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希雍(约1546-1627年)，字仲淳，明嘉靖、天启间人。17岁患久疟，自检方书治愈，遂嗜医。生平好游，寻师访友，旨在搜集方药，切磋学问，探讨医理。曾增益群方，几经修订，撰《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及多部医学典籍。

缪希雍，字仲淳，号慕台，我国明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学家、中药学家，是李思塘(曾从吴兴名家朱远斋学过医药)之外孙，万历癸丑进士缪昌期的同族兄弟。原籍江苏常熟，旅居长兴多年，考中秀才，与张时泰同科，移住金坛县，和王肯堂共处一邑。善用清凉甘润的药物疗病。行医之余，勤于笔耕，积三十年心血，终撰成多本著作，《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为其代表作。

重要观点条文摘录

缪希雍认为从汉代至明代已“千年有余，风气饶矣，人物脆矣，况在荆扬交广粱益之地与北土全别，故其药则有时可改，非违仲景也。实师其意，变而通之，以从时也，如是则法不终穷矣。”

“血不行经络者，气逆上壅也。”

“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则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

“气有余即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也。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

“胃气者，即后天元气也。以谷气为本，是故经曰:脉有胃气曰生，无胃气日死。又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可见先天之气，纵犹未尽，而他脏亦不致速伤，独胃气偶有伤败，以至于绝，则速死矣。”“谷气者，譬国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则万众立散;胃气一败，则百药难施。”

缪希雍约生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八岁父死，亲朋走散。因十七岁患疟疾，延医疗之久而不愈，检《素问))“夏伤于暑秋必痎疟，按感受暑邪治好了个人的小恙，且“方弱冠”，门户衰落，世累纠缠，以是多见愤激，碍膺之事十常八九，数婴疾病”，对岐黄之道产生兴趣，乃同无锡高攀龙的入室弟子司马铭鞠为友讨论习医。他认为温热阳明证居多，善用清醇寒凉折之，以重用石膏偏于养阴而驰名、凡遇险、怪之证，“俗医相顾却走”，人们“必拱手质请缪先生”。缪氏一生交友甚广，曾结识沈晋恒(字亮震)、张遂臣(字卿子)、王文禄(字世廉，即沂阳生)、唐不岩诸学者，不断同任丘僧裴在涧(客居金坛西禅寺)、督学陈赤石、别驾于润甫、铨部章衡阳、太学张旋浦、翰林史鹤亭、四明虞仰韶、中承沈少卿、金坛庄敛之相互礼尚往来。好搜集民间验方，所开“刀匕汤液与俗医左”(曲肱道人丁元荐《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序)。同王肯堂友谊较好，于南京无私地介绍了自己用酸枣仁补血的经验，尔后又将桑白皮治鼻塞、健脾开胃消食止泻的效方资生丸也传给了他；“凡宇泰所辑诸书，仲淳皆参订焉”(王宏翰《古今医史》)。

《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为其代表作。

1.变而通之疗伤寒

缪公论治伤寒病，综合时代与地点之不同，颇“多独开门户”，化裁仲景成法，如对太阳之治，弃麻桂而主用羌活汤。这是因为江南之域，“从无刚劲之风，多有湿热之患。”而羌活正是祛风散寒除湿之要品，故为君药。同时，病值秋深冬月加紫苏、葱白。如病人自觉烦躁，喜就清凉，不喜就热，兼口渴，即欲传入阳明，羌活汤中宜加石膏、知母、麦冬，大剂与之，得汗即解。

2.创三要诀治吐血

缪仲淳治疗吐血时，认为吐血病机主要为阴虚火旺，迫血妄行，肝气升发太过，肝不藏血，气逆火升刑于肺金，伤于阳络。气逆血亦逆，火升血外溢。当然，由气火亢旺，肝不藏血引起其他出血如咯血、衄血亦可施用，因此提出论治吐血三要诀,即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

3.重视脾胃善甘润

东垣《脾胃论》治脾，究属偏于升阳刚燥，缪氏虽崇其说，然又有所发展，慎用苦寒克伐之品，如黄连、山桅、黄柏、知母之类，以免伤脾作泄。而温燥劫津之品，如白术、陈皮虽曰健胃除湿，救标则可，多服反能泻脾，以其能损津液。故亦宜适可而止，而不能漫用。他指出，脾虚有十二证，总方有脾阳不振和脾阴不足之别。脾阳不振宜温养之，脾阴不足则清养之。对于久病之体，脾阳虽伤，脾阴不足，治之兼顾脾阴。但若惑于脾喜燥恶湿则每流于刚燥，故缪氏又告诫:“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有鉴于此，调理脾胃他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茯苓、炙甘草、大枣或枣仁、石解、沙参、麦冬、白芍、砂仁、麦芽等。

