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的哲学思想与思潮，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此处的“玄”字，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鉴于自汉至晋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上都无变化的情况下，在意识形态领域经学并做出很多的成绩。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夏侯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两派。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此后汉朝士人，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那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汉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王嘉上书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卒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他说自己罪当死：“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而对于地方治理，则竭忠尽智，立足于“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士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大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少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杨泉等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 ；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形而上学，“形而上”简单来说即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而就其盛行时代玄学亦可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时期是三国演义那段时间，天下大乱，所以文化上比较繁荣。一般天下大乱时思想百家争鸣。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玄学的特色：隋唐精神，魏晋风骨。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注定玄学，既带有深奥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满足精神慰藉心灵的作用，同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先秦之后又一次思想碰撞融合。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按照东晋史家袁宏的划分，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頠、王衍、庾敳、王承、阮修、卫玠、谢鲲为中朝（即西晋，往往特指元康年间）名士，将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当代学者基本上承认这一划法，但认为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应是裴頠和郭象，并提出东晋也自成一个阶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正始名士形成于魏明帝太和时期，被称之为“四聪八达”，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诸葛诞、荀粲、裴徽等，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正始（公元240－249年），“四聪八达”分子纷纷掌权，史称“正始名士”，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思想。之后又有王弼、钟会等少年思想家总结并升华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的《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周易》、《老子》，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嵇康、阮籍作为竹林名士，主要活动时期应在司马氏当政时期，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晋惠帝即位。元康元年，皇后贾南风掌权，而后出现了9年的和平年代，即元康时代。元康年间，随着西晋开国元勋自然生命的结束，西晋前期的礼法派已不复存在，礼法派的子弟开始了玄学化过程，与玄学家族的后代融为一体，于西晋元康时期走上了历史舞台，史称“元康名士”。元康名士分为两代，一为中年稳健派，以王衍、乐广、裴楷为代表；一为“元康放达派”，以王澄、阮瞻、庾顗、谢鲲等“八达”为代表。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

东晋玄学（约317～420年）以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

东晋以后，玄学不退反进，士人多习玄理，热衷于玄谈。南朝王、谢、陈郡袁氏、汝南周氏、吴郡张氏等名族子弟多有较高玄学修养，擅长谈玄，何尚之称王氏子弟王球“正始玄风尚在”；《宋书》称谢庄“有口辩”；《南史》称袁氏豹、粲等“好学博闻，善谈雅俗”，汝南周顾及其子舍等“善老易”、“尤精义理：’、“名为口辩”，吴郡张镜及其子侄充、卷、绪等“尤明老、易，能清言”。南朝历代宗室诸王也多有喜玄学清谈者，史载宋武、文帝诸子，齐高、武帝诸子，梁简文诸子，大多好谈玄理。在宋齐，玄学更被立为国子学“四学(科)”之一，并居“四学”之首；而在梁朝，武帝亲讲《老子》。特别重要的是，在东晋南北朝，玄学成为许多士人的生活方式。

在北朝，河西地区、以邺为中心的河北地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玄学思潮连绵不断且以广泛的影响发展。北朝学者多玄礼兼修，说经时，常引用《老子》及其河上公注，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看出儒道一致思想。除了《老子》一书以外，亦摄取纬书思想。如河西凉州地区，汜腾、索袭、宋纤、郭璃、祈嘉等学者开始时仍如其先辈多治神仙谶纬之学、礼制典章之学、阴阳律历之学等汉学。如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使余篇，多有启发”；(《晋书》卷94隐逸《索袭传》)索统，“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览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晋书》卷95艺术《索统传》)。郭瘩《晋书》卷九十五《艺术·郭磨传》说他“少明式《易》仕郡主薄。张天赐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问，太守赵凝使磨筮之”。当时名士们都钟情于隐逸，《晋书》其传称索袭“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故索袭死后被谥为玄居；宋纤，《晋书》其传说他“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酒泉南山”，被谥为玄虚；而郭璃“隐于艋松谷，凿石而居，服柏实以轻身”，郭璃似乎还行道术。更有隐士风范的是汜腾，《晋书》其传称：“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叹日：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张轨征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能抛弃富贵名利以保身。他们死后被谥为玄居、玄虚这些名号，他们的思想也应有玄学倾向，即使从现存有限的材料，也可从中看出某些痕迹，如宋纤在力拒张祚征他为太子太傅时，上疏日：“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完全是庄子的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凉武昭王李嵩，《晋书》其传称他：“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气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及武艺，诵《孙》《吴》兵法。”但该传所载李玄盛著的《述志赋》，其开头几句是：“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行，承景灵之冥符。”这里提到“至虚”、“本无”、“玄元”等玄学的用语，这位生于陇西成纪的将军，也染有玄风。

