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辽宁省等地。

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次年即征服黑龙江中游萨哈连部，当时达斡尔或以地区被称为萨哈连（满语对黑龙江的称呼），或以贡物特点称为萨哈尔察（满语译音意为黑貂）部，或与鄂温克等泛称为索伦部。至康熙初年，才出现“打虎儿”的译名，以后又常译为“达胡尔”、“达虎里”、“达呼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

达斡尔族清代以前使用的契丹文失传，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历史较难考究。但是根据达斡尔族传说及达斡尔人与契丹人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史学家大多认为达斡尔族属辽代契丹的后裔，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达斡尔族是由当地土著先民发展而来。利用DNA技术的相关实验表明，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辽朝灭亡以后，达斡尔族的先民迁徙到黑龙江以北。

1640年8月，清朝政府将在征服索伦部战争中俘获的壮丁、妇女幼小共5673人均隶入八旗，编为牛录。此后，清朝陆续将归附内迁的达斡尔人编为牛录。布特哈的达斡尔人编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3个扎兰（清朝八旗军事单位，连或队之义），将鄂温克族编为5个阿巴（猎区），隶属于齐齐哈尔总管衙门管辖。

17世纪中叶，达斡尔族的先民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流域河谷与东起牛满江，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龙江北岸河谷地带。因沙俄殖民者入侵和清政府对该民族统治的加强而南迁至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就成了达斡尔人的故乡。后来，由于清政府征调达斡尔族青壮年驻防东北地区及西北边境城镇，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徙居呼伦贝尔、瑷珲及新疆塔城。

1643年，沙俄瓦西里·波雅科夫等哥萨克人，第一次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最先闯入中国精奇里江达斡尔族居住区，遭到达斡尔族居民的坚决回击，迫使哥萨克匪徒狼狈逃窜。

1651年，哈巴罗夫又率领沙俄军再次入侵黑龙江。当到达桂古达尔达斡尔族联防城时，威胁居民向沙皇缴纳“毛皮贡赋”，达斡尔族首领桂古达尔义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的贡品？要我们交贡，除非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达斡尔族人抵抗了沙俄军的进攻，661人英勇牺牲。

1684年，达斡尔族参加了反抗沙俄侵略的雅克萨之役。

1732年，清政府在达斡尔族3个扎兰和鄂温克族5个阿巴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达斡尔人聚居的都博浅扎兰被编为镶黄旗，莫日登扎兰被编为正黄旗，讷莫尔扎兰被编为正白旗。在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等城驻防八旗官兵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达斡尔人。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座军事重镇的官兵中，“达呼里居数之半”。

1914年至1916年，齐齐哈尔的达斡尔族人民反对反动军阀强行放荒招垦、霸占土地，在少郎和岱夫领导下，打豪强、抗官军，进行了反压迫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以后，达斡尔族人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联军。达斡尔族船夫巴哈布多次协助抗联队伍抢渡嫩江、英勇牺牲。

1944年，新疆塔城地区的达斡尔族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6年1月，莫力达瓦获得了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在当地建立了布西旗人民政权，达斡尔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起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同年3月，布西旗改称莫力达瓦旗。

1947年，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牧区也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

1952年7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龙江县达斡尔族聚居的卧牛吐建立达斡尔族自治区。

1956年9月，齐齐哈尔市政府决定，将原龙江县虎尔虎拉区、达呼店区、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以及榆树屯等4个农村区合并，成立县一级的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中国现有的五个城市民族区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达斡尔民族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统计，中国境内达斡尔族的人口数为132299人。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共有人口131992人。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达斡尔族总人口为13.24万人，与10年前的'四普'相比，达斡尔族人口增加了1.09万人，增长率为9.00%，平均年增长率0.83%。在达斡尔族人口中，城镇人口有6.92万人，占总人口的52.25%；乡村人口6.32万人，占总人口的47.75%。与10年前相比，达斡尔族城镇人口比率下降了5.43个百分点。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达斡尔族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口中，已婚比例为70.39%，初婚比例为59.89%，再婚的人数占3.68%，离婚比率为1.67%，丧偶比例为5.15%。

在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期间，全国达斡尔族出生人口为1090人（按长表推算），总和生育率为0.90。出生性别比为118.00，其中一孩出生性别比为145.95，二孩出生性别比为18.18，三孩出生性别比为150.00。

在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期间，全国达斡尔族死亡人口为813人，其中：男性551人，女性262人。粗死亡率为6.15‰，其中男性为8.40‰，女性为3.94‰，婴儿死亡率为14.19‰，预期寿命为66.80岁。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达斡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计有122068人，这三个省(区)2010年达斡尔族人口占全国达斡尔族人口的92.48%，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分布有达斡尔族人口。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有达斡尔族人口41229人，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聚居地呼伦贝尔市，2010年达斡尔族人口占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人口的占90. 45% ，黑龙江省达斡尔族聚居地齐齐哈尔市，1982年该市达斡尔族人口占全省达斡尔族人口的70. 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达斡尔族人口聚居地塔城地区，2010年占达斡尔族人口占全区达斡尔族人口的77. 55% 。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达斡尔族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集中聚居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共有12.08万人，占达斡尔族总人口的91.24%。另外，达斡尔族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地区有辽宁和新疆。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达斡尔族总人口中：男性6.57万人，女性6.67万人；性别比为98.51。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从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看，少年儿童人口（0-14岁）比重为27.44%，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为69.30%，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3.25%，与1990年相比，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了8.4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分别增加了7.92和0.58个百分点。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有9.61万人，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人口0.33万人，文盲人口比率为3.46%，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2.50%，女性成人文盲率为4.39%。与1990年相比，文盲人口减少了0.45万人，文盲率下降了6.58%。6岁及以上人口12.22万人，其中，受过小学以上（含小学）教育的占96.33%，受过初中以上（含初中）教育的占65.36%，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占25.57%，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占7.61%。平均受教育年数8.81年，比10年前增加1.22年。

