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年—1851年），中文名也译作郭实腊、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生于波美拉尼亚。

1803年7月8日郭实腊出生于普鲁士博美郡（Pomerania）的一个小镇匹瑞茨（Pyritz），他幼年丧母，父亲约翰·雅各布·古兹拉基（Johann Jacob Gutzlaff）是一位虔诚的裁缝。早年的郭实腊曾跟随一名铜匠当学徒。

1818年他第一次产生了到异教土地上传教的念头，同时他也致力于学习阿拉伯语和土耳基语，以期最终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普鲁士公使馆。18岁那年，郭实腊进入柏林的教会学院学习。

1823年，他前往鹿特丹，当被荷兰传道会批准接纳，他在当地进行了短期的学习。由于郭实腊决定到马来群岛传教，为了收集相关的信息，他从鹿特丹出发前往巴黎和伦敦旅行。1826年7月21日，郭实腊在鹿特丹被授予神职。9月11日，他乘坐“海伦娜·克阳丝提娜号”（Helena Christina）起程前往巴达维亚。

1827年1月6日抵达该地，在巴达维亚，郭实腊一度同麦都思同住，并跟随他学习马来语和中文。后来还取得了惊人的进步，郭实腊最初的目的地是苏门答腊岛，但当地的战事令他无法前往，因此他转而前往廖内岛。在那里除了传教外还担任牧师，郭实腊在要廖内岛并没有待很长时间，因为1828年他己出现在新加坡。当年8月4日，他同汤雅各牧师一起乘坐中国帆船离开新加坡前往暹罗，23日登陆。

1829年，郭实腊辞去荷兰传道会的职务，应史密斯牧师之邀前往新加坡。因伦敦会暂无常驻马六甲的传教士，郭实腊被派往该地管理传教会的事务，在此期间，他同一位英国小姐玛丽·纽厄尔（Mary Newell）结婚，婚后夫妇二人同回到新加坡。

1830年2月14日，他们起程前往暹罗。

1831年上半年，郭实腊夫人生了一个女儿，但母女二人都在死在了曼谷，女儿是在郭实腊乘坐中国帆船起程前往中国数十天后天折的。他们最终于6月18日出发，9月底到达天津，沿途曾在一些地方停靠。10月继续北上至辽东湾，从那里南下，12月13日抵达澳门。郭实腊穿中国服装，起中国名字，还为中国人看病，因而给当地人留下了好印象。与此同时，他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广为散发基督教书籍。

1832年2月25日，郭实腊以翻译和外科医生的身份乘上英国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商船，开始再次沿中国大陆、台湾、朝鲜以及琉球的海岸航行。此次航行原本是为了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尽管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郭实腊趁此机会在当地人中散发了大量基督教书籍，9月5日回到澳门。10月12日，他乘坐“塞尔夫号”（Sylph）又一次北上，1833年4月29日回到广州。第二年他依旧花了大量时间乘船在沿海各地往来，努力散发基督教书籍、同当地人交谈，伦敦会有时也会给予他金钱上的资助。

1834年3月，郭实腊前往马六甲，在那里同一位英籍女子温斯蒂（Wanstall）结婚，婚后住在当地侨民伽龄先生（tGarling）家中。

1835年，郭实腊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

1837年6月24日他乘坐英国船“罗利号”（Raleigh）前往福州，从那里横渡至琉球。7月15日他转乘美国船“马礼逊号”前往日本，带回了一些这遇海难塑日本人。尽管他们抵达了江户湾，但此行的目的却没有达到。8月29日回到澳门。

1838年，郭实腊再一次前往福建，他的家人则留在澳门直至1839年战争爆发。战争期间，他从事过各种工作，曾有二段时间，他临时加入了郭富（Hugh Gough）的参谋团。

1842至1843年期间，他还在舟山做了一段时间的行政长官。

1843年8月马儒翰先生去世后，郭实腊继其成为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并且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去世。尽管担任各种各样的全职，但郭实腊并没有停止自己的传教任务，他参与扩大传教事业的计划，为了传播福日并将基督教书籍广泛散布至整个帝国，郭实腊在1844年创立了一个由本地人组成的协会，名“福汉会”[注释:原文为“汉会”，此处遵旧译改为“福汉会”]。郭实腊夫人因健康原因前往新加坡。1849年4月在当地去世。

1850年9月，郭实猎回到欧洲，在那里同英籍女子加布里埃尔（Gabriel）小姐结婚。

1851年1月，他偕新婚夫人返回中国，同年8月9日郭实腊在香港去世。

郭实腊牧师1826年9月15日由荷兰传道会派遣，乘船前往爪哇的巴达维亚城（Batavia，今之雅加达）传教，翌年1月6日抵达该城。此时，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Alenry Medhurst）早于1820年来到该城传教，因此两人得以相识。郭氏主动请麦都思牧师教导他中国语文和马来语，其时所学的华语，是以闽南语、广府语和官话为主。

郭氏不久又游行廖岛（Rhio）、新加坡、婆罗洲一带，派发传教单张书刊，藉此向华人传教。1828年8月3日与伦敦传道会汤雅各牧师（Rev. Jacob Tomlin）乘中国帆船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暹罗曼谷布道，成为基督教入暹罗传道的第一批教士，后来还与汤雅各牧师合译泰文圣经。

1829年郭氏被派往苏门答腊工作，因与他专向华人传道的旨趣相违，所以脱离荷兰传道会，自始专做个人独立传教士。1829年初往马六甲访问伦敦传道会施约翰牧师，因此认识了伦敦会首位女传教士纽惠璐小姐，进而结为夫妇。当郭氏着手策划游历中国沿海布道之际，郭夫人不幸于1831年2月16日难产，母女先后去世，郭氏深受打击，但仍不改变向中国传教的心志。

郭实腊遭受了失去妻女的痛苦三个月后，即1831年6月3日，为实现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理想，以回乡探亲为由，乘坐中国帆船“顺利号”沿海南岛、南澳、澄海入福建同安。因为早在来中国以前，为传道之便，郭氏就入籍同安郭姓宗祠，得名郭实腊。从这里继续北上天津，10月抵达辽东，沿途赠药施医，并派发传教单张书刊，至12月3日返抵澳门，受到马礼逊牧师夫妇的热情接待。

