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是指清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清代诗人善于借鉴前代，扬长补短，对于古典诗歌有所发展。风格多样，其成就是超过元明两代，足以下启近代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后劲的。

清代诗人、流派众多。

虽然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但仍不乏反映社会矛盾、暴露现实黑暗的作品，现实主义传统在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中仍有继承和发展。在技巧形式上不断追求创新，也为诗歌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清初“遗民”诗人的作品大都敢于正视现实，反映那个时代的民族斗争，表现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

清代诗人善于借鉴前代，扬长补短，对于古典诗歌有所发展。但清代的文字狱，使有些诗人畏惧政治的迫害，同时又迷惑于表面的承平，冲淡了对社会矛盾的深入观察和揭露，限制了清诗获得更高的成就。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在当时汉族人民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诗人，他们有的直接参加抗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有的以流亡隐居或削发为僧保持气节，志行皎然。他们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闪耀战斗光芒的诗篇。有的诗篇因受禁锢而失传，但流传下来的还是富有反抗精神的。这些诗人，主要有阎尔梅、傅山、黄宗羲、杜濬、钱澄之、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其中如顾炎武的诗，宗法杜甫，以写易代之痛，词意坚实，风骨劲健。王夫之的诗如正、补《落花诗》等，瑰丽奥衍，纵横排奡，寄托亦深。阎尔梅吊古咏时之作，抒发黍离之悲，感情强烈。钱澄之诗题材较广，抒写故国之思的作品激越苍凉，描写人民疾苦的诗凄急幽奥。吴嘉纪的诗在表现反清思想之外，又善用白描手法反映民生疾苦；他长期和贫苦的农民、盐民生活在一起，滨海人民所受天灾人祸的煎熬，在诗中鲜明地留下了斑斑的血泪之痕。杜濬诗清郁，归庄诗绵丽，写情都相当沉痛；归庄《己丑元旦》诗：“不信江南百万户，稷锄只向陇头耕。”对人民的反抗力量抱着充分的希望和估计，很能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生年稍后的屈大均、陈恭尹两人，崛起岭南。两人的诗中多悲恸亡国之作，也都写得铿锵遒壮，兼具气韵声色之美。

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著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无甚影响。钱谦益声名和影响都较大，他作诗反对明人的偏激，力扫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他兼取唐诗及宋、金诸名家之长，才藻富赡，在明季的作品，已显露能够挽诗坛衰势的气概；入清后的诗，哀思明室，托兴更深。因为他以明臣仕清，论者曾讥其矫饰。钱谦益是常熟人，所以又被称为“虞山诗派”的领袖。此派诗人还有他的学生与后辈冯班、冯舒和钱曾等，他们的诗风格并不同，成就也不高。吴伟业以“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笔，写晚明史事及兴亡、身世之感，“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他的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评为：“格律本乎四杰（初唐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也大，在诗歌史上有创新意义。他是太仓人，又被称为“娄东诗派”的领袖。不过周肇、王揆、许旭等“娄东十子”的诗，走明朝王世贞等“后七子”的老路，并不能写出吴伟业那样的歌行。

总集相对于别集而言，合收两个以上作家之作品，形式上可以是选集、全集、丛刻等。清代诗歌总集或者说清诗总集，指一切含有清人诗歌之总集。其数量之多，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代甚至它们的总和。因此其内部类型，不但远比别集复杂，而且比此前的诗歌总集也更有细化的可能与必要。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有不同角度的划分标准。一种按照所收作品的文体，分为诗歌专集、诗文合集两大类，此与别集相似。再一种按照所收作家的朝代，通常分为通代、当代两大类。明确只收清代本朝作家者，属于当代一类；明确兼收清代及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作家者，属于通代一类（所涉各朝代内部时间长短不计）。通代类如刘大櫆辑《历朝诗约选》，“历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至国朝乾隆间而止”。当代类为数尤多，其中大量书名冠以“国朝”者最为明显。而在此通代、当代两类之外，某些总集名义上收到明代为止，甚至成书于明朝末年，实际上其作家却有进入清代者，或入清以后才开始诗歌创作、留下作品，甚至直接出生于清代，此则可以视之为跨代清诗总集。钱谦益、柳如是等《东山酬和集》，成书于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有关作者后来基本上进入清代；屈大均辑《广东文选》，《凡例》第一款即称“至明崇祯时而止”，而集内诗歌作者如易训，其出生却已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以后，因此以之介于通常所谓通代、当代两类之间，专门列为跨代一类，眉目更为清晰。朱彝尊辑《明诗综》、沈德潜辑《明诗别裁集》、朱琰辑《明人诗钞》之类，亦不妨作此看待。至于当代类清诗总集也可能阑入个别确实卒于明末的作家，则可置不论（另清代之后者不论）。在此之外，传统目录学对于清诗总集，还有其他更为详细的分法。著录清诗总集最多的已故王绍曾先生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通代”、“断代”之外同时列有“郡邑”、“氏族”、“唱酬”、“题咏”、“谣谚”、“课艺”、“域外”诸类。此前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及《续编》，则“郡邑”称作“地方”，“氏族”称作“家集”，“课艺”称作“课集”，而“唱酬”与“题咏”合并称作“唱和题咏”，另外又专列“闺秀”、“方外”两类。以这种传统目录学的详细分法为基础，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将清诗总集综合列为下述十类，庶几最为完备，同时也用以规定统一的名称。

