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出生于江苏苏州。散文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

1900年1月8日，俞平伯出生于江苏苏州。其父俞陛云，在诗词研究方面亦颇有造诣，俞平伯自幼受古代文化的熏陶，奠定了雄厚的旧学基础。俞平伯三岁时，曾祖父俞樾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培植阶前玉，重探天上花。

1915年，俞平伯进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半年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其时正是新文化运动从兴起走向蓬勃发展的时期。年轻的俞平伯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1917年，俞平伯与杭州闺秀许宝驯结成秦晋之好。

1918年5月，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同年，俞平伯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后陆续发表过《冬夜》等诗集。1919年12月，俞平伯于北京大学毕业。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1922年1月，他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的诗刊《诗》月刊。同时他也研究古典文学，上自《诗经》、《楚辞》，下至清人的诗词都广为涉猎，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词、戏曲、小说及中国诗歌名著选等课目，诗词、散文著作宏富。

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

1924年冬，俞平伯认识了昆曲艺术家陈延甫。陈延甫精通昆曲三百多折，还能吹笛，故而俞平伯就聘请他到老君堂拍曲，每周两次，这样俞平伯就有了更多学习昆曲的机会。1925年，俞平伯任教于燕京大学。1928年又转而去清华大学执教。

1930年10月，俞平伯搬家到了清华园南院七号，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秋荔亭”，“秋荔亭”成了清华昆曲爱好者的活动场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俞平伯以满腔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奋笔书写《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困难与娱乐》等文章，又号召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

1933年上半年，俞平伯邀请笛师何金海到“秋荔亭”吹笛，相约校内外昆曲同好来度曲清唱。许宝驯能唱整出的戏，俞平伯虽歌喉不亮，但拍曲的功夫日益老练。

1934年初，俞平伯邀请陈延甫二次北上，俞平伯牵头，陈延甫拍曲，清华园汇聚了不少昆曲爱好者，“秋荔亭”内雅音不绝。那年的一个仲夏夜，在水木清华的工字厅水轩，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曲集。第二年正月，他们在那里再次集会，俞平伯演唱了《紫钗记》《单刀会》和《玉簪记》中的曲子各一折。这一次，虽然还没有正式结社，但他们已经确定“谷音社”的名称，希望昆曲“空谷传声，其音不绝”。

1935年3月17日，谷音社在清华园俞平伯的寓所正式召开成立会，俞平伯被推为社长，俞平伯亲自撰写了《谷音社社约》和《同期细则》。在社约引言里，俞平伯历述了歌诗曲乐在陶冶人们性情和操守方面的功绩，以及昆曲的发展史，明确了谷音社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涵咏风情，陶写性情”，“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也是要承担起拯救昆曲的责任。

1947年，俞平伯加入九三学社，他参与发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北平宪警夜入民宅肆行搜捕事件。

1949年1月，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1952年，俞平伯应文怀沙之约，在上海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此时，俞平伯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但在惯性的作用下，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

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李希凡和蓝翎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同年9月，俞平伯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而他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并出版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同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对俞平伯进行错误的批判。

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平伯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是哪里有批判会就到哪里。

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

大批判后，俞平伯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1956年，俞平伯晋级为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同年8月，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又亲自拟订《章程》和《同期公约》。曲社最有影响的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使这部名著摆脱了冗长的结构，以全剧的形式恢复了它的舞台生命。

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牡丹亭》，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同时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十年动乱期间，尽管俞平伯也受到抄家、下乡改造等不公正待遇，但值得庆幸的是，俞平伯和夫人许宝驯相依为命，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着。1969年11月，两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干校劳动，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71年1月，作为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们的生活恢复了相对平静，俞家又可以听到优雅的昆曲唱腔了。

1975年，俞平伯新创作了《鹧鸪天·八十自嘲》词，曲友们在俞家雅集清唱。

1979年12月，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俞平伯出席了首次演出招待会，由于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社务工作，但时常关心曲社情况。

1981年4月，俞平伯为京昆名家俞振飞著的《振飞曲谱》作序，精辟定义了“水磨调”及其源流。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标志着1954年对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

1986年，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俞平伯赴港举办“《红楼梦》研究”学术讲座。

1990年10月15日逝世，享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占其学术研究的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著作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其学术价值上。胡适将科学的方法引入《红楼梦》的研究中，但由于胡适的文学气质相对较弱，对《红楼梦》的研究仅停留在历史考证阶段。而俞平伯则是真正地将考证运用到文本中来，将实证与艺术鉴赏相结合，开启了《红楼梦》文学批评的新模式，既不是纯史料的考证，也不是纯主观上的感悟式批评，更不是索隐派的附会之说，而是充分体现了五四精神下现代转型期的文学批评，实现了红学研究上的飞跃。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其学术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为红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区分了《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内容，并对高鹗的续书给予客观的评价。俞平伯明确提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是要“分别原作与续作”，并从后四十回的回目入手，用“前八十回来功后四十回”，指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矛盾之处，证明后四十回回目和内容皆非曹雪芹原笔，所以《红楼梦》的研究者必须将原著与续作加以区分，以免造成误读。除了强调区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俞平伯也较为客观地对后四十回做出了评价。俞平伯首先找出高鹗续书的依据，肯定高鹗并没有完全脱离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的暗示，对高鹗续书时的谨慎之处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对高鹗保留宝黛的爱情悲剧给予较高评价。而从创作者的个性才情出发，俞平伯指出高鹗续书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与曹雪芹“性格嗜好的差异”，二人性情的差异是造成后四十回人物性格出现转变、内容上出现矛盾、个别人物结局过于牵强或被丢却的原因。