当郭氏抵达澳门不久，有东印度公司“安默士号”（Lord Amherst）将要启程北行，研究在广东以外设立商港的可能性，郭氏被邀请为译员随船通往。1832年2月27日启程，途径厦门、台湾、福州、高丽、琉球各地，于9月5日返回澳门。

其时又有东印度公司鸦片船“施路夫号”（Sylph）拟到沿海口岸贩卖鸦片，东印度公司查顿（William）邀请郭氏充当译员，并答应协助传教物资需用，郭氏虽有踌躇，但为便于深入中国沿海各地传教，所以也接受了这个任务。此行沿海北上直抵奉天，后为清廷得悉，随即颁令禁止，由是折回上海，经舟山、金门、厦门，于1833年4月29日抵澳门。

同年5月又为鸦片船“约翰碧嘉号”（John Bigger）入福建泉州。同年11月12日再乘鸦片船“科隆杨格号”（Coloney Young）赴福建，计有四月之久，至1834年3月23日完成此行。郭氏之所以参与鸦片船旅程，主要为便于传教而应邀担任译员。也留下攻击他的把柄，并殃及其他传教士。

1834年4月，郭氏南返马六甲，出版了《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引起欧美各国教会对中国传教的兴趣。郭氏在英华书院之时，结识了伦敦妇女教育会的温施娣小姐（Miss Mary Wanstall），双方情投意合结为夫妇，6月携夫人到澳门定居。郭夫人于1835年9月30日在澳门开设一所女校，而马礼逊纪念学校开办之先亦附设于女校，郭氏兼教中文。

郭氏在澳门期间，曾多次往来福建，每次均不放过传教机会，派发不少传教单张书刊。1834年8月马礼逊牧师病逝后，遗缺由郭氏承乏，参与英政府与清政府的交涉工作，1842年至1843年曾任舟山行政长官，1843年8月香港“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马儒翰病逝，9月即由郭氏接任为香港抚华道，专责香港华人事务兼办满清官方事务。工余之暇，即乘船前往港岛对岸的乡村布道，晚间授课生徒。

为使福音工作有效发展，于1844年2月14日创立“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意即“欲汉人信道得福”，专门训练华人深入内地传教。“福汉会”成立初期有会员二十人，除郭氏和罗孝全牧师（Rev. Lssachar Jacox Roberts）外，其余全属华人会员，并推举华人为主席，实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人主理事务的组织，在此反映了郭氏传教本色化的理念。福汉会会务发展迅速，传道员的工作远达海南岛、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传教。

郭氏曾先后多次去函德国“三巴传道会”，即巴勉传道会（即日后的礼贤会）、巴色传道会（即日后的崇真会）、巴陵传道会（即日后的信义会），请求派遣传教士来华协助福汉会工作，三会先后派出传教士来华，早期的开山祖均随郭氏学习华文和广东方言，接受郭氏指派工作。

1849年至1850年，郭氏在法国、荷兰、波兰、俄国、芬兰、瑞典、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各地演说，为福汉会工作广做宣传，组织“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励各教会青年献身中国宣教事业。1851年3月28日郭氏返抵香港，但遗憾的是福汉会已遭分裂，郭氏深受打击，于是年8月9日在港病逝，政教人士都至为惋惜。

郭实腊牧师因有朝鲜、琉球游历的经验，所以主张各国传道会派遣传教士前往朝鲜、日本、琉球传教，因此郭氏于1837年7月15日乘坐“马礼逊号”（Morrison），与伯驾医生（Rev. Peter Parker）、卫三畏教士（Mr. 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前往日本探求开路，但可惜的是，他们仅仅到达鹿耳岛就被发现，日本官方禁止他们继续前行，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返回澳门。虽然对日本并没有实质的传教活动，但毕竟也是一次尝试。

另外，郭氏早年在南洋布道，曾将约翰福音译为日文。

1832年2月27日，郭实腊牧师乘坐东印度公司“安默士号”（Lord Amherst）启程北行，途径福州、扬州、上海以及山东半岛的威海卫，7月17日，韩国海岸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把船停泊在黄海道西海岸的一个地方。郭实腊一行在那里遇见一位老人，就用汉字和他笔谈，并送给他小册子和礼物来接近他。他们试图和韩国人物物交换并通过地方官向朝廷呈递禀文，但因为不能和西洋人接触，韩国人虽然显露好奇心但另一方面也很害怕，所以他们把接受的小册子又退还回来；郭实腊一行和地方官的斡旋也不顺利，最终与地方官及政府当局的接触以失败告终。

7月23日，郭实腊乘坐的“安默士号”停泊在忠清道的洪州湾古代岛前，他们通过地方官呈送国王禀文和礼物，礼物是一套圣经和传道文书。在等待国王回复的日子里，他们和那里的人们接触，并教给他们种植土豆的方法，给平民发药，但民众的反应比较冷漠，地方官的态度也变得生硬。8月9日，特使偕同翻译官从首尔下来，退还了禀文与礼物，并宣称若无中国皇帝的许可不得和外国人通商。虽然郭实腊的韩国访问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果效，但在韩国教会史上仍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832年秋天，乍甸和马地臣行作出重大决定，即租赁新建造的飞剪船“精灵号”（Sylph，又译为“气仙号”）远征天津以北。前往陌生的华北地区推销鸦片，没有好翻译随行断难成功。这时，刚刚随“阿美士德勋爵号”从北方回到广州的郭士立闯入了渣甸的视野。这位在华传教多年、娶了英国女子为妻的传教士，不仅是医生，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请到郭士立担当此次北行的翻译，自然是最佳选择。威廉·乍甸(W·Jardine)曾指示他的船长说：“你将很高兴就与改变自己的有关的所有问题与郭士立博士商量，他在语言及中国人的特点方面的广博知识，对你制订及实施计划很有益处。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很好地意识到合作双方的热情”。他为鸦片贩子提供翻译服务，然而他这种服务不是无偿的。一个鸦片贩子说：“我为郭士立的三天时间付了1000美元”。与此同时，乍甸还答应为郭士立正要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提供6个月的经费。

