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黎朝（1428-1789）越南语：Nhà Hậu Lê，指的是越南的一个朝代，由黎利于1428年（中国明宣宗宣德三年）创立。对内沿用越南李、陈两代政权的国号大越；对外自称安南，明朝、朝鲜王国等国家对其通用该称呼。

1407年，中国明朝灭越南胡朝，并管理越南北部地区。此时越南北部已长期从中国独立，反明冲突不断。1418年，黎利在蓝山反明，自称“平定王”。黎利听从少尉黎只的建议，于1424年起先占领越南中部地区，再占领东都（今河内）。黎利于1427年（明宣德二年）将明朝逐出越南。明朝放弃直接管辖越南，改封黎利于1426年所立之傀儡君主陈嵩为安南国王。黎利将明军驱逐之后，便对陈嵩不利，陈嵩死因众说纷纭，一说是遁逃时被朝廷所获，便饮毒药而死；一说是他“潜驾海船而卒”；一说是潜逃时被黎利令人追杀。

黎利击败中国明朝占领军后，发布《平吴大诰》，宣示其驱逐明人，复兴国家的功业及建立政权的合理性。1428年（顺天元年），黎利称帝，是为后黎太祖（1428─1433年在位），史称后黎朝。在位之初，明朝不承认其地位，要求立陈朝后裔为安南国王。1431年，黎利表明寻不著陈朝宗室后裔之后，明朝妥协，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两国订立黎氏向明三年一贡之例，明朝不干涉越南内政，保持和好。黎利致力重建国家架构，设科举选士为官，延请教师推动儒学，参照唐代刑律制订法律，划分全国为五道以作管治，向大臣及老弱孤寡分给土地，减少东都（即河内）守军数目，遣返务农。但黎利性格多疑，在权利地位稳定之后多杀戮功臣。

黎利死后，子黎元龙（1433至1442年在位）即位，当时仅十岁，由黎察辅政。1438年，黎察因滥权而遭处决。黎元龙的皇后本为杨氏贲，有一子黎宜民本被封为皇太子。杨氏贲被废后，黎宜民也被降为谅山王，埋下后来黎宜民发动兵变杀黎仁宗之因。黎元龙喜好女色，1442年强迫侍奉阮荐的婢女阮氏路随驾伺候，不久黎元龙暴毙，阮荐家族亦遭牵连。

黎元龙死后，由其子黎邦基（1442至1459年在位）即位，当时仅两岁，由其母宣慈太后阮氏英摄政，国政则由阮氏英及大臣郑可（越：Trịnh Khả/郑可?）把持。初期越南内部相对和平繁荣，并且向占城扩张。1451年，阮氏英杀郑可，但1453年仁宗亲政时，便赦免了郑可的罪名，并给其家人官田。仁宗名义上亲政时只有十二岁，阮氏英仍掌大权。1459年，谅山王黎宜民发动兵变进入皇宫，杀仁宗夺位。为免被擒获或被叛军所杀，阮氏英使一仆人将自己杀死。不久大臣阮炽、丁列又杀黎宜民，改立太宗四子黎思诚为帝。黎宜民在位仅243天。

黎思诚（1460至1497年在位）是一个深受儒教影响的人。他即位后，以中国宋朝理学为样本着手改变越南。他认为政务应由有品德的人而非出身豪门的人来主掌。当时越南的科举考试仅断断续续地举行。为了使更多豪门之外的人入仕，圣宗重启了科举制度。圣宗也在各地进行普查，在各省广设文庙以尊儒教，停止兴建新的佛教、道教寺院，并限制僧侣购置新的田产。

此时也是大越武力的强盛时期，对外讨伐了北方的海盗、哀牢、以及占城。1471年，越南占领占城的首都毗阇耶(Vijaya)，俘虏占城国王盘罗茶全（Bàn La Trà Toàn或Pau Kubah），占城人民大批向柬埔寨及马六甲移民。自此占城北部阿摩罗波胝(Amaravati)及中部毗阇耶被越南占领，仅剩南部宾童龙(Panduranga)保有部分独立，成为越南的保护国。1479年，越南又攻打南掌（澜沧，今老挝）。越南攻陷南掌首都琅勃拉邦(在盆蛮一带置镇宁府)，迫使南掌向越南朝贡。击败占城使得越南得以快速向南扩张，越南在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让军人及农民耕种，进行屯田制。