主要生活于康熙、雍正两朝的应试出仕诗人，有所谓“南施北宋”两家。施指施闰章，诗学唐代的王、孟、韦、柳，以“温柔敦厚”著称，乐府歌行有一部分能反映现实生活；宋指宋琬，诗学宋代的陆游，兼师唐代的杜、韩，以“雄健磊落”著称。不过“南施北宋”并不能代表当时诗坛主流，这时期的第一流诗人应推王士祯。王士祯作诗提倡“神韵”，是清代“神韵派”的领袖，左右诗坛数十年。他擅长的七言近体诗，涵情绵邈而出以纡徐闲暇，善于融情入景，神韵悠然。他主要崇尚的是王维、韦应物一派的“唐音”，在艺术上有新的特色；惟内容多属模山范水、吊古抒情之类，是清诗进入“盛世”时期后反映社会矛盾的精神趋于淡漠的标志。和王士祯齐名的朱彝尊，是著名学者，作诗才力宏富，但独创新貌不如王士祯。这时期的诗人，还有尤侗、彭孙遹、梁佩兰、吴雯、洪曻等人，诗以疏畅隽永胜；有陈维崧、吴兆骞、田雯、张笃庆等人，诗以豪迈典丽胜。其中吴兆骞、陈维崧所作歌行有近于吴伟业的，他们虽不是太仓人，也被视为能得“娄东”法乳的健者。王士祯的甥婿赵执信，著《谈龙录》，对王氏的诗歌理论表示不满，理论上的影响颇大；诗作“思路劖刻”，也较多地面向现实，可惜意境往往涵蕴不深，成就并不大。这时期堪与王士祯并称为第一流诗人的，应推查慎行。查氏是清代学宋诗派成就最大的人。他的诗受苏轼、陆游的影响最深，用笔劲炼，运思刻入，不流于滑易。他讲究音节色泽，又兼得唐诗的好处。赵翼《瓯北诗话》说：“故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瓯北诗话》于唐代只论列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四家，于宋以后只论列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四家，于清代只论列吴伟业、查慎行两家，由此可以略见吴伟业、查慎行两家诗的历史地位。这时学宋诗派中的著名诗人还有宋荦，他极为推崇苏轼，他的诗作工力不如查慎行，但也有一些佳作。

主要活动年代在雍正和乾隆初年的厉鹗，著有《宋诗纪事》，搜罗广博，对宋诗钻研颇深，所作诗幽峭妍秀，工于炼字，五古尤胜，在学宋诗派中能够别开生面，号为“浙派”领袖。乾隆朝的重臣沈德潜作诗注重“格调”，效法汉魏盛唐，少数篇章能反映现实，但多数作品具有浓厚的封建卫道气息，较乏新鲜活泼的情致，他的诗被称为“格调派”，他的选诗和诗歌评论的影响颇大。继厉鹗而起的浙人钱载，他的诗在苍劲俚质中别饶清韵，也能避开“熟调”，自具一格，以生涩取胜。他的诗号称学韩愈，但受宋诗的影响也很深。在“神韵”、“格调”、宗唐、宗宋各派诗歌流行之后，相仿相袭，清诗又逐渐形成新的窠臼。这时期的诗人，能开新格局的是袁枚和赵翼。袁、赵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的思想在当时比较通达，论事论情，务求平恕，敢于菲薄崇古、泥古的观念，冲击沈德潜一派所宣扬的传统“诗教”。他作诗反对模拟，提倡自写“性灵”。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鲜之处。可惜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少篇章境界趣味不高，陷于轻薄。赵翼也是学识博通、重视创新的人。他的五言古诗，说理诙谐，评论世事，常有精辟而进步的见解，很有特色。蒋士铨诗骨力的坚苍胜于袁、赵，但创新不如。早年所作的《京师乐府词》，比较别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袁、赵两人，是清代“性灵派”诗的代表人物。除这三家外，郑燮所作古诗如《私刑恶》、《逃荒行》、《姑恶篇》、《孤儿行》，继承古代乐府诗的优良传统，朴素生动，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较厚。黄景仁是一个早熟而短命的诗人，诗才极高。他的描写社会不平和个人遭遇不幸之作，感情强烈，笔调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气”，读起来使人回肠荡气。郑燮、黄景仁诗在重意境、重白描方面，和“性灵派”相近。这时期还有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他把经史考据、金石勘研都写进诗中，成为所谓“学问诗”。

