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儒翰（1814—1843），英国传教士、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传教士马礼逊长子，一般又称小马礼逊。他热心传教事业，遵其父遗命修改《圣经》汉译本，后与传教士郭士猎、裨治文等合作，完成《圣经》新译本。著有《英华行名录》、《对华商务指南》。

马儒翰是马礼逊的长子，1814年4月17日出生于澳门，第二年1月21日和母亲以及姐姐启程回英国。1820年8月23日又同她们一起返回澳门，但是不到两年，死神就夺去了他的母亲，他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在接下来的4年里，马儒翰最初是在位于曼彻斯特的J．克卢尼牧师（Rev.J．Clunie）的学校接受基础教育，后来又到伦敦附近的磨坊山文法学校（Mill Hill Grammar School）就读。

他的父亲在英国逗留两年之后，将他带在身边，从那时起，马儒翰的精力主要就放在汉语的学习上了。在澳门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很短的时间后，他被送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两年后，他又在广州与父亲重聚，并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继续学习。

此后不久他就受雇做译员，先是给在中国经商的英国商人做翻译，然后又在1833年为美国政府派往交趾的传道会做临时翻译。返回广州后，马儒翰重新为商人们从事翻译工作，与此同时开始帮助劳累的父亲，并渐渐博得外国团体的友谊和信任。

在父亲去世后，马儒翰被指定为父亲的接班人，担任英国驻华商馆监督处（Superintendents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的汉语秘书和翻译官。之后不久，出于对传教工作的热诚和兴趣，经过一番周折和努力，他曾将一名中国基督徒从牢狱之苦中解救出来，为此他不得不花了一大笔钱。

伦敦传道会在广州有好几年都没有直接的代理人，马儒翰接受委托负责他们的事务，并且经常向他们的主管提出诚挚的建议，热情地关注其事业的发展：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印书馆准备著作的出版、指导当地华人、与他们进行沟通等。

马礼逊博士去世前不久曾表示希望儿子马儒翰能够承担修订汉语版《圣经》的工作，而且这也得到了美国圣经公会（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承诺和支持。后来，他在麦都思、郭实腊和裨治文先生的协助下，出版了新版本的《圣经》。

在1839年3月至1842年8月那段英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困难时期里，马儒翰一直担任着为英国服务的重要职责，谨慎行事，令其上司非常满意。

生病9天之后，马儒翰于1843年8月29日因患疟疾在澳门去世，终年29岁。

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交涉频繁，此时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翻译，他实际上已成为英方的首席翻译。不仅如此，鸦片战争期间，他随同英军直接参加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为英军搜集翻译情报。

1840年7月，马儒翰随英国侵华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1784—1863)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到大沽口与直隶总督琦善谈判；

1841年1月，陪同义律参加中英关于《穿鼻条约》谈判；

1842年8月，随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与耆英和伊里布就签订南京条约进行谈判，为英方出谋划策。因作用突出，不明就里的耆英等中方代表均误认马儒翰为英方谈判代表。

他在整个中英战争期间担任璞鼎查爵士与中国当局谈判的首席译员，还担任与中国人一起草拟奠定英、中两国和解基础的条约的英方首席代表。他在谈判中精明强干，在谈判技巧上折中调和，既小心维护英国的尊严，也公正地对待中国，他以永不懈怠的热情专心致志于责任重大而又繁重的任务，直到他的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起了和平。

《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同璞鼎查到定海、厦门等地，借台湾爱国军民抗英事件进行讹诈，林则徐因此称“马儒翰最坏”。可能正是基于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的系列作为，为英国侵华立功，鸦片战争后他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兼港督府秘书。

除外交活动外，马儒翰在宣教方面“也居于领导群伦的地位”：

一是参与修订《圣经》中文译本

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于1823年出版后，马礼逊就有意进行修订，但因忙于其他事务直至去世未能如愿。

1835年，由马儒翰主持，联合伦敦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及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组成四人翻译小组，对马礼逊《圣经》中文译本进行重新翻译修订。

《新约》由麦都思负责，1836年修订完成，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书名在巴达维亚以石版印行，成为以后10余年间中国新教教会主要的《圣经》译本。《旧约》主要由郭实腊负责，1838年修订完成，同年在新加坡出版。

郭实猎再度修订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新遗诏书》，题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在新加坡出版。这个译本被称为“郭实猎译本”，后来为太平天国军队所采用，在定都天京后印发，每册封面印有太平天国徽号和太平天国年历。洪秀全还将其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作为应试员生之参考本。

二是马儒翰的印刷出版活动

马礼逊是在华引进西方现代石印技术的第一人。马礼逊在华的石印活动，主要由马儒翰会同中国印工进行。而中国印工在协助石印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石印技术，现知最早学会石印术的中国人是屈亚昂，是从马儒翰学得石印技术的。石印术对中国出版业的影响是巨大的，“石印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出版界真正进入了近代”，这里面也渗透了马礼逊、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

此外，在马礼逊的鼓励下，1833年马儒翰开始铸造中文铅字，尽管因各种原因不到一年就被迫停顿，但“就像他率先在中国尝试石印一般，马儒翰也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应用印刷技术与活字印刷的地方——铸造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确有他的地位。”

马儒翰虽然只有一两部著作出版，但是这些著作对于在华经商团体来说非常重要。下列的书出自他的笔下：

1.《中国饰物》（Some Account of Chcums，Tcdisrmms，and Felicitousppendages），中国人随身佩戴、或悬挂在屋中、以及使用的护身符、避邪物和幸运饰物的说明。4开本，共6页，伦敦，1833年版。该文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cd Asiatic Society）第3卷第二部分里，但是也有一些单行本出版。

2．《英华通书参考手册》（Compcmion of the Anglo-Chinese Calendar），12开本，1832年版。

3.《中国商务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共116页，广州，1834年版。作者去世后，该书经过几次再版，书的内容全部重新修订过。

马儒翰还翻译、撰写了大量单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广州、澳门等地出版的中外文期刊上，像《中国丛报》、《广州杂录》(The Canton Miscellany)、《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新闻》(The Canton Press)以及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

当然，马儒翰的绝大多数文章发表在《中国丛报》上。据统计，从1832年5月《中国丛报》创刊，到1843年马儒翰去世的12年间，马儒翰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文章达84篇之多，发表的篇数仅次于主编裨治文和卫三畏。无怪马儒翰感叹，自己为《中国丛报》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两种杂志写稿，甚至比两刊主编裨治文和郭实腊还尽心尽力。这些文章内容广泛，涵盖中国地理、政治、语言、中外关系、商业贸易等，为西方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马儒翰对香港英文报刊的发展也有首倡之功。1841年5月1日，马儒翰就在香港创办《香港钞报》(Hong—kong Gazette)；1842年3月17日，又创办英文报纸《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同年3月24日，《中国之友》并入《香港钞报》，易名为《中国之友与香港报》(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在英华书院的西人毕业生中，穰熟中文、并在晚清中英外交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重一笔者，当推英国人马儒翰。当然，他利用精通中文之便，襄助英国侵略者与华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更多权益，这对中国而言，不啻是一种沉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