圣宗时颁布了新的律法《洪德刑律》（1483年）。圣宗下令吴士连编写的《大越史记全书》成为官方史书。圣宗本人也喜好诗书，在宫中辟有“九歌琼苑”，常与文人唱和。圣宗擅长用喃字创作，也擅长汉文，本人也著有许多作品。

黎思诚死后，子黎鏳（1497至1504年在位）即位。宪宗是守成君主，政事照太祖及宪宗之例而无更张。此时越南处于太平时期。宪宗死后，其子黎敬甫即位，在位184天就病死，庙号肃宗。

肃宗死后，兄黎濬（1505至1509年在位）即位。黎濬好酒色，行暴政，残害宗亲，使得许多宗室有反意。黎濬雇有一批侍卫保护自己，其中之一便是后来篡位建立莫朝的莫登庸。莫登庸与黎濬非常亲近，并升到了天武卫都指挥使之位，在黎濬在位时期开始坐大。黎濬的堂弟简修公黎晭被他囚禁在狱中，贿赂守卫才得以脱逃，后与其它大臣一起举兵反黎濬。黎濬死因说法不一，大越史记全书所载说法有二，一说被黎晭所俘后饮酖自杀，一说逃亡时被杀，明史外国传二则说阮种逼黎濬自杀后立其弟阮伯胜为帝，黎广度诛阮伯胜，再立黎晭为帝。

黎潆即位后又发生数次内乱，又喜爱大兴土木，使得民众困苦，士卒疲劳。1516年，陈暠(Trần Cảo)造反，大臣郑维㦃(Trịnh Duy Sản)趁机弑帝。黎潆在位时间为1509至1516年。郑惟㦃立黎光治为帝，但不久黎光治就被郑惟㦃的哥哥郑惟岱劫持到了西都（今清化），将其杀死。而安和侯阮弘裕得知黎潆被弑，举兵攻打并劫掠了东都升龙，拥立黎昭宗为帝，迁到了西都。大臣黎广度不服，投奔了陈皓的叛军。陈皓叛军则趁机占据了东都。黎昭宗发兵镇压后，两位讨敌有功的军阀郑绥和阮弘裕等人发生冲突，互相攻伐。铁山伯陈真支持郑绥，1517年，阮弘裕从清化前往朝见黎昭宗，当时莫登庸正在镇守山南，陈真建议莫登庸在中途将其截杀，但莫登庸不忍，因此阮弘裕幸免于难。

陈皓之乱失败之后，黎广度被押解进京。在莫登庸的奏请下，黎广度被诛杀。

当时黎昭宗年幼，各地将领拥兵自重，互相攻伐。铁山伯陈真发兵驱逐了阮弘裕，控制了升龙。陈真以黎昭宗的名义，令阮公度率步兵、莫登庸率水兵追击，阮弘裕逃到了淳祐。官军掘开了阮弘裕父亲阮文郎的坟墓，开棺斩首。莫登庸本欲率军进攻，但收到了阮弘裕写给他的一封信和一首诗，于是拥兵不战，阮弘裕得以率军回到清化。

陈真驱逐阮弘裕后，大权在握，黎昭宗仅仅只是个傀儡。莫登庸也十分畏惧他，令儿子莫登瀛娶陈真的女儿为妻。当时有人创作了一首诗，称陈真会篡位成为明君。因此国舅褚启、寿国公郑侑、瑞郡公吴柄建议黎昭宗杀之。黎昭宗遂诱陈真进入宫殿之中杀害。但陈真的余党黄维岳、阮敬、阮盎等发动叛乱，劫掠升龙；黎昭宗逃到了嘉林菩提津避难，下令阮弘裕率军勤王，但阮弘裕按兵不动。不得已之下，黎昭宗想起了莫登庸，于是派遣恭俭侯何文正、桧溪伯黎大堵前往海阳，邀请莫登庸出山，并委之以兵权。莫登庸把黎昭宗迎到了菩提津。莫登庸率水军驻扎珥河，派人诏谕阮盎等人投降，阮盎回书要求杀死褚启、郑侑、吴柄三人。莫登庸遂将三人处死，但阮盎、阮敬等仍旧拒绝归顺。

