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年3月3日—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袁州府分宜介桥村（今江西省分宜县）人。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二十二日，严嵩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今江西分宜县分宜镇介桥村），父亲严淮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为二甲第二名（治《诗经》），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十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

正德九年（1514年）严嵩任总纂，因为这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嘉靖年间，皇帝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升国子监祭酒。

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侍，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之说，严嵩为了媚上，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要斋醮祷祀，就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他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当俺答兵包围了北京，并在城郊大肆杀掠的重要时刻，他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还在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特别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去谒见严嵩时，嵩竟以撰青词辞不见可见在严嵩的心目中，青词的位置远在家与百姓之上，难怪人们嘲讽他是“青词宰相”了。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

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严嵩将除去沈鍊的事交给其子严世蕃，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

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

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此外，他还不时采木、采香和采珠玉珍宝。光禄寺库银，嘉靖十五年前积银八十万，自二十一年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严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内阁后又成为首辅的。面对日渐恶化的政局，他不仅没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澜，使局势向更乱更糟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讨得皇帝的恩宠。这样就可以有权有势，人们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于国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问不闻。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明世宗喜欢听的，即使是很不该说他也说；凡是明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决不敢有可否。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王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其子严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隆庆一年(1567)，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钤山堂集》《钤山诗选》《直庐稿》《直庐稿续》《南还稿》《留院逸稿》《南宫奏议》《历官表奏》《嘉靖奏对录》等数十种，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诗作1300多首，仅吟诵明月山（原仰山）、宜春台、仙女湖、毓秀山、玉山、龙虎山、钤山、大岗山等名胜诗文就有200多篇（详见《严嵩趣闻逸事》）。

留传至今不多的严嵩书法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榜书、碑文、印文、卷轴四大类：

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楼上的“万邦总宪”榜书，宣武门菜市口的“西鹤年堂” 榜书和门联“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等也俱出自严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便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为木印正书“严嵩”，一为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

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来的也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略曰：“予昔养疴钤山，得古法书，山林日永，饱时无事，时有临池之兴，虽风雨寒暑不辍，欧阳公谓学书为静中至乐，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旧所临千文帖，率皆断简残楮无足观者，儿辈稍联属以成斯卷，因识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题。”

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但评论家王进玉表示，纵观历史，无论是宋代的蔡京，还是明代的严嵩，虽“爵位尊崇”且“书法文学皆臻高品”，却均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其作品终究“湮没不传”。

徐学谟：“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

王世贞：“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易宗夔：“严嵩、魏忠贤相继而起，流毒善类，卒以亡国。”

谷应泰：“嵩下有杀人之子，上事好杀之君，身之频死，固亦危矣。又从而固宠持位，鼓余沫于焦釜，餂残膏于凶锋。二十七年杀曾铣，是年杀夏言。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三十六年杀沈錬。三十七年杀王忬。假令嵩早以贿败，角巾里门，士林不齿已矣。乃至朝露之势，危于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误帝，帝实误嵩。欧阳氏劝忆钤山堂，邹御史梦射培垒楼。霍山将诛，第门自坏；申生诉帝，被发见形。嵩父子至此，宁有死所乎！”

张廷玉：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纪昀：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

汤鹏：“盗窃威福、黜陟由己者，严嵩。”

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是严嵩所书。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数遍。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作罢，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相传明代奸相严嵩曾代嘉靖皇帝祭孔，因大成殿只有皇帝祭孔时才能进入，严嵩本应在殿外代为祭祀，而嚣张跋扈的严嵩却硬要显示自己的威风，感受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当他路经这棵古柏树下，突然狂风骤起，柏树枝叶摇动，一个伸展出来的古柏枝杈刮掉了他的乌纱帽，严嵩吓得仓皇逃走。后来他果然因子获罪，被摘了乌纱帽，最后饿死街头，不得善终。百姓因其平时专横跋扈、作恶多端，都深受其苦，遂认为是此古柏有灵性，能辨忠奸，故称此树为“触奸柏”或“辨奸柏”。

严嵩在位时，对古人墨宝甚是珍爱。据史书记载，为了获得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严嵩杀了两个人。嘉靖年间，严嵩得知此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忏去求购。王振斋惧怕严嵩的权势，又舍不得交出这幅画，于是便找名家临摹了一幅送给严嵩。严嵩不知是假，公开炫耀时被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师看破。严嵩怒不可遏，随即以 “欺相”之罪缉拿了王振斋。王振斋招出真迹在其舅舅陆治手中，严嵩又利用权势从陆治手中获得真迹。可怜的王振斋最后死在狱中。严嵩以权势掠取真迹的内幕王忏最清楚。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严嵩以“治军失机”的罪名将他杀掉灭口。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了《一捧雪》传奇并被搬上戏剧舞台。后严嵩逐渐失宠势倒，其子被处斩，宅邸被查抄，《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入皇宫。严嵩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最终落得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其家产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为什么“字如其人”的说法屡屡落空？严嵩临死前的委屈之言解释了这种误差，他写道“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至死，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浩然正气的忠臣、君子。奸臣这种自以为正义在胸中的心态让他们的字看起来或雄健豪放或清雅高洁，“字如其人”其实只是通过字可以看出写字人的心理状况，至于品行是无法从字里显露出来的。

正德年间，田汝籽提学江西，严嵩尚是一位七品编修，正困卧钤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顿，亲自造访敝庐，相与评骘风雅。严嵩将钤山所作诗稿精心抄录相赠，田汝籽视为传家宝，在珍藏了四十年后，临终之前转交给其弟田汝米束收藏，田汝米束后来将这些手稿携至京师送严嵩一阅，严嵩复睹旧迹，恍若隔世，再“题田深甫所藏钤山手稿”文并旧稿归之，一时成为书坛佳话。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

严嵩故里——介桥村，是严嵩出生和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她座落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郊东南角，背倚袁岭，面临省道清萍公路。严嵩故里数十栋明清古祠群，严嵩真假墓址，严嵩洞，严嵩家庙—石门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