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炳正_中国语言学家 - 线报百科mbji.cn

汤炳正

中国语言学家

汤炳正（1910年1月13日—1998年4月4日），山东荣成人。字景麟，荣成县张家村（今属荣成市港湾街道）人。楚辞学专家，章太炎先生弟子，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人物简介

汤炳正（1910—1998年），字景麟，室名渊研楼，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1935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曾称其“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对他期望之高、欣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深受章太炎先生影响，又能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提出新的结论与答案，受中外学术界所重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擅诗词，在三十年代即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合著）、《楚辞欣赏》（主编）等。

人物生平

汤炳正教授（1910—1998），山东荣成人，楚辞学专家。 1931年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弟子。1950年被聘为公立川北大学（今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前身）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曾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章太炎纪念会顾问。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方面卓有建树，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蜚声海外。主要专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

一

“秦东门，天尽头”（李斯语），山东半岛最东端，隔海距韩国最近之处，那是清雍正帝钦赐嘉名的“荣成”（雍正13年，1735年）。荣成古称“朝舞之地”，《孟子.正义》中解释为“朝日乐舞之地”，意思是说那里风光优美，人烟阜盛，连朝日都不愿意离去并为之且蹈且舞。1910年，汤炳正便出生在那个后来被称作“将军市”的地方。汤炳正家住荣成石岛镇张家村，父亲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以及壁师的教导下，汤炳正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功底。

青年时代，汤炳正先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后称私立民国大学最）。民族私立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共同愿望是“通过发展教育，使中华民族强盛，抵御外来侵略，造福社会”。北京民国大学是由蔡公时等人于1916年冬创设，1917年4月正式开学上课，时分文、法、商三科，1920年蔡元培任校长，对校事进行了“颇多改革”。勤奋好学的汤炳正在那里认真研读，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汤炳正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讲习会”于1934年成立，以章太炎为主讲，王小徐、蒋竹庄、沈瓞民等为特别讲师，开讲诸子、小学等，各省学习慕名负笈到此求学者500余人。据《国学讲演录》可知，章太炎当时讲授的内容包括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等内容，汤炳正因此跟章先生攻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汤炳正在《忆太炎先生》中说：“我则是把太炎先生看作是‘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而章太炎则称汤炳正是“继承绝学唯一有望之人”。

“讲习会”毕业后，汤炳正即被章太炎先生礼聘为“文字学”与“声韵学”讲习。因受章先生作学问“要有创见”的教导，汤炳正在授课的同时，便孜孜不倦地企求在学术上有所建树。1935年汤炳正撰写了《古等呼说》，该文不仅受到章先生的赞许，至今在语言学界仍有很大的影响，“当代几部很有影响的声韵学专著，都把此文列入必读书目”。汤炳正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占得一个声韵学家的席位（《回忆先祖汤炳正先生》）”。

作为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老师的言行让汤炳正“执著地追求着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品性，人生价值”。汤炳正认为章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相当深刻，尤其是在抗战前夕，他主张抗日的思想，给我以巨大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先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电报支持。”（《高山仰止遗泽永留》）

二

日本侵略中国后，汤炳正“风尘仆仆从沦陷区逃出后，几经周转，最后落脚在贵阳”。到贵阳之初，他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兼课于贵州大学。抗战期间，文人名流云集西南，贵阳乃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贵阳师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史名家谢六逸先生刚去世，继任者是著名的诸子名家王驾吾先生；汤先生的同仁如著名文学史家姚奠中先生，系章氏同门；历法大家张汝舟先生，新文学蹇先艾先生等，其时亦皆任教于贵州大学。