莫登庸认为菩提津离陈真余党的势力范围太近，将黎昭宗迎到了宝洲（属慈廉县）。御史台都御史杜岳、副都御史阮豫反对，被莫登庸杀死。与此同时，郑绥、阮敬等人拥立黎榜为帝，公开与黎昭宗对抗；不久又废之，改立黎槱为帝。

黎昭宗见莫登庸不能平叛，令阮弘裕前来助阵。阮弘裕领清化兵、莫登庸领山南兵，攻打阮盎、阮敬于山西，阮弘裕惨败，自认为不能得胜，率军先回到了清化，只留莫登庸军与阮盎等人相持。黎昭宗只得更加重用莫登庸，任命他为提统水步诸营事，掌管讨伐阮盎叛军的所有兵马。

1519年，战局开始得到转机。先是莫登庸在菩提津大破郑绥的兵马，郑绥挟持黎槱退往安朗；不久莫登庸又在慈廉掘开堤坝大破郑绥军，擒获黎槱杀之。以此功绩，莫登庸被封为明郡公。黄惟岳、阮盎、阮敬都投靠了莫登庸，莫登庸的势力越来越壮大。

1521年，莫登庸被封为仁国公，节制十三道水步诸营，掌握后黎朝朝廷的军权；黎昭宗亲自来到莫登庸的邸宅，晋升莫登庸为太傅；随后莫登庸率军前往京北谅源地方镇压了陈升（陈皓之子）的余党。次年，莫登庸又镇压了黎克纲、黎伯孝的叛乱。

莫登庸权势日炽，欲控制黎昭宗，派女儿进入宫中服侍黎昭宗，实际上是监视黎昭宗的一举一动。莫登庸封其长子莫登瀛为毓美侯，掌金光殿；莫登庸本人出行的时候则僭用皇帝的仪卫。署卫阮构、都力士明山伯阮寿、覃举等人反对，莫登庸杀之。黎昭宗不能忍，1522年，黎昭宗与范献、范恕等人密谋，与西京的郑绥秘密相约讨伐莫登庸，不久黎昭宗也只身逃出升龙，来到山西明义县的梦山中躲避。莫登庸得知后，派黄惟岳前往追捕，黎昭宗发兵抗拒，黄惟岳被杀。与此同时，莫登庸召集群臣，声称黎昭宗被奸臣劫持到外地，拥立昭宗的弟弟黎椿为帝，年号统元，是为黎恭帝。

黎昭宗在山西的时候本来前来勤王的势力很大，但由于听信宦官范田的谗言导致人心涣散。而郑绥的部将阮伯纪前来参谒，范田恐其争权，怂恿黎昭宗将其杀死。郑绥十分恼火，发动兵变，将黎昭宗劫持到了清化。

莫登庸遥废黎昭宗为陀阳王，并屡次挟持黎恭帝进攻郑绥和黎昭宗。1524年，黎恭帝晋升莫登庸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傅、仁国公；1525年莫登庸又被封为都将、总率天下水步诸营，在清化一举攻灭了郑绥的势力，擒获黎昭宗，押往升龙囚禁。次年莫登庸指使沛溪伯范金榜将黎昭宗杀害。

此时莫登庸的党羽遍布朝中，莫登庸决定篡夺皇位。早在1524年被任命为平章的时候，莫登庸就奏请封陈真的儿子陈实为弘休伯，试图寻求陈真余党的支持。到了1527年，在莫登庸的授意下，朝廷派人前往莫登庸的祖籍地宜阳古斋社，给莫登庸加九锡，封安兴王。不久又炮制了一首颂扬周公辅佐周成王的诗。莫登庸从古斋前往升龙，在他的授意下，群臣建议黎恭帝禅位。武睿等忠于后黎朝的大臣不服，辱骂莫登庸，皆被杀。

