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

《楚辞》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即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的滋养。《楚辞》也是中国第一部有作者的诗集。由屈原及后学所作，至汉代刘向编辑成书。屈原正直，忠贞不屈，不为故俗所囿的品格都使他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典范。

刘向辑录的《楚辞》只有16卷，16篇；但传世通行本《楚辞》多是17卷，17篇，这是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而来，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

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原书早已毋见，至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通常被认为较保持原貌，因此，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

屈原开创“楚辞”创作，先秦“楚辞”的流传，至汉初的搜集、西汉末刘向最终将辑录成《楚辞》，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结集过程，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蠡测。

刘向的《楚辞》是“楚辞”的结集，这一点并无疑义；“楚辞”作为战国时期在楚地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也是公认的；则楚辞自然是先于《楚辞》存在。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这是楚辞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大意约为朱买臣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注：汤炳正曾据此实物，更加有力的批驳胡适等“屈原是传说”论，并形成确凿定案）。屈原之后的“楚辞”情况，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两则记载同样说明，秦灭六国，火焚书，但“楚辞”终究还是流传下来。

汉初，开始有了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大意简述了“楚辞”的由来；显示出高层对“楚辞”的推崇，甚至严助（注：即庄助，避汉明帝讳，其子庄忌，一说为《楚辞》“哀时命”作者）、朱买臣因之“显贵于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淮南王刘安甚至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除了班固《离骚叙》所引几句，余皆失传，不知其详。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成帝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搜寻辑录天下遗书，《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大意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开始奉命搜寻天下遗书。这自然也包括搜集“楚辞”作品。

《汉书·地理志》所透露出来的汉初两个群体刘濞、刘安因“谋乱”，次第灭亡，时间远早于刘向的领衔集书。刘向集书性质属于最高权力的官方征集，应该有来自前两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辞”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体数量及内容则无考。刘向《楚辞》的具体结集时间，也未有明确记载，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据出具体辑录成书时间，但普遍未获认可。

按刘向受命搜书时间公元前26年，刘向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年。则可以推出最早辑录“楚辞”的刘向《楚辞》，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这20年之间——这是较为稳妥的说法。这期间，刘向将宫中堆积如山的图籍典册以及各地献上的遗书分别校雠缮写。每一部书整理完毕，刘向便写出《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楚辞”的整理、结集工作也就在这期间得以完成。

由于刘向《楚辞》早佚，并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是16卷16篇，据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辞章句》正文在《大招》处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则26篇），“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即是说，刘向《楚辞》一开始只有十六篇。现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补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

关于成书过程，历来说法众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炳正的蠡测。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依据《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在其著作《屈赋新探》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只有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第二个阶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础上增加《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增纂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第三个阶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础上增加《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四篇，凡十三卷。增辑的时间，当西汉元、成之世。增辑者即为刘向。第四个阶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础上增益《哀时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辑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增辑者不是一人一时，而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辑起来的，增辑者已不可考。第五个阶段，“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辞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叙及注文，乃后人所为”。

汤炳正的结论，曾获不少学者支持，并一段时间内屡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论基础仅仅是五代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有孤证之嫌，而即使是《楚辞释文》的目录，也并非绝对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种猜测。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辞海》皆只言“刘向乃编辑成集，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楚辞》的版本系统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使其从辑录之前到流传过程，几乎每一个环节、细节都产生或曾经产生不同的歧说——在“五四”前后疑古思潮泛滥情况下，甚至连屈原的存在与否，也曾引起争议，亦有全盘否认《楚辞》有先秦作品的。

刘向《楚辞》的原貌早已不见，但约100多年后成书的王逸《楚辞章句》，一直公认是首部完整注疏《楚辞》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刘向、扬雄作的《天问》注解，东汉的班固、贾逵作的《离骚章句》，都只是“楚辞”或《楚辞》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后人几乎仅能凭借王逸《楚辞章句》为主，了解刘向的《楚辞》。

王逸《楚辞章句》上承刘向《楚辞》，但它原版早亡，现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1571年（明隆庆五年辛未）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校勘本；等。此外，继承王逸《楚辞章句》最受重视的版本是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然而，按王逸《楚辞章句》“自序”，刘向的《楚辞》应为十六卷，而现见版本的《楚辞章句》，却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怀疑其作真伪者。王兴祖《楚辞补注》则认为只是后人加入，“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的，本旨是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故取名“补注”，是公认较为全面保留《楚辞章句》、乃至上接刘向《楚辞》的著作。在《楚辞》早佚，《楚辞章句》原貌不见得情况下，《楚辞补注》遂成为最主要的追溯《楚辞》的版本。该书同样十七卷，在承袭《楚辞章句》内容上，作进一步《楚辞》的补注及阐发等，客观上也留住了已经失传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时代的遗说。

《楚辞补注》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复刻宋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中汲古阁重刊宋本，北京图书馆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阴轩丛书》仿汲古阁本，等。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楚辞》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读本、文献资料。

《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

《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了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于今最全的楚辞注释本；该书每篇均有详细的题解，通俗性、学术性兼备。

《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

《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

《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书分为5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各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

《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

《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

《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

《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考证精当。

1979年，楚辞学泰斗姜亮夫接受国家教育部的指示，为挑选出来的全国重点大学讲师（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员进行专门的楚辞学开班培训。姜亮夫特为进修班开出必备的14部楚辞文献。这14部专业文献分别是：

王逸的《楚辞章句》（夹附在洪兴祖《楚辞补注》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王闿运的《楚辞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朱骏声的《离骚补注》；龚景瀚的《离骚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骚指掌》；马其昶的《屈赋微》。

