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从1833年10月26日抵达广州，直到1876年返美，在华凡43年。

卫三畏是纽约州尤蒂卡（Utica）人，1812年出生，少年时曾学习印刷技术。1832年被美部会任命为中国差会的印刷工。

1833年6月，卫三畏和帝礼仕（Rev. Ira Tracy）一起乘坐“马礼逊号”从纽约出发，10月26日抵达广州。卫三畏一到广州就开始了他的工作，随后又按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印刷所。

1837年7月3日，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乘上“马礼逊号”，原本打算将一批遭遇海难的日本人送回国，但没有成功。他们考察了琉球和江户之后，于8月29日回到澳门。

1842年，卫三畏被选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通讯秘书。

1844年底他回到美国，在美期间，卫三畏获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还结了婚。

1848年6月1日，卫三畏和夫人乘坐“撒母耳 ·拉塞尔号”（samuel Russell）从纽约出发。9月抵达广州后继续管理印刷所。

1853年，卫三畏出任美国远征日本舰队的翻译，5月中地乘坐美国船“萨拉托加号” （saratoga）从澳门出发，26日抵达琉球，在那里同其他船会合。6月9日舰队离开那霸，14日到达小笠原群岛，24日回到琉球，7月2日起程前往日本，8日抵达该国，成功完成美国与日本的谈判。舰队在8月底回到香港， 卫三畏博士则继续前往广州。

1854年1月14日，卫三畏跟随佩里将军的舰队再一次前往日本。途中曾在琉球停留，2月11日抵达江户湾，签订完条约并将所有事务安排妥当后，卫三畏同一部分舰队成员于6月28日起程离开，7月下旬到达香港。

1856年，卫三畏受命担任美国公使团的秘书。第二年，他辞去了美理会的工作。

1858年，他跟随公使团北上天津，出席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仪式。结束此次行程之别，他还去了一次上海和日本。

1859年5月，卫三畏陪同新任美国室华公使团若翰（ward）先生前往上海，在那里同清朝大臣进行了一番商议，之后继续北上，7月28日抵达北京。在北京待了两星期后，他们经由北塘返回，8月16日在北塘获得《天津条约》批准书，22日抵达上海。

1860年，卫三畏回到美国。1862年他再次返回中国，7月24日抵达北京。那时仍同家人一起在北京居住。

1874年，卫三畏陪同美国驻华公使艾弗里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递交国书。

1876年，他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辞去外交上的职位，回到美国，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

1877年，他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

1884年2月16日，卫三畏在自己家中病故。

1833年，卫三畏到达广州后，先后学习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欧美商人的资助下为美国公理会创办了海外第一个印刷所。当时在广州的传教士只有马礼逊、裨治文俩人，卫三畏参与了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绍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还协助裨治文编著《广州方言撮要》，这些工作为他后来系统研究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7年，裨治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卫三畏负责。费正清曾称他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并把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称为“著名的业余活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另外，《中国丛报》在后期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版发行同卫三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833年，卫三畏来到中国传教，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学习汉语。他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快。1843年，他在《中国丛报》第2卷第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度量衡》和《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两篇文章，标志着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正式开始。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地志》一书，也曾大部分发表在《中国丛报》上。当时，他创建了著名的“布鲁因印刷所”，既任美国公使馆秘书，又兼任翻译。1858年，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卫三畏给时任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兼做翻译，在谈判时，他主张把传教宽容的内容加了进去，从此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就完全合法化了。1874年，他陪同美国驻华公使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递交国书。1876年，他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辞去外交上的职位，回到美国。那时，汉学在欧洲大学已进入了学科性的研究。最早是在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创立了汉学讲座;其后，俄国的喀山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先后设立了汉学讲座。比起欧洲，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卫三畏最终选择定居纽黑文，并受聘耶鲁大学，来开办汉学讲座，也是一波三折，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都是耶鲁的竞争者。1886年，耶鲁终于得到了一笔基金，决定了讲座的建立，卫三畏终于被聘为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这笔钱的提供者威廉·麦希既是卫三畏的老朋友，也是他在中国任职时的同事。耶鲁大学最后决定建立汉学讲座，与容闳也不无关系，他给耶鲁校方的那两封信就是他积极推荐和运作的见证。卫三畏和容闳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时常通信，探讨与教学相关的问题。卫三畏的巨著《中国总论》，是他在美国的汉学研究奠基之作，被称为“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

