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首辅，即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在明代，“首辅”是对内阁大学士（少数以翰林学士入直内阁）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称，与内阁“次辅”、“群辅”相对，一说大致产生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始自李贤；另有从明仁宗时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的杨士奇起算、从明成祖创建内阁时起算、从明世宗在位期间起算等说法。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始创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的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学士，但多是作为荣誉衔，无实际职责，与宰相不一定重合。

明朝建立之初设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务繁重，朱元璋独自处理，也感到力不从心，遂先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这些官员作为很小，与前代宰辅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他也从翰林院中临时启用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朱棣篡位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此后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内阁中的官员一般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作为官职名，但该“大学士”仅作为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员，品级不过五品，其下不设置新官署，职权受到限制，其性质也仍属“顾问”。然而，阁臣们凭借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决策仍有重要影响力。洪熙、宣德年间，多人内阁逐渐简为“三杨”辅政，而阁臣官阶、内阁权力都开始快速上升。

内阁首辅并非由制度规定在内阁中设置的职位，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其产生源于内阁“辅臣”（一般情况下即内阁大学士）位次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职权、地位的不同。

在永乐年间，七人内阁组成之初，成祖对内阁有所命令，就会说“解缙等”；解缙被贬谪后，就改说“胡广等”。宣德、正统时，阁臣论事，经常是以杨士奇领衔，罗汝敬称其为“四朝耆臣，二圣元辅”（《明史》中“耆”作“老”）。王世贞在追述史事时，也将杨士奇称为内阁首辅。但这个时侯，各位阁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议事，首次尚无明显区分。

正统年间，“三杨”与新入阁的陈循等人差距凸现出来。章奏票拟的机务原由“三杨”主掌，陈循等在三杨中仅剩杨溥一人的情况下，经过礼部奏请，才得以参预其中。这被赵翼认为是阁臣间职权不等的一条例证。

正统、景泰之际，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当时杨溥已逝，由陈循主议。叶盛攻击陈循，说他“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谕陈循说“朕任卿掌内阁事”：这些都体现了陈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景泰年间的内阁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陈循；在内阁外，六部分权、直属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坚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远远超过阁臣。曾有御史建言“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被于谦依据祖制驳斥。

天顺初年，李贤二度入阁，明英宗命其“掌文渊阁事”，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地位独尊。李贤自己也说，文臣中只有自己“滥叨少保”。英宗凡军国大事皆与他商议。这样，李贤就被群臣目为首辅。《明实录》云：“事皆处分于（李）贤。……贤卒，（陈文）首秉国钧。”这是《明实录》中第一次提到阁臣“首秉国钧”，此后沿为故事。学者方志远据此认为，明代首辅的出现宜定在天顺、成化之际。此外，在《明史》列传部分，“李贤”也是诸位内阁辅臣中被记载为“首辅”的年代最早的一位。

随着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的阁臣就称为次辅，余人称群辅。内阁首辅的人选，依阁臣的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定。英宗天顺之世，李贤为内阁首辅；宪宗时，万安等为内阁首辅；武宗时，有李东阳、杨廷和等为内阁首辅。

这一阶段，围绕内阁首辅之位展开的党争已经出现，例如成化年间著名的“纸糊三阁老”中，首辅万安与南人结党，阁臣刘珝则与北人结党，相互倾轧，最后以万安和刘吉获胜、刘珝致仕而告终。内阁首辅也对内阁之外的牵制力量进行打压，例如弘治初年，刘吉曾对弹劾自己的言官进行陷害。

最晚到嘉靖时，内阁班次已经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得上风。明世宗于嘉靖九年（1530年）恢复永乐旧制，令阁臣单独排班，即使是缺少加官的阁臣也免居各部尚书之后。与此同时，宦官的势力也受到排斥，”阁权始专“。也正是从明世宗即位起，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势更重，尤其是拥有了专断票拟的资格。在谕旨、诏令中，明世宗也首次正式使用首辅、元辅、首臣、首相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杨廷和即曾被称为“内阁首辅”。不过，在君臣关系上，明世宗仍自操威柄，专制独裁，内阁首辅虽有票拟权，但没有独立裁决的权力，而仍是承旨办事。在阁部关系上，嘉隆万时期内阁在与六部的权力交锋中占据了上风，但是最终未能突“祖制”而完成宰相化。嘉靖一朝，首辅先后有杨廷和、杨一清、张璁、李时、夏言、翟銮、严嵩、徐阶等。明穆宗时，首辅有李春芳、高拱等。

