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学界称闽侯先生，晚号蠡叟、践卓翁等，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

清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52年11月8日），林纾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父亲林国铨客游台湾经商，因不善经营而亏本，家境贫困。只靠母亲、姐姐做针线度日，有时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林纾靠叔父林国宾资助得以上学，九岁入私塾，十一岁从薛则柯学古文辞和杜甫诗。他自幼喜读书，从叔父家藏书中寻到《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苦读不倦；又从旧书摊上买到《汉书》和一些子、史的残本，不几年即积藏书籍三柜，并立下“读书则生，不则入棺”的誓言。十三岁改从朱韦如习制艺，他很崇拜韩愈的文章，对桐城派的文章亦颇喜爱。

林纾十八岁与刘琼姿结婚。其岳父刘有棻是个科场失意的知识分子，但对道学源流等颇有见地，向林纾讲授甚多。翌年，林的祖父、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极度拮据。但林纾刻苦攻读之志不移，并开始作诗，渐有文名，被人目为“福州三狂生”之一。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在村塾授徒，其后从陈文台学习绘画，入门甚快，颇得陈的赏识。他自称“以画自娱”，数十年来未有间断。其花鸟画淡墨薄色，山水画浑厚淋漓，后者更受人们称颂和喜爱。

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林纾也想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他20岁前在朱韦文门下学过制举文，28岁入县学，31岁中式为举人。嗣后又屡赴礼部试，但多次赴试都落第，终生未入仕途。同治十一年（1872年），21岁的林纾开始在村塾教书；25岁设馆课蒙；46岁时任“苍霞精舍”汉文总教习。

光绪八年（1882年）秋，林纾在福州参加乡试，一举成名，得中举人。他还想考进士，苦读不辍，但六次入京赴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遂对仕途灰心绝望。

林纾借阅不下三四万卷，广泛涉猎中国古代典籍。林又认识了高凤岐、高而谦、高凤谦兄弟们，遂与他们及陈衍、周长庚等十九人组成诗社“福州支社”。诗社诸人以撰写七律互相唱酬探讨，延续达十年之久。林纾之诗以题画诗为上，陈衍称他“寓意工切，隶事渊博”。林还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向谢章铤学经学，研习汉、宋两代的儒家经典；继又对唐宋小说兴致很高，为他后来译述西方文学作品和自己创作小说打下良好的基础。中日甲午战争后，林纾对清廷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痛心疾首，在北京曾同陈衍、高凤岐等人联名上书清廷，抗议日本野蛮侵占中国领土的行为。他对海军将士为国牺牲的事迹十分敬佩，曾撰《徐景颜传》加以表扬。

林纾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屡试落第，难以进入政界，但他对光绪帝十分尊崇，视其为一位有为的君主，尤对他勇于戊戌维新倍加赞颂。他和友人畅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五十首，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好学堂，宣传爱国思想，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只因他始终主张保皇、维新，不能跟随时代前进，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3月，林纾的妻子刘琼姿病逝。中年丧偶，郁郁寡欢。其友人王寿昌精通法文，邀林纾合作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口述、林笔译，速度很快，“口授手追，声已笔止”。小说内容曲折感人，为国人所初见，加上林纾译笔凄婉而有情致，一时风行海内，备受赞扬。初译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继《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林纾又与魏易合作，翻译斯土活撰写的《黑奴吁天录》，记述美国农场主虐待黑奴的故事，震撼人心。此后，林纾又与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人合译法国文学作品，与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人合译美英文学作品，其中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计二十种。

由于林纾不懂外文，仅靠合作者的口述，他不能对原著进行比较选择，因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却译了不少西方二三流的作品，甚至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也译成了小说，还出现了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谬误。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属不知。”但是他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轻快明爽，多能传出原著之神韵。尤其是凭其深厚的文学素养，时时能补某些原作之不足，使其译作竟胜过某些原作。林纾一些成功的译作，仍具有生命力。惟其于民国二年（1913年）译完《离恨天》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林纾患病，体质衰弱，抱病在孔教大学讲最后一课，作《留别听讲诸子》。10月9日，因心力衰竭逝世。他七十寿辰时以翻译、教书、作画为一生主要内容，著述丰富，除翻译作品外，还有文集、诗集、小说、笔记、传奇及古文研究著作等。同时，他在此期间结识李宗言、李宗祎兄弟，李家藏书丰富。

