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581年—907年），为隋朝（581—618年）和唐朝（618—907年）两个朝代的合称，也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期之一。是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两个漫长时期后的两个大一统皇朝。在民族思想上比较开放。两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隋唐两朝君主在治国政策上较为开明，也影响了周边诸国向中国朝贡、学习。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隋文帝是开国皇帝，主要的贡献是创立新的选官制度；创立《开皇律》；律法不比南北朝时更加残酷，兴建义仓；简化地方官制。隋文帝时期，国家繁荣强盛，政治清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好局面，为了纪念隋文帝的功绩，人们把隋文帝时期尊称为“开皇之治”。隋炀帝过度残暴的征敛，导致民不聊生，百姓大规模起义，发生严重战乱，人口锐减到200余万户，隋炀帝逃到江都，叛军反，被缢弑于江都，仅存在了几十年隋朝便宣告灭亡。

唐朝，从公元618年建立，到907年被朱温灭掉，共存在了289年。唐朝分前期和后期，中间以安史之乱为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后期则是衰亡期。唐高祖建立了唐朝，而唐太宗李世民领兵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统一大业。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成功登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此后，唐玄宗时期又出现了“开元盛世”，国强民富，升平之世再次出现。但同样也是在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走向了衰亡。

隋唐时，典章制度方面多有建树，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两税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隋唐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学以唐诗成就最大。以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元稹，晚唐李商隐、杜牧为杰出代表。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后世影响甚大 。颜真卿的书法，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的绘画，《霓裳羽衣舞》等音乐舞蹈，以及众多的石窟艺术，均流传后世。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和火药两项均出现于这一时期。

后期的唐朝政治混乱，从牛李党争到宦官专权。唐朝末期爆发了黄巢起义，起义领袖之一朱温开始叛降唐朝，后又取代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

隋朝皇帝杨广与唐朝皇帝李渊都是西魏柱国独孤信的外孙，即杨坚与李丙（李渊父亲）的皇后是两姐妹。因此史家多把杨隋与李唐合称隋唐。隋唐时期著名世家，他们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其中较不明显的是，李世民之临川公主为周法尚孙媳。

北周于577年灭北齐，统一华北后国力兴盛，但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奢侈浮华，沉湎酒色，政治腐败，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杨坚扶持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以大丞相身份辅政。581年3月4日，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即隋文帝，建国隋，北周亡。隋文帝意图南灭南朝陈，采纳高颎的策略：干扰南朝陈的农业生产，破坏陈国的军事储积，使陈国损失惨重，而又疲惫不堪。隋文帝于隋与突厥之战胜利后，587年10月26日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隔年发动隋灭陈之战，隋文帝命杨广、杨俊与杨素为行军元帅但是实际指挥的是高颎，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兵分八路攻陈。

589年2月10日，联军进入建康城，俘陈后主。不久，各地陈军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或抵抗隋军而被消灭，只有岭南地区受冼夫人保境据守。590年9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

至此，隋朝结束西晋永嘉之乱以来二百八十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完成中国的大一统。

隋文帝为了巩固政权，在政治方面废除北周的六官，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制度去除郡级，形成州县两级制。重整地方制度以及平定南朝陈后没收天下武器，这些都削弱地方势力，进而巩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隋朝虽然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但是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迁移关东世族与江南世族到大兴城，以加强控管。经济方面，减轻刑罚与徭赋，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人口调查以掌握赋税来源，统整货币与度量衡以整顿贸易环境。均田制和输籍之法使农民摆脱地主的控制，转化成国家的编户，成为隋朝农业成长的原因。隋文帝提倡节俭，对自己的皇子也不准过分挥霍。这些都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使得隋前期财富迅速累积丰裕。由于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长安、洛阳官仓里储粮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同时手工业有新的发展，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平，能造起五层楼的宏伟战舰。洛阳的商业盛极一时，居住着数万家富商，经济呈现繁荣的局面。

开皇之治和隋朝盛世到隋文帝后期（公元600年仁寿元年至公元609年大业七年）逐渐衰退。隋文帝晚年对刑法提倡严苛重刑，改变了开皇前期无为而治的政策。对功臣故旧也心怀猜忌，大杀开国功臣与将领。604年8月21日，杨广继位，即隋炀帝。