教书，是汤炳正在贵阳时的中心工作。他所讲授的课程，有刘知几的《史通》——因为抗战初期，他在家乡曾对它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也开过声韵学，训诂学——因为它们是他那时的主攻学科，并继承了章师的绝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日寇侵略，曾激起汤炳正研讨《楚辞》的动机；而闻一多的被害，又激起他讲授《楚辞》的念头。后来先生自述：“我选择屈原为研究对象是在抗战时期，一种民族压迫感使我爱上了屈原，因为屈原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如此”；“他的志向、人品、才学，我是钦佩的”；“我们心境相同，这也可以说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来才逐渐把我引上研究屈赋的道路”。（《高山仰止遗泽永留》）不料《楚辞》开讲之后，常常学生满坐，甚至坐在窗外、跨系听课者也拥挤不堪。汤先生后来回忆说，“学生的情绪如此热烈，无疑是广大青年们已把屈原精神跟当时反侵略、反黑暗斗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共鸣”。

就在那时，汤先生曾写下一些有关语言学和《楚辞》的论文，但“几经丧乱，原稿散失殆尽”。现在仅存的《驳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言起源之商榷》和《招魂“些”字的来源》等，可以说是他那时期“仅存的一点学术陈迹”。而于专著《屈赋注》、《屈赋新章句》等在这时诞生。

汤先生在贵阳时期的生活，用他的话来说“是闲适与震荡相交错”。

所谓“闲适”，是汤先生去贵州大学兼课时的“流亡偶遇”。贵大离城约四十华里，即在贵阳花溪之畔，巍然于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不仅建筑玲珑雅致，而且名字也雅致，叫做“花溪小憩”。贵大安排兼课的老师都以“花溪小憩”作为临时住宿之地。汤先生利用每周一次的兼课机会，饱赏了花溪风光，领略了花溪幽趣。

每周一次小住“花溪小憩”，备课之余，汤先生有时徜徉于山水之间，有时把卷于回廊曲榭之际，恍如置身世外，心境怡然。在他的一本线装书中，夹着一张老得发黄、字迹模糊的烂纸片，竟是当时写下的一首七绝。其诗云：

蝉翼纱窗静里开，麟山一角画中来。

踟踌忘却心头事，听罢溪声数落梅。

其时闲适之情，宛然可见。

一次新秋的晚饭之后，汤先生独自散步。行至花溪附近，忽与潘芷云先生邂逅相遇。原来她是来花溪镇上访同乡人的，亦因饭后无聊而独自散步至此。他们遂相携同游。芷云先生曾任教于“花溪中心小学”多年，故对花溪一草一木，似乎都有深厚感情。畅游之际，经她一一指点，汤先生便觉山山水水都有妙趣。花溪四围都是山，如麟山、龟山、蛇山诸胜，皆以形状而得名。麟山最高，陡峭多石，嶙峋如歧角。蛇山则逶迤绵延，上多乔松。天色渐晚，他们漫步于蛇山之上，一轮新月，出现于松间，晴空澄澈，四顾无人。此时，不仅忘却人间，更不知身在花溪。少顷，麟山磷火闪灼，四出如散星;松涛震耳，凉气袭襟袖。颇有东坡《赤壁赋》所谓 “凛乎其不可留”之势。乃相别而归。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七七年春，芷云先生路经贵阳时的忆花溪诗，犹可见其情景。诗云：

人生何短促，回忆少年期。坐送闲云去，静看归鸟迟。

溪声留客处，月色送人时。往事如前世，陈踪入梦思。

乱极思治，历来如此；劳极思逸，人情之常。抗战时期的花溪之所以成了人们的“小憩”之地，正是这个原因。所谓“小憩”，亦不过是于混乱中自我解脱而已，现实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幻想的世外桃源，也只是出现于陶潜的笔下。“且不谈抗战末期日寇进犯独山时，贵阳的骚乱景象；即使抗战胜利之后，人们脑海中那昙花一现的安乐感，也没有保留几天。”

汤先生到贵阳不久，西南联大的学生由昆明回北京，路过贵阳，即住在贵阳师院的临时招待所。从他们口里传来了闻一多先生被害的种种情景，并带有不少神话般的色彩——闻一多先生被害前，有一位神秘的乞食老妇人，从闻的后门，用预言式的隐讳话告戒过闻，促他警惕，等等。

