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

薛己（1487～1559） 中国明代医学家。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薛铠曾为太医院医士。薛己自幼继承家训 ，精研医术，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名著一时。正德元年（1506）补为太医院院士，九年提为御医，十四年授南京太医院院判，嘉靖九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归里。薛己治学极为刻苦，论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之外，还有许多校订书，薛己校订书的特点，选注名著，附以己见，如他校订有《妇人良方大全》、《小儿药证直诀》、《明医杂著》、《外科精要》等数十种。这些校本中不少附有医案，以临床验证来说理法方药依据。学术思想受张元素、李杲、钱乙等影响最大。薛己以外科见长。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约生活于公元1486~1558年。家为世医，其父薛铠亦为当时名医。薛己年幼时继承家学，从其父学医业，是一位临床大家。于内、外、妇、儿、口齿、骨伤诸科，无不擅长，且在学术上能旁通诸家，可谓博学多才。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正德元年（1506年），补为太医院院士。正德十三年（1518年），兴王朱祐杬进京朝拜，明武宗特派薛己至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入兴王府。正德十六年（1521年），随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朱祐杬之子）入京。嘉靖（1522~1566）年，又任太医院使。嘉靖七年（1528年），皇太后蒋氏有消渴之状，薛己以凉瓜（苦瓜）、山药等配伍入药，辅以玉竹、葛根煎之，尽收奇效。帝大悦，为其母加尊号慈仁。感睿宗（兴王）知遇，其众多弟子至安陆州遍植苦瓜、葛根等物。

当时，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克伐生气，产生流弊。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重视先后二天的辨证，治疗用药倡导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颇有启发。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女科撮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铠的著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加以注评。

《内经》中对脾胃十分重视，东垣之说即是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薛己论脾胃很重视《内经》这一认识，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这与东垣之说是一脉相承的。薛氏接受李杲的学术观点，提出“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人以脾胃为本。”但是，薛氏又有不同于东垣之说的内容。东垣提出脾胃元气与阴火不两立，气虚则阴火亢盛，而薛氏则重视脾气下陷。如其举例脾气下陷，湿热下迫，可致血崩之理，与东垣“阴火上乘土位”之说则不尽相同。又如，其论治头面部疾患时，指出：“脾胃发生元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升，则鼻通矣。”亦是强调脾气升阳的作用。至于脾胃虚损导致血虚者，薛氏又指出脾不仅可以统血，又是生血之源。因此，治疗时，主张滋其化源，用六君子汤加减。

薛氏不但重视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视先天肾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说，并以钱乙的六味丸、崔氏的八味丸，作为补肾水、命火的代表方剂。他认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分各阴阳虚实，求其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认为肾中病证，不论热病寒病，总属肾虚所致，若是无水之病，以六味丸滋补肾水；若属无火之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而且，薛氏明确提出，不论补水补火，不可泥用沉寒之剂，与丹溪滋阴降火之说大相径庭。可见，薛氏补肾主张应以温补为主。

薛己论治虚损虽有气血、阴阳之辨，治疗用药亦崇尚温补，然他治虚必言阴虚，重视肝、脾、肾三脏。薛己所言之阴虚非单纯指津液、精血而言，而是泛指足三阴肝、脾、肾三经之虚。他说：“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黄履素在《折肱漫录》中曾评述，“薛立斋之论阴虚，发前贤所未发，其谓阴虚乃足三阴虚也。足三阴者，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也。而脾属土，尤为至阴而生血，故阴虚者脾虚也。补阴宜自补脾。如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则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可见，薛氏以足三阴虚为阴虚，肝、脾、肾三脏中独重脾土，在理虚治疗中抓住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反映了薛氏治病求本，滋化源以及重视脾胃等学术特点。