郭士立在鸦片贸易上唯利是图的作法受到了含蓄的或直言不讳的批评。受害的中国人曾讥问他，为什么耶稣的信徒把邪恶带给中国？有一些正直的传教士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说他们从事鸦片贸易损害了传教事业。传教劝人为善，而从事鸦片走私是为人作恶，这是极为矛盾的。他们对郭士立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鸦片贸易的活动现象进行研究，其结论是：郭士立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与鸦片贸易矛盾达到最令人吃惊的尖锐程度而为人们记住”。

郭士立还是英国的间谍。他在中国沿海进行海道测量、地形勘查、绘制航海地图，调查各地物产及商业贸易情况，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提供给英国政府以备采纳。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查理·马奇班克斯派遣公司职员胡夏米到中国沿海进行一次周密的侦察，调查中国沿海市场情况。为了不使中国发现洋人深入北部沿海，他们都改名换姓。胡夏米本名叫林赛，冒充船主。郭士立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成员，翻译兼医生，更名为甲立。2月26日，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开始了这次长途侦查，沿途经过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于9月4日回到澳门。他们沿途为人治病，诱人信教，并分发《戒赌博》、《戒谎言》和《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宣扬教义和宣传西方。而真正的船主礼士则专门测量沿途的河道、河湾、绘制航海地图等。

胡夏米、郭士立这次侦察活动，为后来的英国侵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报。他们调查了广州以外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的商业贸易情况，认为要扩大对华贸易，必须开放东北部的贸易。怎么打开广州以外的贸易局面？郭士立认为：“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但通过武力解决，可以达到目的。他还认为中国的防御是脆弱的，“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英国的）一艘战舰”。这次对中国沿海的侦察，成为鸦片战争时英军制定作战计划的根据。

英军进攻定海，郭士立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得力干将，郭士立还是英国侵华战争的主要参加者。他是鸦片战争前九龙之战的主要肇事者。1839年9月5日，与林则徐具结贸易政策相对抗的义律带着译员郭士立，率领一支由5只战船组成的舰队进抵九龙海湾。郭士立在两名水手的陪同下乘小舟上岸，向中国方面递交他用中文替义律写的信函。信中说，如果中国方面不供应英国船队食物，那么将受到英国方面的武力惩罚。清广东水师遵照林则徐的指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英舰向清广东水师船开炮。中国水师战船和九龙炮台被迫还击，这就是九龙之战。

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作为英国远征军的翻译随军作战。由于英军官和士兵都不懂汉语，翻译的工作尤为重要，他承担了大量重要的任务。比如同中国军政官员的谈判，军需的供应，情报的搜集及对攻陷城市的管理等都由译员承担。1840年7月5日，英军进攻定海。郭士立与来自鸦片经营者所组成的领航员一起为舰队提供了航海资料，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经验，参加侦察探险队，搜集有关军队布置、军事设施和可能攻击地点地形的情报、他递送了最后通牒并同中国军官进行了谈判，要求中国地方投降以免遭到炮轰。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陆部队，随身带来了安民告示以安抚中国百姓“。郭士立被任命为定海知县，他堂而皇之地进入定海知县衙门，坐在原属中国知县的交椅上，以知县的名义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曾在英国占领的几处地方做民政官。1842年8月，英军打至南京，清政府向英国议和，鸦片战争结束。郭士立参加了《南京条约》的最后谈判和多次谈判会议。

郭士立就是这样一个集传教、鸦片走私和间谍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式的人物，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阿瑟·维利称郭士立为“牧师和强盗、江湖郎中和天才、慈善家和骗子的综合体”。

1839年8月，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到广东实施禁烟，将侨居澳门的二百多名英国人驱逐出境，郭实腊与家人逃往香港急水门暂避。同年9月4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派遣郭实腊到九龙，负责食物和淡水的补给工作。1840年7月，英国海军提督懿律（George Elliot）在天津与清廷交涉时，郭实腊等人也曾担任英方的翻译官。

1841年，郭实腊返抵澳门。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继义律就任英国全权特使兼驻华商务监督，郭实腊又受聘为翻译官，而郭实腊在澳门的宣教工作，则交由美国浸礼宗的宣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军攻陷宁波，璞鼎查以宁波为驻军总部，并委任郭实腊为舟山行政长官，管理该地的华人事务，历时七个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当满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郭实腊也是英方的主要译员之一。在条约谈判过程中，郭实腊不时伺机向满清官员赠送圣经。

1843年8月，担任香港“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的马儒汉病逝；9月郭实腊接任为香港抚华道，专责香港华人事务兼办满清官方事务。1844年，当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签约时，郭实腊正是当时的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华文翻译。自此以后，郭实腊一直担任华文翻译一职，直到1851年逝世为止。

1834年3月，郭实腊启程前往新加坡，随即转往马六甲。在马六甲期间，他结识了伦敦妇女教育会（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 London）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工作的温施娣（Mary Wanstall），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结为夫妇。同年6月郭实腊携妻子移居澳门。郭夫人于翌年9月30日在澳门开设一所女校，此为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郭实腊则在校内兼任中文老师。郭夫人亦收养并教育多位盲女，堪称“中国盲人教育之母”。郭实腊在澳门期间，多次来往于福建各地，从事个人布道，派发宣教单张和书刊。

1834年4月，郭实腊南返马六甲，把自己过去数年间，在中国沿海一带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兰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欧美各国教会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

郭实腊可说是一位多产作家，根据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资料，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的著述便陆续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写成的有61部，以日文写成的有两部。此外，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著作分别有泰文著作一部，荷兰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基督教教义、教会历史、人物传记、月刊、杂志、卫道集、贸易通志、文法书和字典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以及《道光皇帝传》等。在郭实腊早期著述中，他经常以“爱汉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称。

郭实腊极具语言天赋，在华语方面他能流利讲说官话、闽南语、广府语、潮州语和客家语。早在曼谷宣教期间，郭实腊即已开始进行圣经翻译的工作，只不过所翻译的不是中文圣经。1831年4月1日，郭实腊写信给伦敦传道会说：“在暹罗差不多三年后，……完成了暹罗文（即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的新约译本，以及一些小册子和字典”。1833年，荷兰传道会资助其泰文《路加福音》修订本的出版。此外，郭实腊也将《约翰福音》翻译为日文，于1837年出版。