这一阶段，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愈演愈烈，既存在内阁首辅频繁更换的情况，也出现了多位强势的内阁首辅。首先，张璁借大礼议取得明世宗信任，排挤杨廷和、杨一清；其后，夏言与严嵩、严嵩与徐阶相继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其中夏言成为明代首位弃市的内阁首辅，严嵩则开创了利用内阁首辅的票拟权处死辅臣和谏官（杨继盛）的先例。

徐阶成为内阁首辅后，吸取严嵩等专权独断的教训，与阁臣袁炜共同草拟诏书而不专断，又开言路、荐人才。然而，高拱不愿屈居其下，与他相互倾轧，又架空李春芳，取得了内阁首辅之职。明神宗登基之初，张居正联结冯保、使用权术，又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激烈的斗争，符合专制君主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内阁地位的提高、首辅地位的突出以及宦官权力的相对削弱。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所受优待，在明代是罕见的。与他同时在内阁的阁臣先后五人，都是由他疏荐入阁的。神宗命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入阁谕旨是：“着随元辅等入阁办事。”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南归葬父，神宗命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勿得专决。仍驰之江陵听先生处分。”至比，首辅成了内阁的长官，阁僚则降为首辅的属员。至于部院员缺，特别是吏、兵二部尚书的推用，实际均由居正决定。这样，六卿对首辅也只有“同色探旨”，唯唯听命了。张居正利用难得的政治机遇推行改革（见张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其本人也成为明代历史上权势最重的内阁首辅。内阁制度至此也发展到高峰。

张居正死后不久即被攻讦，其家被籍没，至天启二年（1622年）方恢复名誉。同时，包括考成法在内的大部分新政被废除。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张居正等人的悲剧命运给继任者带来震撼，使他们小心翼翼；皇帝与朝臣对立，而内阁首辅则因相对接近皇帝，被视为皇帝心腹，从而成为朝臣激烈批评的对象，更难有所作为；而关键原因，在于阁权扩张使神宗感到威胁，遂削夺阁权，不再委政内阁。事实上，衰败的不仅仅是内阁首辅一人的权力，明代内阁整体上亦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

明神宗亲政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任内阁首辅，期间，内阁在各方玫击中勉强维持现状。当时廷臣群起追论张居正，集中攻击内阁侵夺吏、兵二部用人权和用考成簿挟制科臣二事违背祖制，应永为禁革，而张四维、申时行先后引嘉靖以来朝政的成例加以申辩，阁权得以苟延残喘。嗣后，内阁又与吏部就人事权展开长期斗争，内阁首辅张位成功排挤多位吏部尚书，但人事权之争还是以吏部的胜利告终。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之后，因阁臣得不到补充，以至于朱赓、叶向高、方从哲都曾一度成为内阁中的“独相”。又因为处于皇帝怠政时期，阁臣往往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长期不能见面。

天启年间，阉党权盛，阿附魏忠贤的魏广微为了获取更大权力，通过魏忠贤尝试分割了内阁首辅韩爌的部分票拟权。不过，方志远认为在顾秉谦担任内阁首辅后，首辅“主批红”的权力应该得到了恢复，但其原因恰恰在于顾秉谦也是阉党分子，主票拟不过便利了他为魏忠贤服务。这期间，阁臣们也被讥讽为“魏家阁老”。

崇祯时，内阁首辅频繁更换，多至十余人。在此期间，倪元珙再次提出分割票拟权，获得明思宗首肯。不过，崇祯一朝仍出现了周延儒、温体仁这样的权奸首辅。

清代内阁大学士中虽仍有所谓“领班大学士”（有时亦被称为首辅），但与明代内阁首辅不可同日而语。清代曾在内阁任职的席吴鏊说：“明重首揆，次辅几不敢与齿，本朝阁臣少所差别。”（《内阁志》）具体分析清代阁臣状况可知，清朝大学士的班次权力意义不甚明显，阁臣彼此在职权上接近。在更严格的意义上，“首辅”成为对”领班军机大臣“的称呼，不再存在”内阁首辅“的概念。