生活于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张问陶，他的七言律绝，佳句络绎。张问陶也好谈“性灵”，赞成袁枚论诗主张，可以算是“性灵派”的诗人，张问陶与袁枚、赵翼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舒位、孙原湘和王昙，被认为是可以接踵袁枚、赵翼、蒋士铨的诗人。三人中，王昙诗比较粗犷。舒位、孙原湘诗多出入于李白、李商隐、杜牧诸家。孙原湘诗富于巧思，多艳丽语；舒诗才力纵横，饶有奇气。他们的创作倾向基本上还是继承“性灵派”的，但比较起来，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及作用，已不如袁、赵。从这里，可以看出“性灵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的迹象。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在上述诸家之外，还应提到的有气概豪迈、工于史的严遂成；以清迥为宗的姚鼐；缒幽凿险、诗中有画的黎简；格调秀雅、词采妍丽的吴锡麒；笔势奔放、语多奇崛的洪亮吉；不避粗犷、直抒胸臆的宋湘等等。但从总的趋势看，其后期的诗歌创作，已逐渐走向下坡路。

道光、咸丰时期，内外矛盾爆发，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了近代史的阶段，清诗的发展也转入一个新时期。

清诗总集，流行较广的有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王昶的《湖海诗传》，收录作家作品多、规模宏大的有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龚自珍所说“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这三位学者也是名诗人。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字宁人，因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们习惯称他亭林先生。他在明末曾参加抗清起义，失败后拒绝与清朝统治者合作，专事游历各地，进行学术研究。下面这首五言古诗《精卫》表述了他的爱国之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前四句是向精卫鸟设问：天下不平事很多，你为什么要填海不止徒然自苦呢?接下的四句是诗人借精卫之口言志说自己也是填海的精卫，并且死而无怨。最后两句是借鹊、燕讽刺那些卖国求荣、卖身求荣的人，嘲笑他们忘却民族利益只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黎州，浙江余姚人。他也曾参加抗清斗争，明亡后拒绝为满清做官，潜心著述，终成大家。他的《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表明了明亡后他的痛苦心情：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

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

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作者认为在明亡后的中国不好再生活下去了，为自己没能为国捐躯而感到惭愧。梦中失声痛哭被儿子唤醒；为亡友招魂时有飞鸟落到祭筵上，想象那可能是友人的灵魂化成的。许多死去的至交都可以入《忠节传》中，可是卖国投降的朋友也不少，给他们写绝交书都写不胜写（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典）。屈指算来自己经历过多次死去的危险，如今勉强活着又被病魔缠住，承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痛苦。他的许多诗作都充满着这样的爱国精神。

本是明末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但他没有经受住生死考验，投降了清朝，晚节不忠，被人诟病。他学问渊博，诗风老辣，影响很大。他注释的杜诗至今仍是研究杜甫的重要参考书。