在中文圣经翻译方面，他首先参与修订了马礼逊的《神天圣书》，结果产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译本。在1834年马礼逊逝世后不久，这项修订计划便告展开，参与修订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实腊外，还有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个修订过程中，郭实腊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分工合作，译事进度顺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约的译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国圣经公会由于不认同四人小组的译经原则，以及反对麦都思对《神天圣书》的严厉批评，所以拒绝资助新约译本的出版。郭实腊等人惟有自行在巴达维亚印行这部新约圣经，并把它订名为《新遗诏书》。

新约出版后，他们再接再厉，继续从事旧约的翻译。中途由于麦都思的退出，旧约后半部书卷几乎由郭实腊一人独力完成。1838年，旧约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订名为《旧遗诏书》。随后，郭实腊还对《新遗诏书》进行多次的修订，最后改称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郭实腊虽然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中身居要职，但他没有忘记传福音的使命。每天早上七时至八时，他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福建话向前来聚会的华人讲道。早饭后，他再用客家话或其他方言传讲另一篇信息，然后才开始处理事务工作。

正当此时，郭实腊开始推行一个新的宣教理念，他认为要将福音传遍中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劝导，来归信基督教”。他希望华人自己的传道人进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团体，而由欧洲基督教差会派遣宣教士来华训练中国传道人，并予以经济援助。郭实腊将这一理念付诸实施，于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创立“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即“欲汉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汉会创办时有会员21人，除郭实腊和罗孝全外，其余都是华人，并由华人担任主席，实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人主事的组织，体现了郭实腊本色化宣教理念。这组织并非一所传统的教堂，而是一个传道员训练中心，所采用的方法是教导与实践并重。经过培训的传道员考试合格后，被差往远近地区从事布道和散发福音单张与书刊等工作。福汉会发展迅速，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从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传道员20人。传道员的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传道分站。在郭实腊的呼吁与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国巴勉传道会（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礼贤会）的宣教士柯士达（Heinrieh Kuster）和叶纳清（Ferdinand Genahr）来到香港，协助郭实腊培训传道员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传道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崇真会）的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应邀来港。1851年，又有巴陵传道会（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信义会）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来相助。

由于郭实腊一向以“来者不拒”的原则吸纳新会员，致使会员良莠不齐，许多会员甚至是吸食鸦片和行为恶劣之人。有些会员在取得传教书册后，并没有前往指定地点分发，却回来白领薪金；也有些会员出售书册为自己图利。郭实腊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及时察觉到这些不良行径。然而，外界的反应却非常强烈。1849年10月1日，郭实腊专程前往欧洲，向当地的差传机构和支持者报告福汉会的进展情况，并就许多问题作出解释。在旅途中，郭实腊的妻子温施娣不幸因病离世。同年11月24 日，郭实腊抵达英国，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鲁士驻英大使和英国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其后，郭实腊再前往欧洲十多个国家演说，宣传福汉会的工作，并且组织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励各国基督徒青年献身到中国宣教。1850年11月，郭实腊在伦敦认识了中国妇女会（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处不久即结为夫妇，并于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实腊前往欧洲期间，他把福汉会的工作，交由巴色传道会的宣教士韩山明负责。然而，由于韩山明、叶纳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对郭实腊的某些做法不满，所以在郭实腊离开后，他们便对他作出严厉的批评，并打算集体脱离福汉会。当郭实腊携妻返回香港时，事情已没有挽回的余地，福汉会遂正式分裂，郭实腊为此深受打击。1851年8月9日，郭实腊在香港因痛风病逝世，年仅48岁。此后不久，福汉会便告解散。

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中文《东西洋考每个月统记传》，以“爱汉者”署名编辑该刊。1834年3月，他曾到马六甲，同后来驻华的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的表姐沃恩斯托小姐结婚。1834年11月29日，广州外侨组织“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又名”中国益智会“，郭实腊担负中文秘书，起草了该会”主旨“。1837年3月10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举行会议，决定《东西洋考每个月统记传》由该会接办并迁至新加坡出版，连任该会中文秘书的郭实腊依然参加编务。

郭实腊编辑的《东西洋考每个月统记传》于清道光癸巳年6月（1833年7月）创刊，于清道光戊戌年9月（1838年10月）终止。中间虽在甲午年（1834年）和乙未年（1835年）两度中断，丙申年（1836年）全年未出，但丁酉年（1837年）正月复刊后一直延续到戊戌年9月（1838年10月）才终止。1共用时5年零3个月。迄今完好保存的共33期。这33期可分两个部份。第1部份是在广州出版18期，其中有几期内容重复，估计是本期发行完后，重版加印的。这18期是癸巳年6月号、7月号、8月号、9月号、10月号、101号、102号；甲午年正月号、2月号、3月号、4月号、5月号；乙未年正月号、2月号、3月号、4月号、5月号、6月号。第2部份是期刊从广州迁至新加坡出版的21期。它们是：丁酉年正月号、2月号、3月号、4月号、5月号、6月号、7月号、8月号、9月号、10月号、101月号、102月号；戊戌年正月号、2月号、3月号、4月号、5月号、6月号、7月号、8月号、9月号。

《东西洋考每个月统记传》从创办到终刊，开本一直保持中国传统式的书本版式，开本为13.7cm宽×25.8cm长，使用中国雕版汉字正楷文字印刷。前面有8期的署名是”爱汉者纂“。”爱汉者“是郭实腊的笔名或号。从丁酉年（1837年）正月号起，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又名”中国益智会“接办。尔后，《东西洋考每个月统记传》在新加坡的实际人是谁，存在不同说法。但由于郭实腊是”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中文秘书之一，该期刊的版式风格又没有根本变化，只是印刷文字稍感粗糙，所以郭实腊依然参加编务是肯定的。

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毁誉参半的传教士凭着过人的精力和雄心，只在中国工作了短短20年，然而，几乎所有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国涉足过的领域和活动，他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有些还是他最先开辟尝试的。例如，他很重视对中国人的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相信这样一个古老的格言:教育母亲，你就教育了一个民族。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两位夫人都曾经开办过女子学校，这也是传教士开办女校的最早发端。传教士的教育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过程及影响，国内已有许多学者著书立说加以研究，在此不作费言。