经过二十余年的辛勤笔译，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达一百八十余种二百七十余册，包括四十多种世界名著，多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被誉为中国翻译西方文学之嚆矢。他的有些译作，还蕴含着他的爱国热诚。例如他在《黑奴吁天录》的序言中说：“其中累述黑奴惨……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他又在《不如归序》中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林纾小说不仅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还使近代知识分子有机会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打开了眼界，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无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纾应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之聘，任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同时他还继续在五城中学堂任总教习。他取孙奇峰《理学家传》中诸理学家语录，诠释讲解，历时三年编成《修身讲义》两卷。他还应张菊生、高梦旦之请，编选《中国国文读本》，由近代上溯至古代共十卷，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古文选读本。他的古文造诣受到时人的推重，著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其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而另一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则称道林的古文比吴汝纶有过之而无不及，誉其为桐城派的古文大家、“老宿”。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清廷慌乱，林纾亦惶惶不安，于宣统三年（1911年）11月偕眷避居天津。翌年2月溥仪被迫退位，林黯然神伤。他对民国新政抵触甚大，对时局深表不满，在《畏庐诗存·自序》中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誓以清举人终其身。民国二年（1913年）4月，林纾往易县清西陵拜谒崇陵（光绪墓），此后十年先后谒崇陵十次，并曾以半年时间绘成《谒陵图》，又撰《谒陵图纪》，表明他对光绪帝的尊崇和对清室的忠心。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曾征聘林纾为高等顾问和参政。林严词拒谢。他对“洪宪”人物多所不满，曾在“四谒崇陵”后赠梁鼎芬诗中叹息：“眼底可怜名士尽，那分遗臭与流芳。”

林纾对亡清的忠心，博得溥仪及遗老们的赞赏，溥仪曾于民国二年（1913年）岁末特地书“赐”春联一副给林。张勋上演复辟丑剧时，林纾认定“定武（张勋曾被袁世凯封为定武上将军）言尊王，心本异谋逆”，担心张勋此举“孤注一掷”而危及溥仪，故未贸然响应。民国七年（1918年）国会议员中有主张裁减优待皇室经费者，林纾赶紧给参、众两院议员上书，为溥仪分辩说：“少帝无罪，未尝趣召外兵；皇室奇穷，何可遽减经费。”他向议员们呼吁：“留他年皇子皇孙啖饭之地。百凡如旧，一切从优。”在溥仪结婚时，林纾特地精心绘画四镜屏作为贺礼。溥仪题写“贞不绝俗”匾额回赠，林纾受宠若惊，作《御书记》。

林纾思想日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民国二年（1913年）就勉励学生延续古文。他看重古文成就，批评康有为赠诗未提其古文。陈独秀、胡适等倡导新文化运动时，他以“复古派”自居，撰文反对，在《新申报》连载《荆生》《妖梦》影射攻击，反对白话文，与蔡元培书信论争，坚持“卫道”立场，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仍痛斥新文化运动人物。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林纾患病，体质日趋衰弱。他抱病往孔教大学讲最后一堂课，并撰《留别听讲诸子》一诗，诗中云：“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10月9日，林纾终因心力衰竭而逝世。弥留之际，已不能说话，仍坚持用手指在儿子林琮手中写下最后遗言：“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要求儿子不能松懈对古文的学习，显示出他捍卫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

林纾是中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虽不懂外文，却凭借与王寿昌、魏易等精通外语者合作，以口述笔译的方式，翻译近200部欧美小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笔凄婉，风靡全国，打开国人接触西方文学的窗口。此后十余年间，林纾又译有18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如《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涵盖英、法、美等多国文学及哈葛德、莎士比亚等名家之作。他以桐城文派骈体文翻译，改写情节说白，词句精妙、辞藻华丽。

林纾的译著沟通中西文学，通过译介西方名著来“吸彼欧美之灵魂，淬中国民之心志”，部分译作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在反帝反封建思潮中发挥积极作用，激发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基。钱钟书盛赞其“媒”的作用，鲁迅、郁达夫等也受惠于他。他被公认为近代文坛译界泰斗，留下“译才并世数严（严复）林（林纾）”的佳话。胡适赞其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他也成为引介西学的先驱之一。

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开拓者

作为一位文学家，林纾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闽中新乐府》等40余部作品，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成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也确立了他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的地位。