在明代，一般而言，内阁首辅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拥有相对重要的职权、地位。

其一，票拟权。票拟权起初并非由内阁辅臣独享，更不为首席内阁大学士垄断。但后来，票拟权逐渐专归于内阁，在内阁之中又由内阁首辅执笔主稿，首辅委托则其他阁臣可以执笔。嘉靖以后，首辅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一方面，首辅极力维护其“主票拟”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阁臣一旦受命与首辅共主票拟，则意味着他将取而代之。此后，首辅对票拟权的主掌，在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受到过魏广微和倪元珙上书的冲击，但大体维持了下来。

其二，对六部的影响力。严嵩、张居正等内阁首辅在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试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

其三，位次。随着地位的提升，阁臣常拥有各部尚书的兼衔，虽起初与六部的实任尚书仍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后则慢慢反超，科举读卷时的次第反映出了这种微妙的变化，朝会位次亦然。此外，自李贤以后，内阁首辅的加官都在正二品及以上。概括而言，内阁首辅一般官以“少师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但不绝对），位列文臣之首。

此外，在内阁书写诏旨、奏议朝政、封驳帝命、保荐人才、辅导太子、主持修书、外出督师等职权中，内阁首辅（包括早期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有参与，在集体奏议等情形下具领衔地位。也有学者就其中的封驳帝命，讨论内阁首辅的“封还执奏”权，不过学界一般把封还执奏视作内阁整体的权力，其对于内阁首辅的专属性似不明显。还有学者探讨内阁首辅在党争过程中运用的司法权，等等。

内阁首辅的实际职权因人、因时而异，其行使职权的效果也是如此。嘉靖以后，内阁首辅已具备皇帝之下、七卿以上的辅政大臣的地位，然而，明廷典制对此始终未明确承认，在《明会典》中内阁也仅被附于翰林院之下（其中也未明确规定“内阁首辅“之职）。总体上，阁权依附于皇权，并受到司礼监，外廷部院、科道等官的牵制。

尽管明代中叶的内阁出现了多位“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权臣，而且阁臣也常常被俗称为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内阁仍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有明一代一共有160多位阁臣（包括50余名内阁首辅），像张居正那样勇于任事者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作为十分有限。

张璁：内阁设官，止备顾问，後加以代言拟旨，遂招权纳赂，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伏乞体念祖宗之制，宜有所处，或下廷臣集议，以建国家长策，全君臣终始。

王世贞：髙帝之罢设丞相，着为甲令，重其典，危其辞，岂不谆谆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阴操其实，以至于极重不可反者，万几不独断，睿智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凭，而积渐之势成也。

申时行：夫阁臣之参机密，自永乐以来，二百馀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记之矣。······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则意见纷出，事权涣散，其势必不能安。

叶向高：①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凡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分毫不敢与闻。②然昔之宰相，事得专行，故不必于谋议。今之阁臣，虚冐相名，自票拟而外，毫无事权。苟中有所见，而默无一言，是并谋议而失之矣。

冯元飙：政本大臣，居实避名，受功辞罪。平时养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辄曰：“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语，丛百欺。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有汉、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国初顾问之荣而兼隆位号，地亲势峻，言听志行，柄用专且重者莫如今日，犹可谢天下责哉？

黄宗羲：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

张廷玉等《明史》：①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②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

纪昀等《钦定历代职官表》：惟是大学士委寄虽隆，而终明世，秩止正五品，故其官仍以尚书为重，其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在下而兼衔反在上，此则其沿袭之失，而名实不能相副者也。

赵翼：①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②案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文震孟传》：大臣入阁，例当投刺司礼，大奄兼致仪状。是司礼之尊，久已习为故事，虽首辅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论之，总由于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

钱穆：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黄仁宇：①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②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③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