郭士立还是探索医务传教方式的第一人。早在他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中（1831年假扮中国人随“顺利号”商船到天津），甚至更早一 些，当郭士立还在南洋“等待中国”时，他就尝试利用西方的近代医药知识，达到传教的目的。本来，任何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都会拥有一种以济世救人为己任的宗教热情，这不仅是指“拯救”异教徒的灵魂，还包括“拯救”世人的肉体，这也是《圣经》中举不胜举的说教和实例所要表达的一种宗教慈善精神。西方的基督教会组织在本国，也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医疗慈善事业。

郭士立深明这样的精神，同时在实际的运用探索中，他还发现，这种精神会带来另外一个好处: 吸引更多的人到他身旁。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最先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当地人的疏远和不信任。 而为他们治病送药可以立刻赢得百姓的好感，这就意味着传教机会的存在 郭士立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中着力描述了他接触到的中国人对西方医药的渴求，他还说自己“曾想要在这个帝国的中部地区某个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一所医院”，“我们需要在中国的腹心地带有一所医院，而且我们需要有人为了此项事业在那里独自生活。

他相信这样做的收益，但他本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医务教育。 因此他转而建议英美差会，对他们将要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进行正规的医学训练，以便于能够在中国的广大地区行医传教，认为这一定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相信只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最长久的稳固联系，就可以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道路。

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士立是对的，但他仅仅是一个开端，他做得还很不够。或者说，他只是初到一个地方就迅速吸引了中国百姓到他身旁，拿了他给的药 （当然一定还会搭配有传教纸张）就走人，充其量只是对这些奇怪的药品、这个奇怪的人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但我们绝没有理由以后来的繁荣否定最初的探索。也应该看到，在郭士立的呼吁影响下，短短3年后，就有专职的传教士医生伯驾来华，“医务传教”不久也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传教方式而发扬光大，专门的在华医务传道会” 也成功地吸引了一批批专职的传教士医生，正是他们把西方的医学、医药知识传入中国，一个个教会医院也随着传教士的足迹逐渐遍布整个中国境内。不可否认，传教士的医务活动最终是为了基督教占领中国。

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另外一种重要的传教方式，是利用文字，创办报刊杂志。郭士立也是此种方式当之无愧的代表:他创办了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发行的中文期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前文已详细讨论了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这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在西方人圈子里、在宗教界的影响，以及它对于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传教方式的探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郭士立鼓吹在中国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率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 由他和裨治文主要负责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及之后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紧跟其后，出版了一批介绍性论著: 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田各》（也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楠的《合省国说》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麦佳地的《地球图说》，合信的《全体新论》、《天文略论》等，慕维廉的《格物穷理问答》等等。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均认同文字传教的显著收益。

马礼逊时代满足于在广州得到立足之地，而从郭士立开始，新教传教士们不断地呼吁要利用一切时机突破华南一隅，到更广阔的中华帝国内部去传播福音。郭士立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放过任何深入内地的机会，即使坐鸦片船这种遭绝大多数传教士鄙夷讥讽的方式，他也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据现有资料表明，郭士立至少有过13次乘坐鸦片船非法到中国沿海活动的记录。

西方列强用商业侵略、强权政治、军事武装在中国窃取特权，这些事违背任何宗教救世原则和道德标准的件逆行为。但是，传教士们却可以借助西方世俗政权的活动，突破中国的禁令到华南以北的地方自由面安全地传教，应该说这是一一个更大更现实的诱惑，因为我们着到，几乎所有传教士们都対鸦片战争、对不平等条约、对霸权政治持赞同态度。郭士立等人还积极参与其中，为他们的宗教福音事业蒙上一层浓厚的政治和外交色彩。他们留给中国人民的印象也不再仅仅是一个“西洋和尚”。

正如《剑桥中国晩清史》中所说，“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益。 英国获得香港和五个开放口岸给外国人居住，还明确地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口岸建立教堂。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太大危险了。” 这些不正是从马礼逊以来所有外国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近30年来梦寐以求的吗? 他们为之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想尽了种种办法也没能得到清政府的恩准。如今，英国的一纸条约使这一切就摆在眼前。感思兴奋之余，几乎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把世俗政权的利益跟他们的宗教利益紧紧关系在一起，当然包括郭士立在内。

西方的枪炮打到哪里，他们就把基督教带到哪里。 甚至于枪炮还没有到，传教士就利用传播基督教的机会，进行剌探等间搜集活动为其引路，如1832年的郭士立之于吴松口炮台，1842年之于镇江; 枪炮走后，传教士又留下来帮助殖民政府治理，如1841年的郭士立之于定海、之于宁波。战火结束后，传教士们又积极参与中外修约的谈判活动，借助这大好时机攫取更多的传教特权，以达到他们最高的宗教利益: “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惟一的生和崇拜的对象”。这样的例子在早期来华传教士中间更是举不胜举'从新教来华第一人马礼逊开始，到郭士立，到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等，短期代办不平等外交者有之，后半生兼任传教士和殖民政府官员者有之，甚至辞去传教士专门办外交者也有之。郭士立和《南京条约》的示范作用真是得到了 “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我们说郭士立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典型代表，点也不过分。

郭实腊是一个集敬虔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人，这使他经常受到较为保守和传统的宣教士所攻击。在其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郭实腊的宣教策略与处事风格，显然不被其他宣教士和后世的人认同，甚至遭人诟病。以他在中国沿海布道旅行时搭乘英国鸦片船一事为例，就连他的亲密同工麦都思，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尽管事实上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东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正如卢杰西（Jessie G. Lutz）在其文章中所说的：“‘别人’对他的赞誉，总会被对他的批评所冲淡”。在“福汉会”这件事情上，郭实腊也饱受指责。虽然该宣教组织曾经引起欧洲国家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但因郭实腊滥收会员，以致造成恶劣影响，最后导致工作失败。正如兰伯特（Tony Lambert）在其文章中所说：“无论一项任务或企划设计得如何完美，如果不用恰当的规则和管理方法予以实施，结果一定无法达致成功”。