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向秀

郭象图式较之成玄英图式只省略了一个环节，即“非非有非无”或“非非本非迹”。郭象认为“非有非无”已有“亦有亦无”的意思，成玄英却认为必须经历“非非有非无”的阶段，才能达成“亦有亦无”的结论。成玄英为何定要增设这样一个环节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的缘故。第一，王弼、郭象虽主张“亦有亦无”、“即体即用”，但东晋士人及南朝学者普遍误解王弼、郭象的初衷，极度地崇尚玄虚，荒废具体的事务，故而重玄学者强调对“非有非无”也要“遣之”，引导士人回到“亦有亦无”的思想道路上来。第二，在郭象的正反合的思路当中加设一环，成为“正反离合”。从“正反合”到“正反离合”，可谓一脉相承，其中的变异较小，前后承继的关联至为明显。郭象的学说已具“重玄”之学的雏形，是唐代重玄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李唐在崇道的基础上推行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然而新旧《唐书》和《唐会要》关于唐代官方学术的记载却有出入，因为唐朝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等书，将这些书尊崇为“真经”，与道教的经典系统并不吻合。《老子》被尊崇是由于皇家的姓氏，而《文子》、《列子》和《庄子》的作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道教的三洞真经又与先秦子书距离很远。实际上唐代重玄学和魏晋玄学大同小异，因此唐朝的政策除了尊崇道教及儒佛之外，还有崇尚三玄之学这一项。唐代官方的经学以《易》学居首，《易》用王弼注；唐代的道学以《老子》为首，《庄子》次之，《老子》注释依归于重玄之义，《庄子》的郭注则是玄学的代表作。在这里，“易老庄”仍是最重要的经典系统，“易老庄”的学问兼有玄学和与玄学接近的重玄学，与南朝的“三玄”之学实际上很相似。

玄学的历史较之以往学人的估计更为长久，这段历史不但应当包括南朝时期，还应包括繁荣的唐代。唐朝官方的基本思想，大致上介于玄学与重玄学之间，可用三玄之学一词来涵盖。唐朝官方之兼行三教，并不是用道教的仙学来充当核心思想，而是用玄学或重玄学的哲理及政治理论来充当灵魂。三教合一的文化层次是在表面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乃是玄学或重玄学的儒道合一。在战国以前，儒道本是同源而生，在东汉以后融合于玄学的旗帜下，在唐代又促成更大规模的三教融合，使中国文化进到历史上的繁荣的顶点。。

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它比较注重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抽想理论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因此魏晋玄学使中国哲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关系的探讨大大发展起来，尽管许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过，但魏晋玄学家却给了他们以新的意义。此外在命题、理论及其方法上魏晋玄学也有了极大发展。

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分子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

实际上, 玄学的出现是对僵化了的经学的一次修正，即以自然之生机，变教条为适时。不仅如此，玄学还扩展了儒学的本体论内容，增进了儒学的思辨性，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粮，但它没有脱离儒学的范围，还是儒家的玄学。朱熹的哲学集前人思想之大成，一方面充分反映出中国人本主义的特色，同时又融入佛家的思想。朱熹思想里的自然主义是被玄学所加工改造过的，是和纲常伦理结合起来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所以黑格尔把这样子的儒家称为“自然宗教”。二千多年来，儒学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不断修正和补充，来应付各种冲击，从而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犹如老树之时时发出新芽而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