薛氏温补脾胃、温补肾命的治疗特点，并非分别应用，而是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而且在临床上脾肾兼亏的病证更为多见。或因脾土久虚，后天不能养先天，而致肾虚；或因肾阳虚衰，火不生土，而致脾胃虚损。故在治疗时前者应当补脾而兼顾其肾；后者宜补其肾而兼顾脾胃。若脾肾虚寒，宜用四神丸；若脾肾虚脱，用六君子汤加姜、桂，如果不效，急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常用八味丸治之。薛氏的临床治疗病案中，在治疗气虚兼阴虚时，更是补脾与补肾药交叉使用，早服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之类，晚服六味丸、八味丸或四神丸之类，如他在论述劳瘵的治疗时说：“大抵此证属足三阴亏损，虚热无火之症，故昼发夜止，夜发昼止，不时而作，当用六味地黄丸为主，以补中益气汤调补脾胃。若脾胃先损者，当以补中益气汤为主，以六味地黄丸温存肝肾，多有得生者。”　表现出薛氏先后二天并重的思想，这对后世李中梓的先后天论，有很大影响。

薛己的学术观点，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个人临证心得总结而成的。在当时元末明初，世医浪学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况下，薛氏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在理论上重视脾胃，注重脾胃与肾命的关系，在治疗上善于温补，对明代以后诸医家逐步对肾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薛氏本人不失为一位对明代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医家。

1．治病求本

《内经》提出“治病必求于本”，薛己遵循《内经》的思想，亦十分重视这一点。他治病求本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其一、他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以求疾病之本，故在《明医杂著》注中，他说：“凡医生治病，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强调辨证求本、治病求本的重要性。他还说：“洁古张先生云：‘五脏子母虚实，鬼邪微正，君不达其旨意，不易得而人焉。徐用诚先生云：‘凡心脏得病必先调其肝肾二脏，肾者心之鬼，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滞则心气乏，此心病必求于肝，清其源也。’五脏受病必传其所胜，水能胜火，则肾之受邪必传于心，故先治其肾，逐其邪也。”薛氏在这里借用张元素、徐用诚之语，表明在临床上，要把人体当成一个整体看待，五脏之中，任何一脏的病变，除与本身有关，还存在着他脏对其的影响，脏腑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子母相生的多种关系，再加上邪气与正气的交争，更应加以辨析，并举心病为例，提出了肝之疏泄对心气的通达旺盛十分有关，而肾之受邪由于心肾的所胜关系，亦容易影响及心，以说明辨证要求疾病产生的本源。

薛氏于腹痛病之辨证，见其面色黄中常青，左关脉弦长，右关脉弦紧。黄为土色，腹痛多属脾，然其面色青，青为肝色，弦为肝脉，故辨证属肝郁脾虚之证，用益气汤加半夏、木香而治愈，充分体现其辨证求本的思想。

其二、其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内经》一书中，提出“有胃则生，无胃则死”。金元医家李东垣著《脾胃论》一书，强调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薛氏在前人的学术思想基础上，加以继承发挥，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　他又进一步说明：“人以脾胃为本，纳五谷精液，其精者人营，浊者人胃，阴阳得此是谓橐龠，故阳则发于四肢，阴则行于五脏；土旺四时，善载乎万物，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

盖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水谷之消磨运化全赖于此，精微气血之化生全在于此，五脏六腑之营养全依赖脾胃之气的强盛，所谓“中土以灌四傍”。以人身之正气而言，虽根于先天之肾命，然不断充养全在脾胃，而正气之盛衰于人体抗卫外邪，祛除疾病，维护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正气充盛，才能祛邪于外，维持人身之健康。以此言之，治病之根本即在于恢复正气，补养脾胃就成为治病之根本，所以薛己提出“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

2．滋其化源

薛氏滋其化源，是指疾病的治疗要滋养人身气血精液化生之源。薛氏认为人体后天生化之源，当属脾胃元气，土为万物之母，故自然界非土不能长养万物，人体脾胃五行属土，中土以灌四傍，只有脾胃昌盛，人身之脏腑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滋养，所以薛己说：“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　由于脾气充盛，肺金自然健旺，化源充足则阴精亦自充足，肺肾两脏健壮，既可养肝，又可降心火，四脏自平。故黄履素在解释薛氏滋化源之论时说；“化源者何?盖补脾土以滋肺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

正因如此，故薛氏用此法可治因脾胃亏损之咳嗽，即后世的“培土生金”之意。薛氏滋化源之治法，意在通过补脾胃以达到补四脏之目的，所以他说：“症属形气病气俱不足，脾胃虚弱，津血枯涸而大便难耳，法当滋化源。”