虽然郭实腊在许多事情上饱受非议，但他在宣教事业上所做的贡献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没有郭实腊牧师所创立的福汉会，可能就不会有今日的礼贤会、崇真会和信义会的存在。后来的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就是受当年郭实腊亲手创立的中国传道会的派遣来中国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为“中国内地会之父”。纵观其在华二十年之生涯，无论从事宣教布道、翻译圣经、着述出版，还是从政传译、协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为中外史学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与策略上，更具突破与创新意义，成为普世宣教史上的宝贵遗产。

郭士立著述有英文六十一篇（部）、德文七篇、荷文五篇、日文两篇、逻罗文一篇，慕尼黑大学有其全部中文著作。详细如下：

中文

1. 《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1834年，郭实腊在其早期著作中大多使用“爱汉者”这一笔名。

2. 《诚崇拜类函》（Faithful Letters），60页；1834年。。

3. 《赎罪之道传》（The Doctrine of Redemption），264页；1834年，作者意在通过此书阐述福音的主要原理，该书以长篇故事的形式出现，共二十一章，另有一篇序言和一篇附录，1836年出版修订精简本，共41页。

4. 《常活之道传》（The Doctrine of Eternal Life），44页；1834年，该书同样采用中文故事的形式，作者在其中以个人叙述的方式竭力将基督教教义灌输给读者。

5. 《上帝真教传》（Theo1ogy），27页；1834年，该论文由7篇文章组成，分别为:耶和华的神名、耶和华是主宰者、耶和华的本质、耶和华是三位一 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以简洁精练的风格写成。

6. 《救世主言行全传》（Lfet of Christ），79页，该书分为11卷，是对基督生平言行的详细叙述，共有64节，从耶稣家族谱系开始，到使徒传道结束，以历史叙述法撰写，1855年福汉会将其修订再版，共75页。

7. 《是非略论》（Correction of erroneous impressions），38页；马六甲； 1835年，这也是一部以叙述和对话形式撰写的小册子，一共六章。在书中，一位在海外生活了数年的广东人试图纠正其国人对于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错误观念。

8. 《正教安慰》（Consolations of Religion），82页；新加坡；1836年。。

9. 《救世主耶稣之圣训》（Sacred instruction of the Saviour），18页；新加坡； 1836年。。

10. 《耶稣神迹之传》（Miracles of Jesus），24页；新加坡；1836年，该篇通连一段段简短的文字记载了耶稣的各种神迹，绝大部分为摘自《圣经》原文. 一共有七篇文章，分别为:导言、耶稣令人起死回生、令盲人睁开眼、驱逐邪灵、救治病者、令众人吃饱、结语。

11. 《全人定整》（The perfect man' s model），30页；新加坡: 1836年，该篇阐述《圣经》教义，共5卷，分别为:真正的美德、灵修指引、救世主、戒律释义、祈祷的原理、基督训导真实而自明，

12. 《福音之箴规》（Gospel Precepts），18页；新加坡；1836年，该篇为《圣经》中关于人类社会关系原理内容的节选，共8篇文章，分别为:属灵律则、爱人如爱己、夫妻、父子、主仆、君民、全人类、功德。

13. 《耶稣之宝训》（Precious words of Jesus），34页；新加坡；1836年，该书记载了耶稣的大部分及其使徒的一部分讲道内容，大部分采用《圣经》文体。

14. 《耶稣降世之传》（Nativity of Christ） . 20页；新加坡；1836年，该篇记载了耶稣的出生和早年生平，一直讲述到希律王死后耶稣父母回到拿撒勒为止.共11节，内容全部摘选自《圣经》，最后是一篇劝人忏悔和信仰基督的讲道文（参见麦都思第36号作品）。

15. 《尽理正道传》（The true Religion），64页，该书通过五位 山东登州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阐释基督教原理，同时揭露错误的信仰体系，全书由9篇论述文章和一段简短的介绍性文字组成。

16. 《正道之论》（Discourse upon the Truth） . 28页.作者通过为外国人辩解提出自己的观点，进一步阐释《圣经》的原理，包括对道德律的简要说明。

17.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4者；广州和新加坡；1833-1837 年。

18. 《摩西言行全传》（Life of Moses），68页；新加坡；1836年，这部关于伟大立法者的传记分为7卷，共27节.首先交代了摩西的家族背景及其出生，之后详细叙理他生平所经历的主要及次要事件，此外还介绍了摩西十诫和由他制定的各种律法和制度，有一篇简短的导论。

19. 《但耶利言行全传》（History of Daniel），23页；新加坡；1837年。。

20. 《保罗言行录》（Life of Paul） . 55页；新加坡；1837年。

21. 《约翰言行录》（Life of John），25页；新加坡；1837年。

22. 《关系重大略说》（Important Consequences），35页；新加坡； 1837年。这部小册子全为四部分，分别为:生命之源、死亡之由、基督赐予永生、全人类的重生以及相关责任，有一 篇简短的序言，作者署名“善德者”。

23. 《正邪比较》（Contrast between the true and the false），35页；新加坡；1838年。

24. 《真道自证》（Proofs of the Truth），28页；新加坡。

25. 《上帝万物之大主》（God the Lord of all），21页；新加坡。该篇阐述神性，共2者，第1者在简单的导言之后，是两篇关于上帝的伟大和永恒的文章；第二者共3篇文章，分别为:上帝是全能的造物主、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审判，作者署名“善德”。

26. 《约色弗言行录》（Life of Joseph），24页；新加坡。

27. 《彼得罗言行全传》（Life of Peter），17页；新加坡；1838年。该篇根据《新约》记载讲述使徒彼得罗的生平事迹，分为两者，第1者叙述到他最后一次同耶稣见面；第2者则记载了其后他的生活和事业。

28. 《圣书列祖全传》（BiblePatriarchs），62页；新加坡；1838年。

29. 《颂言赞语》（Eu1ogy andPraise），14页；新加坡；1838年，该篇旨在颂扬上帝。

30. 《转祸为福之法》（The Way fromMisery to Happiness），5页；新加坡；1838年，这份小册子通过朋友之间对话的方式阐明基督救赎的原理。