其次，对版本的校订及对佚稿内容的适当推断，有助于读者对曹雪芹原意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俞平伯学术的严谨态度。俞平伯对版本的考证和对八十回后内容的推断，可以归为红学中的版本学和探佚学，尤其是其对后八十回内容的推断，可以说是探轶学的源头。俞平伯在对《红楼梦》各版本进行比较时，有一个标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俞平伯并不认为版本越古越好，这与中国的传统考证观点是不同的。俞平伯认为小说涉及到作者对作品的修改，因而如果同是抄本，越早的版本很有可能是作者并不成熟的构思，所以《红楼梦》的版本校订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关于八十回后内容的推断，俞平伯也是从文本考证入手，在前八十回的内容中寻找依据，并对脂批持谨慎态度，做到适可而止地推断，体现了其学术上的严谨，比凭借主观臆断的“揭秘”要强得多。

最后，俞平伯的红学活动体现了从文学研究向文学批评的转向。新红学考证派从诞生之日直到今天，都没有从历史考证中走出来，胡适、周汝昌等人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围绕历史材料进行，所以以胡适、周汝昌等人为代表的考证派进行的是“文学研究”活动，而不是批评活动。而俞平伯始终进行的是“文学考证”，所以他在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同时，带有“批评”的特质，俞平伯的“考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批评”，他的红学研究体现了从文学研究向文学批评模式的转变，但却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当代红学被曹学和“揭秘”所笼罩的局面下，俞平伯的《红楼梦》批评模式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俞平伯正是周作人一派“言志”散文创作的代表作家。他一生出过五部散文集，即：《杂拌儿》（上海开明书店 1928年8月出版）、《燕知草》（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出版）、《杂拌之二》（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出版）、《古槐梦遇》（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月出版）、《燕郊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出版），另有集外散文若干，《俞平伯全集》第二卷收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人的文学”为基点，俞平伯散文创作思想处处贯穿着对于文学“个性”的崇尚。

俞平伯关于新诗的理论与评论曾在当时乃至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自由”是俞平伯诗论的核心语汇，张扬与“自由”相对应的个性品格的创造精神，是俞平伯诗歌理想观的基本内容，也是其“主义”说的本质内核。“主义与艺术”并重的诗歌理想观是俞平伯诗论总的原则和基本纲领。

1922年，由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等发起组织的“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月刊》，这是新诗与民间文化联姻的标志性事件。俞平伯也很重视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他曾广义地将诗歌分为“作家的诗”与“民间的诗”两大类。但文人诗与民间歌谣是两种形貌不同而质素俱备的诗歌样态。怎样处理新诗创作的文化资源问题。俞平伯对“作家的诗”与“民间的诗”做了对比性的解读与对立性的叙述。俞平伯重视民间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俞平伯谓“人人有做诗人底可能性”，并寄希望于未来诗人与常人在鉴赏能力和认知水平等方面差别的泯灭，可谓用心良苦。对新诗创作的民间文化资源的高度挖掘和启用，使得人民群众在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得以肯定和重视，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创作原则的。

俞平伯归纳出了“词的鉴赏”的若干法则和理论。俞平伯的词学成果可分为三类：一是词的鉴赏和注释，主要有《读词偶得》（1934）、《清真词释》（1948）和《唐宋词选释》（1979）这三本书，二是词论，这方面没有专著，只有《〈积木词〉序》（1936）、《词曲同异浅说》（1943）、《民间的词》（1951）和《〈唐宋词选〉前言》（1962）等四篇论文。三是词学要籍的整理和有关作品的考证，有点校《人间词话》（1926），以及《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1957）、《吴梅村绝笔词质疑》（1962）、《〈周词订律〉评》《论清真〈荔枝香近〉第二有无脱误》《读〈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札记》（1957）等五篇文章。在俞平伯的全部词学成果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词的鉴赏之学”。

俞平伯的“词的鉴赏之学”，是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词选》和《清真词》的时候初步建立起来的。俞平伯鉴赏词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由外及内”；二是“由此及彼”。前者是“求本义”，后者是“引申”。俞平伯结合自己的经验，强调既要“阅读”，也要“吟诵”。目治与耳治，不可偏废。俞平伯对词的鉴赏，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溯源；二，结构分析；三，文词欣赏。这种鉴赏，既吸收了新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又吸收了传统词学的某些成果，然后用浅近的文言表出，予人以散文诗一样的美感。

