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1596.5.9~1646），字瑶草，一字冲然，贵州贵阳府人。明末大臣。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596年5月9日），马士英生于贵州贵阳府（今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马堰村三组）。其先原为淮南人，明朝初年始祖马成从军来到了贵州，遂入籍贵州。六传至曾祖马福，袭胞兄贵州卫指挥佥事职，封昭勇将军，晚年修禅养生。祖马云龙为府学生，不干仕进。父马明卿为举人，官至晋宁知府。

马士英举万历四十年（1612年）贵州乡试第12名，四十四年（1616年）会试第19名，与阮大铖同榜。四十七年（1619年）补殿试，中二甲第19名，着户部观政。十月授南户部广东司主事。天启三年（1623年）升户部陕西司郎中。四年（1624年）升严州知府，旋调为河南知府。七年（1627年），丁忧。

崇祯二年（1629年），补大同知府。三年（1630年）升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1632年），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而当时颇有东林复社集团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

士英之后流寓南京，与因名在逆案而被罢黜的阮大铖相结甚欢。十五年（1642年）五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首辅周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十七年（1644年）三月，京师陷落。时清议如钱谦益、吕大器、姜曰广等人，害怕立福王朱由崧为帝，会追究万历三大案，影响自身利益，于是主张立潞王朱常淓。马士英则联合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立福王为帝。士英以定策功，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太子太师，荫锦衣卫指挥佥事。九月，叙江北历年战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荫子如前。十二月，进少师。弘光元年（1645年），进太保。

当是时，中原郡县尽失，高杰死睢州，诸镇权侔无统。左良玉拥兵上流，跋扈有异志。而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后，被大明绍宗、鲁监国两势力拒之门外，马士英于是盘桓于浙江一带，期间多次参与抗清战役，直到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也对马士英之死有详尽的记录描写：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任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捷闻，令斩士英，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马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批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 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各种档案资料，和当世之人都很清楚知道马士英被俘就义而死，黄宗羲等人不敢直接否认马士英之死，而是在《明史》马士英传中这样写：

“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父子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注意，马士英之死明明没有任何疑问，东林党人也承认是“事具国史”，却偏偏加一段“野史”，故意写马士英被俘后，大铖、国安父子投降，暗示马士英也同时投降了，随后清廷发现马士英、阮大铖、国安父子有通敌文书，于是才将已经投降的马士英等人杀害。杀害的地点居然是福建延平城（事实上马士英始终在浙江北部，和福建根本风牛马不相及）。

东林党人的流毒也确实有不少人中招，后世一些人人就由此认为马士英确实是投降被杀，如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直接沿袭投降说，道：“后来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 且不论马士英生前到底是不是大奸臣，但是他已经以自己行动为大明朝英勇就义，我们至少连这一点不能否认，就算马士英再不济，也不能让他在杀身成仁做了烈士后仍让他蒙受不白之冤。

其实为人冤枉的，当时又何止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灭，大臣殉难的有高卓、张捷、杨维桓等，其中张捷、杨维桓是东林党人口中所谓逆党分子，然而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时自杀殉国。尤其杨维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是他和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然被人污蔑为杀妾潜逃而遭乱兵殴打致死。

近些年，有学者根据明末清初诸多稗官野史的记载，考证出马士英并不如《明史》所载在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死于清军之手，而是隐居存活了二十载，生前最后六年是在江西青云圃道院同八大山人一同度过的。

马士英在正史中最后出现是1646年。《明史·马士英传》中这样写道：“南明弘光朝亡后次年，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史记载，马士英逃遁出家，后被清兵抓获降清，但因与明军暗通关系被杀。死后，马士英背负奸臣骂名消失在史册中。

而据马士英研究权威专家、江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陈江先生认为，马士英并未变节降清，也未被杀。他的考证是：大明弘光二年至清顺治十八年约十有六年间，马士英息影；清顺治十八年隐身南昌青云圃道院，康熙五年寿终正寝。

此说无疑给马士英平添了二十多年、在正史野史中不存在的阳寿。这从何说起？陈江先生自言，是在检阅清初民间戏曲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士英自大明弘光二年至清顺治十八年约十六年的踪迹的。清嘉庆四年华广生编有《白雪遗音》一书，卷一《马头调·太子逃难》、《藏舟》等原剧中写有“马瑶草夫妻双双来救驾，兴起帝王家”的秘史，“瑶草”即马士英的别字。通过多种材料参校互证，陈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期间，马士英亡命赣西新喻，托庇简氏家族；载有这段秘史的《马头调·太子逃难》、《藏舟》等戏曲，突破并颠覆了清初官书野乘对马士英史料史实的封锁与屏蔽，与脍炙人口的《桃花扇》唱起了对台戏。