莫力达瓦旗是素有“大豆之乡”的美誉。1978年，全旗粮食总产量突破1亿斤。1983年被国家商业部确定为商品粮生产基地县。1989年，跨入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的行列。2002年，莫力达瓦旗粮食总产量达到12.42亿斤，是1978年1.37亿斤的9.07倍，是1958年0.859亿斤的14.46倍，是1949年0.575亿斤的21.6倍。2005年，莫力达瓦旗生产粮食16.3亿斤。

2005年，黑龙江省36个达斡尔族村的总播种面积达到36107公顷，其中种植粮食作物26881公顷，产粮113729吨；种植绿色特色经济作物6831公顷，产量为8729吨；实现农业收入17062万元，约占全年总收入的39.16%。

2005年，黑龙江省的达斡尔族村共饲养奶牛34142头，饲养肉牛9351头，饲养生猪41100头，饲养肉羊40343只，生产商品鲜奶74546吨，生产肉类3119吨，完成牧业产值19021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43.66%。在黑龙江省农村达斡尔族的经济结构中，畜牧业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收入而居第一位，莫力达瓦旗2004年，牲畜存栏114.5万头（只），大鹅饲养量达120万只。2005年，全旗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了200.3万头。

达斡尔族的工业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变大，莫力达瓦旗的工业到1958年，发展土糖、印刷、木工等10余家作坊式的工业企业。改革开放以后，莫力达瓦旗的地方工业生产领域扩大到食品加工、化工、建材、印刷、酿造、冶金、电力供应、供水、供热等诸多行业，工业企业增加到40多家，涌现巴特罕、豆都、蒙兴、蒙鹅等龙头企业，培育出巴特罕啤酒等产品，工业资产总额增加到4亿多元。建立了巴特罕工业园区、红彦工业园区，2005年，全旗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6.23亿元。

改革开放以后，以商贸、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获得发展。达斡尔族聚居的嫩江两岸，山川秀美，景色宜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优势。有中国达斡尔民族园、金长城遗址、清代古墓、莫力达瓦山、拉哈新村等旅游景点，其中金长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哈拉”是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社会集团。每一个“哈拉”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例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里江下游支流布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里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等。属于同一“哈拉”的人，均具有血缘关系，因而严格禁止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选举的“哈拉达”（氏族首领），管理氏族内部事务。清朝末年，达斡尔人以“哈拉”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活动，是氏族组织共同生产、平均分配习俗的残存。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哈拉”的规模日趋广大，于是，一个“哈拉”又分为若干个“莫昆”。“莫昆”是达斡尔族的父系家族组织。每一个“莫昆”都有自己独自的名称，如“乌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毕日扬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相邻的地方，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义务，也有收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的义务。所有“莫昆”内的成年男子都有权参加“莫昆”会议，它是家族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选举或撤换“莫昆达”（家族长）、商讨家族内部生产和生活上的大事，处罚违反习惯法的家族成员等。

无论是“哈拉达”还是“莫昆达”，都是在为族人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也不脱离劳动。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在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先后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哈拉达”和“莫昆达”被任命为基层政权的行政首领，“哈拉”和“莫昆”除继续履行其血缘组织的功能外，还担负起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

1640年8月，清朝政府将在征服索伦部战争中俘获的壮丁、妇女幼小均隶入八旗，编为牛录。此后，清朝为加强对达斡尔等族的管理，陆续将归附内迁的达斡尔人编为牛录。布特哈的达斡尔人编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3个扎兰（清朝八旗军事单位，连或队之义），将鄂温克族编为5个阿巴（猎区），隶属于齐齐哈尔总管衙门管辖。扎兰是在原先设立的牛录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管理和军事职能双重特点的统治机构，它既仿效了满洲八旗的甲喇、参领之制，又充分利用了达斡尔族社会原有的哈拉、莫昆制度，为日后布特哈八旗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1732年，清政府在达斡尔族3个扎兰和鄂温克族5个阿巴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达斡尔人聚居的都博浅扎兰被编为镶黄旗，莫日登扎兰被编为正黄旗，讷莫尔扎兰被编为正白旗。

主词条：萨满教

达斡尔族同其他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一样，主要信奉萨满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达斡尔人虽然受到过喇嘛教、道教和天主教的影响，并且也有人供奉过汉地的关帝神、娘娘神等神灵，但是外来的宗教和神祗均不足以破坏萨满教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没有动摇传统的萨满教在达斡尔人精神文化中的原有地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萨满教仍是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达斡尔人共同信仰的宗教。

在达斡尔语中，主持宗教活动的巫师通常被称作“雅达干”。由于汉语音译的不同，“雅达干”一词又出现了“亚德干”、“亦都罕”、“耶德根”等种种不同的写法。信教的人们相信，雅德干是神的代言人和人的保护者，他们具有特殊品格和神奇本领，能够通神，为族众求神驱鬼、占卜祭祀及消灾祈福。雅达干没有特殊地位，不脱离生产，平时参加生产劳动，有事则替人跳神治病，主持宗教礼仪和祭祀活动，雅达干没有寺院庙宇之类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组织，始终保持着自然宗教原始古朴的特征。

