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所谓的“同治中兴”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镇压了全国各大农民起义，二是兴办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咸丰年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南方有太平天国运动，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北有回乱，西南有苗乱，整个帝国风雨飘摇。

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封建统治者利益，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收编武装力量，试图剿灭太平天国的叛乱。

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

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进一步腐化。

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中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收拾战乱之后的烂摊子，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更显得困窘，恭亲王等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技术和企业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荣，于是就有人宣扬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

洋务运动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方面抵御外国侵略，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的人民运动。到了后来也办民用工业，总体上是官办工业配套和为官员们敛财的。其最大的“政绩”是北洋水师。洋务运动思想上，留下一批拥有西方视野，能够全面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人才，但这些人没有形成民族振兴的合力；有近代化的军事思想人才，但因为上有保守权贵排挤下有人民揭竿造反，这些人才成了后来军阀混战的基础；有中国现代企业的发端，但是畸形又脆弱，到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企业。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了这场“自强”的迷梦。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可参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经典之作《同治中兴》。

明治维新本质是一场革命，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自中（注意不是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维新以军事变革为前提（倒幕运动），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经济（维新）变革随之。在这场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前者通过暴力革命扫除了一切障碍，后者只是部分地方实力派官僚自发图强；“同治中兴”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对清朝来讲，一方面历史包袱严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阶层没有扫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必然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日本殖产兴业的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的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 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语）。中国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