隋炀帝初期国力仍然兴盛，隋炀帝经营东都、开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

贸易发展；并对四周国家展开征讨威服，扩张隋朝版图。然而，由于隋炀帝本身急功好利并且暴虐，使得这些作为对社会反而造成破坏。由于长安位处偏西，粮食供应困难。604年隋炀帝派杨素、宇文恺于洛阳兴建东都，并在第二年迁都洛阳，以掌控关东与江南经济。隋炀帝推动隋唐大运河的建造。大运河带来许多好处：将中国重要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今扬州）更成为隋朝的经济重心；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有人认为这使得中华文明成为有机体的整体文明。然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

由于隋炀帝耗费大量人力物资，又四处征讨，过度耗费隋朝国力。其中以对高句丽的战争最剧，为隋朝带来衰亡。583年4月隋军分八路北伐突厥。隋将长孙晟用离间之计，使本来已经在北周时期分裂为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的突厥汗国互相攻战。59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战败降隋，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亦降隋朝。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基本解决北方外患。除了北方外，位于陇西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汗国，也时常入侵隋朝。596年隋文帝派光化公主与吐谷浑和亲以安抚之，608年隋炀帝派军打败吐谷浑，设郡，但是，同一年，杨广派伏顺去管理，却不能到达而返回。随后，吐谷浑返回故地，并进攻隋朝河右，隋朝无力防御。随着这次征伐，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都要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郡县都会征破其家。因此百姓失业，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

隋朝后期突厥崛起，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华夏被严重削弱，而突厥崛起空前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河西、陇右、中原等地的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突厥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强盛程度。

隋炀帝多次发动战争劳民耗财，民不聊生，早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就因为抗拒府兵制的征召而爆发了四次民变，但是被隋军迅速镇压。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关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豫州道、冀州道、兖州道）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王薄率众于兖州道的长白山（山东章丘）发动民变，抵制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唱出著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关东的豫州道、冀州道、兖州道、青州道和徐州道，不久被隋军镇压。613年刘元进据吴郡，自称天子，同年被灭。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叛变，隋朝的达官子弟纷纷参加，但是杨玄感被隋炀帝迅速平定。

618年4月11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弑隋炀帝，拥立杨浩为帝。不久宇文化及又弑秦王浩自封许帝，建国许。隔年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619年5月25日王世充自立为帝，建国郑。

617年李渊杀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造反。不久，李渊率诸子众将攻破守备关中的屈突通，占领隋都大兴城。李渊拥立杨侑为帝，是为隋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而在扬州的隋炀帝，他安逸游乐，不愿返回关中，最后于618年的江都政变中被宇文化及等叛军杀害。李渊借此机会，于同年五月迫使隋恭帝禅位，建国唐朝，即唐高祖。都城大兴改名为长安。

在入主关中前，先派使吹捧占据河南的瓦冈军李密，使其成为东方的屏障。入主关中后，派李世民平定西北金城的薛举、薛仁杲，派唐使安兴贵、安修仁生擒武威的李轨。620年派李世民击败入侵河东（今山西省）的刘武周、宋金刚。而后洛阳郑帝王世充与河北夏帝窦建德宣布结盟，联合抗唐。622年李世民击溃联军，俘窦建德，王世充投降。窦建德的余部刘黑闼也被李建成击溃，河北至此平定。623年辅公祏率杜伏威余部在丹阳反唐，隔年被唐军俘杀，江南平定。而两湖地区也在621年唐将李靖于唐平萧铣之战获胜，梁帝萧铣于江陵降唐。翌年，岭南冯盎降服，又虔州林士弘死，中国本部归唐朝所有。

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控制长安。李渊深知形势，于是禅让帝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即唐太宗。

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如流，逐渐恢复唐朝的国力。在内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提升农业发展。在职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限制皇权发展与贵族世袭等恶习。唐太宗不计出身，网罗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比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徵、马周、高士廉和萧瑀等文臣，尉迟敬德、李靖、侯君集、程知节、李世勣和秦叔宝等武将。此外，唐太宗派官员四处询问百姓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各官员的功过写在屏风上，以便褒贬。

对外方面，唐太宗采取积极防御、以战止战的策略，以及用羁縻与武力的方式安抚四方。隋末唐初之际，北方东突厥汗国十分强大，时常南下侵扰，并且介入中原各势力。唐朝初期百废待举，626年东突厥突然袭击长安，率军抵达距离长安不远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对此唐太宗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在渭水隔河与突厥可汗对峙，定下渭水之盟。之后，唐太宗积极对付突厥，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的关系，以及突厥与周围诸部的关系。627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因为不认同颉利可汗的政令与改革国俗，纷纷脱离，改立薛延陀部为可汗，突利可汗也归降唐朝。628年朔方人梁洛仁杀盘据夏州的梁师都，归降唐朝。而东突厥在分裂后又遇到大雪侵袭，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629年李靖率骑兵奇袭攻灭东突厥，隔年北方各族入贡长安，诸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635年派李靖攻占吐谷浑，657年派苏定方西征攻下西突厥汗国，641年派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这些都稳定唐朝与四方各国的关系。