清顺治十八年，一个名叫“马道人”的人出现在八大山人创建的江西青云圃道院。清康熙《青云圃志略·人物》载：“马道人者……年可六十许，肢体雄伟，须眉间，另具一色相。”又清康熙《池北偶谈》卷二十五《谈异·化鹤》载：“康熙初，忽有伟丈夫襆被来宿，貌甚雄奇……莫测也。”寥寥数句，马道人窜伏草莽暂栖方外的末路英雄、乱世豪杰的形象跃然纸上。陈江先生将马道人“讳莫如深”的诗文、偈语，引经据典，以诗、志、史的方式论证这位“马道人”就是马士英。他自认为，“此一论证，不仅扑破了明清官史、稗史诬‘马死’的弥天谎言，亦是管窥马士英晚年政治立场及思想观念演变史的璞玉浑金”。

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

马士英与张溥的关系：原因是阮大铖与张溥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所以弘光朝时才会努力使阮大铖复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过大铖之傀儡耳！以为执政，犹沐猴而冠也”，这并非事实。

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的手段。刘超在天启年间以征讨安邦彦有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清朝雍正以前遵义属四川）总兵官，坐罪免归，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刘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崇祯朱由检命马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公元1643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刘超在贵州时，与马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刘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就缚。献俘于朝，磔死。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 三月，李自成进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南京诸臣仓卒议立新君。马士英内结宦官韩赞周、勋臣刘孔昭，外约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是为明安宗。大抵为各党之救国联合政府、统一战线。但以马士英、阮大铖等操实权。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凤阳等处军务。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东林朝士们孜孜以争的就是血统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都居长，而朱由崧又是其长子，和崇祯是同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嘉靖继位的“兄终弟及”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缘关系隔了一层，连辈分也要大崇祯一辈，所以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轮得到他。

但这个时候相当部分的东林党人闭口不讲嘉靖“大议礼”和万历“争国本”时，他们那套被奉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却开始讲起“立贤”来了。

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而马士英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史可法，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有些让人嗟叹。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并无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在确立国君的问题上，一遇阻力和反对，并无仗义执言之勇气，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

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后，与东林党人和依附东林的前齐党高弘图等多有争执。弘光元年 (1645)春，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灭亡。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贼，斗争失败后被清军于太湖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清兵剥其皮，实之以草，极为惨烈。

在南京城破后，清军统帅多铎和宁死不降的弘光朝礼部主事黄端伯之间的一段对话颇能反映马士英的气节。黄端伯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献门率众投降，在城门大书数字“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审问中：

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端伯朗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端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端伯说：“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马士英后来流寓南京。跟阮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与马士英相结甚欢。

当时阮大铖的诗词“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缱绻，争寄腹心”，可见相结甚欢的并非马士英一人而已。

不久复社和东林党人图谋以周延儒再相，秘密筹集政治资金。大铖企图与东林消除敌对，就献金万两佐之。后周大拜，入内阁，为首辅，欲报答。因东林同人反对而作罢。大铖推马士英以自代。马士英遂再起。

明末马士英，史称擅长绘事，工山水，《画征录》有“画法倪（瓒）、黄（黄公望），颇足以与思翁（董其昌）、龙友（杨文骢）肩随”之语。作品已颇罕见。

书画见于《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二幅：青岛市博物馆藏山水绢画，南京市博物馆所藏山水扇面。南京市文物商店藏赠其妹婿杨文骢的山水扇面。弘光元年（1645）四月，杨文骢将此画转赠给万寿祺，并题识云：“衣白与瑶草皆传大痴一灯。衣白以古胜，瑶草以秀胜，皆是上座。此扇于文渊阁中赠余东行，年少见而悦之，因以相赠。乙酉四月，杨文骢识。”语虽寥寥，却颇关涉南明人物之间的关系。

