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是古代封建官僚结构的一个较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们主要负责监督与上谏。言官的权力算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明朝，言官甚至令皇帝都无可奈何。

监官和谏官，古代并称台谏，通称言官。

监官是代表君主监察各级官吏的官吏（耳目）。

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

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

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对于中央与地方百官的监察，历朝历代皆不乏相关机构与制度的建设。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明代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十分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应该说是最为完善的，由此形成的明代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但政治地位极为突出。这是因为，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统治者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明代的政治运作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统治者既然把特权赋予言官，也就会对言官的政治素质提出特别的要求。正如宋代司马光所言：“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由此可见，统治者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的要求是非常苛严的。从明代选用言官的情形看，以下几条是最基本的：一是“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二是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三是学识突出，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又能博涉古今。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甚至对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而明代的言官在政治舞台上也确实声名赫赫，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尤以对皇帝的规谏最为突出。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即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由于言官对于皇帝的德行非常关注，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的皇帝就经常遭到言官的批鳞谏诤，以致于皇帝也怕起言官来。如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为什么呢？他说：“我畏御史。”监督、制约朝廷重臣则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职责，而从明代的历史看，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最突出的史例是在严嵩专权乱政的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明代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如在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聚敛天下财富，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鱼肉地方，大批言官即纷起抗争，交章弹劾，言辞亢直激烈，不断给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正是言官的努力，终于使皇帝与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此外，在明代，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发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明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而不少人也是在言官的职位上崭路头角。如人们熟知的刘基、夏言、于谦、王守仁、王世贞、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职位上留下铮铮响名。当然，更有许多言官为忠贞职守而鞠躬尽瘁，留下了动人的事迹。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巡城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他还抗旨斩杀了万历皇帝的弄臣，皇帝最终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陟山西道监察御史，数梗言罢归。”（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明代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其中也有个别言官无事生非迫害忠良。

赋予了特权，便有了对于特权承担人素质的较高要求。宋代司马光曾言：“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对于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总之，言官必须具备秉公据实，善辨是非，敢论曲直，既勤且廉等优秀品质，品行、才识不可缺失。

中国历史上，明代的言官确实声名显赫，在政治舞台上真正扮演了“獬豸”的角色，在诸多重大的问题中，冒死上谏，秉直弹劾，做出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举动。在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多次出现言官集体跪谏、不畏死难或前赴后继、持续极谏的惊心动魄场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代几乎无一皇帝没有受到言官的规谏。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嘉靖在位溺道不止，而言官进谏也从未停息。言官对于皇帝的君德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诸如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搜刮天下、大兴土木、长期怠政等，皆批鳞谏诤，彼伏此起，以致于皇帝也不得不忌惮。曾一日，万历皇帝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监督、制约重臣百官是言官的主要职责。明代，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如严嵩专权乱政，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对于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或被杀害，或杖责流放，但交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明代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聚敛天下，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鱼肉地方。大批言官纷起抗争，交章弹劾，一针见血，言辞梗直激烈，不断给神宗皇帝施加压力，对于制止、约束皇帝与宦官的劣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经济发展、边防维护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明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面对权势与劣迹，言官们淋漓尽致地出这个群体前赴后继的风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明代历史上，人们熟知的诸如夏言、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职位上留下了铮铮响名。此外，还有许多言官在忠贞职守而鞠躬尽瘁、铁面无私而秉公除暴、安贫乐道而廉洁自重等方面，留下了动人的事迹，堪称楷模。这种楷模是古今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

言官勇于直言极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敢谏、以死而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然多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都是有益的。当然，明代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赋予言官群体以特权，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也是明代言官敢言敢谏的重要原因。

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制约与规范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

当然，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明代的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不乏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尤其是明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对于国家衰败起了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