接着，那恐怖气氛，又蔓延到贵阳。贵大的学生无故失踪者，时有所闻。汤先生的好友物理系教授左震寰，就是在这时曾突然被捕的。紧接着，银元券、金元券泛滥成灾，物价暴涨，知识分子的生活，朝不保夕。每月的工资几十万，但却买不足一月的口粮。工资发下，如果不抢先买米，就要买成银元。否则几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几元票面的“法币”作为手纸丢在厕所者，随地可见。再接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也在贵阳蓬勃展开。教授罢教，学生罢课，渐入高潮。有一天贵大的地质学名家丁道衡教授召集了全校性的“教授会”号召罢教。汤先生说，“记得当时教授们只是在一个没有座椅的大厅里站着，挤得水泄不通，对罢教的号召，一致举手通过。”

“震荡”之后是“闲适”。汤先生一张照片背面上的一首小令《菩萨蛮》记录的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复杂的情怀：

秋溪雨霁人踪悄，两行衰柳随溪绕；灞上卧长桥，徘徊听怒涛。四围无限绿，几点青山簇;梦影聚天涯，不知何处家。

那是1946年的秋天，汤先生与姚奠中偕著名教育学家罗季林先生散步于花溪灞桥之上，桥下小瀑飞溅，桥畔疏柳垂丝，游目聘怀，自得其乐，共议合照以留念。姚奠中先生填词，事后写了这首小令于合照之背，以记其事。

后来汤先生正式任教于贵大，宿舍反而有些简陋，离花溪也远了一些，令他感到遗憾。但星期假日，偶然散步花溪，小别重游，亦倍觉亲切。

大约一九四八年末，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皮名举、中文系主任马宗霍，前后专函聘汤先生入湘。措词恳挚，敦促有加，先生不免为之动心。皮名举是清代今文学派大家皮锡瑞的嫡裔；马宗霍是章氏门下的名流，著作等身，深为汤先生先师章太炎先生所器重。他写《声韵学通论》时，与章先生信函来往，字斟句酌，传为学林佳话。当时汤先生“之欲应召赴湘，不仅有感于嘤鸣求友之切，亦欲借此沾溉‘岳麓书院’之遗风与凭吊屈子沉渊之旧地耳。但卒因国立大学难免饥饿袭击，故只有放弃入湘之念，而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再次入蜀。”（《追记“花溪小憩”》）

三

1949年5月，私立川北文学院作为私立川北大学的组成部分成立后，汤炳正先生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出任中文系主任，前往南充赛云台讲学。1950年1月9 日，应川北行署决定，汤先生续任川北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在与伍非白、李元澄、汤炳正、蒙文通、徐振羽等先生一起度过3年多的读书、讲学生活后，于1952 年11月11日西南文教部决定将川北大学改名为四川师范学院，原川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在四川师范学院，汤先生成了一名四川师大人。

汤先生生前写字台上有块彩石，上边镂着“追求”二字。他的儿孙们曾请教过他，他说：

“理想是我们通过不断追求实现的。实现一个理想还会有新的理想出现。因此，绝不能自我满足，要不断地、永远地追求。没有理想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在学术上，我所追求的是独到的见解。没有创见，我是绝不动笔的。”

汤先生以这样的情怀，在狮子山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他的理想，无论是教学、做人，还是科研。

据汤先生的学生叶良回忆，30多年前他在狮子山求学时，汤先生给他们上的是《现代文选》课。一个年级三个班一百多名同学，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汤先生一口不大好懂的山东话，声调不高，音量不大，但那种雍容大度，那种沉稳从容，加之一丝不苟十分漂亮的板书，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系住，全都侧耳聆听，生怕漏掉一句话。他们知道汤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研究楚辞的知名学者，但没有想到他对现代文学也造诣颇深。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被高年级学长们称作“天书”的文章，汤先生的讲述却却如剥笋一般，层层剖析，丝丝相扣，使他们对鲁迅和瞿秋白这两位现代文学的大师，有了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叶良说，“也许我们之学到汤老师学识的点滴皮毛，但那种文化感应却是受益终身的。当时我就想，‘当教师就要当汤先生这样的”。