贞观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唐太宗去世后，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此时唐朝承继贞观之治，国力鼎盛，史称永徽之治。当时尚有宿将如李勣、苏定方、薛仁贵等，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对内持续推行均田制，选用较低级但有才能的官吏。对外于659年消灭西突厥，疆域西扩至咸海与阿姆河一带。唐朝在朝鲜半岛建立安东都护府，也间接促使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高宗中期以后，政权逐渐由皇后武则天掌握。高宗去世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因为与中宗不合，武则天不久将中宗废为庐陵王，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武则天平定徐敬业的反叛后，于690年废睿宗，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即武周，定都洛阳（号称神都），改立李旦为皇嗣，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武则天掌权与称帝的期间，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发展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开创出殿试和武举。武则天打击自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时称“北门学士”，很多是来自关东与江南的士人。并且大力提拔人才，如狄仁杰、张柬之、张仁愿、姚崇等名臣将领。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当时佛教大兴，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但武则天执政的另一特点是强力控管，主要有严厉镇压徐敬业等反对派、屠杀唐宗室亲王与支持唐朝的大臣将领。鼓励告密，暗中监控官吏、诸侯，以及推广酷吏制度。扶持武三思、上官婉儿等党羽。这些在后世经常受到史学家的批评。

705年武则天病重时，宰相张柬之与将领李多祚等人拥太子李显发动政变，他们杀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重祚，唐朝复辟，封其弟李旦为安国相王，其妹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史称神龙革命。李旦之子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唐隆之变，诛尽韦后与武氏势力，拥立睿宗李旦复辟为帝。睿宗复位后，立其子李隆基为太子，同意其妹太平公主干预政局，双方时常发生权力斗争。712年睿宗决定禅让帝位，太子李隆基即位，即唐玄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八千多万。

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唐玄宗先从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土地劳力；第二，改革实施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外交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唐代的商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历史上的转折点。藩镇割据、外族入侵、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等蜂拥而至，成为唐朝的内忧外患。唐室为了尽快结束战事，将安史降将就地封为节度使以安抚之。为了提防降将复叛，又遍地安置节度使。由于节度使兼管地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全国各地几乎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战后关东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河北之地逐渐胡化，人民好武轻文，与诗赋取士的关中之地相比，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区。由于边防军调回平乱，外族纷纷入侵。吐蕃占领陇西、攻入关中，长安一度沦陷。回纥的勒索也消耗国力。宦官专权，李辅国、程元振拥立唐代宗为帝，是唐朝第一个受宦官拥立的皇帝，宦官鱼朝恩更被委任统领禁兵。779年唐代宗就在这些乱事中去世，长子李适继位，即唐德宗。

唐德宗在初期颇能励精图治，坚决削灭藩镇，藩镇对其较为敬畏。他起用杨炎推行两税法，以刘晏改革漕运，修改盐法，行常平法以改善财政。但是他为人刚愎忌刻，没有任人之明。781年任用奸相卢杞后，政治日非。听信卢杞谗言，诛杀杨刘两臣。政治的败坏使藩镇逐渐轻视，最后爆发乱事。同年，成德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不被唐室同意继任，他就联合魏博田悦与淄青李纳举兵叛乱。唐室派马燧、李晟击败叛军，田悦被中央军围困于魏州（今河北大名），李惟岳则被部下王武俊所杀。由于唐德宗不信任将领，禁军转由宦官掌控，宦官权势薰天。唐德宗晚年任用奸臣裴延龄，并且亲昵宦官贪吏，国政日衰。805年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继位，即唐顺宗。

唐代宗遗留下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唐顺宗与唐宪宗都企图解决，其中唐宪宗较为成功，实现了元和中兴。唐顺宗以韦执谊为宰相，启用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他们废除欺压百姓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减轻税赋。任韩泰掌控神策军，试图夺取宦官军权，史称永贞革新。同年，唐顺宗中风，宦官俱文珍利用太子李纯想做皇帝的心理，联合韦皋等等藩镇迫使唐顺宗让位，借此扳倒改革派，史称永贞内禅。太子李纯继位，即唐宪宗。到819年，全国藩镇在名义上都服从中央，派使纳贡，史称元和中兴。然而唐宪宗对国事有点荒怠，喜好营建豪宅。他十分崇佛，曾经赴法门寺奉迎佛骨，韩愈劝谏而被贬。