达斡尔族的萨满教，尚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鲜明烙印。在达斡尔人中，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萨满，叫“斡卓尔雅达干”。这类巫师领有氏族祖先神，有法衣和神鼓等宗教用具。当疾病、家宅不安宁、孕妇难产、人死后没有留下遗言等事发生时，萨满便负责“转达”神灵的帮助。“斡卓尔巴尔肯”是达斡尔族以氏族等血缘团体为单位供奉的祖神，以布剪成人形为偶像，供于西窗之下，平时不摆设供品。逢年过节之时，都要烧香上供，腊月三十晚上用猪肉或狍子肉、荞麦米粥和酒献祭。

达斡尔人供奉的神灵，种类和数量很多，有与农业相关联的“嘎吉日巴尔肯”（土地神）、“巴那吉音”（土地神），有与畜牧业息息相关的“吉雅其巴尔肯”（富畜神），也有与渔猎经济密切相关的“毕日给巴尔肯”（河神）、“白那查”（山神）和“巴特何巴尔肯”（猎神）。这些神灵的存在，说明萨满教具有多神教的特点，反映出达斡尔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偶像崇拜等传统信仰。

在清代及清代以前，达斡尔族保持着以皮衣为主的传统服饰文化。男子服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人们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更换不同种类的衣服。在漫冬季，男人们穿的皮袍多采用立冬至春节前后的兽皮或牲畜皮制作，春秋两季，男子们穿一种长至膝盖的皮袍，叫“哈日密”。这种皮袍采用春、夏或秋初的狍皮制作。由于缺少布匹，男子们一年四季都穿皮裤。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种类较多，有冬天戴的皮帽，春秋时戴的毡帽，夏天戴的草帽，见客时戴的礼帽，郑重场合戴的官帽，狩猎时戴的狍头皮帽，等等。脚穿“奇卡米”（用袍皮、鹿皮作的靴子）、“斡洛奇”（布靿布底或皮底的便靴）或靰鞡。

妇女穿长袍，不束腰带，不穿短衣，颜色以蓝为主。冬季穿“奇卡米”；夏天穿白布袜子、花鞋。年节或者喜庆时穿各色绣花的绸缎衣服，外面套的斜襟坎肩叫“奥勒情”，与清朝满族样式基本相同，内吊皮里，外加缎面。

清末以后，达斡尔族的传统狩猎经济日渐萎缩，当地的陆路交通和商品经济日渐发达，布匹绸缎得以大批量运入，皮革制品在达斡尔族传统服饰习俗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布匹、绸缎、棉毛制品逐渐取代了皮质服装。同时，服装的式样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族其日常穿的衣装鞋帽与当地其他民族大致相同。

达斡尔族服饰历史上深受周边民族的影响，长袍形制与满族旗袍相似。清末以前都穿兽皮衣服，民国以后，棉、布、绸缎长袍成为达斡尔族主要装束，立领、右衽、大襟，着皮裤或布裤，老年人欢外套坎肩。男子长袍衣领、袖口有很宽的滚边，边上绣有图案，衣领以下的右斜襟也有宽襟边，用多道浅色条布组成。束宽腰带，腰带用皮或布制成，上面挂有烟具。妇女长袍外有时加外套或坎肩，襟边、袖口、领口、下摆等处多绣精美图案，襟边袖管镶有宽窄两道边饰，上绣花纹。老年人长袍宽大，年轻人偏窄瘦。

达斡尔族狍腿皮靴子【简介】： 达斡尔族传统皮靴“奇卡米”。用犴皮和冬季猎获的狍皮制作。狍皮要经过室内阴干、反复搓揉熟制。把毛色美丽的前腿皮毛朝外后，按毛纹、色泽搭配好，然后用兽筋线缝合拼接成靴面靴靿，再用熟软的犴皮制作靴底。在靴靿上缝两条皮带子系紧，以便保暖，雪也不易入内。此靴轻巧、暖和、防滑，在雪地上行走不出声音，适用于寒冷冬季和狩猎时穿用。

达斡尔族狍皮套裤【简介】： 达斡尔族传统皮套裤。皮质，上端有带，系于腰部。冬季穿毛朝外且厚、夏秋季穿去了毛且薄的皮套裤。达斡尔族曾长期从事狩猎业和畜牧业，因此过去都穿皮制衣服。

达斡尔族团花绿缎女夹袍【简介】：达斡尔族传统女服。绿色暗团花缎面长袍，小立领大襟右衽。布里。一般在春末、夏、秋初季穿着。妇女一般不系腰带，爱佩戴缎料绣花荷包和手帕，穿绣花鞋。达斡尔族曾长期从事狩猎业和畜牧业。清代以前，以皮质袍服为主。清代中期以后，棉、绸缎等纺织品输入渐多。

达斡尔人传统姓氏成为“哈勒”、“莫昆”。

“哈勒”源于氏族社会，多以祖先最初在黑龙江流域居住地的山河等名称为名，如鄂嫩哈勒源于居住地鄂嫩河流域，精奇里哈勒源于居住地精奇里江。

“莫昆”源于家族，多以祖先的名字或居住地名称为名，如色布奇莫昆源出居住地精奇里江西色布奇山峰。此外，还有以所居住村屯来划分莫昆的。

清代文献记载，达斡尔族原有“哈拉”三十余个，“莫昆”六十余个，后部分“哈拉”并入较大“哈拉”，一些并入“莫昆”中，加上汉字书写有误、历史原因，大部分消失，截止2015年7月，主要“哈拉”二十余个，“莫昆”三十余个。

因新疆地区达斡尔族部分未简化，没有准确统计，故简化姓氏不详。

语言

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原文字已丢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现在达斡尔族基本上通晓汉语并会书写汉文，与蒙古族杂居的达斡尔族，大部份通晓蒙古族语。

