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肃顺（1816年11月26日-1861年11月8日），字雨亭，满洲镶蓝旗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咸丰帝原配孝德显皇后的舅舅。晚清宗室、权臣。

肃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月初八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乌尔恭阿有嫡福晋一人、侧福晋两人、庶福晋五人，共生有八子，肃顺排行老六，三兄端华。肃顺与端华是否同母，史书记载不一，有的认为是同父异母，也有的认为是同父同母。《爱新觉罗宗谱》中也记载肃顺之母为侧福晋瑚佳氏（护军校玉贵之女）。与端华之母侧福晋瑚佳氏似乎是同一人。其他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如“端华同母弟肃顺”。其实肃顺的母亲是回女，并称“其父诱买回女之事，闻之江宁郑受之部郎，转闻之肃邸中者”。因肃顺是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成为宗室后裔，但“妾室所生之子为闲散宗室”，未得封爵。道光十二年（1832年）肃顺成年出府后，居于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后改名辟才胡同），家底较薄。

肃顺早年长期在侍卫处任职。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委侍卫处散秩大臣，从二品官，食三品俸，“执森亲军以供导从，大阅则按队环卫”。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肃顺派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署銮舆使，“掌供奉乘舆秩序卤簿，辨其名物与其班列。凡祭祀、朝会、时巡、大阅，帅所司供厥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二月，授奉宸苑卿，管理各园庭，正三品。

咸丰帝即位，擢内阁学士，兼任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咸丰三年正月肃顺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二月署理銮舆使，九月署理正红旗护军都统。咸丰四年（1854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随后在礼部和户部也曾有过任职。以后几月连得升迁，四月署理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授工部右侍郎，六月派充练兵翼长，闰七月调补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十月授礼部左侍郎，十二月署理镶白旗护军统领。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管理向导处事务，即总统大臣，为皇帝出巡作各种准备工作，“周知路径，详记地名，通桥梁，平险阻，计程途之远近”。是月还授左翼监督。四月授前锋营统领，正二品，负责“警哗宿卫”。不久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五月肃顺以筹办巡防记功，九月受命管理镶蓝旗总族长，十一月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十二月调补正白旗满洲副都统。

咸丰七年（1857年），肃顺被擢升为左都御史，仍然兼任都统职务。面对大清王朝的颓势，肃顺看清了只有汉人才能挽救这一败局，显露出“万人皆睡他独醒”的政治敏感。肃顺认为必须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才有可能度过重重难关。曾国藩、胡林翼等自己组建团练，进而编练出一支新兴的私人武装，自筹军晌养活十多万军队，故肃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当然，放权汉族官僚以地方实权可能会导致中央集权的衰微，但不让曾国藩等掌握地方实权，不仅湘军似飞蛾扑火，自取一死，清王朝也难逃死劫。肃顺“两害相比取其轻”，决心重用汉士，暗助曾公。尤其是咸丰九年二月借戊午科场案将柏葰处死后，肃顺更尽力放手使用汉人。

同年七月，肃顺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八月晋理藩院尚书，九月迁礼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十月充大考翻译翰詹阅卷大臣，十二月迁户部尚书。咸丰八年（1858年），调礼部尚书，仍管理藩院事，随后又调回户部任职。十月充武乡试监射大臣，十二月调户部尚书。咸丰九年九月充翻译乡试正考官，十月充稽察沟渠河道大臣，并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授御前大臣，并充经筵直讲，御前大臣主要负责向皇帝奏报要预定召见大臣的人数和名次。“御前大臣，体制最尊，国语谓之‘戈什昂邦’。非王公负重望者，罕能任此。”三月肃顺充领侍卫内大臣，五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十月授镶黄旗汉军都统。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后，肃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十二月授协办大学士。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病死前遗诏肃顺与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同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幼帝载淳，权势煊赫，盛极一时。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来犯京师，肃顺随咸丰帝“北狩”，在热河，咸丰帝更加信任肃顺，“文宗最喜肃顺，言无不尽”，肃顺政治地位日隆。被授为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统领行在一切事务。咸丰帝到了热河之后，京师大臣多次奏请咸丰帝回銮京师。肃顺认为“敌情叵测”。”不宜回京”。时京城开始传闻咸丰帝身体不适，肃顺开始提拔重用亲信人员。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病重，传谕：“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赞襄，本意是协助、帮助出谋划策与具体办理，史称“顾命八大臣”。不久之后，咸丰帝驾崩。