在小说创作上，他打破旧章回体，创“国事为经，爱情为纬”的长篇，如《金陵秋》等，还作社会题材传奇。其文学体裁丰富，有诗集《闽中新乐府》等，古文汇于《畏庐文集》等，另有多种笔记小说。林纾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其诗歌以题画诗最为人称道，陈衍曾赞其“寓意工切，隶事渊博”。此外，他的古文造诣极高，被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誉为“能伏其光气者”，马其昶更称其古文成就超越吴汝纶。林纾的文学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坛，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林纾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之古文名家，自诩“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其古文创作以韩愈、柳宗元为宗，辑有《畏庐文集》等三集近300篇，行销以万计，为古典散文画下最后休止符。他构建系统的古文理论体系，以桐城派义法为核心，推崇左丘明、司马迁等古文传统，撰《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等专著，主张古文应“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同时反对墨守成规，强调“超出法度”的创新精神。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主张古文与白话并存，反对全盘否定传统。他早年创作《闽中新乐府》支持白话诗，却在民国六年（1917年）与胡适等新文化阵营激烈交锋，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强调“无古文安有白话”，更以小说《荆生》《妖梦》影射陈独秀、胡适，致信蔡元培维护古文正统，最终在论战中败北。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林纾表现出“守旧”的一面，他坚信中国儒家文化所揭示的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普世价值，与西化思潮尤其是五四新文化派形成尖锐对立。临终前仍坚持讲授《史记》，遗言“古文万无灭亡之理”，显示出他捍卫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他单枪匹马与新文化运动阵营对垒叫阵，为传统文化的延续而抗争，以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靶子，变成因循守旧的遗老代表、历史上的悲剧性人物。其不合时宜的种种举动，却也和新青年的干将们一道，组成了“五四”新文化波澜壮阔画卷中的多彩底色。

作为一位教育家，他曾经被选为大挑二等教谕，与末代帝师陈宝琛以及闽绅陈璧、力钧、孙葆瑨等创办了苍霞精舍；先后执教于杭州东城讲舍，北京五城中学、金台书院、正志学校、京师大学堂和国立北京大学，兼职于高等实业学堂和旅京闽学会，并讲学于北京孔学会、文学讲习会等，其“传经门左已千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在教学之余，他又留下皇皇十大本的《中学国文读本》以及《浅深递进国文读本》等读本与讲稿。林纾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推动者，除了创立新式学堂，林纾在儿童教育与女性教育上都提出了领先于时代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必须要“治新学”，即指包括外语、工商和具先进思想的西学；他还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为近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教学资源。他的教育理念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张通过古文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这些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林纾还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尤其擅长山水画和花鸟画。他的画作风格浑厚淋漓，深受时人喜爱。绘画不仅是他的艺术追求，也成为他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林纾20岁左右拜当时福建诏安派名家陈文台为师，学画长达26年，中年以后林纾移居京城，先后供职于金台书院、京师大学堂讲授古文经学，兼以鬻文卖画养家，其间加入余绍宋组织的“宣南画社”，与余绍宋、陈师曾、金城、齐白石等巨匠来往密切，画名曾轰动京城。黄濬说：“旧京画史，予所记者，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一时林纾画作“得其寸简尺缣者，无不视同拱璧”。林纾书法最见功力，晚年作品于浑厚、大气中蕴涵日趋淡泊的书卷之气，与其绘画作品相得益彰。此外，林纾著有美术理论著作《春觉斋论画》，发文人画论之先声，对现代艺术发展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林纾的政治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演变。林纾早期曾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但在辛亥革命以后以清朝遗老自许，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当时保守势力的一个代表。林纾后来政治和文化思想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戊戌变法”前夕，林纾其作品《闽中新乐府》，以“愤念国仇，忧悯败俗之情，发而为讽刺之言”体现了他当时渴望变革图强的思想；辛亥革命后，他对民国新政持抵触态度，始终以清遗民自居，多次拜谒光绪陵墓，并绘制《谒陵图》以表达对清室的忠诚。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严词拒绝参与，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操守。然而，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态度尤为激烈，曾撰文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甚至以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批判新文化运动，坚持“卫道”立场，主张维护传统伦理和古文地位。

尽管政治思想有所转变，林纾始终怀有赤诚的爱国之心。他曾言：“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进犯闽海，是年11月左宗棠抵达福州时，林纾与好友周莘仲拦马陈情，痛诉马江战败之惨状，尽显强烈的爱国热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林纾义愤填膺，与陈衍、高凤岐、卓孝复等人一同上书抗争，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各岛。

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有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学观念的变迁，而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还称其“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

