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制，是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自唐五代以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为封建时代兵制的一大变革。宋朝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是宋朝一项传统国策。统治者认为，将健壮者招募当兵后，老弱者就不可能揭竿反抗，这是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对策。招募军伍子弟，也成为宋朝重要兵源。此外，健壮的罪犯也刺配当兵，特别是充当厢兵。在兵源枯竭的情况下，统治者也往往强行抓夫，给民间造成很大的骚扰和痛苦。

募兵制，是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起于春秋吴起简募良材，以招募而不是传统征发形式组建了列国的第一只特种精锐部队——武卒。从前，春秋时代，征兵工作主要面向城市户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农村征兵工作也有声有色了，但征来的人没工资，还得自己解决武器和粮食。吴起改革了传统的征兵制，他以苛刻的筛选标准招募士兵，一旦入伍吴起就发给他们工资，成为职业军人，而不是临时征发打完仗就回家。这些人放下手中的农活出来扛戟，相当于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不但有军饷，而且全家免去徭役赋税，并且赐给土地房屋。

唐朝初期实行府兵制来征集管理军队。但到了唐玄宗后期，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但随着唐朝中期之后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天宝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自玄宗时开始盛行，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武力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

魏武卒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三层衣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脑袋上再着胄(青铜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荷戈，带剑，裹三日之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者，才能应征入伍。

“募兵制”选出的人叫做“武卒”，录取之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队，职责与武器各有序列。吴起采取由单兵到多兵、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武卒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成为常备兵，明显不同于过于业余兼职的征发兵，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创举，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这些职业化的军人，骁勇善战，立了功还有赏爵和田地。

自光武帝刘秀实行罢兵政策后，东汉的兵役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及西汉的普遍征兵制逐渐取消，代之以募兵制的盛行。东汉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临时组建的军队或长期屯兵，大多采用募兵的形式召募士卒，如象林营、长安营、雍营、渔阳营等，其士卒均系召募而来。

东汉的募兵制与西汉有很大区别。西汉募兵制是作为征兵制的辅助和补充，召募的士兵为数不多，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勇之士，战斗中往往以一当十，战斗力极 强。而东汉的兵役制度由于以募兵制为主要形式，对于应募对象不再有所要求，因而士兵成分复杂，多以社会散闲人员、无业游民为主，也有农民、商贾甚至还有死刑囚徒，如度辽营即是由召募的死刑囚徒组成的，其他各要地屯兵也有不少刑徒。由这些人组成的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而且军纪败坏。

东汉募兵的主要手段是以财物诱引。最先采用这种手段的是光武帝刘秀。刘秀初起兵时，因兵少问策于任光，任光建议道： 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 ①。这种思想，影响了东汉历代统治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应募当兵，他们往往支持、纵容兵卒劫掠财物。而许多应募从军者，也往往意在掠夺他人财物，而无心作战。如此，募兵虽多，但战斗力也可想而知了。

东汉募兵的其他手段，还有以免除赋役为条件召募士卒的。如东汉末军阀混战时，孙策初入江东，即以 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 为条件募兵2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

东汉时期，由于豪强地主土地兼并极为严重、造成大量农民破产，社会上出现为数众多、无所归依的流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自托于营伍，走当兵吃粮之路，这样也为募兵制的盛行提供了兵源保证。

东汉募兵制的盛行，最严重的弊病是为地方军阀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方便。东汉前期，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地方官吏拥兵不多，募兵须由中央下令。

中期以后，随着皇权的衰落、募兵制的发展，各地军政长官纷纷自行召募士兵，组建军队，到东汉末，这些军队均成为他们自己的私家武装，使之得以割据称雄。与此同时，各地的豪强地主也乘机大肆发展自己的私家武装。豪强地主组织私家武装，早在新莽时就出现了。当时为了抗拒农民起义军，各地豪强地主以军事编制部勒所属的宗族、宾客、子弟和依附农民，组成私人家兵- - 部曲，或筑垒自保，或骚扰乡里，或拥汉反新。刘秀起家的基本骨干多系南阳、河北拥有私兵的豪强地主，如刘植、耿纯等，他们加入刘秀的军队后，仍保有原来的部曲，死后则由其子继统营众。东汉建立后，刘秀以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换取这些功臣放弃军权，解散旧部。对其余各地的私人武装，刘秀采取武力镇压与安抚并施的手段，迫使其逐渐转入隐蔽、非常设的形式。