虽然，薛氏滋化源之论重在实脾胃，但他对滋化源的具体治疗方法并不局限于脾胃。他根据肾、命门与脾胃的关系；认为在直接治理脾胃之外，还当求之于肾命，故常用六味丸、八味丸加减出入。他在《明医杂著注·续医论》中云：“所以致病者，皆由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纵情恣欲，根本不固，火不归经，致见症难各，虽常补其阴以制其火，然而二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各分阴阳虚实，求其所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俞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此皆资其化源也。”这段文字，从肾、命是人身阴精阳气之本立论，两手之脉，左尺属肾，右尺属命门，虚损之病，见左右尺脉不足者，当从肾、命人手，资其化源。

3、温补脾胃

薛氏认为脾胃之盛衰与人体健康关系十分密切，其在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影响下，在论述疾病之病机时。十分强调从脾胃之虚分析。他曾说：“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　又说：“设或六淫外侵而见诸症，亦因其气内虚而外邪乘袭。”说明不论内伤外感引起的疾病，都与脾胃虚损有关。这一点，与李东垣“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的观点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在具体治疗上，薛氏主张“脾胃为气血之本，若阳气虚弱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阳气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亦用前汤加炮姜；若胃燥热不能生阴血者，宜四物汤；若脾胃虚寒不能生阴血者，宜八味丸”。“内伤发热者，因饮食过量，劳伤过度而损耗元气，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翕翕然而发热，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其阳。若因劳力辛苦，人房不节，亏损精血，虚火妄动而发热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补其阴；不可以认作有余之火而用黄柏、知母之类也”。“阳虚发热者，宜补中益气汤以升补阳气；阴虚发热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培补阴血。总论二症，虽有阴阳气血之分，实则皆因脾胃阳气不足所致，其发热属形病俱虚，余故禁服黄柏、知母，恐复伤阳气耳”。以上可见，薛己不仅接受了李东垣脾胃病阴火上乘而致内伤发热，用补中益气的治法，而且对人体不论阳气不足，还是内有虚火燥热，均主张以温补之法升发脾胃之阳气，使阳生阴长，人体气血阴阳得以恢复，形成温补脾胃的治疗特点。当然，对于火衰土弱的虚寒证，又指出可以补火生土，强调了肾命对脾胃的温养作用，发东垣所未发。

4、温补肾命

薛氏对肾命的认识，较前人亦有较大的发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他对命门的认识，尚未能脱离《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且其对肾命的认识，受到王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启发。正如他说：“故无火者当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然其所以治病者，皆由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纵情恣欲，根本不固，火不归经，以致见证难名。”薛氏将《金匮要略》的八味丸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丸，用于治疗各种虚损病证，使补肾的治法广泛运用于治疗杂病，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后来赵献可的命门学说及其治法，善以六味丸、八昧丸治百病是受其启发的。

1、隔蒜灸：适用于蝎、蛇、蜈蚣、狂犬咬伤的患者。用大蒜头去皮，切成三文钱厚，安放在疮口上，置艾炷灸之，三炷换蒜。如果疮大头多，将蒜捣烂摊患处，艾铺其上燃烧，蒜败再换。此法又可治一切疮毒，尤以剧痛或不痛而麻木者为宜。

2、隔豉饼灸：以豆豉为末，唾津调和作饼如钱大，厚如三文钱，置患处；放艾炷灸之．豉饼干即换。如果疮口大则以嗽口水作饼，上铺艾灸之，治疗疮疡肿硬不痛及溃而不敛等症。

3、隔附子饼灸：以附子末唾津调和作饼如三文钱厚，置疮上，用艾灸，饼干则换，治体虚而疮陷之症。

4、桑枝灸：以桑木点燃火焰，吹熄焰，以灸患处。该法可以拔毒止痛，接补阳气。李时珍曾说：“桑木能利关节，养津液，得火则拔引毒气而祛风寒，所以能祛腐生新。”

5、香附饼灸：以香附研末，酒调和作饼，上置艾炷作灸法。香附理气活血，酒调后又以艾灸熏之，可促使气血通达，用以治气血壅滞之痈肿热痛。

6、木香饼灸：以生地、木香为末，酒调为饼，上置艾火施灸。主治乳中结核，或因气滞，或因风寒、挫闪而致气血壅滞疼痛。

7、骑竹马灸：令患者骑于竹杆上，杆由二人抬起，使足离地，然后以患者肘横纹至中指端的长度，从尻部杆上贴脊向上量，尽处作一记号；再以患者中指横纹作一寸，于记号处向两旁各开一寸是穴，用艾灸各五七壮，主治一切疮疡，可使心火流通而毒邪得散。此衡量所取之穴在膀胱经膈俞穴附近，血会膈俞，心主血脉，故可泻心火，理血分、而“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故可治一切疮疡。