卫三畏对汉语的研究一方面可看作是传统汉学选题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当时西方人来华从事传教等工作的需要。后者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前者的直接原因。卫三畏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第十章专题大篇幅探讨了中国语言和文字，内容关涉文字的起源、构造、发音和拼音、字形变化、书写工具、印刷技术、官话与方言的区别、汉语语法、文体、汉语学习方法等各个方面。这是卫三畏对西方汉语研究的一般性综述。虽然其中不乏独创之处，但卫三畏汉语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乃体现于在华四十多年间编撰的一系列字典。尤其是《汉英韵府》一书，在为卫三畏赢得美国首席汉学家声誉的两本著作中，地位与《中国总论》并列。写作这些汉语研究著作几乎占去卫三畏在华从事汉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

卫三畏是因传教印刷之需到中国的，他帮助中国人的方式主要是出版报纸和书籍。卫三畏长期生活在中国，他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曾先后出版过十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文字等诸多领域，如《简易汉语课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汉用词》(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国商务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这些书籍一度成为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必读之书。回国后，他在耶鲁大学任汉文教授，经常举办关于中国问题讲座，并著有《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国历史》等。

英文

1.Easy Lessons in chinese（《拾级大成》），促进汉语学习的进阶练习，尤其适子广州方言的学习，8开本；Lx十288页；澳门； 1842年。

2.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英华韵府历阶》），8开本；LXXXVIII十页、440页；澳门； 1844年。

3.Chinese topography: being an alphabetical list of the provinces, departments and districts in the Chinese empire, with their latitudes and longitudes（《中国地志》），中华帝国各省县行政区名及其经纬度列表，技字母顺序排列，8开本； 103页； 1844年，这部小册子很有用，所有行政区划部有中文名称，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最初刊登在《中国丛报》第13卷上，后出版单行本。

4.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览，附帝国新地图和多幅插图，主要由欧尔（J. W. Orr）雕刻，2卷；8开本；xxII十590页、 vII十614页； 纽约； 1848年。第一卷的扉页上印有一位清朝大臣的肖像及其满、 汉两种亲笔签名；第二卷则是传教士雅裨理的肖像和签名，1857年4版。

5.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华分韵撮要》），8开本；xxxvI十832页； 广州； 1856年

6.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中国商务指南》），介绍了对华贸易的细则，8开本，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834年，作者为马儒翰（参见马儒翰作品第3号），尽管之后的各个版本上部保留了他的名字，但由子改动和重写之处非常多，因此应将其视为卫三畏的作品，1844年澳门2版； 1848年广州3版；8开本；vIII十311页，1863年在香港出版的第5版上署有卫三畏之名，378十266页。

7.Anglo-chinese Kalendar（《英华行名录》），该刊前三期（1832-1834）由马儒翰编写，从1835年开始，一度由《澳门新闻报》（canton Press）的编辑史雷徳（J. slade）按手，1848年至1856年的这8期则由卫三畏编写，他对该书作了相当大的补充和改进。

卫三畏还负责编写了《中国丛报》的最后三卷及其之前三个月的3期，事实上，几乎从该刊创办之初卫三畏就是一位重要的撰稿人。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第一卷上也有两篇文章出自卫三畏的笔下: 《日本》以及《美国使团北京行纪》。

最能反映卫三畏在汉学领域成就的是其巨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是建立在卫三畏此前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基础上，并将他回国以后发表的许多演讲学理化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介绍中国的书，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德庇时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等。卫三畏这部书出版之后，正是后来居上，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全面超过了此前的同类著作。