如豪强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中，于每年春秋，青黄不接或寒冻将至时，召集依附农民， 警设守备 ， 缮五兵、习战射 。这种非常设定期召集的私兵，由于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实现国家镇压方面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因而得到了东汉政府的默许。有时甚至准许地主官僚将其家兵组成正式军队出外作战，如灵帝时， 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輭弱不能禁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朱　 任交阯刺史，即从本郡简募家兵从征，会同其他部队， 旬月尽定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时，官军兵源、军费均告匮乏，战斗力又差，无力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东汉政府允许各地豪强组织私人武装，投入镇压，从此豪强地主的家兵成为公开的常设的有组织的私人军队，它们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它们迅速转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所依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自唐五代以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为封建时代兵制的一大变革。唐玄宗为增强军事力量，实行了募兵制。募兵制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府兵往来与路途的消耗，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封建国家也得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不过，募兵制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

招兵的主要体格标准是身长，还须检查跑跳动作和视力。宋太祖赵匡胤最早将强壮的军士选充“兵样”，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标兵。后又改置“等长杖”，按身长尺寸招兵，各种番号的禁兵、厢兵等，身长标准也各有等差。招募为兵者，必须在脸、臂或手部刺字，以防逃亡，这是当兵的耻辱标记。军士由一支军队转换另一支军队，也须改刺番号。刺字完毕，则发放衣鞋、钱币等，称“招刺利物”。宋朝尽管设置等长杖，而实际招募时，也可明令降低身长标准。至于官吏在招兵时，以老弱病患者滥充强壮者，更是屡见不鲜。

宋朝对各级禁兵、厢兵将士，屯驻大军将士等，都发放军俸。军俸级别极为复杂，既有官兵差别，官与兵又各有等差，因各地币制、物价等差异，又形成地区差别。军士的正俸一般包括料钱、月粮和春冬衣。此外，还有郊祀赏赐、特支钱、雪寒钱、柴炭钱、银鞋钱、薪水钱，因立战功等原因而颁发的军赏，往沿边或外地出戌时发放领取钱米的口券，此类固定性或临时性的补助，名目繁多，难以悉数。宋朝军士大都携带家眷，居住兵营。一般情况，上等禁兵的收入可维持全家温饱，而厢兵收入微薄，不足以糊口，加之军官经常欺压和奴役军士，克扣薪饷，使很多军士生计艰窘，不得不兼营他业，因而严重影响宋军的战斗力。军士逃亡和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宋朝对各级军士每年或不定期地实行拣选。壮健骁勇的军士可由厢兵升禁兵，禁兵中的下、中、上等兵直至皇帝近卫班直亦可依次升迁。不合格的军士则须降低军种和军级。老弱残疾的军士，可充当“小分”或“剩员”，领取一半军俸，担任军中各种杂役，也可削除军籍，回乡务农，或任便居止。但拣选制往往徒具形式，并不认真执行。

因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颇差，使宋军维持一支素质甚差的庞大队伍，巨额的军费开支，常占据宋朝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七八，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大大加重人民的税役负担。大量军士脱离农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甚至出现了肥沃农田大量抛荒的严重后果。

辽清宁四年(公元1058年)三月，募天德、东胜等处武健者从军。天庆八年(公元1118年)，置怨军八营两万八千余人，皆系招募而来。金代亦有招募军士之举。

元明两代，军户是军队的主要成分，但募兵依然存在。元初平江南，曾招募勇士组成答剌罕军。答剌罕，意即自在，许以军前所掠人口财物，归其自有。后该军解散，众兵四出剽掠。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令江、淮诸路复招集答剌罕军。直到元代末年，曾在各处多次招募军士。

明建文年间，朱棣起兵“靖难”，曾募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民为军。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十二月罢。明景帝即位后，明军主力因土木之变丧失殆尽，故四出招募天下义兵。以后凡缺兵员，往往用募兵之法补充。此举虽增加了军费负担，但招募之兵战斗力远较军户为高。如戚继光募兵所建之戚家军，俞大猷募兵所建之俞家军，都堪称劲旅。

清末新建陆军时(见新军)，即实行募兵制，要求应募者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身高四尺八寸以上，五官端正，体质强壮，没有犯罪记录，且须报明三代以内家人的情况。以后，民国时期，军队亦多系招募而来。

天宝年间，镇守京师的彍骑多招募市井无赖为兵，军中腐败丛生，战斗力低下。地方团结兵缺少财政支持，装备差，数量少。唯有边镇军力强大。唐初全国府兵68万，京师附近便有26万。而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军队57万，边地竟有49万。《资治通鉴》记载，“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

专设将领统兵虽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但使士兵只知将帅，不知朝廷。募兵逐渐成为了将领的私人军队。边镇的节度使更掌握了驻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逐渐脱离中央，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便是如此发展而来。

此外，募兵的军器衣粮由国家供给，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和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