安徽博物院藏马士英《仿沈周山水图》画轴（见图），纸本墨笔，右下钤“绸庵经眼金石书画记”鉴藏方印。画置景远山近水，山下矶渚，坡壑横陈，呈现江天辽阔之景。近景为疏林、水榭散落江渚之间，风情别具。有题跋：“白石翁为曹庭画，学倪迂笔而古健过之。雨后临此，形神俱似奇绝。丁丑秋日题马士英。”知作于崇祯十年（1637），时马士英正落魄于金陵。自诩为“形神俱似”的“奇绝”之作，尤可见自负之态。

前人对于马士英的书画多有题咏，黄裳《马瑶草小记》曾有辑说。之外，近人黄协埙（式叔）《鹤窠村人诗稿》卷四见《马士英画》诗云：“烟云苍古笔纵横，秽史流传世共轻。徼幸江南冯玉英，千秋红粉著才名。”感叹马士英的画名淹没于政治恶名之中。诗有注语：“士英为世所鄙，骨董家得其画幅，改题秦淮女郎冯玉英，人遂以兼金购之，见《图绘宝鉴》。”又有姚茫父（华）《抚马瑶草山水扇因题》诗云：“艺苑人人说贵阳，功名文采两郎当。只今淡墨残山里，不及桃花压扇香。”既称赏其才，复惜其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时世变迁，马士英画作会偶见拍场，价格不低。

马士英山水《大千世界》，绫本立轴，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

关于贵阳马士英家族的史料，大多源自明万历年间黔宦郭子章所撰《封御史马腾海公墓志铭》。而清代《贵阳府志》、《黔诗纪略》等地方典籍收录郭文时，因“讳恶”之故，有意将马明卿儿子马士英之名削隐而去。

贵阳马氏原为淮南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人，明初，始祖马成自仪真从戎入黔（为马氏入黔一世祖），以功升至指挥使，子孙世袭其职，遂为黔人。六传至马福，为昭勇将军、贵州卫掌印指挥，“握卫符三十年，卫政肃举，晚辞荣学禅，筑精舍键户修持”。

马福长子应龙承袭祖职；次子云龙，字翔高，号腾海，“弱冠，为郡之诸生，每试辄高等，数入棘闱，屡蹶”。马应龙科场失意后，携孺人幼子隐居于贵阳城北谷七堡（今修文县谷堡镇境内），其“足不履城闉，口不道世故，家藏书充栋，间于理数、堪舆诸帙一涉猎焉”。卒于万历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享年六十四岁，甲辰年（1604年）四月四日安葬于起龙山。云龙生有五子：长子禹卿，以军功世袭指挥；次子文卿，隶籍贵州宣慰司，万历乙酉（1585年）举人、壬辰（1592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御史、巡按广东；三子明卿，隶籍贵阳府，万历戊子（1588年）举人，官任至晋宁知府；四子汉卿，武职把总；五子鼎卿；六子台卿。

马云龙之后，马氏家族重视文教，子孙科甲蝉联，由戍边将门转变为文人世家，成为黔中显宦。明万历年间，继马文卿、马明卿兄弟之后，马明卿之子马士英壬子（1612年）中举人，己未（1619年）成进士。马氏一门三举人、两进士，荣及里闾。同时，马氏与贵阳名门望族顾氏、杨氏、越氏互为姻亲，禹卿之女寿妹，适镇远侯顾成后裔、世袭指挥顾丛新；明卿之女举妹（马士英胞妹），适河南巡抚越其杰;文卿之女，适南明兵部侍郎杨龙友；汉卿之子马士鳌，娶杨师孔之女（杨龙友胞妹）。由此可见，当年马氏家族在贵阳显赫地位。

马士英的二伯父马文卿，《贵州通志》载：“马文卿，字瑞符，贵阳人。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按东粤。以戆直忤时辈被谪，遂不赴铨补，居乡数十年，杜门却扫，绝迹公庭。年八十三卒……”在《明史》王保传中有“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王）保诱令赴演武场，击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荫子。”文卿在直隶巡关御史任上，与都督同知王保等督修长城一段，写有《游红螺寺》诗一首：“非云非雾亦非烟，夕喷红芒焰触天。山际翠眉呈秀气，潭中螺髻照灵巅。虹霓林麓光遥度，老蜃楼台影倒悬。百丈峰头近百斗，错疑胜地吐龙泉。”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万历戊午年（1618年），应贵阳世家许氏之邀为乡贤许成德墓志书丹。后又任职广东巡按御史，文卿重视《广东通志》的撰修。贵阳甲秀楼建成，黔人思及罢职离黔的贵州巡抚江东之，在楼前为江刻像竖碑，马文卿撰有《江公堤碑记》。马谪官回乡，隐居于林下。