中国现代学者钱锺书先生曾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

近代画家朱应鹏评：“林先生的画也和他的文章一样，桐城派的文章以林先生为殿笔，虞山派的图画也以林先生为殿笔了。”

中国现代批评家阿英《晚清小说史》：“晚清小说的繁盛是由梁启超和林纾开启的。”

中国现代文学家郑振铎说：“他的晚年的生活，除了译书之外，并靠卖画为生。有人说，他的画较他的古文为好。他当七十岁的高龄时，还是一天站立在画桌前六七个小时，不停不息的作画。他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容易见到的。”

民国时期政客黄濬说：“旧京画史，予所记者，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

作家徐则臣认为：“尽管林纾不懂外文，采用的是重新整合的翻译方法，但鲁迅、郁达夫等小说家其实都受惠于林纾的翻译，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者就是一个创造者。”

林纾祖籍金陵，始祖对墅迁居至福建，到林纾这一代已是第十辈。曾祖父为廷枢，配偶是吴氏；祖父名邦灏，妻子是陈氏；父亲林国铨，字云溪，以经商为业；母亲陈蓉，是清太学生陈元培之女，生于道光己丑年三月二十四日（1829年4月27日）。其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皆为人浑厚忠信，世代被称为乡里的善人。林纾的先祖世代务农，到祖父辈时，开始“辍耕治艺于城中”，然而收入并不丰厚，祖母及长姑常常靠给人做针线活来补贴家用。在林纾出生的这一年，他的父亲跟随盐官到闽北建宁经营盐务并获得利润，于是典得了福州城内光禄坊玉尺山房居住，林纾在此度过了童年时光。

林纾原配妻子：刘琼姿；续弦：杨道郁；长子：林珪；次子：林钧；五子：林璐；六子：林琼；七子：林璈；八子：林珣；九子：林琯；长女：林雪；次女：林璇；三女：林湖；四女：林莹；五女：林珠。

林纾在民国十年（1921年）七十寿辰时曾作自寿诗云“移译泰西过百种，传经门左已千人”，又说“余年七十，以画赡其家”。他把翻译、教书、作画看作自己一生的主要内容。其实林纾的著述甚丰，除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盂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林纾国画代表作是民国十年（1921年）的《春夏秋冬山水四屏》等，书法代表作是《旧事重温疑述梦，故人小聚胜还乡》等，林纾还著有美术理论著作《春觉斋论画》。2023年5月5日，为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林纾书画作品被国家文物局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

林纾是著名翻译家，不懂外语却与人口译合作，译近200部欧美小说，含众多名家之作。其译笔出色，风格契合晚清文人美学，部分译作在当时成为热门之作，译名具美感。然而，林纾的翻译存在诸多争议。尽管林纾很不情愿地被人戴上“译界之王”“译林泰斗”的帽子，但毕竟因为他不认得外文字母，全凭口译者转述，难免误听曲解，存在诸多硬伤和错漏之处，业界对其时有“吐槽”，甚而给予“差评”。面对别人的批判时，林纾起初试图推脱责任，称“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

其译文中的“讹”较为突出。第一类是语言文字上的漏译误译，如故意删减、不懂装懂、字句脱漏等，使译文不忠实原作。第二类是“中式译文”及理解错误，因不了解文化差异，破坏原文意图且违背汉语习惯。第三类是故意“增补”，他常代作者写作，将翻译变为再创作。此外，坊间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林纾翻译的趣谈，林纾系福（胡）建人氏，口音浓重，有人调侃他将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著名侦探翻译为“福尔摩斯”，而非谐音更相近的“胡尔摩斯”。而在实际翻译中，林纾确实存在将经过改编或删节的名著儿童读物当作原著进行翻译，以及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等情况，词不达“译”与原著大相径庭的地方比比皆是，受人诟病。

林纾故居坐落在福州市鼓楼区六一中路莲宅社区内，是一座清代古民居风格的建筑，占地面积500平方米。故居坐西朝东，面宽三开间，为穿斗式木构建筑。天井两侧是披榭，内墙壁挂山水书画作品。1993年被福州市郊区人民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评定为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林纾墓位处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过溪村白鸽垅（今三山陵园福瑞区内）。林纾病卒于北京的次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其妻杨道郁及子林琼扶棺回故里，安葬于此。林纾墓为三合土筑造，坐西北朝东南，面宽10.23米，纵深16.23米，占地面积166平方米。此墓是他生前营建的。墓前有落地式墓碑，上书“清莲塘林畏庐先生之墓”，旁署“长乐高凤岐拜题”。1991年3月该墓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7月，商务印书馆、福建工程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福州三坊七巷美术馆联合主办举行“林纾书画展暨林纾与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展览汇集来自闽沪京等地的收藏家、林家后裔、地方文化教育机构、商务印书馆等处的珍贵林纾书画作品50余幅，及林纾印签、家书、著译作等珍贵文物十数件。2024年10月，由福建省图书馆、福州市三山名贤文化中心主办的译坛泰斗林纾先生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在福州市三山人文纪念园仰星堂及林纾墓举行。

