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唐瑜的第十一代孙，明末清初思想家。

8岁时，因为父亲唐阶泰考中进士，上任吴江县令，唐甄从此跟随父亲宦游，先后在江苏、江西、北京、南京等地待过。

清顺治十四年（1657），唐甄回到四川阆中参加乡试，中举人。次年，前往北京参加会试，未中，旋即参加吏部考试。

康熙十年（1671），任山西省潞安府长子县知县。他在长子县任内，重视生产，亲自下乡督导种桑养蚕，废除酷罚。因为逃犯的事情被牵连，被免职，唐甄只当了10个月县令。罢官后，移居苏州枫桥，往来于吴江、枫桥两地间。唐甄潜心著述，家徒四壁，身无完衣，食不果腹，父、母、兄死不能葬，仍振笔著书不缀，乐在其中。

唐甄晚年穷困潦倒，没有子嗣。著作由女婿王闻远付梓行世。

唐甄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是《潜书》（初名《衡书》，含有权衡天下之意）。《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他以激励的言辞、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政治革新、治学思想、军事谋略等，被后来的学者推为中国民主思想的先锋。

唐甄政治上宣扬民主主义，经济上主张农商并重，还著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等。文章被魏禧称为“五百年无此作”。

梁启超曾将《潜书》视为中国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认为它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实在是“醒人之良药，逆耳之忠言”。唐甄的民本思想、“立国惟在富民”的主张很有现实意义。

唐甄批判“君权神授”，认为天子之尊，并非天地大神，都是人。古之贤君，虽贵为天子，但仍无不与民同情。明清之时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认为君主只不过是“匹夫”、“独夫”而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认为杀人之事，帝王居其半。大将、偏将、卒伍、官吏杀人，皆非彼之所杀，“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灭子之大手，自秦以来屠杀二千年。质问“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主张把帝王送上刑庭，进行审判。对其官吏，则斥之为“狐鼠之官”、“豺狼之官”。将官吏之“贪”视为天下最大的虐政之一。认为多官害民，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天下难治，非民而官！因而主张“以刑狐鼠之官”，特别要“重刑匿狐鼠豺狼之官”。提出平等原则，认为人们应如兄弟，同处天地之间犹同处一帐之内，并认为此“天地生人之道”。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人之生，无不同。而欲治不平就必须抑尊，认为位在天下以上者；必处于天下之下。今之君主，必效古之贤君，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天子称“皇上”，非礼！同时，要给宰相实权，官吏要接贱干如对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允许“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让庶民干政”。治不平必须富民，提出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户空虚，虽府库积财如山，实为贫国。而富民必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即官不扰民，剔除扰民之政。尧舜之道无他，耕耨、桑蚕、鸡猪。清初实为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为民就是道，就是学。

唐甄反对儒者空谈误国，把能否救民视为儒者的标准，称追求“道学”、“气节”、“文章”者，为三败类。认为性不尽，非圣，功不兄，非性。批判守儒理学是精入而遗外。晚年宗王阳明良知之学，认为他专致良知，一以贯之，明如日月，四通八辟而无碍。把心、性综合为道。认为“天地际，心与天地际”。提出心无生死，无往来，无古今。在认识论上，排斥感性和理性，提倡“即心得道”、“直探性体，统摄无外”。贵心得，贱耳目。多闻多见，有害于心。甚至“知”也多余，谓知浚沈心，见博覆心，闻蓄亡心。三者根心，还以绒心。袭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主张经世致用，批评儒者不言功。主张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天地成毁，虽不可见，当亦无异于“人物”。在进与退、先与后、速与迟、战与守、全与半上，都有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倡分析，认为凡事，见以为可，而其中有不可者，见以为不可，而其中有可者。梁启超认为其政治思想，是三百年前之“快论”，不能不说是“持识”。

父：唐阶泰，字亨予，号瞿瞿，明朝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