马士英之父马明卿，万历戊子（1588年）举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选授华阴知县，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丁父忧回籍守制。居丧届满后，以吏才擢升晋宁知府。在任华阴知县任内卓有政声，参与《华岳全集》的修订编辑工作，“订讹删芜，括聚散逸，图说增饰，厘改典记，曹分类析”，明卿并撰有《重刻华岳全集跋》。后人评述明卿编辑的《华岳全集》为：“可谓详且尽矣，然务为摭实而略于考核。”

马士英堂兄马士升，《贵阳府志》载：“马士升，字君秀，贵阳人，监察御史文卿之子也。性孤洁，不喜与人结。幼为诸生，旋自弃去，客居陕西某县山寺中，一榻萧然，意澹如也。日以篇什自娱。后遇寇，大骂遇害。乾隆中，祀忠义。”《黔诗纪略》采其《时事》诗一首：“时事已如此，杞忧将奈何？可怜蒿作柱，岂止镜为荷。屏迹青山浅，逢人白眼多。此身无著处，行坐一悲歌。”莫友芝传证曰：“布衣承祖父之恬退，清风劲节，光耀里闾。而其从昆弟士英乃干进误国，黄口亦羞，道之若凂。一家之中而薰犹不同器乃如此！惠蹠耕魋，真不可解也。”

马士英子女，见诸史籍的有：

长子马銮，次子马锡。马銮其人，《黔诗纪略后编》补编采录马銮诗二十首，并传证曰：“銮字伯和，贵阳人，大学士士英子。国亡后卖卜金陵以死。士英当国，华亭顾在观为杨龙友所引，入士英幕，尝言阮大铖不可用。大铖欲起钩党之狱，在观说伯和泣谏，赖以稍止，是亦能干蛊者。”卓尔堪《明遗民诗》录其诗五十首，并为之传云：“马銮，一作鸣銮，字伯和，贵州贵阳人。壮时值南都新建，执政纷张，进言不听，遂绝仕进。及家国破亡，君子亦深谅之。晚年垂帘白下，有《咏美人》三十六绝句，寓意有在。”马銮曾隐居于姑熟（今安徽当涂县）直至天下安定，清康熙二年（1663年）后应江宁织造曹玺之聘回到金陵，担任曹玺之子曹寅的启蒙塾师。在曹寅《楝亭诗集》中收录有《见雁怀马伯和》、《哭马伯和先生二首》诗，从诗文中可窥曹马的师生之谊。马銮约生于明万历末，卒于康熙十六年以前，以其南都建言和民族气节为士林所重。

次子马锡，计六奇《明季南略》曰：“（弘光元年三月）十二乙未，史可法自劾师久无功。马士英请荫内官三人，各锦衣千户世袭。阮大铖荐马锡充总兵，仍莅京营。锡即士英长子，以白衣径仕。”作者计六奇将马锡误作“士英长子”。刘廷锡《广阳杂记》记录了其结局：“马锡，士英子也，为禁军提督。大兵渡江，枭首于市。”马士英女婿章尔佩，字灵药，贵阳人，以孝廉仕澄江太守。“弘光时，身在南京，忽思家而归，以此得免”。

马士英的堂妹夫杨龙友，名文骢，号山子，贵阳人。万历戊午年（1618年）举人，诗书画皆擅，堪称三绝，著有《山水移》、《洵美堂》诗文集，为明末著名的书画家。《黔诗纪略》采录的诗作中有《送马瑶草北上》、《和马瑶草挽羽生鸿怨三首》、《寄马瑶草》，可见杨龙友对当年马士英寄予厚望。杨龙友历官华亭教谕、青田知县。南明马士英当国，任兵部职方主事，官至右佥都御史。唐王隆武政权成立，任兵部右侍郎。率部与清军交战，于仙霞岭被俘，不降被戮。其子鼎卿及全家三十六人同时殉难。士英胞妹夫越其杰，字自兴、卓凡、汉房，贵阳人。万历丙午年（1606年）举人，历官夔州府同知、霸州兵备副使。弘光政权时，官至河南巡抚，清军攻入南京时不知所踪。著有《蓟门》、《白门》、《知非草》、《屡非草》等诗文集。冲然（谓马士英）为《屡非草》作有序文。杨龙友、越其杰二人，因与马士英姻亲之故，亦遭时人诟病。