（公元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也是横跨明清两代的人。他的诗内容宽泛，成就很高，诗名很大。吴伟业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著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讽刺吴三桂卖国行径的七言歌行《圆圆曲》。诗一开头就直接进入主题：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鼎湖”代指死去的皇帝（相传黄帝铸鼎于荆山，鼎成后乘龙升天，于是就把其处称为鼎湖），这里指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李自成进北京时自杀于煤山事。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收复北京，并进而向西进军。他的全部军队都为崇祯穿上白色孝服。据说吴三桂本来是准备归顺李自成的，后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一说是刘宗敏）掠去，一怒之下改变主意投靠满清，并引清兵入关攻李自成。“红颜流落非吾恋”是拟吴三桂的口气，说失去一个女人我并不在意，主要是逆贼李自成太荒淫腐败了。这是用反话讥刺吴三桂。吴三桂迅速扫平李自成起义军并占领其根据地（黄巾是汉末农民起义军，黑山是汉末农民军根据地，在此代指李自成）。祭奠完崇祯和其父吴襄后再和陈圆圆见面（吴三桂全家38口人全被李自成杀死。陈圆圆暂时下落不明，不是吴三桂不想见）。接下去大段诗叙述吴三桂娶陈圆圆的经过。陈圆圆原是苏州一个采莲女，后来成为名妓，还入宫当过宫女。从宫里出来成为贵戚家的歌妓，又被贵戚（崇祯帝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送给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吴三桂找到陈圆圆，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以后陈圆圆伴随吴三桂远征云南，直到吴三桂称王称帝，享尽荣华富贵。诗中说：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妻妾之类的事本不该和国家兴亡的事搅到一起，可是吴三桂这位“英雄”偏把美人摆到第一位，不惜让自己全家人被杀，使一个女人的名字留在历史上。这几句诗可谓讽刺入骨了。诗的最后借用吴王夫差沉湎酒色导致国破家亡的例子比喻吴三桂，讥刺他空做一场美梦，留下千古臭名。这首诗的内容也许不尽与史实相符，但诗是可以这样作的。吴三桂先是背叛国家，后又背叛清朝，是千古罪人，应该受到唾骂。

继吴伟业之后最著名的诗人是王士祯。王士祯（公元1634一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的诗追求一种清新淡雅的风格，其七言绝句作得尤其好。我们看他一首《初春济南作》：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bēi杯〕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这是描写泉城济南的春色。陂塘即池塘。春天阴晴多变，此时突然放晴，阳光下的池塘里流出一股股清凉的泉水。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称。春雪过后城南千佛山的山影映入城中，无处不赏心悦目。再读他《真州绝句》之一首：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真州即今江苏仪征。江岸住的多是渔民，到处点缀着疏疏的柳树和池塘。傍晚风平浪静，在深秋的红树林中热热闹闹地在买卖鲈鱼。这是渔米乡的景致，描绘得简洁利落，宁静中带出活气。王士祯还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他推崇唐诗，强调诗要清新明丽，语言含蓄，要有神韵。这就是有名的“神韵说”，有相当影响。

清初诗人还有号称“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又有查慎行、赵执信等，他们虽不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可也相当著名。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代）是清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术上形成“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诗歌创作也有不小的成绩，是诗人辈出的时代。

这里应该提一笔乾隆皇帝，因为他喜欢到处题诗，所谓“乾隆遗风”大家都熟悉。他曾说“平生结习最于诗”，最推崇杜甫，是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晚年自称平生赋诗四万多首，仅就数量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许多诗摆皇帝架子，无甚特色，因此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提到他。其实，他有一部分诗是写得挺不错的。我们从 他的《过蒙古诸部落》中选几首读一下。其一：

识路牛羊不用牵，下来群饮碧溪边。

儿童骑马寻亡牯，只在东沟西谷边。

这是一幅黄昏牧归图，熟悉牧区生活的人都知道儿童骑马寻牛是常事，并且凭经验总能把牛找回来。其二：

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

忽落轻莎翻得意，揶揄学父舞天魔。

小儿骑骆驼，嘴里吃着乳饼，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偶尔掉下来落在软草上，他就势顽皮地学着父亲跳起天魔舞（蒙古舞名）来。写得活泼可爱，恰似一幅牧民风俗画。其三：

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

折杨共炙倾浑脱，醉趁孤鸿马上飞。

猎罢归来，升起篝火烤鲜肥的鹿肉，拿出皮制酒囊（浑脱）尽情一醉，然后翻身上马追逐孤鸿飞驰而去。这就把勇壮剽悍的蒙古民族性格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活画出来了。诗中散发出浓郁的草原气息，这是那些文弱书生写不出来的。

（公元1673—1769年）是乾隆年间影响较大的诗人。他字确士，号归愚，苏州人。他主张写古诗要以汉魏为准，写近体诗要以唐诗为准。他倡导“格调说”，即诗的内容要“温柔敦厚”，作诗要讲求格律、声调。按他的标准，他曾编选过《古诗源》、《唐诗别裁》等几部书，直到21世纪仍在印行。他在朝做官时和乾隆皇帝关系密切，是诗友。退休后，乾隆路过苏州时还召见过他。沈德潜有些小诗写得很新巧，如《过许州》：