820年唐宪宗在大明宫被宦官毒死，中兴时期结束。唐敬宗与唐武宗期间，河北三镇大多受制其强兵，有时还被部下篡位，远远不如当初的跋扈。而各地藩镇依然听命于中央，直到黄巢之乱为止。

唐朝中央的政治大权大多由皇帝与宰相掌控，但在天宝之后转变成皇帝与内廷宦官的联合，外廷宰相变成政治上的二流角色。泾原兵变后，皇帝不再信任武臣，宦官更加把持者中央禁军。永贞内禅事件又使宦官成功击败外廷与士大夫。掌控军政大权的宦官一跃成为中央的幕后掌控者，唐宪宗之后的皇帝大多被宦官任意废立，例如宦官王守澄就是一个好例子。820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毒死，这个事件背后是宦官王守澄指使。王守澄扶持太子李桓继位，即唐穆宗。他即位后游乐无度，河北三镇复叛，宦官背后掌控的牛李党争亦愈演愈烈。唐穆宗即位三年就去世，其子李湛继位，即唐敬宗，大权仍由王守澄掌控。唐敬宗同样不理朝政，专好游乐击球摆宴。826年唐敬宗出去“打夜狐”，回宫后大摆宴席，被宦官刘克明所杀。刘克明有意夺王守澄权，拥立绛王李悟。王守澄得知后以兵迎立唐穆宗之子江王李函，并且杀死政敌。李函继位，即唐文宗。当时王守澄权势最大，其次为陈弘志、仇士良等。

唐文宗勤勉听政、生活节俭，本身十分厌恶宦官，随时想联合外廷大臣扳倒宦官。831年与宰相宋申锡合谋失败，宋申锡被杀。而后唐文宗与大臣李训、郑注联手发动政变。他们都是王守澄推荐的，因此宦官毫不忌讳。李郑二人先建议唐文宗提拔与王不合的仇士良，并且杖杀元和逆首陈弘志，贬死若干掌权宦官。835年，唐文宗以李训为宰相、郑注掌凤翔节度使，内外呼应。接着密派中使毒杀王守澄，至此元和逆党皆诛杀殆尽。李训更扩充势力与军权，与只掌握神策军的宦官尚可一拼。835年李训发动甘露之变，意图将皇帝从宦官手里抢出，但宦官仇士良抢先夺回皇帝，并且以神策军击溃政敌，诛杀大臣。甘露之变后，宦官们团结一致对外，并且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皇帝与大臣徒具摆饰，即是后期的令主唐武宗与唐宣宗也不能消灭宦官的势力。而大臣只能借藩镇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晚唐藩镇入关夺权的阴影。840年郁郁寡欢的唐文宗去世，其弟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继位，即唐武宗。由于当时朝廷派系林立，仇士良只好让唐武宗亲自处理朝政。唐武宗重用李德裕以削减仇士良权力，也提出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他大力推行灭佛，史称会昌灭佛。唐武宗推行道教，希望长生不老，最后因为服金药去世。

在唐宪宗到唐宣宗期间，发生较长的党争，即称牛李党争。这两派分成以经学为正统、大多是关东世族的李党，主要有李吉甫、李德裕、郑覃；以文彩华丽、高宗武后以来进士科出身的牛党，主要有李宗闵、牛僧孺等。两派士大夫背后都有宦官当后台，宦官有最终掌政权。两派明争暗斗的很厉害，徒具消耗国力。

846年唐武宗去世，宦官们发生权力斗争，其叔李忱在宦官马元贽的扶持之下即位，即唐宣宗。由于李党失势，李德裕被贬黜到崖州（今海南琼山），至此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结束。唐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君主，但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加强皇权、抑制宦官权力，是时唐朝又出现短暂的复兴景象，史称大中暂治。然而唐宣宗为人多疑苛察，使得上下莫不粉饰太平；他崇奉道教，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服用丹药来长生不老。859年唐宣宗因服用丹药过度而去世。实际上，大中暂治并不稳定。唐宣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他死后不久就爆发寇乱。