《明史》谓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顾诚的《南明史》评价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似乎过重。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弘光阁臣贵阳马士英，兵败后，亦削发入四明山中，为清兵擒戮，事见刘銮《五石瓠》……老友安顺姚大荣先生谓《明史》以士英入《奸臣传》不当，撰《马阁老洗冤录》以驳之，其说允否，自有公论。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南京即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

历史上，马士英的一大污点是出任大明弘光皇朝的宰辅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铖，为时论所不容。阮大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讽刺他的复社成员大张鞑伐，或拘捕下狱，或肆意杀害，但根据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认为马士英对阮大铖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没有放任阮氏恣意妄为，对江南文士，并非抱敌视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有意加以启用；对复社人士更没有赶尽杀绝。

《明史》在《奸臣传》中，将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交错而写，造成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印象。作为正史，不仅不加考证和辨识地采用大量言无实据、似是而非的传言，而且为世间言南明者必称马阮误国提供了依据。马士英同阮大铖，两人在特定处境之下，结成了诗酒雅集但并非政治同盟的关系。后来，阮大铖助马士英复出之说被渲染传播，而马又不肯在施政时迁就复社东林党人，造成“被对立”的局面，马阮这种关系就被方方面面有意夸大。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张祥光先生则认为，马士英在弘光政权中，排挤史可法自掌兵权，最后使弘光朝廷灭亡，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肯定的事，结果“身败名裂”，但“奸臣”这个罪名判得太重了，理由是：马士英始终在抗清，他并没有向清朝“投降”，马士英与史可法等人的矛盾，是大明政权的内部斗争，与“奸臣”罪名不应混为一谈。

清廷诏修《明史》时，原先的东林复社党人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康熙十八年，清廷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特旨以礼敦请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入史局，黄以老病辞，却派出了其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其子黄百家入局，而万斯同则是《明史》的实际总纂。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从内容到体例，影响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别的关心，因为对马阮的定位、评价，直接关系到亡国的责任、东林复社的历史地位两个大问题。最便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马阮列入奸臣传，亡国的责任自然就由他们承担，东林复社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就永远是“正人君子”“清流”。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影响极大，三百多年来，没有人敢为马士英说一句公道话，更不要说翻案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姚大荣是第一个为马士英鸣冤的人，其胆量虽可佩，但姚大荣出于乡谊，把马士英说成完人，遂又走极端。

民国修《修文县志》有：“马家桥，在城（修文县城）东十五里，马腾海建。上倚金钟山，下跨鸡心石流来之水”；“马文卿祖墓，在城东十五里石安寨右侧。文卿，明代官御史”；“马世英祖墓，在修文中南区第五保石鞍寨右侧，有马世英阁老祖墓一冢。形势颇佳，乡人名曰交椅穴”之记载。如今，马腾海所建之古桥——“马家桥”早已损毁，但作为一个大地名却永远地留存了下来。石鞍寨的“马文卿祖墓”、“马士英阁老祖墓”早已难觅踪迹，询之当地村民却一脸茫然。幸有县志确载，否则人们连“马家桥”之来历都难以道明。马家桥、石鞍寨原为明代贵州卫属下谷七堡辖地，即马云龙隐居之所，亦为马氏卜葬家人之“风水宝地”。之后其裔孙迁往贵阳、马家寺等地定居，马氏家族在此销声匿迹。

民国修《贵州通志》记载：马云龙（马士英祖父）之墓在贵阳府城南观风台侧。而郭子章所撰马云龙墓志则指明葬地“起龙山”，也许就是贵阳观风台的前称。观风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贵州巡抚毕三才建亭其上，郭子章题亭额曰“观风”而得名。1928年建无线电台于其上，尚存明代马福及其子马云龙墓。后观风山麓辟为住宅区，其亭台、古墓等荡然无存。又据贵阳师专中文系主任刘隆民教授介绍：“在今贵州省老干中心附近，有两个名胜，一个是卢涛的半日山庄，另一个就是马士英墓”。“我曾向马士英的后代贤伟先生打听，他也不清楚，只听说长辈曾去上过坟”，“因马士英被清军杀于福建，其棺难于运行千里到贵阳安葬，马士英墓，无论在贵阳哪里，都可能只是个衣冠墓”。关于马士英传说，如马士英回乡至观风台祭扫祖墓，于山寺中“指认前身”，老贵阳北门城隍庙前，马士英家人曾居住于此，街道得名“一品坊”等等。

