的江浙籍人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遵素、李应升等。高攀龙投水而死，周顺昌等人死于狱中。苏州百姓见周顺昌被捕，很不平，便打死了两名校尉，巡抚毛一鹭便逮捕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诛死。刑部尚书徐兆魁治理狱案，凡是魏忠贤所恨的人，便判以重刑。魏忠贤又听从霍维华的意见，命顾秉谦等人编修《三朝要典》，竭力毁谤东林党人。御史徐复阳请拆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人士都屏息丧气。霍维华于是教魏忠贤在边防冒进邀功。

天启七年（1627年）春，又派崔文升总督漕运，李明道总督河道，胡良辅镇守天津。崔文升原来曾侍奉光宗服药，受到东林党的攻击。海内争相望风献媚，督抚大臣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相为魏忠贤颂德立祠，纷纷攘攘，唯恐不及。下及武夫、商贾小人、无赖之徒也都为他建祠。这些祠堂都建得极为工巧，他们侵占百姓田宅，砍伐坟地树木，谁也不敢控诉他们。而监生陆万龄甚至请求以魏忠贤配祭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祭启圣公。

当初，潘汝祯首先上书，御史刘之待会藁迟了一天，即被撤职除名。而蓟州道胡士容因不备具建祠书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祠不拜，都被投入狱中，判了死罪。因此天下的风气，章奏无论巨细，都称颂魏忠贤。宗室如楚王朱华、中书朱慎鉴，功勋外戚如丰城侯李永祚，廷臣如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以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陈维新、陈尔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等人，都是佞词连篇，不顾羞耻。魏忠贤也时常给他们加以恩泽作为报答。所有的奏疏，都称魏忠贤为“厂臣”而不称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起草圣旨时，也必说“朕与厂臣”，没有人敢直写魏忠贤的名字。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画下图像上报朝廷。黄立极等起草圣旨说：“厂臣修德，故仁兽到。”妄言欺骗竟至于此。熹宗前后赐给他嘉奖令无数，所发给的诰命都仿九锡文。

这年从春到秋，魏忠贤冒领汪烧饼擒获阿班歹罗铁的功劳，累计庇荫锦衣卫指挥使达十七人。他的族孙希孔、希孟、希尧、希舜、鹏程，姻亲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都官至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佥事等。客氏的弟弟光先也加封为都督。魏抚民又从锦衣卫调任尚宝卿。而魏忠贤的志愿还没达到，正好袁崇焕上奏宁远捷报，魏忠贤于是令周应秋上奏封他的族孙魏鹏翼为安平伯。再记三大工程功劳，封他的侄子良栋为东安侯，加封良卿为太师，鹏翼为少师，良栋为太子太保。于是他普遍赏赐群臣，用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唯独将袁崇焕的功劳废弃不录。当时鹏翼、良栋都还在襁褓之中，还不能走路呢。魏良卿甚至还代天子供祭南北郊社，祭祀太庙。于是天下都怀疑魏忠贤要篡夺政权了。

天启七年（1627）秋八月，熹宗朱由校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毅宗崇祯皇帝。毅宗素来熟知魏忠贤的罪恶，自己深加戒备，魏忠贤的党羽开始恐惧了。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击崔呈秀以试探毅宗心意，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于是纷纷论奏魏忠贤。但毅宗还隐而不发。

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一与皇帝并列，二蔑视皇后，三搬弄兵权，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王封爵，六目无圣人，七滥加爵赏，八掩盖边功，九剥削百姓，十交通关节。奏疏呈上后，毅宗召见魏忠贤，让内官读给他听。魏忠贤非常恐惧，急忙用重宝贿赂信邸的太监徐应元，求他解救。徐应元是魏忠贤从前的赌友。毅宗知道这事，便斥责徐应元。十一月，便将魏忠贤发往凤阳安置，魏忠贤在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毅宗闻悉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审判。 李永贞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行到阜城时，听到后一项命令，便与同伙李朝钦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痛饮至四更，最后一起上吊自杀。毅宗诏令将魏忠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将客氏鞭死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

逆党案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崇祯皇帝认为应该列为逆党的，几乎没有遗漏一个。崇祯二年三月，皇帝向天下颁布诏书，公布魏忠贤逆案的处理结果：阉党为首的魏忠贤与客氏被判凌迟，同谋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被判处斩立决，勾结内侍的陆万龄、田尔耕等十九人被判秋后处斩，魏广微、周应秋等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