此外，还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辞书目五种》，他特别指出，这14部是一些派别、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货色”，“而第一流的货色奇缺”。

（注：必备文献目及简介，见下图“姜亮夫推荐文献1-3”，百科编辑者制图参考自）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上讲，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上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最典丽优雅的榜样。

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刘熙载《艺概》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

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如它结构抒发胸臆，辞章安排与散文通；如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论说也可质疑，与散文相接等。因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次，它开创的写法如问对及谋篇构思的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渔父》都是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后世类似文章连绵不绝，因此《文选》专门设“对问”、“设论”这类文体，《文心雕龙》也归入杂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柳宗元的《愚溪对》无不从这种思路来。孙综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评“屈子泽畔行吟，柳州愚溪对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骚体句入散文。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楚辞》对戏剧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戏剧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娱神的歌舞乐章，就其文学的意义说则是先秦一部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直言为戏曲“萌芽”：“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另一个方面，是《楚辞》中人物在戏剧的表现。其中，仅屈原的事迹，据马晓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历代的杂剧、传奇等有近二十种（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吴弘道、徐应乾、袁晋、汪柱、顾彩、丁澎、李东琪等，郑瑜《汨沙江》（杂剧）、尤侗《读离骚》（杂剧）、周乐清《纫兰佩》（杂剧）、张坚《怀沙记》（传奇）、胡盍朋《汨罗沙》（传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辞》故事更是大量剧增，可说《楚辞》已融入戏剧文化中。

相对而言，《楚辞》与小说关系较疏，只是一种文学的交融与渗透。《楚辞》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想象空间的拓展，如《九歌》对神的思恋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恋的启发，如《离骚》《远游》的腾云驾雾之于后世神怪小说的参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说的借鉴作用，等。其二、题材故事的渗透，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十记洞庭山，又如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将屈原入小说并神化。而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更是于今不绝。乃至“戏说”成风。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至1581年（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中，便选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20种，且仅仅为“一小部分”。简要介绍如下：

《楚辞》传至外国，最早是在日本。《楚辞》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收在《楚辞》中的《渔父》的辞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辞句，《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乱辞。之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即和训本。比较早的是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等，之后一直不绝。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从规模和深度上看为最具价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20世纪，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有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注释本主要有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专门研究的著作有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等。

翟理思（Herbert A. Giles）从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选珍》以及《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中，选译了《卜居》《渔父》和《九歌》中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国殇》《礼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节“楚辞”，被英国多所高校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作为教材。阿瑟韦利（Arthur D. 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与《离骚》在内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国殇》，与前译作一起收入《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书被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受到了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热捧。之后，阿瑟韦利又英译了《大招》，并于1955年出版个人楚辞研究专著《九歌：古代中国的萨满》（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1870年，德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译包括《离骚》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及《今古奇观》。为了介绍屈原其人，德埃尔韦还将《史记.屈原列传》的法译本作为参考文献附于《离骚》之后。1895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将其文转译为《离骚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语世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对《离骚》进行翻译的还有法国诗人埃米乐.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乐法译《离骚》，与《诗经》《乐府》等一并辑录于《中国诗歌》中，该书于巴黎出版，但谬误颇多，多处篡改了文义。此外，沙畹于1926年完成了对《史记》前41章的翻译。沙畹“旁征博引中外各种资料”注解《史记》，其中涉及楚辞学内容的是对《楚世家》的解释。之后，沙畹还完成了《天问》的翻译。

1815年，歌德曾积极尝试翻译《离骚》，虽未有结果却开创了德译楚辞的先河。1852年，奥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诗二首》，全文使用德语对《离骚》《九歌》进行了翻译。1887年，旨在“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东方语言学院（SOS）于1887年于柏林成立，开设的课程便包括楚辞的讲授。1902年，顾路柏（Wilhelm Grube）编写《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该书其中先秦文学主讲儒道思想作品与《楚辞》。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写作《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1931年，又与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何可思后以《招魂》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又英译、注《大招》，以纪念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译《大司命》与《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继何氏之后另一位以楚辞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德国汉学家。1928年，他在《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学刊》第59期上发表《屈原的远游》《屈原生平及诗作》二文，英译了《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父》及《天问》前十二行诗句并作研究探讨，之后陆续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译。

学术渊源师承于沙畹的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汉学功底扎实，掌握古籍考证和辨伪知识。他曾将先秦古籍划分为两大部类：体系化和非体系化，前者包括《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而后者包括了《庄子》《离骚》《天问》《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国的传说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与《周代中国的一些牺牲》中引用了《九歌》，对中国古代仪式作了阐发。

1923 年，英美两国同时出版《郊庙歌辞及其他》收录韦利英译《离骚》和《九辩》，第一次在新大陆引入“楚辞”。1932年，美国温纳尔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编纂《中国神话辞典》，收录了《楚辞》中的潇湘二妃的传说。1938年，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国图书馆中有关西方汉学研究书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学者研习楚辞的一些重要著作，为欧美楚辞学习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有效捷径。1947 年，纽约约翰戴书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译编的《白马集》。其中收录《九歌》《九章》和《离骚》等篇目，更为广泛的译介了楚辞篇目。

按通行本《楚辞》内容及篇章结构等，编辑辑录者为刘向《楚辞》（最初辑）、王逸《楚辞章句》（现最完整本），作者有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亦好《左氏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又编有《楚辞》。所作辞赋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叹》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代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

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作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辑有《王叔师集》。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战国时期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后世传说很多，多非信史。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

战国时期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今人所辑《贾谊集》，包括《新书》十卷。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辑有《王谏议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