31. 《海谟训道》（InstructiveDetails），18页；新加坡；1838年，该篇采用了个人叙述的方式阐明基督教的实用性，共3章。

32. 《世人救主》（The Saviour of Mankind），6页；新加坡；1838年，这是一篇在杭州佛教集会上公开发表的关于耶稣是救世主的讲道文，再版时用了较小的开本。

33. 《生命无限无疆》（Endless Life），5页；新加坡；1838年这份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同样也是以对话形式展开的。

34. 《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History），224页；新加坡；1838年，该书收录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曾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见前17号作品）刊登，共20卷，书前有一大张折叠世界地图，1850年在宁波重版，266页。

35. 《万国地理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该书主要由一些最初刊载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文章组成。

36. 《犹太国史》（History of Judea），183页；新加坡；1839年，书中主要内容都曾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出现过，共23卷，所叙历史到最近为止。

37. 《慈恵博爱》（Kindness andUniversalLove），5页；新加坡；1839年，这是作者在福建某村庄所作的一篇布道。

38. 《圣书注疏》（Explanation of the Scriptures），92页；新加坡；1839年。

39. 《制国之用大略》（0utlines of Politicaleconomy），24页，该书阐述了一个好的政府所应具各的基本原则，共8者，分别为:服务百姓、钱币、税收、国家开支、军队、教育、财富来源及对相关同题的答复。

40. 《贸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63页；一张图表；1840年。

41. 《小信小福》（Little Faith Little Happiness），26页。

42. 《改邪归又之文》（Abandoning Depravity and turning to Righteousness），11页，这本小册子是作者针对抽鸦片恶习而作，共有6篇文章，即:导言、上帝俯视世人、改邪归正、提升德行、警不、总结。

43. 《耶稣比喻注说》（Parables of Jesus），31页；新加坡； 1841年。

44. 《悔罪之大略》（Treatise on Repentance），62页，该书以一系列的人物对话阐明关于悔菲的教义，共4卷，作者将事件发生的地点放在了福建。

45. 《救世耶稣受死全传》（9Clarrative of the death of Jesus the Saviour），10页；1843年

46. 《山上宣道》（The Sermon on the mount，with commentary），7页

47. 《圣书劝言》（Scripture Ex-hortations），15页

48. 《皇城信实》（The Augsburg Confession of Faith），14页

49. 《天教各条问答解明》（Luther' s sma11 Catechism），4页

50. 《紧要问答》（Catechism of Essentials），2页

51. 《圣会持咨》（Selection from the English Church Liturgy），6卷；51页

52. 《圣会之史》（History of the church），36页

53. 《万国史传》（GeneralHistory），53页

54. 《上帝创造》（“God Created”），5页，这份概括基督教原理的小册子由四字韵言组成， “上帝创造”是开篇第一句，该书既无标题，也无日期、无作者名，亦无出版地，

55. 《招人获救》（Men Called to receive Salvation），2页

56. 《救赎何义》（The Theory of Redemption），2页

57. 《真理》（Truth），2页，该篇通过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强调《圣经》真道。

58. 《旧遗诏圣书》（Old Testament），665页，该书起初由郭实腊、麦都思、裨治文以及马儒翰几位先生合作翻译，从开篇译至《约书亚书》.1836年麦都思因客观原因被追退出后，委员会解散， 《旧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郭实腊一人承担，后中华福音会刻了一个新的版本，1855年出版。

59. 《救[注释:原文误印为“求”，-一译注]世主耶稣新遗诏书》（New Testament），303页，这是麦都思译本（见麦都思作品第25号）的修订本，郭实腊对其进行了多次修订，福汉会公开出版的版本就有10个甚喜更多，郭实腊的《旧约》和《新约》译本值得引起注意，因其曾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重版，尽管这一版本同以后的版本相比，内容有很大出入。

60. 《圣经之史》（Scripture History），41页。

61. 《教条》（Systematic Theo1ogy），55页， 1849年。

日文

62. 《约翰福音之传》（John' s Gospe1），60页；新加坡

63. 《约翰上中下书》（The Three Epistles of John），10页；新加坡，郭实腊先生曾国二些日本人学习日语，这些日本人在美国海岸这遇海难生还后，为了回到日本而被带到了中国，这部译作同前一部都是用片假名写蚀的，作者在两部书上都署了“善德”之名1854年罗斯奈（Leon de Rosny）在巴黎重版了《约翰福音》的前两章和《约翰中书》[注释:即《约翰一书》，-一译注]，共7页

暹罗文

64. 《路德福音》和《约翰福音》（The Gospels of Luke and John），新加坡，郭实腊在汤雅各的合作和帮助下完成翻译

荷兰文

65.Smeekschrift ten behoeve der Heidenen en Mahomedanen gerigt aan a11e Christenen van⊠ederland（ 《代表异教徒和伊新兰教徒向荷兰基督教徒提出的请求》），8开本；阿姆新特丹；1826年

66.Geschiedenis der uitbreiding van Christus Koningrijk op aarde（ 《基督教王国全球扩张史》），8开本；2卷；鹿特丹；1828年，这是郭实腊在1825年前后作为一名传教候选人到巴黎和伦敦收集相关信息后所撰写的，

67.Verslag van een driejarig verbliff in Siam en van eene reizelangs de kust van China naar Mantchou Tartarije（ 《在暹罗生活的二年， 以及沿中国海岸到满洲鞑靼地区的航行》），8开本；鹿特丹；1833年

68.Reizenlangs de kusten van China en bezoek op Corea en de Loo-choo jilanden in de jaren1832en1833 （ 《1832和1833年在中国沿海的数次航行， 以及前往朝鲜和琉球岛视察的经过》），8开本；鹿特丹；1835年，

69.Aaan Mijne mede-Christenen inNederland；afscheidswoord van Dr. K. Gutzlaff（郭实腊向荷兰的基督教教友所作的告别演说），阿姆新特丹； 1850年.这是1850年作者将要离开欧洲返回中国之前发表的演说

德文

70. Carl Gutz-laff，Missionar Predigtulber Apostlelgeschichte iv. 12. gehalten am 22 Dec. 1822 in Berlin （1822年12月22日郭实腊在柏林就《使徒行传》第四章第12节所作的布道），8开本；柏林； 1844

