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汉语词汇），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哲学理论，即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内心的觉知，对事物的认识，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认知实践方面的。

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他声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 , 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朱学之偏。慧能以定慧论知行，提出定慧等学，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阳明对知行的理解，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慧能的定慧等学之间，方法论上是相通的。知行合一，不是讲知行的先后问题，正如慧能所说，“莫言先定后惠，先惠后定，定惠各别。”有人把知行分作两截，认为必是先有知而后才能行，阳明认为，这样永远都不会去实行，“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之间，即知即行，“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慧能讲，“即惠之时定在惠，即定之时惠在定。”阳明正是此意，即知之时行在知，即行之时知在行。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始于《尚书》与《左传》，《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知指认知或良知，行指行为、行动。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主要指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其代表人物是朱熹、王守仁；也指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毛泽东。

汉代以后、北宋建立之前，儒学受到佛老二氏的冲击，儒学在社会基层至上层的影响力都比汉代减弱许多，因而在两宋时期，大儒们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为帝国建立一套道德规范。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后来，针对“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与此同时，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可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明代，首先对这种发难的是陈献章。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阅读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学说，既指无形的道需要通过有形的物表现出来，又指“知”——道德认识需要通过道德践履表现出来。

紧随陈献章之后的湛若水、王守仁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湛若水说：“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的心学宗旨，其中所说的天理包含道德之理，他特别指出“体认兼知行也”。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认为道德认识应该与道德践履齐头并进，而不是非要等道德认识有进步之后再使道德践履去进步。湛若水在“理气合一”学说的基础上指出“真知流行，即是知行并进”，又在“体用一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易经》教人做君子的言论提出“主宰处是知，发用处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的观点。

对于知而不行的时弊，王守仁有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话：“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他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强调“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守仁把执行范畴中的知理解为良知，认为圣学功夫即致良知。

可见，知行观都是受到历史发展、时代精神状况影响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种知行观，都认为知行是不能分离的。

知行合一，网上词典的翻译是“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意思是“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这个翻译没有大问题，不过用来翻译心学的知行合一，却是值得商榷。knowledge除了有知识的意思，也有了解、理解的意思，这和心学的“知”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另一方面，心学的知行合一翻译成“Unity of conscience and action”——良知和行动的统一，是否准确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王守仁的学说中，知行合一的“知”也不能等同良知。知行合一的“知”，无论是《左传》、程朱理学还是心学，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一种内在的认知、内在的知识，重点在于指引人的行动，范畴是人的道德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内在的知识，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信仰、道德、灵性的内涵。

因此，知行合一，应该翻译为“The unity of Inner knowledge and action”——内在的知识和行动的统一。

（湛柏欣：《知行合一的历史及英译》）

天人合一、天人互泰、天人互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