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安徽芜湖人，原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笔名有阿英、寒星﹑张若英、若英、钱谦吾、若虚、黄英、戴叔清、方英、黄锦涛、徐衍存、阮无名、王英、寒峰、鹰隼、魏如晦等，中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编译家。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东局文委书记、大连市文委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

1900年2月6日。出生于安徽芜湖。1905年，在家识字。1908年，进入私塾，接受封建的启蒙教育。1910年，被送入徽州小学接受资产阶级新学教育，但因学校时停时办，后被送入较稳定的教会学校读书，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化。1912年，与小学同学李克农一同进入省立第一商业中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转到美国来复会办的萃文中学读书，并阅读了《青年杂志》等进步书刊。

高中毕业后，因家里经济拮据，又逢安徽邮政局招生，父亲力撺阿英去应试。后阿英被录为邮务生，但勉强工作了一年后，阿英自己作主辞了职。工作期间，多次前往省立五中，五中教师高语罕团结了蒋光慈等一批进步学生成立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阿英和李克农在蒋光慈的鼓动下也参加了安社，进一步促进阿英的民主思想的发展。

1918年，在姐姐和同学的资助下，只身去上海深造，进入了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读书，希望将来成为工程师，实业救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阿英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政治风暴中去：被同学们推为代表，参加了上海学生界联合会；与国立交通大学的学生邹韬奋一起编辑学生会的《日刊》；鼓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抗议政府卖国行为；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罢免三个卖国贼。

1919年暑假，回到芜湖参加家乡的革命运动，和好友蒋光慈等人写标语、搞宣传、办学校；9月开学，回到上海，把自己在家乡的见闻感受写成诗歌、小说、评论、剧本，投到上海的通俗刊物《解放画报》上，还把在假期去南京考察胶皮车夫的生活情况，写成一篇调查报告《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刊登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界》上；10月下旬，根据安徽旅沪各团体联席会议决议，负责回皖联络各校学生，谋求推翻为公益维持会会员和省议员把持的各中等学校校长职位，以改良安徽教育；同年，创作独幕剧《农民的悲剧》。

1920年，抵达六安，在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教书；10月8日孔子诞辰日，在芜湖《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反孔文章《孔丘也配称至圣先师吗？》引起芜湖文化界轩然大波。

1922年，回到芜湖，在卢伯荪创办的求是中学任教，后又被请到当涂的省立八中教书。1924年秋，再次回到家乡，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兼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及省立第三中学的语文课。在家乡任教期间，除了坚持用白话文教学、宣传新文化外，又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其中有代表性的的是成立芜湖外交后援会、创办民生中学。

1925年“五卅”惨案后，6月10日，在芜湖外交后援会的领导下全市罢市、罢工、罢课，向上海死难同胞致哀，同时举行了3万余人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芜湖的市中心十三道门后召开国民大会，阿英被公推为临时主席，向大家报告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惨杀工人的血案，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抵制英、日货，要求英、日政府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公开谢罪；7月1日，又由外交后援会主持、由阿英任主祭，在市农会广场，公祭上海、武汉、广东的殉难烈士，进一步激起市民的反帝浪潮。这期间，阿英还组织群众大会，欢迎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来芜湖指导工作。

1926年4月至5月间，任半月刊《苍茫》杂志主编。在《苍茫》杂志第4期上，阿英发表了《到民间去》的一篇读书日记；同年秋，军阀孙传芳指认阿英是共产党，下了通缉令逮捕他，阿英匆匆逃到上海。在上海，与共产党员高语罕、周范文、蒋光慈来往密切，深受他们影响，并向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得到党组织同意；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以共产党员身份，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常委。阿英虽是县党部常委却很少在县党部供职，而是常常在科学图书社指导书社的发行工作；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阿英在得到内部密报后迅速转移隐伏，并撤退至长江北岸的裕溪口，后转移至巢县李克农的叔父家安顿；5月，被派前往武汉向安徽省委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工作方案，后被分配至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工作；6月19日，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8月26日，被派往上海。

1928年1月，与蒋光慈、孟超等人成立“太阳社”文学社团；5月，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批评的建设》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与要求，后发表了《死去的阿Q时代》一文，错误地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绩，矛头直指新文学运动的战将鲁迅，引起很大反响。1928年至1929年期间，阿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革命的故事》《义冢》、中篇小说《一条鞭痕》、小说戏剧集《欢乐的舞蹈》、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短诗集《饿人与饥鹰》《荒土》以及日记体散文《流离》。