71.Gijtzlaff' s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von den ltesten Zeiten，bis auf den Frieden von Nanking.（《中华帝国史: 从延古述至太平天国起又》），纽曼（c. F. Neumann）编辑，8 开本；vIII十912页；斯图加特&图宾根； 1847年，后由美裴恩（c. F. Meppen）译成荷兰语，8开本；2者；海牙； 1852年

72.Gaihan' s （Kar1 Gutzlaff' s） Chinese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ss des Jahres1846 （ 《中国报告》（从1841年中至1846年底） ）卡塞尔； 1850年，这些书信最初在calwer Monatsb1 tter上发表

73.Dr. C. Gutzlaff，Die Mission in China Vortr ge，in Berlin gehalten，1-6 Vortrag（ 《中国的传教事业一一郭实腊在柏林的演讲》）（1-6） 柏林； 18b0年，

74.Dr. C. Gutzlaff，Abschiedswortegesprochen bei der Jahresfeier der Preuss. Haupt-Bibe1-Gese11schaft am9 Oct. 18b0（1850年10月9日郭实腊在普鲁士圣书主会 （Prussian Head Bible society）年会上发表的告别演说），柏林； 1850年，

75.Dr. C. Gutzlaff，uber die Handels verh ltnisse im stlichen Asien. Vortrag gehalten zu Berlin am 9 Oct. 1850（1850年10月9日郭实腊在柏林发表的关于东亚贸易关系的演说），柏林；1850年，

76.Dr. K. Gutz-laff，Bericht seiner Reise von China nach England und durch die verschiedenen L ndejEuropa' s im Interesse der Chines.Mission（《为了中国传教事业而进行的一次旅行:从中国航行至英国进而周游欧洲各国》），卡塞尔； 1851年，后该书被译为荷兰文， 名为《我从中国至英国的航行及其他》（Mijne reis van china Engeland，&c.），鹿特丹；1851年，

英文

77.Remarks on the Siamese Language（《暹罗语述论》），4开本；14页；3张插图；伦敦；1833年，该篇曾在1831年7月16日 《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刊》第3者第2部分上发表，也曾发行过一些单行本

78.The Journa1 of Two Voyages a1ong the coast of China（《沿中国海岸两次航行日志》），12开本；322页；纽约；1833年，第一次航海日志最初发表在 《中国丛报》第1卷上，

79.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ancient and modern （中国古代和和贸易往来的回顾，插有一幅校正新地图），2卷；8开本；436十463页；版，

80.Journal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1833，Si-am，Corea，and the Loo-2hoo islands（《1831、 1832、 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志，附暹罗、朝鲜以及琉球介绍》）。正文前有《玻利尼西亚人研究及其他》的作者艾利新牧师（Rev. w.Ell1is）介绍中国. 政策和宗教等的导口，12开本；xcIII十450页；伦敦: 1834年，

81.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l「oyage to the1orthern Ports oj Chi-na（ 《中国北方港口航行报告》），这是 《“阿美士德号”航行中国北方港口报告书》一书的最后部分（269-296页），8开本；伦敦；1834年

82.China Opened； or，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history，customs，manners，arts，manufactures，com merce，literature，religion，jurisprudence，&c. of the chinese empire （《开放的中国: 中华帝国地理、历史、风俗、习惯、艺术、制造、商业、文学、宗教以及法律等概览》），2者；12开本；xvI十510 页、 VI+570页；伦敦；1838年，

83.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汉语语法》），第一部分:拼音法和语源学，爱汉者著；8开本；148 页；巴达维亚；1842年，这是这部书付印的部分，采用石印方式；这是当时可用的汉字印刷方式

84.Memoir of Kang-hi，emperor of China（《中华大帝康熙传》），伦敦；1843年，这是阿洛姆（A11om） 4者；本《中国风光》的附录

85.The Life of:11aou-kwang，1ate emperor of China；with memoirs of the cour of Peking（ 《前任皇帝道光生平及北.示、宫廷实录》），该书还简述了中华帝国近五十年来发生的主要事件，12开本；xvI十279 页；出版于作者去世之后。

郭实腊还用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为《中国丛理》等一些报纸期刊撰写了许多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的手稿，手稿的内容是一部未及编基完成的英汉词典。

1. 福汉会与太平天国：郭实腊与洪秀全是否直接接触过，无可查考。然而，郭实腊的福汉会却与太平天国有着一定的关系。1853年，太半天国后期名臣洪仁玕，曾在香港跟随韩山明学道。1854年5月，当洪仁玕准备前往南京投靠洪秀全时，韩山明曾赠其现金二百元、圣经三本和衣物一批。而韩山明本人也曾在洪仁玕的协助下，写成了《太平天国首义记》（The Visions of Hung Siu 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书。此外，1860年10月13日，当福汉会成员罗孝全前往南京拜会洪秀全时，洪秀全亲自邀请他出任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与福汉会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其实，郭实腊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对太平天国寄以厚望，因为他们想“藉太平天国，使中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度”。而福汉会成员更是直接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改革与建设，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

2. 郭实腊圣经译本与太平天国：郭实腊等人所翻译的中文圣经，其重要性不在于它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而在于它是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

1847年，太平天国创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随宣教士罗孝全学道（按：罗孝全是福汉会的成员，曾跟随郭实腊学习）。王元深在他的着作《圣道东来考》中，如此记述洪秀全与罗孝全二人接触的经过：“翌年罗教士回国，数年后，复来羊城东石角传道。花县人洪秀全，涉猎书史，来省应试，偶得耶稣小书数本，周览后，始知偶像菩萨之谬，不应奉拜，乃往东石角礼拜堂听讲福音，交识传道者周道行，供给其学道。阅三月，求罗教士与施浸礼，又求借银五元，罗见其有异志，故却之，谓其道味尚浅，须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离羊城回家，一去无复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无归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学道期间，罗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圣经，即郭实腊等人翻译的《新遗诏书》。若将后来太平天国印行的圣经与《新遗诏书》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它们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麦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信中，曾这样评述太平天国圣经的由来：“旧约方面，他们采用郭实腊的译本，没有做出只字片语的改动……。新约方面，他们采用我和郭实腊在1835年的译本……。那是这些译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义者按他们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采用”。

参见《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