1527年4月，莫登庸接受了黎恭帝的禅位，成立莫朝，改元明德，恭帝被废为泰王。不久胁迫恭帝与太后郑鸾一起自杀。莫登庸封莫护（原名武护）为靖国公 、中官阮世恩为莅国公，以他们为左辅右弼。莫登庸怕生变乱，因此在篡位之初一切遵守后黎朝的法度，试图寻求后黎朝遗臣的支持。可是大多数后黎朝功臣子孙多逃窜外国或隐姓埋名，有的甚至聚众成匪。阮弘裕的儿子安清侯阮淦率其子弟逃往哀牢（老挝），国主乍斗将其安置在岑州，图谋恢复后黎朝，后来成为了莫朝在国内最大的敌对势力。次年，莫登庸认为天下逐渐趋于太平，方才开始改革兵制、田制、禄制、地方官制。

1529年，莫登庸以年老为由让位给儿子莫登瀛，自称太上皇，退隐到了宜阳县古斋的祥光殿，以渔为业，遨游自乐。事实上，莫登庸退隐到古斋时仍遥控着莫朝的朝政，其真正目的是作为其子莫登瀛的外援。

1530年，清化人黎意自称后黎朝宗室的外孙，在椰州起兵，宣布恢复黎昭宗的光绍年号。后黎朝遗臣纷纷投奔其麾下，短短旬月之间各郡县纷纷响应，兵至数万人，屯兵马漆江。太上皇莫登庸亲自征讨，但屡战屡败，只得退回升龙，留太师麟国公莫国桢防御。莫国桢退守宋江。

黎意的势力越来越大，攻入了西都城。莫登瀛得知此事，率军亲征，与莫国桢合兵击之，被黎意大败。此时黎意声名大振，退往椰州享乐。莫国桢得知黎意无备，率师偷袭，将其擒获，车裂于升龙。黎意的残部逃往哀牢投奔阮淦，使阮淦势力得到壮大；同时阮淦找到了一位名叫黎维宁的人，自称是黎昭宗之子，将其立为皇帝（是为后黎庄宗），试图让其归国复位。

莫登庸夺位后，身为后黎朝旧臣的武文渊，“以登庸之乱，出据宣光”，拥兵万人，意图打击莫朝，并于1537年向中国明朝求助，希望明兵南下，自己便“率弟侄武子陵等屯石泷关以从，因号召国中义士，登庸可破也”，最终达到其“正名分之乖违”的目的。

武氏效忠故主的举动，得到后黎朝的认同。据越南史籍所载，武氏的领导人物武文密，在后黎朝偏安清化期间“率兵从义，累有功劳，先朝仍镇宣光地方，许以世守传袭”，称号为“宣光安北（一作安西）营嘉国公武文密”。有历史学家称其为宣光或隆平朝。武文密的儿子武公纪继承职位后，称“太傅仁郡公”，并跟父亲一样，“并能继承先志，恪修臣职”。后来更获黎廷授以“右相”的官衔。在对莫战事上，武氏亦曾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如1551年时，后黎朝大臣郑检策动攻莫，武文密亦有参与，更一度“进迫京师（升龙）。莫福源奔金城（在今越南海阳省金城县）”。1578年农历十月，莫军攻打武氏的根据地宣光、兴化等地，武公纪便“纵兵大战，莫兵败绩而还”。

此时的越南莫、后黎、占城、隆平四方并立。

1592年，后黎朝大将郑松击破北方莫朝，后黎朝重返升龙。此时郑松权势炙手可热，自任“都元帅总国政尚父平安王”，掌握官吏任免、征税、抽丁、治民等权，地位世袭，人称“郑主”，黎皇只负责临朝听政及接见使节，后世史家以“黎氏为皇，郑氏执政”来形容此一局面。越南南部则由阮氏家族控制，早在黎莫南北对峙期间，黎朝大臣阮淦之子阮潢因见郑检猜忌自己，便自请出镇顺化，时为1558年（天祐二年）。阮淦在顺化积极经营，争取人心，到日后发展成“阮主”政权。及后于1593年至1600年期间（光兴十六年至弘定元年），阮潢协助郑松扫荡莫氏势力，但仍被郑松所忌，适值朝中官员纷纷征讨郑松，阮潢乃向郑松诈称协助讨贼，乘机返回顺化，派军把守广南，控制南方。阮潢又将女儿嫁给郑松之子郑梉，结成姻亲，寻求和好，但郑阮对峙之局已形成。