二十多年后，叶良作为《教育导报》副刊编辑向汤先生约稿。当时，汤先生已是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蜚声海内外的楚辞专家，他庚即复信：

“我本不长于写小品文字，加之近年各方杂事干扰，压力很大，更无暇执笔。去年我的孙儿把我的旧稿《无名书屋话沧桑》偷寄给北京《散文世界》，去年该刊十一期发表以后，我才知道。不过我总觉得，这类文章跟学术论文，似乎隔着一堵墙，不易兼顾，不知您认为否然？当然，将来如有小文，自当奉寄。我年已八十，精力有限， ‘吃不得急酒’，对此，您当会谅解！”

叶良直言，汤先生“平易谦和，一如当年”。收到此信十天后，他就收到了汤先生的《渊研楼酬唱集自序》。叶（？）良称，那“真是一篇奇文”，讲述的是汤先生和夫人潘芷云如何爱诗，时有习作，脱稿后即投入青瓷罐（戏称“诗罐”）中，数年积累，遍以为集，不为世传，用以自娱。集中有“此生自笑无长物，愧向天涯浪得名”之句，表达了汤先生的乐观豁达。此文刊发后，被评为当年四川省的散文佳作。（《悼汤炳正师》）

汤先生虽是学术界的大腕，但他拥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和包容心。

汤先生的学生周芳芸老师回忆，凡写信求教、寄论文审阅，或想考博士研究生请先生推荐的，不管相识与否，先生都热忱关心，诲人不倦。先生每月收信数十封，凡需要回复的，皆亲笔回信。为减轻先生的压力，助手想代笔，先生拒绝了。先生认为那是关系到青年前途的大事，对好学上进的青年，应给予支持和鼓励，如不回信或让人代笔，会使青年失望或感到冷漠，乃至影响学习兴趣或学业前途。同时，对于身边愿代笔的年轻人，先生说：“我生怕耽误了他们独立研究的时间。”先生把回信看作是与青年朋友促膝谈心，是人生一大乐趣。华北教育学院一青年教师，千里迢迢，慕名携带大量讲稿、论文而来，在狮子山住了二十多天，先生在病榻上修改论文、授业解惑，使之满意而归。

最令周芳芸老师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一个冬日下午，她在图书馆前遇到汤先生，原来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地教师自费出了一本学术专著，因无处推销，家庭经济又很困难，影响家人生活，特来信求援，请先生帮助销售十本。汤先生特意到图书馆联系代卖了五本。汤先生感叹：“若不是手中紧，自己也想多买几本。”（《高山仰止遗泽永留》）

据汤先生孙儿们讲，那是1970年代，汤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屈原生辰年月的论文。不久，北京有位年轻的学者，在汤先生的论点上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把文章寄给《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希望该刊能发表。当时，学术界认为汤先生关于屈原生辰年月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慎重起见，把那篇文章寄给汤先生审阅。汤先生读了那位年轻人的稿子，不但没有自以为是，否定别人，反而赏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勇气，便积极向《社会科学战线》推荐那文。

《社会科学战线》不仅接受了汤先生的建议，还把他写的“审稿信”一同发表出来。此事在当时学术界颇有反响。一些同仁或写信或当面对汤先生说，既然年轻人的论文还存在不足，您就不该支持和肯定他。汤先生则认为，“学术上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探索、讨论，只要人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值得欢迎。一言堂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回忆先祖汤炳正先生》）

周芳芸老师说，汤先生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为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而奋斗。“先生曾说过，他有个习惯，身边时常带着纸和笔，思考时有发现立刻记下来；住一瞬间的思想火花，也许这正是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口。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了什么，即使是寒冬，他立刻批衣起床，用笔把所思考的问题记下来。他的一些精彩华章、新颖而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这样得来的。”汤先生希望人们对屈原的认识更清楚、更真实些，因此，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上下了很多工夫。汤先生说：“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在前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汤先生的孙儿们对此深有同感地说，“综观他的学术活动，不难发现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内，都钻研到很深的程度。对一个研究对象，他往往能调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思考。因此他不仅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成绩斐然，而且还丰富和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如他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楚辞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媒介’的规律，祖父的这一富有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神话演变历史上的主要规律之一；而且一些学者还用此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神话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楚辞是汤先生研究的重点，1980年后他先后出版了《屈赋新探》、《语言之起源》、《楚辞新注》、《楚辞类稿》等专著，加上研究楚辞的论文20余篇，著作共达200多万字。因为在楚辞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6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屈原学会时，汤先生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连任长达十多年。