魏忠贤、客氏。 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指挥使侯囯兴、秉笔太监李朝钦、刘若愚、李永贞、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署事御史梁梦环、太仆寺署事御史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顺天巡抚、蓟辽总督、兵部尚书)阎鸣泰、蓟辽总督刘诏、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使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锦衣卫佥事杨寰、右都督孙云鹤。（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魏广微、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霍维华、工部尚书徐大化、刑部尚书潘汝祯、御史杨维垣、翰林院检讨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大学士顾秉谦、（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冯铨、礼部尚书张瑞图、吏部尚书王绍徽、户部尚书郭允厚、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

明代的阉党集团给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颓势，甚至直接导致了覆国的厄运。

首先是对政治的扰乱，表现在吏治败坏，官场倾轧加剧。聚拢在他们周围的人晋升不由常道，更倚势谋私，打击清流。当时，都指挥以下请求升迁的人，刘瑾只需写一纸条说：“某人授予某官”，兵部就照条执行，不敢再复奏。“瑾欲大贵彩，乃命刘宇入内阁，以彩代之。一岁中，自郎署长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尚书前，彩厉色无所假借。寻加太子少保。”魏忠贤多收纳被东林党人所不齿的人和在“三案”中失意的人，这些人一旦翻案并官复原职后， 便不断寻机报复。顾秉谦制造《三朝要典》，将所有与三案有关的人都一一载入以便斩草除根；崔呈秀制造《天鉴》、《同志》各簿册，王绍徽也制造《点将录》，成为他们可以按图索骥，捕拿东林党人的黑名单。

阉党对政治的危害还表现在混乱司法。深受刘瑾喜爱的张彩，随意改变扰乱旧规，贪污受贿肆意盛行，国内拿着金银珠宝行贿的人不绝于途。依附于魏忠贤的党羽，为了翻案和打击东林人，无所不用其极。号称“五彪”的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掌握了锦衣卫和镇抚司，在魏阉中主杀戮。天启四年十月， 田尔耕掌管锦衣卫事物， 为了配合魏忠贤驱逐东林党人，他多次兴起大讼案；广泛布置校尉侦探，陷害无辜平民，拷打惨烈严酷，进入监狱的人大多不能出来。同时，许显纯掌镇抚司，杨涟、左光斗、黄尊素等十多人都死在他的手下，各人的供词，都是许显纯自己所写。

其次是对经济的掠夺。阉党成员都是贪得无厌之人，对财物的攫取没有尽头， 其党羽也秉持了这一特性， 敛取钱财无度。少监李宣等人从福建审查事件回来，献给刘瑾两万两白银，正如张彩所说，他们借着刘瑾的名义在地方大肆搜刮，进献给刘瑾的不到十分之一。据此推理，几人在福建的时间里对当地的搜刮掠夺可想而知。焦芳的住宅宏大富丽，动用几郡的人去修造。上文所说的崔呈秀，在淮扬一带巡视时就大肆贪污，被高夔龙检发，不得已才投奔魏忠贤门下。得到魏忠贤宠爱后，更加贪利没有顾忌。魏忠贤的党羽遍布全国，哪里有油水可捞，他们都一一详细地报告，不少大户、富商因此破产，对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与破坏。

再次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时特务机构格外发达，阉党成员中许多被安插到厂、卫，对官员和百姓实行严酷的统治。校尉、缇骑遍布大街小巷，一点小的过失极可能招致毙命，人民敢怒不敢言。魏阉为了讨好取悦魏忠贤，在全国各地为其大建生祠，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为魏忠贤建造祠庙，始于浙江巡抚潘汝祯，“汝祯因机户之请，建祠西湖，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此天启六年六月事也。自是诸方效尤，遂遍天下。”（《二十二史札记·魏阉生祠》） 关于各地竞相建造生祠对百姓的扰攘，《明史》中有明确的说明：“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各地苦于兴建，人民越加难以为生。

明代大珰王振、汪直、刘瑾和魏忠贤等人对社会方方面面造成的危害显而易见，仅以他们一人之力，流毒无至于如此深广。“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明史纪事本末》也如是说：“夫水自湍也，风又激之；汤已沸也，火又烈之。”无疑，诸臣的依附又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为阉党立传，既是史家忠实记录明朝实际国情的需要，又为后世王朝的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