郑阮两派在1627年至1672年期间进行了七次交战。第一次（1627年，永祚九年）、第二次（1630─1633年，德隆二年至五年）、第三次（1635─1643年，阳和元年至九年）及第四次（1648年，福泰六年）交战，为郑主策动南征，但都被方阮主击退。其后阮主发动第五次交战（1655─1660年），反击郑主，阮军一度夺取兰江（即大江）以南的奇华、石河等七县，郑氏将领郑根等奋力抵抗，收复失地。第六次交战（1661─1662年）中，郑主郑柞挟黎神宗皇帝南征，但未能获胜，粮尽而回。第七次交战（1672年），郑主再挟黎嘉宗皇帝南下，但始终未能攻灭阮氏。最终，双方划定𤅷江（即今争江）为界，郑阮各管一方之局遂定，史称“自是南北弭兵”。

北方郑主及南方阮主均致力经营其割据地。郑主为求兵源稳定，采“优兵”和“一兵制”抽调兵丁，分别防守京师升龙及各镇，是为郑氏重要基石。在官制、刑律方面依照后黎朝制度调整而成。在教育上仍重儒学，重定科举规则，并特设“武学堂”。经济方面按唐朝租庸调法而加以斟酌修改，另又开设多种税项，开采矿产，铸造货币，统一度量衡。郑氏又肃清北部的割据势力，1677年（永治三年），高平割据者莫元清参与云南吴三桂反清，郑氏乘其不暇袭取高平。与此同时，宣光镇守将武公俊作乱，“一方之民为之骚动”。在18世纪，北部有多次反郑事件，起事者包括后黎朝宗室、朝臣、农民等等，但都被郑主所平。在对外方面，郑主与取代明朝的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双方在1660年代开始互派使节，郑主派使赴清朝贡，清廷册封黎氏君主为“安南国王”。其后双方持续友好，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赠送“忠孝守邦”、“日南世祚”、“南交屏翰”的题字及扁额给黎氏朝廷，以示重视对越关系。

南方阮主创设自身的统治架构。其政权有“三司”（差司、将臣吏司、令史司）及知县知府等官署；阮主设立科举，并亲自主持；建立武备力量，整顿军队，设大炮铸造厂、射击场等架构；设立赋税、矿税、进出口税等，以维持阮主财政。对外方面，阮氏政权在印支半岛扩张，于1697年（正和十八年）略取占人所余土地，设平顺府 ，占城国至此灭亡。1698年（正和十九年），阮将阮有镜夺取高棉（又作高蛮、高绵、高绵）辖下的湄公河三角洲，设置嘉定府以作统治，西贡（又称柴棍，今胡志明市）等地遂入越南版图。1708年（永盛十年），高棉国所属的河仙（又作河仙，今坚江省）领袖鄚玖向阮主称臣。此外，阮主曾于1702年（正和23年、阮福淍十二年）遣使到广东，请求清朝册封，但未果。

1593年农历三月，后黎朝灭莫朝后不久，隆平朝的武德恭便“率本部兵三千，赴京首服，归顺朝廷，献金银宝物十盘、代身银人一座、银花瓶二件、银香炉一捧、银鹤一双、良马三十匹”，来到掌权者郑松的营门拜见。朝廷便晋升武德恭为“北军都督府右都督太保和郡公，号为安北营”。1593年农历十月，得郑松同意下回到大同继续镇守。直至此时，宣光武氏与后黎朝廷的关系未见异样。

但在1594年农历二月，武德恭“自回镇后，阴怀二心”，暗中派人侵扰山西、源头、青波、夏华等地，又迁徙东兰、西兰居民入住大同，开始与后黎朝交恶。后黎朝随即派兵讨伐，在该年农历十月，武德恭一度出逃，不敢抵抗。农历十二月，命人向朝廷进献金银宝物马匹，又亲自入朝服罪求饶，暂时化解危机。然而武德恭很快便故态复萌。1599年，武德恭自称“隆平王”，派军侵扰太原白通州，收取当地的银场税，再度被后黎朝派兵击败。