林纾虽然家穷，但学习却极为勤奋。他9岁入村塾，11岁跟同乡薛则柯读书。薛是个无意仕进的穷塾师，性情放达，给林纾讲授杜诗、欧文，从而培养了他的读书兴趣。林纾爱读书，而又无钱买书。有一天，偶尔在叔父的书柜里找到《毛诗》《尚书》《左传》和《史记》等藏书，如获至宝，日夜诵读。他每月把零花钱节省下来，进城向旧书摊买残本《汉书》及零散的古籍阅读，不几年就积书三橱之多。他在墙上画了一具打开盖子的棺材，并在旁边写“读书则生，不则入棺”几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时鞭策自己。19岁那年，家境甚为凄凉，他仍借母、姐刺绣灯光苦读，每晚必终卷才就寝。林纾20岁起患肺病，此后数十年间发病10余次，常常咯血，但他没有一天不读书。自13岁至20余岁，校阅残烂古籍不下2000卷。31岁结识李畲曾，又借读了李氏兄弟的藏书三四万卷。他学习的范围很广，不仅对各种书籍群观博览，而且还拜石颠山人陈文台学画。早年的刻苦力学，为他后来的翻译、写作和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林纾年幼时，父亲便不幸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艰难但仍得以上学。一日，林纾听闻先生家中贫困，已多日未得饱食。便偷偷将家里米装进袜子送给先生。然而，先生并未夸赞林纾的心意，反而严厉地批评了他，指出他这种未经允许拿取家中物品的行为属于偷窃，林纾满心委屈。放学回家，林妈妈指出他未经同意拿米属于“偷”，林纾认错。为了成全林纾的善意，她还是准备了一石米，亲自送到先生家中。先生再三推辞，最终拗不过林妈妈的坚持，写下借据后才收下了这份米。此事让林纾铭记要做诚实善良、正直守节之人。

林纾步入不惑之年连遭母亲离世、妻子病亡的变故，几位留法好友为帮他摆脱消沉，邀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林纾半开玩笑要求游石鼓山河，在游船时，朋友口译《茶花女》片段，林纾听后以文言文记述，中国第一部西洋小说译本就此诞生，迅速风靡晚清阅读界。受此激励，林纾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与人合作专译欧美小说，达200余种，多为名家经典。他译书速度极快，助手口译，他边听边写边润色，几乎同步完成。林纾虽不懂西文，但古文功底深厚，译文时会结合感悟修改，译笔轻快明爽，感染力强，一些情节比原著更出彩。其翻译风格契合晚清文人美学，经他演绎，一些二三流作家小说也成“爆款”，还能轻松传递幽默感。他的小说译名也极具美感，如《红屋骑士》译成《玉楼花劫》等。林纾绝大多数的译作都有序跋，这也是“林译小说”的一大特点。有人点评其译文有“清淡、老练、浓丽”三重境界，且“皆臻极点”。

林纾曾是蜚声海内的古文大家，能文能诗能画能译。白话文运动兴起，激进的文学革命将他视为讨伐靶子，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信”尤为激烈。民国六年（1917年）2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后，林纾以“复古派”自命，撰文抵制。旋即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主张文言有价值，倡白话不能废文言。起初，他未多理会干将们的批判，民国七年（1918年）“双簧信”却惹恼了他，民国八年（1919年）初他再发文表明兴白话不能尽废古文。随后，他在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连载《荆生》《妖梦》，影射陈独秀等人。五四运动后，林纾致信蔡元培，称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但遭蔡元培批驳。

林纾虽意识到文言式微、白话兴起是潮流，但坚信文言价值巨大，反对“尽废古文”。他晚年思想保守，力反新文化运动，从劝维系古文命脉，到撰文抵制，乃至痛斥新文化运动者。不过，他去世后，新文化阵营也能公正评价他。林纾在“文白之辨”中，坚持自己对文言的态度，成为新旧文化碰撞中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