《中国总论》是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早最具权威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总论》是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凡23章，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地理、教育、艺术以及宗教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

卫三畏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儒家思想的许多精华，如中国人伦理道德观，人格品性等都是可以乐以称道的。他在《中国总论》中首次“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他认为中国需要基督教教义并不意味要摧毁中国传统文明，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价值。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具有“信义”的价值内涵极为推崇，称“世界上很少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他指出，中国的社会构成，关键在于确立一种恰当的关系，使人们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得教化成而天下治。儒家的哲学向内用功，也就是通过认识自己，进而认识和掌握整个世界，儒家的哲学又是一种实践哲学，注重在实际生活中的认知，注重实践层面的操作，而不把重点放在纯理性的思辨上。

卫三畏确实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因而对儒家经典不吝赞美之辞。不过，他的这些研究和论说，除了反映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之外，也还有另外的动机。尽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不少长处，但仍然认为中华民族需要拯救。《中国总论》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中国人不仅需要标志西方文明的技术，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他站在传教士立场上的西方文化本体论，希望建构出“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模式。“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是1830年代以后，由于以耶代孔的方针受到阻碍，西方传教士所着力提倡的一种在中国的文化策略。

卫三畏在研究中华历史文明时，试图为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找到适当的位置。所以他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论述多半采取折衷的方法。他强调宗教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文化也是中国近代文明的重要动力”，“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就像早期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一样，都是来自外来文化”。

对于19世纪中国开始的近代化运动，卫三畏的看法与其他外国人相比具有独到之处。他指出，中国的发展变化是以一种相当保守的形式出现的，按照中华文化特点，在中国进行政治、社会、宗教体制全面改革时，保守的做法有利于保持中国的统一和经济发展。他指出，中国上层社会更加注重物质，而不是精神，所以对基督教文化不容易产生狂热，吸收基督教思想只能在不削弱、瓦解、摧毁政权统治的基础上去改革、教化和吸收。

《中国总论》对19世纪50年代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卫三畏认为，“当时中国很多人狂热地支持这一场政治革命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口号是片面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下层民众，而不在于政府，改变统治者仅仅是改朝换代。”。卫三畏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天命思想，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基督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扎根，那么政府权力性质自然会改变”。

从当时历史文化的背景来看，《中国总论》中有些观点还是比较公正的。如关于中英鸦片战争，卫三畏指出，“英国对中国的远征，与其说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倒不如说是从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当然，卫三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其片面性，如对于中国的神话，卫三畏认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神话中的这类创世活动都是“粗糙而古怪的”，因为这个故事不像希腊神话和埃及传说那样，形象令人赏心悦目，具有个性化。因而他认为，中国神话缺少趣味。

卫三畏《中国总论》在美国的出版发行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大多数纽约出版商都谢绝出版《中国总论》，认为这是项冒险事业，表明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影响远远不及欧洲经典汉学研究。卫三畏所以能使这部历史性著作出版，同当时他在广州的活动分不开，因为《中国总论》是在一家广州美国商行的资助下才得以出版的。卫三畏急于要出版而且后来又修订《中国总论》，目的就是要消除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理解。卫三畏写作此书主要是基于美国认识中国的需要，他希望“通过平实的叙述将中国放置在一个适当的位置”，给美国民众一个理智而满意的回答，即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奇特性，以及他们文明持续数千年的原因。同时他在第一版和修订版的序言中都说到，此书是为了“剔除外国作者已经普遍地施诸于中国及其文明之上的奇特的和无法解释的印象”，因此在书中“努力展现他们国民性更好的特点”。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仍是“提高传教事业的兴趣，通过增加传教士所作所为领域的知识，从而增加对传教工作的同情”。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共有心态的反映，卫三畏亦莫能外。

《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奠基之作，法国学者考狄在《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同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也是十九世纪一部关于中国的全面研究的著作。