1929年7月14日，在一次地下党组织的反帝游行时，阿英被北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与一起被捕的27人关在一间四尺长、三尺宽的临时拘留栏里。在履行了毒打、恶骂、询问、搜身、按手印等一系列公事后，被关进了普陀路巡捕房临时监房；7月15日，被拷上手拷，押上汽车，“上公堂”受审，国民党当局要求“引渡”这批政治犯而被拒绝，因租界是外国人的领地，国民党无权在外国领地捕人，巡捕房抓到政治犯，国民党要“引渡”，需要经外国法庭的判定，以显示租界国中国的特权与地位。审讯结束后，阿英等人被押往提篮桥西牢，在狱中，阿英遭受到种种非人折磨，也目睹了狱中的黑暗与罪恶。出狱后，阿英主动找到党组织联系。

1929年4月左右，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多次找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商议成立左联事，说服各文艺社团解散，与鲁迅合作，阿英也主动与其他同志一起拜访鲁迅，承认了论争中过火言论的错误。1930年2月26日，阿英与其他左联发起人在公菲咖啡馆召开筹备会，研究左联成立大会的议程、报告、人选等；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选出阿英等七人为常委。在左联期间，阿英主要工作有编辑刊物、开展学校的左翼文艺活动、积极参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出版《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等工作。

1936年，因痛恨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写下了《春风秋雨》《群莺乱飞》两个话剧剧本，鞭挞国民党的卖国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阿英协助郭沫若、夏衍等人创办了《救亡日报》，并于8月24日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笔，阿英任主编。阿英不仅负责编务，还动笔写了许多散文、关于抗战通俗文学的评述，以及抗战动态报道；12月，为党编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离骚》，但只出一期，就被租界取缔。

1938年夏，为了宣传抗日，激励人民的抗战斗志，提出编辑一本文献资料性的刊物《文献》，后经议定，《文献》每月出一期，阿英任总编辑，并建立发行机构“风雨书屋”；10月10日，《文献》第一卷“创刊特大号”出版。《文献》一共出版了八卷。

1939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日本军部的宪兵会同工部局巡捕，突然查抄了“风雨书屋”，逮捕了《文献》杂志的经理金学成，搜走了编辑部的存书及各种抗战史料，《文献》被迫停刊，“风雨书屋”也不得不停办；同年，创作了历史剧《碧血花》。1940年，创作了历史剧《海国英雄》。1941年，创作了历史剧《洪宣娇》《杨娥传》；12月8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阿英一家人分两批离开上海，进入苏中根据地。

1942年5月，应陈毅军长的电召，举家离开泰州前往新四军军部；6月8日，抵达六甲镇；7月初，到达二旅旅部，并作了关于连队艺术工作的报告；7月中旬，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县停翅港，受到陈毅军长的热情礼待。1944年5月，兼任《盐阜报》副刊《新地》的主编，共编二十多期。

1945年上旬，创作出了历史剧《李闯王》，并于5月6日公演。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阿英奉命随军北撤。1947年初，进入鲁南山区，后北上鲁中，于3月20日抵达华中分局所在地于家湖；4月24日，华东局任命阿英为华东局文委书记，后战事逼近鲁中，阿英随华中分局迁至烟台；9月下旬，遵照华东局指示，转移至大连。

1948年6月，同东北鲁迅艺术文工团第四团的文艺骨干为大连各工厂举办两期戏剧学习班，并将话剧《洪宣娇》改编成京剧《洪宣娇》，于11月由新声剧团在大连实验剧场演出；7月7日，为《“工农园地”选集》作序；9月初，在《大连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工人美术的诞生》一文；9月10日，给大连市的各单位宣传、文艺干部作了题为《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1949年春，离开大连，在沈阳、天津作了短暂停留后，奉命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5月13日晚8时，与周扬、茅盾、夏衍、何其芳、胡愈之等人士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举行，阿英任华东代表团团长；8月13日，返回天津就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军管会撤销后改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后又当选为天津市文联主席兼剧协主席。

1950年9月14日至17日，在天津市文艺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新的人民文艺继续努力，以争取下阶段的辉煌丰收的报告》，并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期待着工人文艺的更大成就》《工人文艺之家》《艺人与工人战士的结合》等文章，后亲自任主编，在上海长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27种“工厂文艺习作丛书”。

1951年，由于办《星报》，提倡建立健康的、新的趣味，受到“左”的错误批判；同年夏，由天津调至北京任华北行政区文联主席。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阿英调任至中国文联任副秘书长；8月，出版在1940年写定的《晚清戏曲录》《晚清小说目》两书。

1957年，在《曲艺》创刊号上发表了《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同年肃反运动期间，被诬陷为叛徒而隔离审查，后经陈毅的干涉而幸免，但因此患上脑血肿，后手术成功，身体逐渐康复。1958年起，先后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的常务理事、《民间文学》杂志主编。