唐宣宗去世后，相继为帝的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能之君，使唐朝的国势一直走下坡。政治败坏、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不少叛乱相继发生，唐朝经济命脉的江南地区也被破坏殆尽，彻底动摇了这个政权，也产生李国昌、朱全忠等新藩镇。859年唐懿宗继位，他为人骄奢淫逸，宠信宦官；并且笃信佛教。另一方面，黄巢部将朱温投降，赐名朱全忠，受封宣武节度使（治汴州）。黄巢东走并且包围朱全忠于陈州。884年李克用率军解陈州之围，并且追击黄巢军。黄巢于隔年被其甥林言斩杀投降，黄巢之乱平定。而后，黄巢降将秦宗权叛变，率军在中原地区四处攻掠，一度攻陷东都（今河南洛阳），造成了“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局面，直到唐昭宗时才由朱全忠平定。

890年朱全忠与张濬攻河东军失败，张濬被贬。李克用趁机并吞昭义的潞州、泽州，约占领今山西省地区。不久宦官杨复恭失势，南依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叛变，唐室以李茂贞等人平乱，李克用在朝廷的势力衰退。凤翔李茂贞因不能扩张地盘与唐帝不和，双方发生战争。最后李茂贞与王行瑜战胜，他们掌控关中地区，宦官与外廷受其管制，唐室只剩首都一地。

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让，建国后梁，唐朝亡，五代十国时期开始。

隋朝在政治上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三省是指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唐朝沿用隋朝制订的三省六部制，主要机构有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

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于唐朝。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学者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奠基期。唐代科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进士科的崛起，并成为了士子出身人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科考试在唐代趋向于以诗赋为主，不仅如此，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当时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求得他们赏识推荐，以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这种习尚称为行卷。而从天宝元年（742年）以后，朝廷还下令举子于考试前将平日所作诗文交纳给主考官，以供核实并知其所长，这种形式叫做纳“省卷”。

唐代开诗赋取仕之风，大大促进了诗歌的繁荣。通过科举考试，把作诗投入仕之道，这必然促使世人对诗的努力学习和钻研。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诗成了知识分子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这种重诗风气对唐诗的促进是可想而知的。除知识分子之外，科举普遍地吸引中下层社会的人入仕。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其诗作题目材与生活更加贴切，内容更加丰富，意境更加高远，这正是唐诗千古不朽的魅力所在。唐代大多数诗人都走过科举之路，唐诗百花纷呈的繁荣局面与科举增设诗赋密不可分。

隋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首都，太原、凤翔、成都等为陪都。

隋朝，581年隋文帝定都大兴（今西安），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称“东京”，以大兴为陪都。

唐朝，618年唐高祖定都长安，657年，唐高宗建都洛阳，自此以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并列为首都，两京并重。684年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洛阳为首都，称“神都”，长安反成为陪都。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692年增设北都太原为陪都，705年恢复两京并重。723年复以北都太原为陪都。733年以长安为京畿，洛阳为都畿，二者并称“京都”；757年增设凤翔、成都两座陪都而形成五京制格局，762年后结束五都制，以长安为首都，洛阳、太原为陪都。904年迁首都于洛阳。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贞观年间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

隋朝的时候，由于政教的关系，因此绘画受到重视。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发展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其山水画《游春图》，用勾勒刷法，著大青绿。空间透视安排合理，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这证明了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彻底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空间处理问题，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

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是南派的代表，苏轼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北派画家李思训善用青绿画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韩干善画马，韩滉善画牛，薛稷善画鹤，边鸾善画孔雀等。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

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唐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后者奔放挥洒，深具个人风格及艺术性。