8、明艾灸法：用于因隔物灸而无效者，用艾直置于皮肤之上灸之，适用于元气不足，积毒炽盛者。

1、伤科的治疗特点

薛氏的伤科治疗特点，突出表现在十分重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八纲辨证。

薛氏治疗伤科疾病，不同于其他医家，仅重视手法与外用药物，而是从人体的整体部位辨证，创立伤科内治法，并以气血立论。薛氏认为：“肢体伤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认为外伤疾病虽损伤于外，而实则影响于内，而人身以脏腑气血为本，故薛氏十分重视补气养血活血法的应用。

而于养血与活血之间，更注重养血，他认为养血则瘀血不致凝滞，肌肉不致遍溃，故四物汤之类是其常用之方。而补气之药更是常用，薛氏认为外伤之病，正气易虚，故补气，调补脾胃是其常用之法，甚者则从肾命用药，从脏腑分析，与其注重脾胃肾命的学术观点相一致。而在具体分析每一个病证时，薛氏又强调“求之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并应“极变析微”，“贯而通之”，注意从整体把握病情，形成自己的辨治风格。后世称其为整体派，其代表著作为《正体类要》。

2、齿科的治疗特点

齿科的治疗专著，为数甚少，薛己所著之《口齿类要》，最具代表性，直至今日，仍为医家所推崇。全书共12篇，包括茧唇、口疮、齿痛、舌症、喉痹诸症、喉痛、诸骨稻谷发鲠等病证，共载方69首。其中，尤以齿痛之经验更为系统，记载病案23例。归纳总结，其临床认识如下：

a、病因病机：

薛氏认为“齿者肾之标，口者肾之窍。诸经多有会于口者，齿牙也”。而诸经之中手足阳明经、足少阴肾经与之关系最大。其病位主要在于脾、胃、大肠与肾。其病因则或由外邪，或内生湿热，或情志内郁，或诸经有错杂之邪。

b、辨证治疗：

湿热甚者，承气汤下之；轻者用清胃散调之。大肠热而龈肿痛溃烂者，清胃散治之，重则清胃丸清之。六郁痛者，越鞠丸解之。中气虚者，补中益气汤补之。思虑伤脾者，归脾汤调之。肾经虚热，齿不固密，或疼痛者，六味丸补之。肾经虚寒，脾胃虚弱，牙痛或不固者，还少丹补之；重则八味丸补之。肾经风热风毒，牙痛或牙龈肿痛者，独活散。大寒犯脑者，白芷散。风寒入脑者，羌活附子汤。提出了牙齿肿痛的10种辨证分型。

薛己一生不仅以临证疗效卓著称世，且勤于著述，为后人留下了有实用价值的医学文献。薛氏著述涉及内、外、妇、儿、针灸、口齿、眼、正骨、本草等诸多方面。大体分为三类：

一类是论述疾病的病因病机、治疗方法，记述各科临证验案内容的薛氏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该书是中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女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心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1卷，是口腔和喉科专著；《疠疡机要》3卷，是麻风专著；《疠疡机要》1卷。在其所著《外科枢要》、《外科发挥》及《薛氏医案》三书中对皮外科痈疽、天疱疮、赤白游风、臁疮、时毒等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治疗作了详细论述，并附有临床医案。宋以来对痈疽疮疖的治疗主张托里内消，薛氏则指出必须辨证治疗。治法上重视脾胃，偏于温补。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

1、《内科摘要》

2、《女科撮要》

3、《外科枢要》

4、《外科经验方》

5、《疠疡机要》

6、《正体类要》

7、《本草约言》

8、《口齿类要》

9、《痘疹方论》

10《薛氏医案》

11、《名医杂著注》

12、《校注陈氏小儿痘疹方论》

13、《校注妇人良方》

14、《校注外科精要》

15、《校注钱氏小儿药证直诀》

16、《校补原机启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