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汉族，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1887年9月12日（农历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月十二日）出生，吴越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吴兴（清湖州府归安县）。

1904年（光绪三十年），时年18岁，在湖州剪辫，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只写“甲辰年”、不书光绪三十年，以示不遵清代王朝。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中国同盟会。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学及《说文解字》。

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

1913年（民国二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讲师。

1915年（民国四年），就任该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

1917-1927年，兼任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倡导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

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1917年（民国六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会长是蔡元培。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 尤为恶劣。”

1918年（民国七年），《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第4卷第1号开始用白话文出版。同年，钱先生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

1919年（民国八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同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

1920年（民国九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钱玄同抄用的简体字，大部分是固有“拟体字”，新造字则不多。但不论造新的还是采旧的，钱玄同抱定的“唯一主张”是：减省笔画。钱玄同通过学术的方法，以学理来阐明注音字母的合理性，并以自己的专长，通过学术的途径，为推进国语尽力。在论及“国音”、“京音”问题时，主张国语当以在现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普通话为根据，决不能以北京一隅的方言为根据。

钱玄同认为，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

1922年（民国十一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钱玄同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

1925年（民国十四年），钱玄同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同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1928年（民国十七年），钱玄同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28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1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为常务委员。

1931年（民国二十年），钱玄同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钱玄同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钱玄同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法、汉字横行书写等。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北京的德国医院逝世。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

1917年（民国六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

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明确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

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钱玄同曾经主张“欧化”，认为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

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钱玄同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钱玄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

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后来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一切在当时都很具建设性。

《文学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学学音韵部分的讲义。它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10年，合计12220字）。

二、创建以白话文编辑的国语教科书。

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2300余字）。

四、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钱玄同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钱玄同在史学界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顾颉刚成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

钱玄同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

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一个是鬼一个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

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

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先生从不嫖娼。有人以他妻子徐婠贞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钱先生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先生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大力支持长子钱秉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1937年7月15日，钱先生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为其长子举行订婚仪式。钱先生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

如果没有钱玄同的劝说，中国文学史上或许没有鲁迅这个名字。

1917年（民国六年）初，钱先生在向《新青年》撰稿期间，经常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

钱：“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立刻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写出了震耳发聩的抨击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1917年（民国六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1918年（民国八年），为扩大《新青年》的影响，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求，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民国八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民国九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民国十六年），钱先生年届40时，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当时正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先生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先生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并在信内附上钞票若干。

钱先生从不判卷的大名，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另外，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

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

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钱玄同以“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为一生的座右铭。所以其一生的主张都与他的这种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且在日记里面也有展示，使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比如1917年9月30日是旧历中秋节，鲁迅的日记甚为简洁。而在同一天钱玄同的日记中则不然：“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因此，遇着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仙。四时起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家宿矣。”

钱玄同的日记，里面也记录了他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都有齐心记载。

作为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关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许多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钱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20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教授，章太炎来北京讲学，他执弟子礼甚恭，马前鞍后唯唯诺诺，亲自为老师翻译，因为章的浙江话，很多北方同学听不懂。他的这种举动，一时传为尊师的美谈。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钱先生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先生到晚年时，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钱先生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钱先生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在他生前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钱玄同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

此外，钱玄同还著有：

《〈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

《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

《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

《说文部首今读》

《说文音符今读》

《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

《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

《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1999年4月1日，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钱玄同文集》共六卷，文集几乎网罗了钱玄同一生的所有著述。《钱玄同文集》的出版，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学研究、语言学和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期间，钱玄同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钱玄同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立场坚定的爱国者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钱先生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当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5月，钱玄同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钱玄同和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占领北平，北师大西迁，钱玄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不能随迁 而成为留守者。坚守故园的钱玄同在给远在西北的好友黎锦熙的通信中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原来，在北平(即 北京)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求职和授课的都叫“污伪命”。次年，他又对北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 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同时他复名为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

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发表《悼钱玄同先生》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

杨树达：治许舍义，训以逃难。

黎锦熙：钱先生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揭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可真算得一个“完人”。“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

周恩来：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

父亲：钱振常，清光绪间举人，曾官吏部主事，晚年为绍兴、扬州书院山长；又在苏州工作。年六十二，始生玄同。

兄：钱恂，号念劬，清末曾任中国驻日本、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主持湖北自强学堂。

嫂：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钱恂夫人，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国都还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

长子：钱秉雄，曾留学法国。

长媳络：徐幽湘，钱秉雄夫人。

三子：钱三强，著名物理学家。

儿媳：何泽慧，钱三强夫人。

长孙女：钱祖玄。钱三强给女儿取名作祖玄，即纪念父亲钱玄同之意。

2015年8月11日至9月10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新文 化 运 动 急 先锋——钱玄同文物展”，在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展出。该展览共展出81件文物，其中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展出有钱玄同日记、照片、信札、书法、学术文稿、书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