文字

达斡尔在辽代使用契丹文后由于战乱及民族压迫等原因而失传，文人阶层自康熙初年开始学习使用满文，在清代形成了以满文字母为基础的达呼尔文，留下了《巡边记》等对中国东北国界确定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该文献现保存在哈尔滨。清晚期，达斡尔族人开始学习使用汉文，解放后，随着汉文教育的普及，广大达斡尔族人民群众大多知晓汉文并能使用。达斡尔文在习惯上拼写达斡尔语，“满文字母记音”。

有学者研究指出，达斡尔族曾在清朝使用过一种带有辅助性质的文字，即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它是一种借用满文字母来音写达斡尔语的文字，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

20世纪曾出现郭道甫、钦同普、德古来等人分别用在拉丁字母和俄文字母基础上创制的达斡尔文，但由于中国的战乱环境等因素均未大面积推广。

建国后在国家的主持下创制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达斡尔文，并编写出版不少的教材及翻译著作。但由于文革等极端因素的影响而停止，未能推广。

改革开放后，出现恩和巴图等的记音符方案和乌珠尔的标音符（省略不清元音）拼写方案，但未被国家认定为标准文字。

现使用拉丁达斡尔文字（以标音符为主体吸收记音符的优点，综合了主要方言区发音方法）应用日益广泛普及。

例如：“达斡尔”拼写法，Daghur【拉丁达斡尔文】, （Daor【记音符】,Dagur【标音符】）

达斡尔族有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祝赞词、民歌和民间舞蹈歌词在内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题材广泛，而且其内容丰富，全面地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是其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艺术再现。

民间故事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数量最丰富的一种体裁。有人物故事，例如《阿波卡提莫日根》、《德布库的传说》；有动物故事，例如《套嘎沁脱险》；有生活故事，例如《阿拉塔尼莫日根》，有萨满故事，例如《尼桑萨满的传说》、《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有“莽盖”故事，例如《去杀莽盖》、《天神战胜莽盖》。“莽盖”在中国北方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经常以反面典型的面目出现，是一个半人半兽、肢体庞大、形象怪异的害人巨魔，也是自然力和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与“莽盖”进行斗争的故事，寄托了达斡尔族人民征服自然、战胜恶势力的愿望。

神话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产生最早的民间文学体裁之一。有些神话反映了达斡尔人对自然的探索以及对天体的认识。古代的达斡尔人认为天体是圆的，由大地上的仙鹤用一只脚支撑着。当每隔三年仙鹤换一次脚时，大地便会发生地震。《天为什么下雨和降雪》中讲：人类食用的油和面是由天神“腾格日”赐给的，由于人们对食物不珍惜，天神便不再供给人类油和面，只给下雨和降雪，反映了古代达斡尔人的天体崇拜观念和萨满教信仰。有些神话讲述人类的起源，如天神下凡、捏泥土造人的经过，其情节与汉族的女娲抟土造人神话颇为相似；有的神话讲述了仙女与猎人成亲并繁衍后代的瑰丽幻想，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有的神话讲述了人与动物结合并生儿育女的神奇故事，充满图腾主义。

民间传说是达斡尔族文学作品中较为丰富的种类之一，有关于民族、部落和氏族源流、历史人物和事件、乡土风俗和文物古迹的来历等多方面的民间传说。《萨吉哈勒迪汗的传说》是一则历史传说，讲述了达斡尔先民之部长萨吉哈勒迪汗兵败后率众北迁的历史过程，这与辽朝灭亡以后一部分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这类历史传说为后人了解早期达斡尔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情况提供了钥匙。《吃鹿胎的传说》和《獾子油的传说》分别讲述了达斡尔族猎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现鹿胎和獾子油药用价值的经过。

达斡尔族传统民歌多具有短小精悍、朴素简明的特点。有些民歌的词虽然是多段的，但是它的音乐结构却是由一句、二句或四句组成的。例如，《青蛙夸口》就是由一句组成的民歌，它靠乐节的多次反复完成乐思。

达斡尔族民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达斡尔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精神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在民歌中有所反映。从体裁上划分，达斡尔族民歌大致可以分为“扎恩达勒”（山歌）、“哈肯麦”歌曲（舞蹈歌）、“乌钦”（叙事歌曲）、“雅达干伊若”（萨满歌曲）以及游戏歌、仪式歌等。其表现内容、调式结构和旋律各具特点。

“乌钦”是流传在达斡尔族民间的一种吟颂体韵律诗，多以四行诗为一段，讲究押头脚二韵和句式对称，结构严谨，用词凝练简洁，吟颂起来音律和谐，富有音乐节奏感。“乌钦”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反映生产劳动的“乌钦”，例如《少郎与岱夫》、《在兵营》等；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乌钦”，例如《酒歌》、《赴甘珠尔庙会》、《悔人歌》等；也有反映宗教信仰的“乌钦”，例如《祭祀歌 》等。“乌钦”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达斡尔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达斡尔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曲调优美，动人心弦，具有独特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由于受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语言特点的影响，达斡尔族音乐的调式和旋律均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达斡尔族的民间艺术中，民间歌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达斡尔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集中地体现在民间歌曲方面。其民歌具有节拍严整，结构方整，句读明晰的鲜明特点。其调式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之上，其中以宫调式民歌的数量为最多。其次是徵调式民歌以及羽调式民歌，二者的数量大体相同，在数量上没有宫调式民歌多，却具备了达斡尔族音乐优美别致、刚健明亮的基本特点。在达斡尔族的民歌中，只有在民间舞蹈歌“哈肯麦”中才有商调式，因此其数量很少。商调式民歌音调淳朴委婉，节奏柔和平缓，大多具有小调色彩。角调式民歌节奏明快，句读清晰可辨，在过去大多用于歌唱祭祀神灵，因此角调式民歌仅见于萨满歌曲中而数量最少。