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yǎn掩〕平畴。

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

许州即今河南许昌。这样的夏景常见：池塘里流着清水（决决，流水声），垂柳罨覆着平野。到处一片翠绿，满眼都是生机，使人觉得仿佛胡须眉毛都被染绿了，一路蝉声伴你走过许州。这下联想象新奇，不落陈套，令人觉得新鲜而又贴切。他的五绝《晚晴》也颇有新意：

云开逗夕阳，水落穿浅土。

时见叱牛翁，一犁带残雨。

乌云拉开空隙透出夕阳，仍有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在地上，可见是一场小雨。老农仍在喝牛耕田，犁铧上仍带着残留的雨滴。这一首也是下联写得形象。沈德潜影响大的是他的诗说和他编的历代诗别裁集，自己没有特别有名的诗传世。

提起郑板桥几乎人人皆知，他以绘画和书法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名诗人。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从不标榜什么派别，写诗从不装模作样，有话就说，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人们很爱读。我们先读他一首题画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题在一幅画上的诗。他出身贫苦，做官不忘民间疾苦，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另一首《题竹石画》诗也被人们喜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用劲竹顽强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顽强精神，既是勉励世人，也是勉励自己。他曾自称“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他的画怪，字怪，诗也别具一格，怪得可爱。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清四川遂宁人，清初名相张鹏翮玄孙。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五十五年（1790）三甲第55名进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检讨；嘉庆五年（1800），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城；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十七年（1812），称病辞官；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病逝于苏州，归葬蜀中故里今蓬溪县金桥乡两河口。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著有《船山诗草》及《补遗》，共26卷。张船山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不单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为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胡传淮所著《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对了解张问陶的生平事迹可资借鉴。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忠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分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　清代四川遂宁人张问陶，是乾嘉时期性灵派的大诗人。他一生忧国忧民，风节高尚，又天赋很高，才华横溢。从15岁至51岁谢世，写诗5000首左右，今尚存3000余首之多。同时代诗人们人誉之为“长安第一”，“青莲再世”。性灵派首领袁枚誉之为“倚天拔地之才”。张氏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造诣颇深，深得大家称许。”著名学者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

张船山与唐代李白（号青莲）、宋代苏轼（号东坡），号称古代巴蜀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三位诗人。四川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分别用他们的名号给其家乡命名。李白故里命名为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苏轼故里命名为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张问陶故里命名为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船山区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清代伟大诗人之名号命名的县级行政区，这是整个清代诗人的光荣，更是张船山的光荣！因为，清代诗人多达十万之众，能享用其名号来命名县级行政区的，唯有张船山一人而已。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

袁枚、赵翼、张问陶，并称为“清代乾嘉性灵派三大家”。清代有“乾隆三大家”或曰“江右三大家”，是指袁枚、蒋士铨、赵翼，于是有人把袁、蒋、赵都说成是性灵派的主要代表。其实蒋士铨虽然与袁、赵私交甚好，文学观点亦不无相通之处，但是在思想要害问题上却大不一致。钱钟书曾指出：“袁、蒋、赵三家并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同，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如果要评性灵派三大家的话，那就是主将袁枚，副将赵翼，殿军张问陶。性灵派主将袁枚与副将赵翼以及殿军张问陶支撑起乾嘉时期队伍庞大的性灵派，为使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回归表现真情、个性的健康轨道，扫除模拟复古的风气，发扬开辟新径的创造精神，都作出了卓著贡献。王英志《性灵派三大家简论》（《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04期），对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三大家作了中肯评析。

果然如黄景仁预感的，巨大的忧患降临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

（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淫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

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

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

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

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

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

（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

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

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

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

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

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

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

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骗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和黄遵宪同时的一些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都有许多好诗留世；而当时以复古为趋向的“同光体”诗人却没有什么传世之作。

19、20世纪之交，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许多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邹容、陈天华等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铮铮作响的诗句将与他们的英名一样永远垂示后人。下面是秋瑾的一首《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她忧心如炽，奔走救国，这种感情宣泄出来就成为动人的好诗，读过之后一位爱国女英雄的形象就矗立在我们眼前。

邹容在1901年东渡日本之前也曾写诗言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他写过著名的《革命军》一书，号召人们参加革命斗争，并把自己19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革命。

以柳亚子等人为首，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南社”是一个著名的诗歌团体，其宗旨很明确，就是要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优秀诗作。如南社重要成员苏曼殊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前一首以战国末年反对秦始皇称帝逃隐海上的鲁仲连自比，表示抗清决心；后一首用《易经》“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意思比喻清末战乱，对许多荆轲一样的猛士为民族解放捐躯表示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