汤先生的孙儿们回忆，1980年代在汤先生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楚辞研究成果《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结集出版后，当即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的重大楚辞研究成果。他们说，有一位著名学者曾写信称汤先生的论著“精深稳当，为学人所共仰望”。他们列举了汤先生的不少创见。如从司马迁起，有人说屈原是忠君，又有人说不是忠君而是爱国等等，歧说纷纭。汤先生则认为：“强烈的民族感情”，才是屈原行为的支柱（此看法被高尔泰先生所称许）。学术界曾把此说作为佳论。再如汤先生的《楚辞成书之探索》打破了以往认为《楚辞》成于刘向之手的传统旧说，抛开种种成见，对《楚辞》传本的形成过程进行的探讨，将人们对《楚辞》传本形成的时间的认识提前到战国末年。汤先生认为《离骚》、《九辩》两篇作品作为屈宋合集之始，最早将他们辑在一起的是宋玉；并论证了《楚辞》一书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很多人的陆续编纂辑补而成的，刘向只不过是编纂者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编纂者。汤先生的这个发现，解决了有关《楚辞》一书本身的很多疑难问题。日本楚辞名家竹治贞夫先生认为，汤先生此说为“不刊之论”，对楚辞研究有巨大贡献。

汤先生的孙儿们说，汤先生在语言文字上的贡献并不逊于他的楚辞研究。汤先生逝世后，有人撰文称汤先生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汤先生1945年完成， 1964年修改，1984年定稿的长篇论文《说文歧读考源——兼论初期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该文是一篇利用“说文解字”中所保留的 “歧读”现象和有关文献上的材料，探讨古代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论文，也是一篇将传统语言学跟现代语言学结合的文章。文章首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文字只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基础上产生，而非在语言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先民依据客观现实以造字，并非依声以造字”。转折无疑是对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从属于语言”的观点的挑战。1984年全国训诂学会上，汤先生提出该观点时，博得了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代表汤先生五十年语言文字研究最高水平的《语言之起源》一书在台湾出版后，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揭开人类语言起源之谜”。

周芳芸老师说，汤先生一生清贫，生活俭朴。“师母因病无工作，自然也无退休金，仅靠先生的工资维持生活，其艰苦可想而知。先生终日伏案工作，十分劳累，想买一个可以升降的转椅都难下决心，终于放弃。但先生从无厌言，仍然勤奋耕耘，带研究生、做学问。无论上下午去先生家，必见先生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 “先生的生活清贫而充实。在他八十多岁高龄时，仍主编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楚辞文化丛书》，培养、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宏扬中华民族文化跃马扬鞭。”

1997年中秋节那天，叶良和老同学带着月饼和鲜花去医院探视汤先生。汤老坐在床上喝水，气色尚可，思维清晰。叶良将刊有范昌灼教授写的《在汤老的病榻前》的《教育导报》给他看，他很高兴，让潘芷云先生收捡好，说待会儿仔细看。叶良说，那时的汤老仍是一派儒雅谦和、清真淡远，似乎对恢复健康仍抱有信心， “我想他这样大彻大悟的智者，不会不清楚自己的病情，只是如《梦辞》所言，‘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罢了”。

汤老逝世后，叶良说：“倘有在天之灵，汤老的灵魂一定是飞向他钟爱的屈子诗国中去了。而作为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的，那亲切、平和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他万千弟子们的心中。”

