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雍正时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任意加税的可能。

清代的丁银是沿袭明代的丁银而来的，但丁银编征作为中央政府赋税征解的内容，则是清代的事情。在明代，丁银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由地方官员征用，并不上缴明中央政府，实际上这项收入多落入官吏的私囊。在明朝中央政府那里，也没有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只有户丁的总数，在行政及政策制定方面，中央政府也未涉及丁银的处理以及如何支配的问题。

清朝定鼎北京后，以加强中央集权和筹集军饷为中心，同时强化对地方财务的管理。大致说来，自顺治二年（1645年）始，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地方官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同时对于人丁的编审也逐渐制度化，以保证丁银的征解。清初原定三年一编审，顺治十三年（1656年）改为五年一次编审人丁。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命令各直省将编审人丁造册送部。顺治十七年（1660年）覆准，“直省每岁终，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观户口消长，以定州县考成”。通过这些措施，在剥夺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银权力的基础上，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征用丁银。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公布了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直省徭里银3008900两9钱，米12570石1斗”。丁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奏折中说：“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丁银的编征自始就存在着弊端。康熙初年曾任直隶灵寿县知县的陆陇其对此曾分析说：“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这种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在很多地区都存在。

而官员绅衿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以为规避，而丁银项目仍然存在，结果便落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其中在实行户等编审制的地区，出现了利用户等进行放富差贫的现象。如山东曹县，“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结果“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这样一来，一方面，封建官府为追求溢额在编审时多行虚夸；另一方面舍富就贫，丁银溢额增多的结果便是使中下层民众承担起更多的丁银来，饱受“代纳”和“包赔”之苦。

这样一种丁银编征，使得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对于丁赋的征收来说，其结果是“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

康熙时期解决了长达八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连年的征战耗费大量财力再加上各级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很苦。康熙帝本人亲民爱民，常自觉民间疾苦，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次年，康熙帝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旨“永不加赋”。

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 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固定丁银），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

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

摊丁以后，无地农民不再负担丁税，这自不待言。少地农民的情况，由于以前按人征丁时，他们人数最多，又经常受到来自地主及其他有权有势者的负担转嫁，故其负担远超过按其土地财产应当承纳的比例。而在摊丁以后，按土地或田赋数均摊丁银，这部分农民土地较少，负担自然较前减轻；摊丁后绅衿优免权取消，他们的土地一例摊银，从而负担丁银的土地数量增加，也使得农民负担相对减轻一些。如下表。

根据表格显示，变化是相当明显的：无地农民不再负担丁税，这自不待言。占地30亩以下的人丁摊丁后负担明显减轻了，而占地60亩以上的人丁则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负担，占地愈多，增加负担也愈多。

按照当时华北地区的平均耕地情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占地在30亩以下的人丁应该属于耕地不十分充裕的自耕农民，其中占地在10亩以下的属于贫苦农民。在现存获鹿县审册中，这两部分人丁合计约占全部人丁的2/3。无地人丁约占全部人丁的百分之十七八。就是说，中等偏下人丁、贫苦人丁和无地人丁这些在摊丁中受益的人丁，约占全部人丁的80%以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

同时占地在30亩以上、60亩以下的中等偏上的农民，他们人数不到全部人丁的10%，土地数约占全部土地的20%。视各地区情况有略微增加或减少，负担基本没有变化。

而人丁占地都在60亩以上，应属当时较为富裕的农民或者地主。这部分人在审册全部人丁中约占4%，其土地数占全部土地的将近40%。正是因为这些人丁的土地比例远远高于他们人数的比例，在按地摊丁以后，特别是人丁占地100亩以上，他们的丁银负担较之摊丁前大大增加了。

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丁银与田赋以田亩多少为征收依据，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这样的改革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活力、促进生产发展。

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了推动作用；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进一步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摊丁入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

清代有人说，摊丁入地标志着“数千年来力役之征一旦改除”

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更是由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3.01多亿人。中国封建社会由此出现了最后一次盛世——“康乾盛世”。

乾隆《济宁州志》在评论“摊丁入地”的意义时说：“济之改九则即三等九则制行条鞭已百年矣。……然时役在赋中，时或役在赋外。《会典》云：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甲派者，有丁从丁派者，一省之内，则例各殊。……至此始归划一，从古未有之善政也。”

中纪委刊文：实行“摊丁入亩”之后，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没土地的不交，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对地主老财和贪官来说，这当然是“严苛”！

“摊丁入亩”政策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轻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摊丁入亩政策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从根本上讲，它维护的仍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长久统治，牢固统治的利益。它使封建统治更加牢固。事实上，摊丁入亩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首先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反抗赋役不均所进行的激烈斗争的结果；虽然名义上陆续在各省实行，但不可能持久认真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