1962年，编写出《梅兰芳》传记片剧本，并陪同中央新闻纪录影片厂的同志前往大同、太原、西安、洛阳等地拍摄镜头。1963年，担任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筹备办公室负责人。1965年文艺整风期间，阿英由于1962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老残游记〉》的文章，被批判为借古讽今、攻击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阿英被诬蔑为“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反党分子”“叛徒”。1967年2月2日晚12点，江青在接见电影界的造反派时，诬蔑阿英是“叛徒”，下半夜，造反派驾驶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驶入阿英住处，将阿英五花大绑带走。接着，江青又诬蔑由阿英作为顾问的电影《诗人杜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阿英的历史剧《洪宣娇》被批判为用“指桑骂槐”的手法“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的“反动文艺作品”；《李闯王》被批判为“借古讽今”。

1969年，阿英在长期的批斗过后，患上中风，全身瘫痪，但凭借惊人的毅力与亲友的悉心照料，8个月后康复起来。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阿英莫须有的罪名基本得到洗刷，但还留有两点尾巴；同年秋，阿英在连续不断的咳嗽中再度被送进医院，后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1976年，被劫夺的书籍大部分退还；同年夏，唐山大地震爆发，阿英在亲友的劝说下，由女儿钱小云陪同来到上海的儿子钱厚祥家。1977年4月8日，病情恶化，住进了首都医院；6月初，突发高烧、心脏衰竭；6月17日下午2时逝世，享年77岁。

阿英的父亲钱聚仁是个修钟表的个体手工业者，一生勤俭，为人耿直。靠着节俭的生活、勤勉的工作，钱聚仁慢慢攒了一笔钱，先后在弋江桥的南岸盖了一幢二层的楼房，在北岸买了个店面。

阿英的母亲姓张，是个卖席子人家的大女儿，家境十分贫寒。嫁给钱家后，一直吃苦耐劳地协助丈夫持家育女。

阿英五个月时，母亲不幸患病身亡。三岁时，阿英有了继母。继母也姓张，家境也清贫，从小给人当童养媳，因而也能艰苦持家。阿英的继母虽也是贫苦出身，但心胸狭隘，对前妻的三个子女并不好，常常无端打骂他们，这也使阿英从小萌生了反抗压迫的意识。

阿英有三子二女，长子是钱毅，于1947年2月28日在淮安前线被捕就义；次子是钱小惠；三子是钱厚祥；长女是钱璎；次女是钱小云。

参考资料：

批评意识

阿英以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为批评要旨，多次阐释批评的意义和批评家的任务，还制定了批评家的批评步骤：首先，要捕捉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以及当时的文艺思潮；其次，要抓住作品的中心思想，并根据文艺思潮对作品的中心思想进行批判；第三，批评作品的技巧。批评家应当本着严谨的态度，对作品的批评有一定的选择性，不能盲目地评说。阿英本人也践行着这一批评准则。以《死去了的阿Q时代》为例，阿英首先说明了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变化，总结出当时的时代特点，进而考察鲁迅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得出鲁迅的作品落后于时代的结论。在谈及作品技巧时，阿英承认在创作技巧上有着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过，“旧囊装不了新酒”，所以技巧也和阿Q时代一同死去了。

爱国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阿英几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创作了戏剧，影响大的有5部：孤岛时期在上海创作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洪宣娇》4部历史剧，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创作的历史剧《李闯王》。阿英写这些历史剧的动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借历史的题材，对现实有所启发”。写于1939年《碧血花》，写秦淮名妓葛嫩娘与抗清名士孙克威的爱情与抗清故事，在“我本中华儿，今为中华死”的抗清信念的支持下，葛嫩娘经受住了各种威逼利诱，视死如归，最后嚼舌而死。《杨娥传》同样塑造了巾帼英雄杨娥的光辉形象，她成为“做人做兽”的检验标准。《洪宣娇》写于“皖南事变”后不久，该剧借洪宣娇的故事，道出了这样的时代主题：大敌当前，国人更加需要内部团结，一致对付外来入侵者。《海国英雄》写了民族大英雄郑成功与降敌的父亲决裂，即使在战败的不利情形下，也没有动摇他始终如一的精忠报国的决心。用阿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该剧写出了郑成功“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刻苦耐劳，忍受人间一切惨痛，不为最大的失败灰心，为公忘私，不屈不挠，苦斗到底，一个韧性的恢复国土的伟大意念与献身精神”。

以理服人

在历史剧创作上，如阿英自己所说：“在于借历史的题材，对现实有所启发”，把历史精神与当代意识结合起来，历史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让观众在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中获得强烈的现实感，获得深刻的现实意义。《碧血花》《杨娥传》《海国英雄》告诉观众要不畏强敌，为中华民族而战，抵御外辱。《洪宣娇》写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借以告诉群众，要内部团结，谴责同室操戈，是对皖南事变的愤怒声讨。《李闯王》一剧中李白成攻败垂成的惨痛教训，让观众反思。