达斡尔人有着围绕篝火集体跳舞的传统习惯。这种民间舞蹈，达斡尔人称之为“路日给勒”（鲁日歌乐）。“路日给勒”的表演形式，开始时多为二人相对慢舞，中间为表演性的或叙事性的穿插，结尾是高潮迭起、活泼欢快的赛舞。传统的“路日给勒”无器乐伴奏，由表演者用高亢洪亮、此起彼伏的呼号声或节拍鲜明严整的民歌伴舞。常见的呼语性衬词有“阿罕拜、阿罕拜”、“哲黑哲、哲黑哲 ”、“德乎德乎达”、“哈莫、哈莫”等数十种。而有些用于伴唱伴舞的呼号声显然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例如“哈莫”（熊的吼声）、“格库”（布谷鸟的叫声）、“珠喂”（呼唤鹰的声音）等。

达斡尔族舞词的种类有很多，如《鱼》、《鹿》、《齐尼花如》、《美路列》、《过河摘野菜》等，反映了达斡尔族独具特色的审美观念和浑厚真挚的思想感情。达斡尔族的传统舞词以二拍或四拍居多，也有三拍或六拍乃至五拍者，但是在节奏上大都要求对称统一，便于舞蹈。在达斡尔族人中，萨满舞也曾广为流传。在请神治病、预祝丰收或举行氏族集会和宗教集会时，可见萨满的舞蹈表演。萨满舞有单面鼓和腰铃伴奏，独具特色。

达斡尔族妇女中流行着一种民间乐器--“木库连”，它的构造简单，但很娇嫩，她们从来不借给人使用。后来渐渐在男人中也出现了“木库连”弹奏手女，多数达斡尔族男女青年就是通过“木库连”谈情说爱的。

达斡尔族的传统住房多以松木或桦木栋梁为房架，土坯或土垡为墙，里外抹几道黄泥，顶苫房草，二间、三间、五间不等。二间房以西屋为卧室，东屋为厨房；三间或五间的以中间一间为厨房，两边的为居室。房子一般都坐北朝南，注重采光，窗户多是达斡尔族房屋的一大特点。居室的南、北、西三面或南、东、北三面建有相连的三铺大炕，俗称“蔓子炕”。蔓子炕保暖性能好，是达斡尔人冬季不可缺少的取暖设施。

达斡尔人的居室以西屋为贵。西屋又以南炕为上，多由长辈居住，儿子、儿媳及其孩子多居北炕或东屋，西炕则专供客人起居。炕面大都铺苇席或毛毡等。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砖瓦房正日益增多，不过，使用火炕等起居习俗仍深受达斡尔人的喜爱。

阿涅节，是达斡尔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从进入腊月开始，人们便开始阿涅节而忙碌，准备过年用的各种食品。

库木勒节，库木勒即柳蒿芽，野菜可食用。每年五月，成群结队的达斡尔族男女老少，深怀感恩之心，兴高采烈地去采集柳蒿芽并欢歌劲舞。举行传统的体育竞赛，其乐融融。

抹黑节（阔德格·乌都日），正月十六为抹黑日，是达斡尔族传统节日之一，达斡尔族的“阔德格·乌都日”来源于达斡尔族春节，达斡尔族视同除夕至正月十五都是春节。

达斡尔人对男婚女嫁非常重视，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的传统婚姻习俗。一夫一妻制婚姻，在达斡尔族中产生很早，并一直传承到今天。历史上，达斡尔族实行并不严格的族内婚，通婚范围主要在本民族内部，即以异姓成员为通婚对象。后来，由于与鄂温克族、蒙古族、满族、鄂伦春族和汉族等民族长期相邻而居，，同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也得到允许。氏族外婚制度是达斡尔族婚姻习俗方面的又一项基本制度。同一哈拉（氏族）、莫昆（家族）的男女因为有血缘关系、为同一父系祖先的后代而严格禁止互相通婚。为保持亲戚间稳定的伦理关系，达斡尔人虽然允许部分有亲属关系的人通婚，但是要求双方辈分必须相同，严格实行同辈婚。同时，入赘婚比较普遍。男人入赘女方后，所生子女仍属父亲的“哈拉”，女婿在岳父家只从事劳动，并无继承女方财产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前，达斡尔族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根深蒂固，父母包办婚姻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青年人没有自行选择配偶的权利，也不能进行自由的婚前社交活动。其传统婚姻习俗，通常包括择偶、定亲、过礼、结婚等程序。人们选择配偶讲究年貌相当、门当户对。在年龄方面要求男女双方大致相近，男方与女方同岁或比女方大一岁至三岁均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传统婚俗中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被彻底废除，青年男女可以通过自由恋爱为自己选择称心如意的配偶。

达斡尔族传统房屋建筑的主要形式叫“雅曾格日”，是一种起脊式的、土木结构的草正房。达斡尔族的草正房以两间的居多，其次是三间的，住五间的较少。达斡尔人讲究住屋与厨房分离布局的习尚。

如果是两间房，则以西屋为居室，以东屋为厨房；如果是三间房，通常以中间屋为厨房，东西两间住人。居室内南西北三面盘有相连的火炕，俗称“弯字炕”。

达斡尔族家庭一般不设火炉，秋冬季节防寒保暖靠火炕。达斡尔人在厨房北墙处，盘有一个池式火炕，叫“额鲁格”，用来干燥粮食。达斡尔族的草正房舒适讲究，宽敞明亮，坚固耐用，冬暖夏凉，以多窗著称。一座两间的草正房，西屋南墙有三扇窗，西墙有两扇窗，东屋房门两侧各有一扇窗，共有七扇窗。