俞平伯的散文得益于晚明名士派小品，但不是着意的摹仿或沿袭，更多的是一种异代同声的交融共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活动，任何共同的趣味或倾向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造就，不能不留下时代的印记。

俞平伯的散文属周作人的“美文”一派。他20世纪的散文集有《燕知草》和《杂拌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六月十八夜》都是散文中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描写情景交融，景色朦胧，是他散文的代表作。《陶然亭的雪》中，冬日黄昏的迟暮，为静穆凄清之情浸染，在记叙、抒情中又生发一些悠闲的意想，情、景、理、趣水乳交融、笔浓而意淡。《西湖六月十八夜》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倦意朦胧的西湖的变幻的美，造成一种空灵的意境。俞平伯的散文很少触及重大现实问题，而以独抒性灵见长。用笔细腻、意境朦胧而灵动、闲适而伤感，语言运用透出古代文学的深厚传统的影响，被周作人誉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但有时描写繁缛、用力太过，少了天然之趣。

俞平伯认为：“朦胧的诗句多半是极空灵自然的，虽然平常喜欢堆砌雕琢的诗人，也会有与平素作风相反的作物露出来”，并进一步指出“朦胧是成诗的一条捷径，意识好比一条沟，目不及瞬，它已一跳而过，诞登彼岸了。”意境的朦胧感正是俞平伯新诗创作上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

除了朦胧的意境，以哲理入诗是他新诗的另一艺术特色，诗人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理解，提炼升华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从而成为诗篇所表达的主题。

在新诗的语言方面，由于俞平伯自幼受古典文化熏陶，旧学功底十分扎实，他的语言凝练自然、清新雅致，感情真挚从而形成了写景抒情，清新婉曲的艺术特色。

注重语言的锤炼，试图用最恰当的词句和最简练的篇章来传达思想情感，这体现了俞平伯对艺术苦心造诣的追求。好诗具有醒目的意向、巧妙的言辞、适当的节奏，能动人之情、启人之思想，并没有新与旧、现代与古典之分。中国古代格律诗的许多艺术优长并没有被他抛弃，因而他的诗作元“沓冗和参差”的词句，反多了“铿锵人耳的音律”之美。

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他认为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出版了新红学的代表作——《红楼梦辨》。这是他对《红楼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1952年又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1986年，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俞平伯赴港举办“《红楼梦》研究”学术讲座。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由于认定俞的思想觉悟所限，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希望不大”。

俞平伯是昆曲爱好者，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保护。1935年3月17日，在其清华园寓所召开谷音社成立大会，被推为社长。他撰写了《谷音社社约》和《同期细则》，指出谷音社旨在“发豪睛于宫微，飞逸兴于管弦”。1956年8月，俞平伯又发起成立北京昆瞳研习社，担任主任委员，亲自拟订《章程》、《同期公约》，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牡丹亭》。1958年10月，为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试演《牡丹亭》，周恩来、陈叔通、叶圣陶等观看演出。1959年10月，《牡丹亭》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轰动一时。北京昆曲研习社除了发掘传统剧目外，还改编、创作不少新戏，以反映新时代。

张贤亮因为母亲出身名门，又与俞平伯的长女俞成是世交好友，因此，张贤亮自小就认识俞平伯，称其外公，称俞成大姨。他说：“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时候，我也常去。那时我小，顽劣不堪，见了平伯公悚然抖擞，不敢与语。”

1955年7月，因为已故父亲的历史问题，张贤亮携老母弱妹从北京迁到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两年后，因在《延河》杂志发表《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在他被押去劳改期间，母亲又被遣送回北京。无家可归的张妈妈，只好投奔俞成，与其一起住在俞平伯家中。张贤亮回忆说：“平伯公视我母如女，多承照拂，前后达十余年之久。”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以91岁高龄仙逝后，张贤亮发表悼念文章《我有一个红学家的“外公”》，文章写得很平和，对命途多舛的俞平伯的理解真切而深刻，评价也客观公允。因为经历过苦难与屈辱，他更懂得人生的意义。

俞平伯与胡适是一对很有意思的朋友。一方面，他们都有相当的爱国心，当国家遭逢异族侵略，一个来到大后方，费尽心血为多苦多难的祖国作育人才；一个不惜放下学问，违背不做官的原则从事外交。两人的关系也极好，彼此的日记中都有对对方的大量记述。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深受大他九岁的胡适的影响，中年时他甚至因为胡适受过政治上的委屈。然而，另一个方面，俞平伯与胡适在为人处事上大不相同，说是泾渭分明绝对没有夸张。

俞平伯故居在北竹杆胡同38号，旧时的门牌是老君堂79号，在胡同东段南侧，是一座坐南朝北有东跨院的二进四合院，由四个自然院落组成，占地面积为844平方米；有房屋53间半，建筑面积为361平方米。院门为“如意门”，门楣与戗檐上的精美砖雕至今保存完好。

2015年6月10日，德清县余英溪畔的俞平伯纪念馆开馆，展示了俞平伯生前大量的手稿、文集、照片，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