汤老已离狮子山而去，倘若要了解一代楚辞大家的更多风范，可参阅由先生自述的《剑南忆旧》（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仅以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林隆载《悼汤炳正师》一诗结束此文——

岁岁端阳话楚辞，巴山蜀水正多思。方期再解仙游梦，讵料惊传鹤驾时。

前辈寄书意甚密，后生问学恨何迟？华章字字玑珠在，风范长存旷代师。

2月10日（年初二）

出版图书

纪念文字

先祖汤炳正（景麟）传略

作者：汤序波

六十多年来，经过不懈努力，祖父汤炳正先生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敬重与称赞，并成为当代国内国际学术界声誉很高的学者之一。

祖父名炳正，字景麟，山东荣成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三（1910.1.13---1998.4.4）。少年时代，在其父和塾师的悉心教导下，他博览祖国的传统文化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一九三一年初春，祖父游学于祖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攻读新闻专业。学习之余，他拜谒了一些心仪已久的前辈学者，问学听讲，造诣渐深。大学毕业后，他旋即南下，考入“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主讲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研究班，受业于章门。如果说在北京期间他思想还比较苦闷，正彷徨于新学与旧学之间的话；而到了苏州后，便完全确立了走研治祖国传统文化这条路子。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结束了北京时代的苦闷，看到了自己的前途”。（1）当时太炎先生极为赏识我祖父，把他视为得意门生，且多次说：“山东自古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就是应当出这样的人材”，并嘉许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2）学术界或向章先生询此话的含义，始知大师是以清代大儒戴震门下的高足孔广森赞许我祖父。一九三六年六月，一代学术巨人不幸病故，祖父被推举为弟子的代表，在“追掉会”上表了态，决心将“章氏国学讲习会”办下去，以期发扬光大先师的学术传统。（3）他并受聘担任该“讲习会”教席，向诸生传授语言文字学。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他转徙流寓西南各省任教；开国至今，他一直在四川师范大学担任教授之职。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潜心于学术事业，以他天赋加勤勉，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和贡献。“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由此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4）并担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等荣誉性职务。

二

不难看出在学术研究上，祖父汤炳正先生受太炎先生影响至巨，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也难怪有人要把他归为“章氏学派”，而又有人责备他偏离了“章氏学派”。这正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在探索着自己前进的道路。（5）关于他的学术思想，我认为最突出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当前学术新潮汹涌之际，他关于“新”与“真”的认识问题。这是他近几十年来不厌其烦经常强调的学术问题之一。他曾一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他看来，所谓的 “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6）他多次在学生面前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说：“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7）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本来面貌”、“真理的长河”，就是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旨归；舍此，学术研究还有何实质性意义？

记得，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说过，一个科学家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除了“勤奋”外，还必须具有“正确的方法”。我们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关于祖父的治学方法，学术界多已言之。诸如有人说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物与旧典籍互相印证进行考释；有人说他长于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研究；有人说他擅于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等等。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谈，只讲他在学术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互相结合之妙。他认为“脱离微观的宏观研究，则宏观必陷于空泛无据，忽视宏观的微观分析，则微观必失之烦琐无根”。（8）因此他的论著，不但注重文字训诂的考释，也十分善于阐述微言大义，可谓兼具“汉学”与“宋学”之长。悉察他的众多学术论著，往往是在文字训诂上胜义迭出，妙语连珠，同时又注意探索规律揭示真理，而前者总是作为后者的突破口。例如，他四十年代撰写的《原“名” 》一文，对“名” “问”“音”等字的音义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讨，终于为我们揭示出昏夜乃促成人类口头语产生的客观条件。这一创见现在已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赞誉，并被视为语源研究的新突破。语言文字作为古代文化遗产的“运载工具”，它本身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文化积淀；因此，文史研究者必须对它有深刻的理解与透彻的认识，否则怎么进行学术研究？更不用说会取得什么进展。祖父对此是有深刻的洞悉，因此，他说：“如果不掌