如果是三间的草正房，通常有窗十一扇。窗多不仅扩大了采光面积，而且有利于空气的流通，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天棚和四壁上面装饰着鸡、凤、鹌鹑以及狩猎等各种图案、剪纸，有的直接把雉羽、带花丝的皮毛贴在墙上，作为点缀。

以敬老、互助和好客为佳风。对长者，无论是在路上行走，还是出入房门，青年人都要让路；儿女外出归来，要给老人请安；凡有好吃的或是老人喜欢吃的食品，首先要敬给老人或给老人留下一部份。客人来访，主人要递烟、敬酒、端出奶制品热情招持，若是贵客临门，还要增加“瓦奇”（猪肘子）和“手扒肉”等佳肴，盛情款待。

无论谁家宰杀牲，都要选出好的肉分赠给邻居和亲友，狩猎或捕鱼归来，甚至路人都可以分得一份。家里来了客人，即便生活贫困，也乐于设法款待。

悠久的渔猎生活，造就了达斡尔族独具特色的民间体育，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活动，强化了达斡尔人的剽悍性格。在达斡尔族民间体育活动中，有适应狩猎生产和抵御外来敌人的武装斗争需要而兴起的射箭运动；有摔跤、扳棍、颈力赛等极为普及的体育活动。

狩猎业曾经是达斡尔族最古老、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斡尔人积累了许多狩猎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如下套子、设陷阱、放地箭、“打围”、鹰猎等等。

20世纪初，在铅子单响枪和钢子步枪等现代化武器传入达斡尔族地区之前，弓箭和扎枪是猎民们狩猎生产最主要的工具。这些工具原始、简陋，命中率不高。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提高狩猎生产的效率，达斡尔人便逐渐摸索，形成了众人集体围猎，即“打围”的狩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多以“哈拉”（氏族）为单位，由一名经验丰富的“阿围达”（围猎长）统一指挥进行。具体方法就是参加围猎的众人按圆形分布，把预定的猎场包围后，慢慢搜索前进，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将被围困的貂、狍、鹿、野猪等动物射杀。

鹰猎是另外一种非常有效的狩猎方式，多在雪后的清晨进行。届时猎人脚跨骏马，左臂托举猎鹰，寻游于雪野山林之中。发现野鸡、野兔等小型禽鸟动物后，便令猎鹰迅速出击，准确而有效。鹰猎的收获量虽然不大，但它既是一种生产劳动，又是一项饶有风趣的体育娱乐活动，因而深受达斡尔人的喜爱。拥有一只聪明伶俐、敏捷强悍的猎鹰也成为猎人的骄傲与自豪。

阿西尔达斡尔民族自治乡被人们誉为“摔跤之乡”，新疆很多摔跤明星都是从这里升起的。除摔跤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活动外，劲力也是新疆达斡尔族群众十分喜欢的一项游戏活动，因不受场地和用具的限制，常常是人们在茶余饭后或是节假日娱乐的项目之一。

颈力比赛达斡尔民间最常见的一种体育娱乐项目。颈力比赛类似拔河，与藏族民间进行“押呷”比赛基本相同。由于使用器材简单，场地随意，娱乐性强，随时都可以进行，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达斡尔族语称曲棍球为“波列”，称曲棍为“波依阔”。一般已习惯“波依阔”即代表曲棍球运动。是一项达斡尔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的体育项目，最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

曲棍球在达斡尔族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数百年前便开始流传于达斡尔族民间。据考证：早在辽代契丹人中，曾盛行与现代曲棍球十分相似的体育活动--波列，而“波列”就是达斡尔族现代的曲棍球。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曲棍球运动在达斡尔族居住的城乡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并被列为国家正式的体育比赛项目。1975年，莫力达瓦旗成立了以达斡尔族运动员为主的业余曲棍球队，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县级地方球队，也是中国第一支专业曲棍球队。该曲棍球队在全国性比赛中多次夺得冠军。1982年，以达斡尔族球员为主力队员的中国曲棍球队，在巴基斯坦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杯曲棍球比赛中夺得第三名，在国际曲坛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为中国争得了荣誉。1989年，国家体委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命名为“曲棍球之乡”。

饮食习惯

达斡尔族的早期农业主要是种植稷子、荞麦、燕麦、大麦等早熟作物，故主食方面有米食和面食。米食以稷子米饭为主，分为两种，一种是把稷子用锅蒸熟，炕干后碾成米叫“敖苏莫” ，是熟稷子米，饭粒大而不粘连，有糊香味，是达斡尔人的主要饭食。另一种是直接碾成米叫“希基莫”，是生稷子米，颗粒较小稍有粘性，除作干饭外可作粘粥，还可再压成面作糕点。

面食主要是荞麦面。荞麦磨成面粉后，传统的吃法是压荞面(饣合)　(饣各)浇野味肉汤，是最佳饮食，还可以烙苏子馅的荞面饼。荞麦磨成面粉，过箩留下的颗粒叫“尼基”，可做粘粥食用。荞麦蒸熟炕干后碾成米叫“阿勒莫”，可以作饭食。

从民国年间开始，达斡尔人从汉族农民学会了种谷子、玉米、小麦、黄豆等农作物。早熟低产 作物逐步减少，新的粮食品种不断增多。达斡尔人主食品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米、玉米、大米、白面已成为主食，吃油饼、面条、馒头、饺子等面食多了起来。传统的稷子米、荞面、燕麦、苏子等成为稀少的食品。