成为专制工具

内阁制及内阁首辅的产生，源于君主专制的加强及丞相的废除，也成为强化君主专制的手段。例如，明世宗有意识地整顿内阁人员和完善内阁制，提高大学士的地位和权力，尤其是强化内阁中位居首席者的地位，其目的在于使内阁能在自己身体欠佳又难以信任宦官的情况下，有效发挥辅政作用，更好地为君权服务。另一方面，控制首辅，便控制了内阁，也就能将阁权限制在君权许可的范围之内。

促进社会改革

在中国古代史上，改革与权力尤其是集权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的进行常以集权为条件。内阁首辅的产生，客观上为才大志大的内阁大学士施展抱负创造了条件，从而促使明中后期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展开。例如，杨廷和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利用明武宗去世后起草遗诏、主持朝政的机会展开改革，内容包括裁撤锦衣卫、打击宦官、恢复民力、加强边防等，其后世宗继续与费宏、杨一清、张璁、桂萼等几任大学士先后主持一系列兴利除弊活动，即“嘉靖新政”。高拱作为明穆宗亲信，也曾展开吏治、兵制、财政等多方面的改革。内阁首辅张居正更是利用明神宗年幼的机会，“包揽了明神宗的皇权、李太后的训子权以及冯保的司礼监权”，使权力集于张居正一身并通过张居正的行使而显现出来，由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系列改革（有学者概括为“嘉隆万改革”），对于明王朝统治的重振起到了积极作用。

加剧党争政争

随着内阁首辅制度的发展，首辅一职成为官僚们最大的目标，内阁成员的斗争趋于激烈，内阁呈现混乱局面，并与党争交织在一起。这些政治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使得内阁首辅制度走向衰落并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有研究者指出，内阁首辅的尴尬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士大夫的关于出仕与否的价值取向。在君主专制加强、士大夫尊严受到践踏的背景下，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种困境长期困扰着明代君臣，导致一部分士大夫拒绝出仕，转而将诗赋、传奇、书画等本属“小道”的技艺作为主业；部分士大夫在宗教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另外一些文人士大夫选择了讲学。从明中后期起，讲学传道的风气历久不衰，书院盛行。然而，避世与清谈所构建的政治-文化理想远离政治实践，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明末外族侵入之下显得不堪一击，这也成为集权统治下明代士人乃至于明王朝的悲剧。

明代内阁首辅，自李贤计，共76人次，56人，以公历记（1457年7月-1644年3月），平均任期为3年4个月。重复出任首辅的，次数最多的是四任首辅的李时和夏言。任期达到十年的有：严嵩，15年8个月（两任合计）；万安，10年4个月；张居正，10年。以翰林学士衔成为首辅的有天顺年间的李贤，成化年间的陈文，但在任首辅期间也都提升为大学士。

若自仁宗登基后的杨士奇计，则内阁首辅中任职最长者为杨士奇，任期达19年6个月，以翰林学士衔成为首辅的除李贤、陈文外，还有正统年间的曹鼐、陈循，天顺年间的徐有贞、许彬，其中除曹鼐、许彬外亦皆提升为大学士。

下表依《明史·宰辅年表》，自明成祖建立内阁时起算，开列内阁中位居首位者的名单。关于清代领班内阁大学士（亦称“首辅”或“首揆”），参见词条清朝大学士列表。

上表参见《明史·宰辅年表》、相关人物传记以及对《宰辅年表》的考订文章。

说明如下：

（1）表中上任时间，如其人于诏书下达时尚在外地，而诏书下达当月未能应召到京的，以应召到京时间为准；

（2）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按照加官则徐有贞在前，按照殿阁则高榖在前，一说按实际情况首辅当已为徐有贞（本表序号9）；

（3）嘉靖五年（1526年），《宰辅年表》将杨一清列为内阁首辅，系就该年五月至七月而言。但即使这一期间，杨一清的官衔为“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费宏则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而太子太师高于太子太傅，且《明实录》亦将费宏列于杨一清前（例如），据改（本表序号28）；

（4）嘉靖十二年（1533年），《宰辅年表》将方献夫列为内阁首辅，据《明实录》及《嘉靖以来首辅传》改为李时（本表序号34）；

（5）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朱赓卒后，继任首辅存在争议，《宰辅年表》采李廷机，《明实录》在此期间亦仍将李廷机排在叶向高之前（例如），姑依《明实录》（本表序号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