握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历史特征，就无法深入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化的诸多现象，也无法作出深层次地剖析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9）我认为他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做出那么大的成绩，是跟善于利用语言文字学密不可分的。如他在探讨《楚辞》与《山海经》中神话的演变问题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规律。（10）这个极富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视为神话演变历史的主要规律之一，而为一些学者所广泛接受与运用。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治学态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严谨的学风与探索精神。作为一名学者都必须具备这两种学术态度；但是，我发现这二者在他身上却体现的异常显著。翻开他的学术论著，我们处处可感受到那种丝丝入扣的治学态度。他的《语言之起源》和《楚辞类稿》中的一些论文的结尾，常常出现一段“附记”之类的文字。从表面上看，这些“附记”与前面的论述似有不同，实质上他是在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和挖掘。在他整个学术研究中，给人最突出的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从不满足已有成绩的积极进取精神。例如，他的传世名作《屈赋新探》一九八四年出版后，即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是这么一部大家交口称赞的书，出版后他仍然不断地进行修改，在“自存本”上增写了不少新的发现，预备在将来再版时补进去。他曾引用古人说的“例不十，法不立”来说明学术研究要重视论据；而他的每个论点都是建立在充分坚实的论据上，因而牢不可破。我深深地感到“严谨”和“探索”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在祖父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良工不示人以璞”。对学术论著，他一贯强调“少而精”，反对粗制滥造，务广而荒。因此，他生平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章太炎语）。我祖父尝说：“对学术上的创见，最好能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故我自己的心得，凡能以札记表达者，决不拉成长篇论文；凡能以论文阐述者，决不铺陈为洋洋洒洒的专著。”（11）我认为这一点颇似他的同门前辈黄季刚先生。

“追根穷柢”则是祖父汤炳正先生治学精神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他曾说：“学术研究关键在于不畏艰难，勇于探索。”（12）他的学术论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此外，祖父数十年来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谈道：“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五年六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13）这是他对后学的殷切要求，其实也是他的夫子自道。甘于寂寞，惯坐冷板凳正是他一贯的学术作风。凡是认识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似乎有些“孤僻”，不愿与人交往，更从来不搞什么“应酬”活动。是文化界的苦行僧，不是学术界的交际家。而且他对晚近学术界纵横捭阖的不正之风，尤为深恶痛绝。我想，这并非什么故作“清高”，而正是一个大学者对文化事业专心致志、心不旁鹜、惜时如金、不暇他顾的高度历史使命感的具体表现。

三

回顾祖父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成就是令人惊赞的，其中尤以语言文字和楚辞两个方面为最，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正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出色贡献，一九九二年，他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教授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这里我先述说一下他关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章太炎先生曾称我祖父“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对他期望之高、欣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照我理解这里所说的“绝学”，主要还是指语言文字学。我们知道：过去在学术史上这门学科叫“小学”，是附属于“经学”的，其本身并无什么地位。章先生凭着他广博精深的学识，才使“小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全新的独立学科——语言文字学。我们也不妨这样说，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最精彩之处还是语言文字学。祖父早年尤其是在北京求学时便对语言文字学下过一番功夫。因此，他投入章门的试卷中关于校勘补正汪荣宝《法言义疏》那部分，自然就会大受章先生赏识。入学后，祖父全力以赴跟太炎先生学习语言文字学，尽得这方面的嫡传。这也为我祖父日后纵横驰骋于语言文字学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牢固的基石。从这时起，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筚路蓝缕，辛勤开拓，以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为出发点，创新立说，先后在《制言》，《中国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掷地作金石声”的论文。这些见解独到新颖的论文使他在学术界大放异彩，并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如果有哪位学者要撰写这段学术史，我想，祖父的语言文字学应当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章。

实际上祖父受太炎先生的赏识，并非因其墨守师说，而是在于他献身学术的精神。他在作章先生的学生时，就不同意乃师对中国文字中“表数字”的解释，并专门写了一篇《释“四” 》作“别有一解”。又如章先生认为《说文》中之有“歧读”，乃文字之“逾律”现象。我祖父认为此乃初期文字的必然规律，并非“逾律”。他怀着“吾爱吾师，吾尤受真理”的勇气，撰写了《说文歧读考源》一文。

