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是明代徐光启创作的农书。《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总结了清代之前的农业科学技术。

《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所以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开垦、水利、荒政等等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其他的大型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其他大型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但是却不足2000字，比不上《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农政全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徐光启以“农”“政”辩证关系为基础，展现了经济、技术与农业生产部门相统一的“大农业”系统观和生态观。《农政全书》的精要之处也在于，徐光启并没有仅仅将农业问题拘泥于对以往的农业科学知识的总结，而是将目光放到了更为长远的政治生态上，将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相结合，使《农政全书》超越了以往的纯技术性的农业书籍，集中表达了徐光启以农治国的农业生态观。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明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徐光启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人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

(上 册)

张国维原序

张溥序

王大宪序

方岳贡序

潘曾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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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先生，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出生于上海，进士出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洞南道监察御史、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终于宰相位。《明史·徐光启传》称：“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这是对徐光启一生政治生涯的简要概括。

徐光启政治上虽然无所建树，但却以其杰出之科学成就彪炳于中国历史上。他是我国明代末年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之一。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方面都有著述，但其平生用功最勤、影响尤为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诚如陈子龙所言：“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它在中国农学史上，如同《诗经》之于古典诗歌，《本草纲目》之于古代医药一样，成为我国传统农学的代名词，可与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同悬诸日月，并列为我国农学著述之两大丰碑。

《农政全书》共60卷，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为当时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

徐氏编撰《农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他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为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则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当前，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出发，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仍有合理因素可取用于现时。

本书《凡例》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水利莫急于西北，以其久废也；西北莫先于京东，以其事易兴而近于郊畿也。”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并以此与屯垦储粮、安边保民、增强国力等措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徐光启农政思想又一重要方面。书中“水利”一目，根据“丙北”、“东南”地理之不同，提出一系列水利工程规划及措施，并引王祯《农书》的水利图谱以及熊三拔口述、徐氏本人笔记的《泰西水法》，这都是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值得认真发掘和利用的历史文化遗产。

书中“田制”之目有《井田考》一卷。本书《凡例》云：“井田之制，不可行于今，然川遂沟浍，则万古不易也。今西北之多荒芜者，患正坐此。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著古制以明今用。”徐氏征引历代文献，研究田亩制度，并引王祯《农书》，介绍各种“田制”的不同特点及其利用情况，目的是为了提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期富国利民。这些历史的经验，于今仍然有启迪意义。

书中“荒政”一目，约占全书1/3以上，可见备荒救灾又是徐氏农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徐氏如此重视荒政，出发点虽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但其主张“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之救灾方针，于国计民生不无好处。徐氏所录之《救荒本草》与《野菜谱》，无论是饥馑之岁，抑或丰穰之年，于拓展人世养生资源方面，功德无量，意义久远。

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树艺”、“种植”等目所记载的植物及其栽培方法。据统计，《农政全书》目录上记有栽培植物159种，皆国人千百年来衣食住行取资之源。徐氏以其慎审之科学态度，广征历史文献，加之实地调查，乃至亲自实验，因此书中所记植物之形态、特征、价值及栽培方法，大多信而有征。根据历史文献，发掘濒临绝种的珍稀植物，总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仍为农学研究之重要课题。从这一点来说，《农政全书》这部历史文献的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诚如辛树帜、王作宾先生在《<农政全书>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所言：“徐光启氏生于明末，汇集了诸家的栽培方法，又记载了当时群众与自己试种的经验。我们若说《泛胜之书》为历史上作物栽培各论形成的开始，《齐民要术》为奠定基础之书，把《农政全书》视为集大成之作是很合理的。”

……

《农政全书》·六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明徐光启撰。光启有《诗经六帖》，已著录。是编总括农家诸书，裒为一集。凡农本三卷，皆经史百家有关民事之言，而终以明代重农之典。次田制二卷，一为井田，一为历代之制。次农事六卷，自营制开垦以及授时占候，无不具载。次水利九卷，备录南北形势，兼及灌溉器用诸图谱。后六卷则为泰西水法。考《明史·光启本传》，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崇祯元年，又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同修新法历书，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术，笔之书也。次为农器四卷，皆详绘图谱，与王桢之书相出入。次为树艺六卷，分谷、蓏、蔬、果四子目。次为蚕桑四卷，又蚕曰定。

《明史》本传称，橚好学，能词赋，以国土夷旷，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馀种，绘图上之，即此书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以此书及《普济方》俱云洪武初周宪王著。考宪王有炖於仁宗初始嗣封，其说殊误。是编为嘉靖乙卯陆东所重刊。每卷又分为前后，共成四卷。其见诸旧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种，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种，皆详核可据。前有东序，亦称周宪王著。盖桑、广类二卷。广类者，木棉、麻苎之属也。次为种植四卷，皆树木之法。次为牧养一卷，兼及养鱼、养蜂诸细事。次为制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为荒政十八卷，前三卷为备荒，中十四卷为救荒本草，末一卷为野菜谱，亦类附焉。其书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於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明史》称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於此书亦略见一斑矣。

《农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他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则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当前，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出发，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仍有合理素可取用于现时。

《农政全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古农书，犹如一座含金量很高的富矿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所以，岳麓书社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决定刊行以简体字排版的新校注本《农政全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既便于阅读与研究，又便于收藏的古典名著新版本，为弘扬优秀的优统文化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