4.真假内外辨中风

缪仲淳认为，“中风有真假内外之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并指出其不同之处。真中为感受外来风邪，在西北高寒，风气刚猛之地，真气空虚之人，易为所中，且可分中脏、中腑、中经络。中脏之人多死，中腑之人多成废人，中经络之人，则可调理而瘳。真中治则为先解散风邪，次则补养气血，方用小续命汤。药用桂枝、麻黄、生熟附子、羌独活、防风、白芷、南星之属。类中则由“多热多痰，真阴既亏，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阻气道，不得通利，热极生风，以致猝然僵仆。”患病之人多在“无刚猛之风而多湿热之气”的长江以南，如江、浙、福建、四川、湖北、湖南等地，表现为或不省人事，或口眼歪斜，或语言謇涩，或半身不遂。发病的先期，多可表现为内热证候，如口干舌苦，大便闭结，小便短涩。“类中”的病机，刘河间认为是将息失宜，水不制火；朱丹溪认为是湿热相火，中痰中气。缪氏在吸收他们学说的基础上，认为内虚暗风，确系阴阳两虚，而阴虚者为多，与外来风邪迥别。法当清热(天门冬、麦冬、甘菊、白芍、白茯苓、天花粉、童便)、顺气(紫苏子、批把叶、橘红、郁金)、开痰(贝母、白芥子、竹沥、荆沥、括萎仁)治其标，治本则宜益阴(天门冬、甘菊花、怀生地、当归身、白芍、枸杞子、麦门冬、五味子、牛膝、人乳、白胶、黄柏、白疾黎之属)和补阳(人参、黄茂、鹿茸、大枣)。缪氏认为“类中”若误用治“真中风”的药，则“轻变为重，重则必死。”

5.辛凉发散疗痧疹

缪仲淳将痧疹主症归纳为多咳嗽多嚏，眼中如泪，多泄泻，多痰多热，多渴，多烦闷，甚则躁乱咽痛，唇焦神昏。并总结了治痧疹的特点，指出痧疹乃肺胃热邪所致，“殆时气瘟疫之类欤！”故治痧疹不宜依证施治，惟当治本以解邪热，则诸证自退。解其邪热以清凉发散为主，药用辛寒、甘寒、苦寒以升发之。惟忌酸收，最宜辛散，设施温补，祸为旋踵。辛散如荆芥穗、干葛、西河柳、石膏、麻黄；清凉如玄参、薄荷、竹叶；甘寒如麦冬、生甘草、蔗浆；苦寒如黄芩、黄连、黄柏、贝母、连翘，皆应用之药也。初起时，痧疹必兼咳嗽，但不能止咳，痧疹多兼喘，勿用定喘药。宜用大剂竹叶石膏汤加西河柳、玄参、薄荷。凡热势甚者，即用白虎汤加西河柳，切忌用升麻，服之必喘。泄泻者切忌止泻，用黄连、升麻、干葛、甘草。并认为疹家不忌泻，泻则阳明之邪热自解。疹后咳嗽，以清热消痰，勿用五味子等收敛之剂。痧后泄泻及便脓血皆由邪热内陷，大忌止涩，惟宜升散，仍用升麻、干葛、白芍、甘草、白扁豆、黄连。痧后元气来复，脾胃虚弱，宜用白芍、炙甘草为君，莲肉、白扁豆、山药、麦冬、龙眼肉为臣，多服必渐强。痧后生疮不已，宜用金银花、连翘、玄参、甘草、怀生地、胡麻、黄连，浓煎饮之良。

缪希雍勤于钻研医道，勇于实践，对疾病的辨治独具匠心，其诊疗特色可概括为:变而通之疗伤寒；创三要诀治吐血；重视脾胃善甘润；真假内外辨中风；辛凉发散疗痧疹。

他因事游京师，将老母委托康孟修赡养，其母泻痢，康氏夫妇以子媳身份护理之，死后“敛以美材”(见李延《是南吴旧话录》卷二)，足见社交之广，尽皆休戚与共者。

缪公“重气节，娴经济”，为当地豪士。杨涟始上任常熟知县时，首先拜访他，并虚心向其求教，仲淳推荐隐湖大富翁毛清帮助政府开发水利、传授种植谷物的经验，还怂恿毛清之子毛晋到拂水山庄谒钱谦益为师，建设藏书楼(毛氏建有汲古阁、目耕楼)，高价收买宋、元刻本，造佳纸(毛氏造有毛边、毛泰纸)印刷出版书籍。

缪希雍性格豪放，先生和西冷诗社成员交往，每于花朝月夕“谈古今国事盛败，兵家胜负，风发泉涌，大声殷然，欲坏墙屋”，笾豆肴核，“酒酣耳热”，胸臆顿开，讲微言大义，“仰天叫呼”，逸兴遄飞，有宋人刘克庄描述之风:“推到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一剪梅》)，“痛饮需醉乃罢”(钱谦益《本草单方》序)。

缪氏之临证立论深邃，构思灵巧，语简法备，为后世众多贤哲所称道。自薛己以下，温补之风盛行时，缪氏能大胆抒发已见，倡导清凉，值得赞赏和学习。行医之余，勤于笔耕，积三十年心血，终撰成多本著作，《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为其代表作，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故在当时就声誉卓著，与李时珍同列传于明史。

缪希雍的学术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缪氏认为“伤寒”是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统称，发于冬则正“伤寒”，发于春夏则为“温病”、“热病”，属于“非时不正伤寒之谓”。不论“伤寒”、“温病”，其“邪气之人，必从口鼻”，这是他的创见，对于明清时代温疫、温病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是对形成温病学派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治疗吐血方面，他提出了治疗吐血三要诀；对于脾胃病的论治，缪氏善长甘润清灵之法；缪仲淳治中风用药甘润清灵，为清叶天士临床中风之治，开了门径，亦为张山雷治中风八法奠定了基础；在治疗痧疹方面，其所著《痧疹论并治法》、《痧疹续论》二文，至今在临床上还起着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