达斡尔族的副食品有肉类、奶食品、蔬菜和采集食品等种类。

特色饮食

白菜沫（辣菜沫，达语：音讷森努咖），是用新鲜的白菜叶和盐、青辣椒、芹菜、蒜、香菜等配料碾压成沫，口感微辣、清香，可以当咸菜吃，还可炖菜吃，吃面条可做卤，用它可炖肉、炖豆腐、炖土豆。

白菜沫炖豆腐，是达斡尔族传统的名菜，制作时把白菜叶和梗分开，菜叶做白菜沫、菜梗切后拌点辣椒淹咸菜，也是达斡尔族传统咸菜，达语叫“克日切莫勒努哇”，即是咸菜可以炖炒吃。

韭菜花，语叫“梭日斯”，即是可口的咸菜，又是美味调料，是吃火锅和肉类不可缺少的调味品。

柳蒿芽，达语叫“苦木勒”，是达斡尔族人民喜食的传统里菜之一，“苦木勒”有明目、清胃热、泻肝火、利肾水之功能，味微苦，幼芽时鲜嫩清香，是一道传统的美味佳肴，野生天然纯绿色。

阿拉布丹（1809-？）也作敖拉昌兴，号常兴，字芝田，1809年出生在索伦左翼旗南屯一位文官家庭。著名诗人。十五岁时，曾随父亲进京朝见道光皇帝，倍受朝廷的关怀。1851年阿拉布丹以索伦左旗佐领的身份，奉朝廷之命巡查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边境。

郭道甫（1894-？）本名墨尔森泰，习称墨尔色，号浚黄，字道甫。1894年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扎拉木台村，属达斡尔族郭博勒氏。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民族革命家。兼通蒙、满、汉、俄文。1918年他利用自己的家产创办了海拉尔私立学校，自任校长。1919年创办了一所新式女子学校。1929年在沈阳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任校长。

郭布罗·婉容，秋鸿皇后。字慕鸿，号植莲。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原籍黑龙江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达斡尔族人。高祖郭布罗·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满都尔图（1934-）曾用名鄂岳青，内蒙古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195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杨士清（1935-）齐齐哈尔人。音乐家。现任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等。撰写了《达斡尔族民歌初探》、《达斡尔族民歌特点分析》等多篇达斡尔族民歌研究文章。

（1936-），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人。著名广播事业专家。

（1940.2-），女，1940年2月出生，黑龙江省讷河市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内地演员，在《天龙八部》、《朱元璋》等连续剧中演出，亦主演2002年的电影《嘎达梅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骏马奖”最佳男演员得主。

鄂秀峰（1918.3.13-2009.11.28），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8?11”抗日武装起义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达斡尔族子弟为主的齐齐哈尔蒙古骑兵大队的创建者。齐齐哈尔市解放战役的指挥员之一。革命军事家。

色热，黑龙江省政协六届委员、齐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政协三届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学会理事。退休前任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馆长。

鄂·苏日台，1940年出生，鄂嫩哈拉氏，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展览及研究工作。著名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及民俗学者。原呼伦贝尔盟展览馆馆长。为国家文物专业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美术学会理事。

德全英，教授，法学博士，新疆塔城人，新疆第一位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学理论，是中国知名法家。现任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员、乌鲁木齐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吴团良，别名艾谢金·团良，内蒙古人呼伦贝尔市人。1976年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舞美专业，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加山又造日本画高研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理事，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吴团英，男，1957年4月出生，黑龙江龙江人，大学学历，研究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国蒙古学学会第一任会长。

沃丁柱，男，1937年1月生，黑龙江省龙江县人。1984年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90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1994年南京轻型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1994年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曾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联合颁发的工业新产品一等奖，部级科研贡献奖。

孟晖，女，1968年生于北京，1987年就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本科；1990-1993年至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94-1998年从事北京艺术博物馆保管陈列部工作；曾任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李陀，男，生于1939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中国电影编剧，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北京文学》副主编，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主编《视界（1-13辑）》、《七十年代》、《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等。

乌嫩，黑龙江省讷河县人。毕业于吉林师道大学，参加过解放战争，为家乡的和平统一，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曾任骑兵师政委。创建海拉尔农垦局，时任副局长。

乌尼，1933年生，黑龙江省讷河县人。1957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兽医系，同年被分配至原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任教至今。1982年获得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内蒙古地区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者。1984年任原内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院长，2005年退休。曾任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副主席等职。

通福（1919-1989年），内蒙古鄂温克旗巴彦嵯岗人。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理事、副主席，内蒙古歌舞团乐队指挥等职。代表作品有《呼伦贝尔家乡》、《内蒙古青年进行曲》、《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等。

耶拉，别名伊克艾利，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25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擅长中国画、油画、蒙汉文书法。历任内蒙古歌舞团舞台美术设计、民族剧团副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王海山，1941年入日本神奈川县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任伪满乌兰浩特军官学校连长。1945年率军官学校学生暴动。1946年参加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团、师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建国后，任内蒙古军区分区司令员、蒙绥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呼伦贝尔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敖英芳，男，1956年7月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运动创伤外科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

恩和巴图，内蒙古大学教授，多次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先后出访土耳其、日本等国。先后两次到日本国北海道大学参加中日共同研究学术讨论会。2001年-2002年应聘日本东北大学客座教授，讲授蒙古语等课程。

丁石庆（1956年6月-）男，新疆塔城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中国双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阿尔泰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

思勤，黑龙江讷河人。任《内蒙古日报》摄影记者、记者部副主任、摄影部主任、摄影美术部主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和第三届常务理事、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主席。作品有《驯马》、《叫劲》、《猎民新村》等。