以戏抓人

阿英的历史剧在外在表现上，努力地追求了一种文学化的写意手法，通过这种表现手法营造出一种隽永格调。注重人物命运的演绎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以此来强化戏剧冲突效果，情节节奏紧凑，高潮不断；创作的成分能够“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五部历史剧故事情节曲折丰富，各种戏剧性矛盾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碧血花”的腥风血雨，“杨娥传”的矢志复仇，“海国英雄”的悲惨壮烈，“太平天国”的一波三折等情节都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使观众完全融入其中，欲罢不能。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不断发展，形象饱满，令人难以忘怀。在故事结构编写，各种矛盾设置，戏剧冲突开镇等方面做到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合理而又好看。

以情动人

阿英的历史剧采用了一系列强化表现的手法，使作品中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雄浑美和亲情、友情、爱情的人性美交织在一起，引导观众随着剧情推进不断被感动，十分撼动人心。可以说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地追求一种雄浑的历史真实美，一种曲折紧张的情节美，一种动人心魄的情绪美，一种溢彩流光的画面美。《碧血花》嫩娘、孙克咸、美娘等英雄人物就义前慷慨激昂的吟诵；《海国英雄》父子，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都表现得十分贴切、到位。这种“情”在剧中有变化、有发展、有升华，有的呈现人性的光泽，有的导致人性的扭曲，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使得剧中的情节生动，感人肺腑，剧中的人物充满生机。

摩登女郎形象

在阿英前期的剧本中，有一些女性形象并不关心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和救国事业，也不在乎贫穷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身享乐，或者只是同男性革命者保持密切联系，并不真正在意革命成功与否，她们是救国阵营之外的女性群体。这一类女性与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盛行的摩登女郎形象最为接近，她们时尚、肉感，一方面接触着前沿的思想动态，开始有争取女性权利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深受现代都市文化影响，享受着放纵与颓废的生活状态，成为“上海‘异质’和‘邪恶’空间的具象化”。

蒋薇仪、彭紫珠是阿英剧本《不夜城》中性格鲜明而又美艳大胆的女性形象。彭紫珠是交际花，善于用自身年轻丰满的身体获取经济利益，蒋薇仪则是出身于小有资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具有强烈虚荣心的女性。她们是传统妓女的变形，她们随意地由男性消费着身体，以此换取的不仅是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有都市生活物质条件的满足。她们有的以自我为中心，游戏人生，有的则在金钱与情感间纠缠。

传统女性形象

在抗战爆发之初，阿英的戏剧作品中集中出现了这样一群女性形象：她们在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的捐献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资助救援物资；有的慰问战士，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她们相较于前期的摩登女郎而言更关心国家大事，她们都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以坚守住大后方的方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保卫家园。

这些女性人物形象虽然并没有亲身参与前线抗战，但她们在后方筹集物资、慰问官兵的行为一方面显示出她们坚定的爱国信仰。她们不论年龄、不论身份、不论收入，在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候，都在以自身的方式不图回报地给予抗战最大的支持。这其实也是作者阿英塑造出这群女性形象最直接的目的，试图通过戏剧演出产生影响，号召起全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实现其宣传功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女性人物的行为是囿于一定界限范围之内的，这种界限即是中国的父权文化体制。

“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餐地跑前线、写报道，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家夏衍评）

“笔阵纵横五十年，书香文采留人间；高谊难忘并肩日，艺旗共举创新天！”（中国现代作家阳翰笙评）

阿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勤奋执著的理论家。（《大连日报》评）

1977年6月28日，阿英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整个追悼会低调处理，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为大师级的作家、艺术家举行的第一个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约五百人，包括郭沫若、茅盾、胡愈之、何长工、张爱萍、齐燕铭、叶圣陶、方毅等。追悼会后，阿英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但因极左思潮未能肃清，因而对阿英一生的功绩评价很低。1977年12月，中央组织部重新给阿英做了政治结论，把所谓“追随周扬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给潘公展写信是丧失立场的严重政治错误”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

阿英逝世后10年，长女钱璎、次子钱小惠、三子钱厚祥，遵照阿英生前遗愿，将阿英收藏的12000多册珍贵书籍及文物捐赠给家乡芜湖，阿英的骨灰盒也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迁至镜湖湖畔。

1987年6月17日，芜湖市举行纪念阿英逝世10周年的活动，并为建在镜湖畔的“阿英藏书陈列室”和塑有阿英头像浮雕的汉白玉纪念基石举行了揭幕式。“阿英藏书陈列室”七个大字为陈云亲笔题写。阿英头像基石上的“文心雕龙”四字则是由李一氓所题。

2000年6月29日，中国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阿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中国文联有关领导、文艺界人士和阿英的亲朋友好近百人出席了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