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密·巴夏礼爵士，KCB，GCMG，（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19世纪英国外交家，主要在中国与日本工作。香港九龙白加士街以他为名。

哈里·斯密·巴夏礼，1828年生于英格兰施他佛郡布洛克斯威奇（Bloxwich, Staffordshire, England）。父亲哈里·巴夏礼是一个工程师，还是帕克斯与奥特韦公司（Parkes, Otway & Co.）的创办人。他的母亲在他四岁时去世，次年，他的父亲亦于交通意外中身亡，使他成为了孤儿。住在伯明翰的、曾是海军军官的伯父收留了他。他在Balsall Heath的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后来，1838年5月他升读英皇爱德华文法学校（King Edward's Grammer School）。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1年6月，巴夏礼乘船航往中国，于表姐玛丽·郭士立（Mary Wanstall Gützlaff）的居所中居住。1841年10月，巴夏礼抵达澳门，准备供职于马儒翰的办公室，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与商务总监砵甸乍爵士的翻译、秘书。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在习得基础华语后，巴夏礼在1842年5月到香港与马儒翰会合。1842年6月13日，砵甸乍开始沿长江的远征，巴夏礼在远征中作为砵甸乍的随从。砵甸乍一路进攻到南京。7月21日，镇江被英军攻占。在8月29日，在英军战舰康沃利斯号，中英双方签署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开放为通商口岸。

外交工作

在英军占领舟山后，郭士立被任命为地方知府。1842年9月开始，巴礼夏在舟山政府处任职。1843年8月，巴礼夏通过了英国领事馆在香港举办的中文水平测验，9月被任命为福州的翻译。但是，在他赶到福州时发现他的职位已经被人代替了，就改任驻广领事、华人部助手。

1844年6月，他被任命为厦门的翻译。1845年3月，他和领事阿礼国一起前往福州，他担任翻译。10月4日两人在福州受到清军掷石。1846年6月他和阿礼国一起押运46,163英镑赔款。

1846年8月，阿礼国与巴夏礼被派往上海，巴夏礼再次担任翻译。1847年他开始学习日文。1848年3月，他跟随一个副领事，与中方交涉，要求处罚在青浦袭击英国传教士的中国人。1848年4月9日，他被任命为上海的翻译。1850年至1851年间，他离开了中国，回到欧洲。1851年他返华出任厦门的翻译。

1851年11月21日，他被任命为广州的翻译，1852年2月抵达广州任职。他在此代替宝宁出任领事。1853年8月又被暂时调职为广州副领事。

1854年，他被任命为厦门领事。1855年，他作为秘书，随宝宁往暹罗，缔结商业条约。这是暹罗第一次与西方国家缔结条约。5月18日条约于曼谷签署，在条约签署后，他返回英格兰。他在7月1日抵达英格兰，并在7月9日获得维多利亚女王接见。1855年后半年中，他都在帮助外交部处理中国、暹罗事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

因为担任广州领事这个职位，他再次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打交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不久后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8日，老闸船阿罗号进入珠江后被清水军官员登上。有消息指有几个海盗在英国的保护下登船，所以清军登船抓捕。12名华籍水手被捕，英国国旗被取下。巴夏礼以英国国旗被降下为由，对叶名琛表示抗议。叶名琛辩称阿罗号由中国人水手操纵，又为中国人拥有，而且当时并未升起英国国旗。巴夏礼视之为对条约权利的侵犯，向港督宝灵称英国国旗遭到侮辱。

叶名琛碍于颜面，拒绝道歉，只允释放9人。但遭巴夏礼拒绝。宝灵见到了基于南京条约扩大英国于广州特权的机会，乘机将事件升级为开战理由，以移除于广州的贸易、外交障碍。

叶名琛拒绝让步后，皇家海军在10月29日轰破城墙，随后，巴夏礼与海军上将迈克尔·西摩爵士（Sir Michael Seymour）一道进入叶名琛的衙门。但英国部队数量较少，不足以完全占领广州，唯有继续使用战舰、炮兵监视城市。12月16日，中国部队在城外向欧洲聚居点开火，巴夏礼退到香港，并留了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在议会内遭到了猛烈批评，1857年2月26日开始为上议院议员的马姆斯伯里伯爵称（Earl of Malmesbury）“If it were not for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involved in this matter, I do not know that I have ever met anything which I should consider more grotesque than the conduct of Consul Parkes throughout these transactions.”

1857年11月，英国部队从香港来援。额尔金被任命驻华高级专员与全权代表，并与为一被害教士复仇的法军一道行动。巴夏礼加入到迈克尔·西摩爵士的团队，并在12月12日对叶发出最后通牒。通牒过期后，12月28日广州遭到轰击。1858年1月5日，在部队攻入城内后，巴夏礼带一队水兵抓住了叶名琛。

1月9日广东巡抚柏贵复职。但他只是西方人的一个傀儡，城市的实际上为一委员会所统治。委员会由两个英国人组成，其中一个是巴夏礼。因为巴夏礼通晓华语，所以成为了领袖。委员会建立法庭，组建警察，并在2月10日开放广州港口。在天津条约签署后，广东官员对巴夏礼敌视依然，为取巴夏礼的首级而动员民兵，巨额悬赏。1859年12月6日，巴夏礼获得了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8月21日，英军突袭大沽炮台，获得成功。巴夏礼参与了随后的劝降。在8月24日，他到达天津后调度了联军部队，又与钦差大臣进行了谈话。在发现钦差大臣并非预期中的全权代表后，盟军继续向通州行进。