一九九零年，台湾贯雅文化公司为了庆贺我祖父的八十寿辰，特意影印出版了他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语言之起源》一书。这本巨著由十三篇论文组成，毫不夸张地说，篇篇都在语言学史上有所突破，产生过影响。如其中《语言起源之商榷》一篇，是他语言文字学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划时代论著，也是他语言起源学说方面的纲领性论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语言起源于“容态”与 “声感”语的观点。他说，当先民由“手势语”进入“口头语”（即声音符号）的初步阶段，口头语总是通过这种特征来表达事物形态或性质的。如“狗”与“犬” 二名，皆以口吻形状之圆曲，表达其尾巴钩卷的特征,等等。他这篇论文在四十年代问世后,即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现在当人们重新饶有兴趣地审读他的这个论断时，有学者站出来指出：汤炳正语源学说，“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其重大理论意义当能激发起世人之共识”。（15）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屈原及楚辞研究上更是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被学术界赞许为“《楚辞》大家”、（16）“《楚辞》学大师”、（17）“国内最著名《楚辞》专家”（18）“现代权威楚文化研究专家”（19），等等。从一九八五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至今，他一直蝉联该会会长。“半世生涯吟屈宋”，“枉说文章惊屈宋”，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写照之语。关于祖父在这方面的建树，学术界曾概括：“理史迁《屈原列传》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论《楚辞》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话演化常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之论，在国内国外学术界皆有深远影响。”事实的确如此。八十年代祖父出其长年的积累，先后出版了《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两部专著，随后台湾又出了繁体字版本。这两部专著，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反响极大，书中不少观点和结论曾广泛被海内外学术界所征引。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香港的《大公报》，日本的《东方》、《文学论丛》等著名报刊发表了揄扬文字，给予高度评价。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博士称我祖父的考证，“篇篇使人解颐，我想是于楚辞研究史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裨益绝大”，（20）并以一万字的篇幅在该国《文学论丛》上评骘了我祖父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我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他长期讲授《楚辞》学，又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成就，故此他已经在屈学领域开宗立派，自成体系，蔚然为一代宗师。目前，他的屈学体系已成为屈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而他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则成为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屈学研究的“重镇”，享誉中外学术界。他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已成为当今研治《楚辞》学者与《楚辞》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如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生前就指定他的博士研究生攻读这两部专著。

四

在这里且附带说说：祖父汤炳正先生还是一个写旧体诗和散文的高手。三十年代，他便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纪念“九·一八”》、《登长城感作》、《咏梅四首》、《故宫行》和《彩云曲》等诗词佳作，其中尤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有元白遗风”。祖父的诗作受唐人尤其是白居易影响很深，形成了一种清新晓畅的诗风。

他的散文影响似乎比诗词大些。他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散见于《大公报》《草地》《人民文学》《散文世界》《散文》《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数量虽不多，却字字如珠，句句似锦，自成一格，为读者所垂青。八十年代末，北京《散文世界》（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主编曾在《编者小语》中说：

有味的是，老学者汤炳正先生所撰的《无名书屋话沧桑》一文，其甘苦难分的沧桑感，正是岁月沉积的结果，通过作者的睿智与豁达的滤炼，更别具光采。

以上我简略地分析阐述了祖父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思想、学术影响、学术成就等，目的是想先为读者诸君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权为本书引言。

注释

（1）见祖父《我写<彩云曲>的前后》，载《剑南忆旧》。

（2）见天津《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关于章太炎追悼会的报道。

（3）见上海《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汤炳正述章氏讲学精神》。

（4）见周建忠《司马迁祠留影》，载《江海晚报》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在文中称我祖父为“学术伟人”。

（5）见祖父《忆太炎先生》，载《剑南忆旧》。

（6）（7）（9）见祖父《治学曝言》，载《剑南忆旧》。

（8）（14）祖父《自纪》（未刊稿）。

（10）见祖父《从屈赋看古代神话演化》，载《屈赋新探》，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