武氏虽已公然反黎，但仍获许在宣光镇世袭管治。传至武公悳，称少傅宗郡公，其举动更变本加厉，“恃其山川险远，阴蓄不臣之心，僭称王爵，伪立朝班”，又勾结莫氏余党，但后黎朝仍顾念他是“勋臣之后”（其先世曾参与后黎朝的中兴事业），所以“未忍问罪”。至1669年农历九月，武公悳被人所杀，后黎朝认为武氏“虽失臣节，然念彼祖父有大勋劳，义不可绝”，便立武公悳子武公俊为后继人，官衔为“都督佥事”，赐爵“宽郡公”，继续镇守宣光镇地区。

1672年农历六月，当时身处升龙的武公俊乘着后黎嘉宗与重臣郑根一起南征阮主时逃回宣光兴兵造反，攻掠附近州民，引起“一方为之骚动”。武公俊后来到中国云南投靠土官侬氏，自称“小交冈王”，与莫氏余党勾结，发起当地土著士兵于1685年 及1686年劫掠越北边境的宣兴一带，后黎朝派兵征讨，仍未能歼灭。最后郑氏在1689年农历六月（正和十年）得到清朝云南总督协助，执获并处决了武公俊，其党羽亦解散。 至1699年，后黎朝成功平服了侵扰宣光、保乐地区的岑池鳯，当地的动乱才告一段落。

踏入18世纪后半期，南方阮主政治败坏。1771年（后黎景兴三十二年），归仁西山邑发生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兄弟起事（史称西山起义）反抗阮氏政权。西山阮氏联合郑主，于1776年（后黎景兴三十七年）攻破富春（即顺化），次年（1777年，景兴三十八年）击杀阮氏太上王阮福淳、新政王阮福旸，颠覆阮主政权，阮文侣于1778年（黎景兴三十九年、西山泰德元年）称帝，阮主势力剩下阮福映继续抵抗。此时，北方郑主政权亦呈现衰象，“将惰卒骄”，阮文惠乃北征郑氏，于1786年（黎景兴四十七年，西山泰德九年）击败郑军，郑主郑楷自杀，升龙落入西山阮氏控制之下。郑槰继位为末代郑主，但与闵帝（1787─1789年在位）内讧，在位仅一年余便出逃，郑氏政权终结。闵帝恢复权力未遂，于1789年（昭统三年）逃入清朝，后黎朝灭亡。

黎仁宗时梁如鹄奉命出使明朝带回雕版技术,延宁6年（1459年，明天顺3年），梁如鹄再度出使明朝，带回了更纯熟的技术。

从17世纪初开始，欧洲葡萄牙、法国等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到越南传教，代表人物有法国人亚历山大·罗德。传教士利用罗马字制成越南国语字，加以使用，是为越南日后使用的书写系统。17世纪下半期，欧洲天主教徒在㕊宪（即兴安市）、会安等地贸易和布道，但郑主、阮主均对布道活动加以抵制。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明清鼎革，大批中国移民涌入越南，郑主在其治下地区强制中国移民遵守越南法律及风俗习惯，不能随意改变居住地；南方阮主则较为宽松，让移民入住、经商，并享有自管权，因而在顺化、会安等地有“明乡社”的出现。

后黎朝后期虽长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化方面仍有所发展。在文学著作方面，重要的有笔记小说《公余捷记》（武方堤撰），该作品在越南被誉为“篇幅大、思想艺术成就高，而且影响深远”。此外有《传奇漫录》（阮屿撰）、《皇越春秋》（作者不详）等汉文小说。

越南的传统服装奥黛（又称“越南民族传统服装”、“越南国服”，一部分越南人将其简称越服），有学说认为源于阮氏治下的南方，因阮主为求区别北方和南方的服装习俗，乃命人加以设计，并模仿中国旗袍服装特色，而形成此一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