巴夏礼行先一步，在通州时，分别在9月14日与9月17日，两次利用通州政府，获准将军队前进至距城市5英里（8公里）处。9月18日，他离开了通州。在他发现了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后，他准备回到通州通知委员会，却被清军俘虏。

巴夏礼、亨利·尼斯（Henry Loch）、捺·辛格（Nal Singh）与两个法国士兵，被僧格林沁俘获。巴夏礼与尼斯被送交刑部，关押于普通牢房，并饱受折磨。

9月29日，奉奕䜣之名，巴夏礼与尼斯被移到一座寺庙中关押，这里的环境较好。此举是为中方在中英谈判增加筹码。巴夏礼拒绝协助中方，也不愿为中方与额尔金交涉。在10月8日，七人获得释放。在众人遭释放后，皇帝要求处决他们的命令抵达，众人逃过一劫。

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的臣。”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予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

巴夏礼一行39人被扣押，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兵临北京城下。炮火中皇帝和嫔妃仓皇出逃。圆明园落入侵略军之手，接着是连续两日的抢掠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三日后，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生还的仅有18人，其余归还的全是尸骸，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尸体是七至八块。

11月28日，他航往上海并在次年1月回到广州担任原职，处理接收九龙的事宜。根据天津条约，扬子江上的三个口岸开放。在1861年2月至4月，巴夏礼随海军中将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Hope）沿江而行，在镇江、九江与汉口设立领事馆，并试图与南京的太平天国叛军立下协议。

1861年4月，他回到北京，并在6月到南京，准备与太平天国领导会面。1861年10月21日，联军向清廷归还广东，因此巴夏礼不再担任专员。在11月，他前往上海，在同月内，再次与太平天国领袖会面，但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宁波。1862年1月，他回到英格兰，他被囚一事使他变得知名。1862年5月19日，他获得了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1864年11月，他离开英格兰，在3月3日抵达上海，1858年12月21日被任命为领事。

1865年5月，正在前往扬子江港口的巴夏礼受到通知，任命他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与领事，而上一任特命全权公使与领事是阿礼国。

这个职位他担任了18年，在任内，他不断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支持日本自由党。他向幕府的对手表示友好，所以对明治政府有些影响力。因为他切实支持改革派，所以他成为了目标，招来了反动派的敌视，反动派三次试图刺杀他。他鼓励低级成员深入研究日本：萨道义（Ernest Satow）与威廉·乔治·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获益良多，后来成为日本学的大学者。但是，总体来说，为巴夏礼工作并不简单，他也不为日本官员、民众所知。

巴夏礼夫人因为1867年攀登富士山而变得知名，这是第一次有非日本妇女攀登富士山。1879年11月，巴夏礼夫人在英格兰病逝，当时她正在为巴夏礼归来做准备。四日后，巴夏礼通过电报得到噩耗。“她希望在她遗留之际，我在她身旁。我现在有六个子女需要照顾。”他在给弗雷德里克·维克多·迪金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写到，“我要代她照顾他们，而使馆将会失去光明与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纸汇报与收集

1869年，后来的首相，威廉·格莱斯顿，要求英国驻日代表团提交一份对和纸与制纸的报告。巴夏礼与他的团队在日本不同城镇作出了深入调查，出版了一份政府报告，“对日本制纸的报告”，收集了超过400张手制纸张。大部分收藏品现在在Paper Conservation Laborator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与Economic Botany Collec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展览。1879年，Kew向格拉斯哥、悉尼、墨尔本与阿德莱德送出复样，但都遗失了。巴夏礼收藏的纸张原始、价值高，造纸方法与每张纸的功能都详细记录下来。

他是1883年至1884年间驻韩大臣。他代表英国与韩国谈判，通过1883年英韩条约（United Kingdom-Korea Treaty of 1883），根据条约条文，他是韩国法院的第一个外交代表。

1883年巴夏礼到了北京。在北京时，他的健康变差，1885年3月21日因疟疾发热病逝。1890年4月8日，干诺公爵（Duke of Connaught）为他在上海外滩竖立纪念碑，但在二战时被日军移除。

据全面统计，巴夏礼的作品大约有20部，以40个出版物出版，以四种语言书写。

1、Observations on Mr. P.P. Thoms'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word ... Man.(1852)

2、File concerning Harry Parkes' mission to Bangkok in 1856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ondon.

3、Papers, 1853-1872.

在英格兰时，他在朋友家中遇到了范妮·米尔士小姐，她是第一位副大法官托马斯·米尔士爵士（Sir Thomas Plumer）的孙女。“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她，“高挑，匀称而优美，她肤色浓厚而柔和。她深棕色的眼睛充满智慧，说话又语重深长。她充满魅力，而家人都十分优秀。”经过六个星期的追求，他们在1856年元旦在伦敦Little Stanmore的圣劳伦斯堂（St. Lawrence's Church）成婚。次年1月9日，夫妇离开英格兰。

巴夏礼的次女，梅布尔·帕克斯（Mabel Desborough Parkes），嫁给了皇家海军中尉埃格顿·斯科维娜（Egerton Bagot Byrd Levett-Scrivener）。梅布尔在1890年因策马时堕下身亡。长女马里昂（Marion）嫁给了凯瑟克家族的J.J.凯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