《中国总论》不但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集成之作，书中参考和征引大量国际汉学的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较高成就。以书中论中国经学、史学和文学的两章来看，《中国总论》对国际汉学研究成果竭力吸收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两章中引用的汉学家及其著作基本上是欧洲汉学家的著作，主要以法国汉学家为主，这是因为法国汉学在“传教士汉学”时代就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十九世纪更是出现一批汉学大师，如雷慕沙、Edouard Biot、Guillaume Pauthier等。

《中国总论》对美国汉学产生巨大影响，不但被用作教材，而且也“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费正清称这部书是把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的“综合的研究”的著作。美国汉学在二战后进入了所谓区域研究的视域，而这可以从《中国总论》上找到根源，费正清就说过《中国总论》“颇像今日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

据笔者统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至少五次直接引用到卫三畏及其《中国总论》的观点，对卫三畏的观点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如在谈到中国的“礼”时，他说：“人人都会同意卫三畏博士对这段话的评论，他认为：‘把中国的“礼”翻译为英语的ceremony不够全面，因为“礼”不但包括外在行为，同时也包括所有礼仪的正确原则。’”

据笔者统计，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直接引用《中国总论》的地方达64处。在进行文献回顾时，马森对《中国总论》评价甚高：“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这部描写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对这一时期普通作品中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和种类的最好说明，卫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统、博学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他的资料，以至于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文献中仍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谈到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时，马森认为：“卫三畏……对中国的宗教作了准确和相对公正的研讨。”这是比较客观的意见。卫三畏论中国的宗教时，虽然到处流露着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他的论述又是基于学理和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因此有不少可取之处。

事实上，在1847年《中国总论》初版发行以前，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英国汉学家，他们的许多著作在美国翻印发行，为美国人了解中国提供间接的渠道。比起欧洲来，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发展也比较快，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即跃居国际汉学研究的前列。在这一过程中，卫三畏的影响不容低估。卫三畏关于中国的论述涉及面甚宽，关于某些中国特定文化术语的翻译，对某些中国文化观念的探讨，对某些中国思想家的评价以及他的某些看法以其锐利的锋芒，引起了积极的响应。他的《中国总论》，不仅堪称“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 ，而且“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马森说得更为具体：“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1848），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

如果说，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是由英美在华商人资助创办的，所以办报的特色既有欧洲汉学研究中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研究的特点，又有注意考察中国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那么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则被认为是体现美国汉学一开始就与美国专业化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区别的典型，它体现了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另外两个特点：第一，把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这一特点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受到特别的关注；第二，早期美国汉学还不得不受到欧洲学院派和学者型的汉学影响，这一影响在《中国总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说明一方面由于美国汉学没有英、法、德等国那样悠远的历史根底，另一方面更在于这是使汉学成为专业化学科的必经阶段。

1876年，在卫三畏的主持下，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中文课程，建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此后美国的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法，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开始收藏研究汉学的图书资料。此外一些汉学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美国历史学会(1884)，美国亚洲协会(1898)等，这些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使之走上职业化、专业化的轨道。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对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了解。他1833年来华，在美国公理会创办的印刷所当工人，学会了中文和日文，留心收集有关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资料。1844年出版了《中国地志》，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的地理分布和特点。1848年又出版了《中国总论》，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民情、风俗、人口、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等都有概括的介绍，还附有“中华帝国地图”。这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还曾返回美国作过一百多次演讲，形象而生动地介绍中国的民情风貌和古典文化。他撰著的《中国缀音字典》，收字一万两千多个，对中英文的相互变换大有裨益。晚年，卫三畏被耶鲁大学聘为中文教授，成为在美国讲授中文课程的第一人。

卫三畏在华期间，集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于一身，是早期中美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缩影。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学术界尚未见对卫三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海内外学者的既有研究中，由于学科的限制和思维的定势，以及对中、西文化以及英、汉双语把握等问题，始终存在很大的缺憾。但是，卫三畏是近代来华西方人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领域中，一个关键性的、承前启后的人物，探讨卫三畏在美国早期汉学发端中的作用，进而总结美国早期汉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更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