孟和博彦，自1946年始从事文艺工作，历任中国作协四届理事，五届、六届名誉委员，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代理副书记，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内蒙古文艺》主编、《民族文艺论丛》主编，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等。

毅松，1960年9月生，黑龙江大学大学学历，研究员，曾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2011年11月2日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郭布罗·润麒，1912年出生在北京帽儿胡同的荣府。他的姐姐郭布罗·婉容嫁给溥仪皇帝为妻，而润麒先生的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

巴达荣嘎，（1917-），语言学家。20世纪40年代留学日本，通晓达斡尔、鄂温克、满、蒙古、汉、日、俄、英等语言文字，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先后应聘为辽宁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档案馆讲授满文。

德古来，又名吉尔嘎朗。黑龙江讷河县温察尔屯德都勒哈拉人，192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后赴日本留学。伪兴安东省成立后不久，德古来任总务科长，后到呼和浩特，在德王手下当财政部长。1947年底，德古来在国民党长春选区以布特哈代表的名义被选为立法委员，1948年去了台湾。

沃岭生，男，1958年7月生，黑龙江省龙江县人。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2008年2月任黑龙江省民委主任、宗教局长、委（局）党组书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省政协常务委员。2013年任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

男，现任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孟志东（1935.10-），又名乌兰巴图、莫日根迪，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旗人，曾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内蒙古达斡尔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学会理事。

王鹏林（1953-），齐齐哈尔梅里斯人，语言学家。1993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的《普通语言学》、《人类季刊》，德国的《中亚学报》，俄罗斯的《人类学与文化论坛》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巴图宝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共党员，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额尔登泰，1925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至1927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党校学习。1961年11月调至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任编译室主任。生前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蒙古秘史〉校勘本》等。

凌升（1886年-1936年4月），又名福贤，字云志，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正黄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人，莫日登氏。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其先祖明信阿于嘉庆八年（1803年）奉命从戍，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凌升历任呼伦贝尔衙门副都统和兴安北省省长等职务。

多立安，男，理学博士，教授，黑龙江省人。天津师范大学生态学学科带头人。2002至2003年应邀于新西兰梅西大学自然资源研究所作高级访问学者。

鄂晓梅，女，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法学博士后。现任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入选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候选人名单。

乌尼日，女，1956年6月生，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首任广西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兼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首届广西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学会理事。

孟定恭，西布特哈旗人，生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年）。历任黑龙江省议会议员、西布特哈总管公署旗务科长、布西教育局局长等职。

金铁宏，男，1957年7月生，教授（硕士生导师），内蒙古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副理事长，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会副理事长，内蒙古师大音乐学院副院长。

长顺，（1839年-1904年），字鹤汀，清朝军事人物。他是三朝重臣，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他于光绪三十年去世后，特赠太子少保，并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少将军衔，武警总医院教授，从医40余年，现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肛肠分会名誉顾问，全军肛肠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肛肠病杂志》副主编，曾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鄂忠齐，男，1963年4月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85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曾任宁安市市长；穆棱市委书记；绥芬河市委书记。现任黑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

吴艳刚，男，1967年3月出生，黑龙江富裕县人，研究生，1990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曾任大兴安岭林管局党委书记，东北林学院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秘书长、顾问（副部级）等职。

阿尔达扎布，1936年10月生，内蒙古呼伦贝尔人。1960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献室历史学科研究员。中国蒙古语言研究会会员，国际蒙古学者会员，中国蒙古史会员，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常务理事。

郭文林，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1928年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1941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领导了“锡泥河”起义。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内著名金融分析专家。曾任中国银行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曾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工作，现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

萨娜，女，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多篇小说、散文、诗歌。

男，莫力达瓦旗人，特级飞行员，空军大校（副师级），飞行学院副院长。

1929年生于齐齐哈尔罕伯岱村，在国家民委工作35年，曾任人事司副司长，东北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

1923年出生于齐齐哈尔梅里斯区，曾任齐齐哈尔民族中学校长，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达斡尔族学会理事长、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等职务。

1922年生，莫力达瓦旗人，历任莫力达瓦旗旗委书记、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统战部部长、呼盟政协副主席等职。

诺敏，国家一级词曲，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呼伦贝尔市文化局局长、民族歌舞剧院院长。

医学博士后，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曾在《自然》等科学杂志上发表20余篇论文。

孟新，男，1965年生于新疆。中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纪委书记。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满苏荣，国家一级演员，教授，曾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学科带头人。

国家一级演员，曾任黑龙江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第七、八届政协委员。2006年获得黑龙江省首届艺术终身成就奖。

多隆阿，齐齐哈尔人，清朝著名将领。历任荆州、西安将军。嗣特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

郭贝尔·都兴阿，清朝内大臣阿那保之孙。父博多欢是正黄旗蒙古都统。都兴阿历任江宁将军、盛京将军等职务，清晚期重要军事人物。光绪元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清悫。有《都兴阿奏稿》。

穆腾阿，生于1824年，卒于1884年。布特哈正白旗满那屯人。生长于官宦世家，精通满、汉文，文武兼治，学识渊博。曾任江宁将军、镶黄旗蒙古都统。

孟希舜，字孝闻。达斡尔族莫尔丁（孟尔登）哈拉人。内蒙古莫力达瓦人。莫旗第一任旗长。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精通满文、汉文。多年从事教育工作，著有历史专著《达斡尔族志略初稿》。

巴尔达齐，达斡尔族，萨哈尔察部精奇里氏，世居精奇里江畔的多科屯，为达斡尔部落首领，努尔哈赤时代归附清廷有功受封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入京供职。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