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而经营的毒品贸易。鸦片由罂粟之汁液加工而成，俗称大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西亚，后传到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唐代已有少量鸦片流入，供药用。明代以来，中国海关援例将鸦片列入药材项下征税。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南洋传入中国。鸦片含有大量麻醉性的毒素，一旦吸食上瘾就不易戒除，会使人精神萎靡，骨瘦如柴，甚至死亡。

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的走私贸易和强迫中国承认的鸦片进口贸易。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这种贸易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多次颁布禁烟诏谕，但东印度公司或将鸦片在印度售给英印散商，由港脚船只运入广州销售，或经过设在港口外的趸船中转后再运入中国内地。同时，鸦片商人还向中国缉私官吏行贿。通过这些方法，鸦片的走私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发展极快。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取消以后，鸦片输入中国更多。英美商人最初到广州交易，以货易货范围有限，从中国输出的丝绸和茶叶，主要是用运进的现金采购，后来销售鸦片所获得的大量现金便可用于支付丝绸、茶叶等货价款。进口鸦片数量猛增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销售鸦片所得现金超过备办回程货物的需要，而中国则从现金入超转化为现金出超。由于白银外流数量激增，银钱比价出现银价不断上涨和钱价不断下跌的趋势。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使几百万中国人民感染恶劣的嗜好，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毒害，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遭受重大的破坏和损失。

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除少数在鸦片走私贩运中获利者外，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阶级都反对鸦片进口。因此，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严厉执行禁烟谕旨。但是英商拒不接受中国方面的规定，最后英国政府还以遏制贸易、危害英国臣民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1842年强迫中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打开中国门户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英国侵略者在和约谈判中一再企图用威胁利诱方法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这种活动失败以后，就听任私商鸦片走私继续进行，并且加以庇护，借此来迫使中国就范。战后的鸦片贸易，以香港为走私基地，长江以南沿海各个口岸都可作为走私据点；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给走私非法活动以法律保护。因此其规模更大，活动也更猖獗。在1858年英法等国强迫中国签订的《通商善后条约》中，规定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从此鸦片一直作为合法进口商品，在中国行销近60年。鸦片贸易中的主要问题只是税额多寡的争论。

在20世纪初的爱国运动中，反对吸食鸦片和其他毒品也是一项重要内容。严禁毒品，已经成为国内外的一致舆论。

鸦片早在唐代已有少量输入﹐元明时南洋诸国贡品中也有此物﹐但均作为药材使用。西方殖民国家向中国贩运鸦片﹐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输入。到18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丝茶的需要日益增加﹐而其工业产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却很难找到销路。为了扭转必须以现金抵消贸易差额的局面﹐英国及其商人就积极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

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垄断了鸦片制造权。在这个机构的操纵下﹐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人运华鸦片逐渐增加﹐从每年三四千箱递增为每年一二万箱。与此同时﹐美国商人也大量向中国贩运鸦片。

从19世纪初开始﹐各国商人历年运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估计如下表所列﹕ 其中以英国商人贩运的为大宗﹐其次为美国商人。美国商人主要是贩运产自土耳其﹑波斯的鸦片。在1806年至1834年﹐根据缩小了的报关数字﹐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共有8901箱。

鸦片贸易给英美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1817年﹐一箱印度鸦“公班土”成本仅二三百卢比﹐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达2618卢比﹐因此﹐输运印度鸦片进中国被视为发财快捷方式。怡和洋行﹑沙逊洋行等外国企业均以私贩鸦片起家。鸦片贸易使英国改变了对华贸易的入超地位﹐单靠鸦片一项﹐就接近抵消从中国进口的全部货值。而鸦片贸易又为英属印度政府增加了一笔巨大的收入。1829年鸦片税收超过 100万英镑﹐占英印政府岁入的1/10。英国商人以走私鸦片所得资金﹐从中国向英国本土输入茶叶﹐使英国政府每年增加数百万镑茶叶税收。英国资产阶级一面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输往中国﹐一面又向印度大量倾销棉纺织品﹐利用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为英国的工业品寻找出路。

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早在1729年清政府就曾禁止鸦片进口﹐1796年清廷以输入渐多﹐白银外流﹐影响国计民生﹐再次下诏禁止鸦片输入。但是﹐外国鸦片贩子在其本国政府的支持下﹐采取偷运和武装走私的手段破坏清政府的禁令﹐又用贿赂方式﹐收买清朝官吏﹐使得鸦片贸易得以通行无阻。

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鸦片的大量入口改变了中国在国际收支中的地位﹐中国从出超变成了入超﹐每年须以大量白银支付贸易上的差额。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白银外流成了经常现象﹐而且数字越来越大﹐1826～1827年白银外流估计为350万两﹐30年代平均每年流出白银达五六百万两﹐银贵钱贱的现象日趋严重。中国农民出卖农产品得来的是铜钱﹐但交纳赋税必须用银。银贵钱贱大大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刺激了物价上涨﹐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鸦片流毒中国﹐吸食者日众﹐使广大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由于把大量金钱消耗在鸦片上﹐人民日益贫困﹐社会购买力萎缩。

两次鸦片战争及其结局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1793～1853)等吁请制止鸦片贸易﹐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也强调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于次年再次下令严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粤查办。1839年 6月林则徐在虎门当众焚毁了英美烟贩的二万多箱鸦片。英国遂即发动了鸦片战争(1840～1842)。

外商私运鸦片更加猖狂。1842～1849年平均每年进口33000余箱﹐1850～1854年增加到每年50400余箱﹐1855～1859年又增加到每年 64200余箱。仅在鸦片战争后10年中﹐白银外流量竟达1.5亿两以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清政府于1858年被迫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并以“寓禁于征”为名﹐同意以“洋药”名目缴税﹐每百斤纳税银30两﹐从此鸦片竟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鸦片输入量随之剧增﹐1863～1864年为69800担﹐到1879年就增至104900多担﹐其货值等于当年外货进口总值的半数。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商品输出大增﹐鸦片已不再是平衡贸易逆差的手段﹐而且国内川﹑滇等地也大量私种鸦片﹐再加上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鸦片进口数量逐步减少。1899年为59000担﹐1909年为50000担﹐到1921年减至333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