隋朝在对外交往上，秉持一种以德服人的观念。在隋朝看来，各藩属国定期来朝，宗藩和平相处，是最理想的一种天朝政治秩序。当然，有时也难免会使用战争的手段，不过，那也只是以臣服为目的，而不是要彻底击灭。正是在这样一种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帝国时代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 隋帝国的初期，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是其藩属，它们通使朝贡，接受册封。日本也有非经常性的通贡往来，不过它在与隋皇朝的交往中，往往不愿被视为藩属国家，而是想竭力维持一种对等的地位。从地缘政治而言，日本对于近邻朝鲜半岛更有兴趣。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各国，以高句丽最为强大，它不但享受着邻近小国的朝贡，还经常趁中原王朝无暇东顾的时候掠地拓疆。因此，在隋帝国初期，与高句丽的关系便成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主线。隋初不惜倾全国之力数次讨伐高句丽，既有隋与高句丽政治利益相冲突的因素，也与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密切关系。 隋朝统一中国后，迅速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同时也加强了与东邻日本和朝鲜三国的交往。隋的统一与强大，使高句丽这个想在东北亚有所作为的国家感到不安，双方因矛盾而招致隋朝连年兴师征伐，只因其过早灭亡，才使高句丽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与新罗，作为隋朝的藩属国，定期向隋遣使朝贡，并且向隋抱怨高句丽的侵略，希望能借助隋朝的力量制服高句丽。隋帝国时期，正值日本改革派圣德太子执政，他仰慕汉文化，主动派出遣隋使，向先进的隋朝学习。由于日本的倔犟，双方在外交上发生礼仪之争，但这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 隋朝征讨高句丽，是6世纪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必然产物。在此以前，中国处于南北朝分裂状况，而朝鲜半岛地区也是三国并立。高句丽乘势向外扩张势力。强大的隋帝国出现后，希望建立起册封朝贡秩序，但高句丽恃强不听号令，于是双方兵刃相见。同时隋帝国还和欧洲许多国家进行商业交往，在隋初打通河西走廊后，大大刺激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中原的商品还远销欧洲，罗马、波斯等国，许多欧洲国家的商人居住在大兴城，很多欧洲国家的使节也前往大兴城朝拜。至隋末大乱，突厥再次控制河西走廊，唐朝攻灭突厥汗国之后，向西扩张，占据河西走廊，并跟进一步扩张占据西域。

唐朝时期的中国，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不仅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高丽、新罗、百济（均在朝鲜半岛）、日本、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人数众多，不断来到唐朝。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

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4000家～5000家。唐朝是西汉以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蒙古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至新疆境，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南亚，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条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到南亚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尼的爪哇、斯里兰卡、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唐朝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公元5世纪至11世纪，是世界中世纪的早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这时，西欧直至北非、中亚、东亚，都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比起中国落后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东方，如日本，又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才于7世纪中叶开始进行大化革新，逐步确立封建制度的。在世界各地步入封建社会时，隋唐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已发展1000多年，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业已完备，大大影响了世界、特别是东亚周边国家封建化的进程。

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在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锄、铲、镰、犁都有大的改进。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新的开凿，而更为广泛和完善。长溯积累的从犁地、播种、施肥、灌溉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经验得到推广、良种普遍使用、经济作物得到发展。隋唐五代的农业生产进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农田大批开垦、粮食单产超过汉代一倍，一粒种子可收获20至40粒，最多者达百粒，而欧洲最先进的法兰克王国之单产，仅及中国的1/10至1/20。手工业、商业，欧亚北非各国更是难望中国之项背。

自开皇九年（589年），隋重新统一以后，隋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长期保持统一的大国。分裂割据只占短暂的时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最大的国家。世界上其他地区，如西欧、拜占庭、印度等，都处于长期封建割据状态，而由落后族建立的大帝国，极不稳定，旋生旋灭。即如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分成东西两部分，9世纪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也分崩离析了。唯独中国，统一思想深入人心，统一局面基本稳定。唐朝版图超过秦汉，加之统一，集权，给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加深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隋唐时期，采取开放政策，不仅大量吸收外域的有用文化，而且将中国繁荣发达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得到了整理，道教文化在政府扶植下有了发展，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礼俗的巨大影响而中国化了。在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的顶峰，佛学水平超过了印度，并使中国取代了印度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禁较少，又使这时的科学技术、天文历算进步突出，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诗、词、散文、传奇小说、变文、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都有巨大成就，并影响着后世与世界各国。

文明先进而富庶强大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隋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长安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在长安有各国使臣、商人，有胡人所开的店铺。汉唐都有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而汉代中外直接交往还只限于中亚、印度，最远的是班超副使甘英到达波斯湾。隋唐时，尤其唐朝，中国与中近东、印度、日本、南洋群岛的联系大大加强。商人、使臣来往不绝。满载货物的商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扬帆航驶，大队的骆驼、马匹奔驰在丝绸古道之上，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西传，印度、中亚文化也给中国文化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如服饰、习俗、饮食、语言、艺术、科学、历法、数学、医药、各种宗教、物产纷纷传入中国，勇于并善于接受有益新鲜事物的隋唐皇朝和中国人民，通过吸收外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国是如此的先进、文明、繁荣、强大，它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起着巨大的作用，成为当时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中心地区之一。亚洲各国人民都企羡中国，“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气势宏大壮阔的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发展史上的特殊、辉煌的地位，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也是应当予以重视、并深入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