据《贵阳府志》明陈（文学）汤（冔）二马（廷锡、云龙）吴（淮）传中，有“马文卿……孙羲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人，官知县”，《砀山县志》历任知县中有：“马羲浩，定番人，举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任”。马羲浩寄学定番州（明清贵阳府所属州县之一），任官砀山知县；《贵阳府志·选举》举人表中有：“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科，贵阳，马瑹，羲浩孙，官知县”。四年后，马瑹高中壬戌科进士。至马士英之后，贵阳马氏家族再无与之相埒的达官显贵，谁也不会去深究传说的渊源了。

贵阳城内黔灵西路马家巷，就是马士英的花园宅第。过去的马家巷是一条专门前往马府的死胡同，后来巷子被打通，一头连着毓秀路，一头连着黔灵西路。随着马氏家族的衰落，马府风流早被风吹雨打去，主人后裔不知迁徙何地。

马家寺，即今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马堰村马堰寨。道光年修《贵阳府志》载：“马家寺寨，在（贵阳）城北四十里。原名麦架下寨，因万历四十年（1612年）马文卿建寺，更名焉”，“马家寺，在马家寺寨后，有将军殿、金刚台，里人马文卿兄弟建”。据世居当地的顾怀正老人介绍：马家寺，也叫马家祠，是“马阁老”（谓马士英）家的祠堂。这个寨子里，建有家祠的只有顾、马二姓。当年马家有名有势，所以寨子就取名马家寺。在清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时，太平军入寨，将顾、马二姓的祠堂放火烧毁了。后来，两姓人家再无能力修复家祠。寨子后山马家寺的雕花基石尚有几块，还有遗迹可见。又据自称“马阁老”后人的马尚全家人说，他们的老祖公原来居住在修文马家桥，马家寺是马阁老修建的，家里的人就从马家桥迁入此地居住。在反乱年间，马家几乎被杀绝。原来的族谱存放于祠堂，祠堂被太平军放火烧毁时一同毁掉了。寨子附近还有许多老祖坟，也分不清是哪一代老祖公、老祖太的坟，曾有贵阳等地的马氏人家来这里上过坟。

1986年，国家曾到马堰一带进行过文物普查，在马家寺寨（今马堰村）附近佛牙洞侧“石墓坟”发现明清时期立有碑记的马氏古墓群。其中，有“万历丁已（1617年）仲春”、“明诰封太淑人马母越氏墓”，因碑石风化严重，立碑人名无法辨认；一座为无法辨认立碑时间及立碑人的“明诰封太淑人马母□氏墓”；另一座明墓碑石风化更堪，碑文都无法辨认，相邻的还有一些难确认的土坟堆。明墓碑石材质为白棉石，系整块石材雕刻，上仿歇山顶，有瓦檐、门柱，碑面凹进，碑文镌刻较浅，下仿须弥座束腰，镌刻有卷云纹，民间谓之“神龛碑”。其余碑记格规格大小相近。石墓群中有“嘉庆丁丑年（1817年）八月吉日立”碑的古墓葬三座：其中一座碑记为“高祖勇略将军伯□马公墓”，立碑人为“男德元、贞，曾孙履豊、升祀”，碑面刻有“生于明万历庚申年十一月九日；卒于清康熙戊□年九月二十一日”两行小字(“□”为无法辨识文字)，墓石为青石，墓碑则为白棉石。另一座墓为“安仁马公之墓”、“侄履豊、升祀”。这些明清古墓早已被盗掘，有的碑石残破，倒置墓前，惨不忍睹。但这些古墓葬可以证明马氏与贵阳越氏联姻事实。“明诰封太淑人”为明代三品官员的母亲或祖母封号，在明万历年间贵阳马氏家族中，只有御史马文卿才能达此品级，似与马文卿有关。“勇略将军”之封号，也许是南明弘光时马士英“请荫内官三人”而获取之封号，此墓是否马士英获得封荫的其中一子之墓（根据其生卒年之记，疑为马銮墓），还有待于贵阳马士英家族谱的现身，才能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