主词条：辛酉政变

肃顺深知新皇帝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潜在的政治危险，遂以“抑西扬东”的策略，给两宫皇太后相继加封号，而且在礼仪封号上对叶赫那拉氏进行贬抑。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抵制。另一方面，宗族中比较最近的恭亲王奕䜣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䜣等人联合，发动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二日夜，肃顺在护送咸丰帝梓宫回京途中，于密云被捕，随后下狱。十月初六日（11月8日），经王大臣会议，决定将肃顺、载垣、端华三人以大逆不道之罪凌迟处死。鉴于三人均属宗室，两宫太后以载淳名义改判肃顺斩立决，由睿亲王仁寿和刑部右侍郎载龄监刑，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因为科场、钞票两案得罪人太多，所以北京人听说肃顺被问斩的消息时，“交口称快”，之前被他处罚者的家属“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菜市口）观之”。肃顺身材肥胖，脸面白皙，上刑场时还穿着为咸丰帝服丧的白袍布靴，经过骡马市大街时，一群儿童欢呼道：“肃顺亦有今日乎！”不少人捡起瓦砾泥土朝他扔去，因此他的面目遂“模糊不可辨”。将行刑之际，肃顺肆口大骂慈禧等人，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断他的双腿，他才跪下，然后被斩。

肃顺被杀后，郭嵩焘、曾国藩等扼腕叹息。曾国藩惨然曰：“此冤狱也，自坏长城矣！”曾国藩深知京城之中能识大体之士除肃顺外，几无他人，恐清政府使用汉人的政策再有波折，如此不仅太平天国起义难以平定，自身亦有被人陷害之危。

肃顺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越演越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由时任文渊阁大学士柏葰主持。是年十月初七，距离当年乡试揭榜尚不足一个月，御史孟传金上书，指出本次乡试存在严重舞弊问题，如旗人平龄，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跷，奏请立案审查。咸丰帝感到其中定有猫腻，于是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会审此案。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试卷“讹字至三百余”也能中榜。咸丰帝闻后震怒，将主考官柏葰诸人革职。

与此同时，肃顺查清同考官浦安与新考中主事罗鸿绎私下里“交通关节”。经传讯当事人罗鸿绎，其供述“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转而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又跟柏葰的门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交浦安。”

该案由于发生在戊午年，因而被称为“戊午科场案”。其与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并列清朝三大科场舞弊案。该案最终在肃顺的力主之下，将时任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兵部侍郎李鹤龄、主事罗鸿绎等人处斩。历时十个月的“戊午科场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朝廷吏治为之一振。在此后不久，肃顺在户部尚书任上，前后历时两年，彻查“户部宝钞案”。

咸丰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

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肃顺虽骄横专权、目中无人，但对待有才华的汉臣却能做到格外礼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他“待汉员颇极谦恭”，自称“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他对汉人名士的器重不仅形诸言表，而且付诸于行动，常常不拘一格地选拔保荐人才，如肃顺不惜违反科场条规选拔使用高心夔。当肃顺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汉族官员，为平定太平天国、同光中兴网罗了人才。特别是左宗棠，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不想却得罪了永州总兵樊燮和湖广总督官文，后者联合弹劾左宗棠为“劣幕”，咸丰皇帝令官文“一经查实，就地正法”。肃顺早听说左宗棠有大才，闻之此事，便联合曾国藩、胡林翼等官员上书力保左宗棠，并邀请深受皇帝信任的吴地才子潘祖荫写下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此后又在咸丰帝面前力荐左宗棠，给予重用。

肃顺“最喜结汉人” ，“极喜延揽人才，邸中客常满”。他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而且肃顺私宅之中，“延揽天下文艺之士，皆有布衣”。他对“江浙间橐弛不羁之士，辄延致上座，罄折而请焉，家虽不裕，挥霍不吝，大有孔北海座客常满、搏酒不空之概”。正是由于肃顺“爱才如渴，一时名士，咸从之游” ，他手下有所谓“肃门七子”（一说“肃门六子”），指的是郭嵩焘、王闿运、尹耕云、高心夔、李寿蓉、盛康等人。其他还有李鸿裔、龙汝霖、邓辅纶、莫友芝、许振祎、吴汝纶、赵树吉、刘树堂等人。这些人都是名噪一时的汉族文人，或是相互引荐或慕名投奔而来。“其幕府颇纳名士，如王阎运、高心夔之流，皆汉族通儒也”。肃顺“搜罗人材汲汲不可终日，亦不可解”。肃顺除了有召集贤才“资以延誉树党”的目的外，还能“延揽英雄，以收物望”。

肃顺在中俄《瑷珲条约》谈判过程中毫不惧怕俄国人的威胁，维护了民族尊严。咸丰八年（1858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英、法发动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出兵侵占黑龙江要地瑷珲，随后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其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咸丰九年（1859年），俄国派遣“东方专家”伊格那提耶夫来到北京换约，敦促清廷按约尽快划定两国边界。清廷命肃顺、刑部尚书瑞常负责办理交涉事宜。

谈判伊始，伊格那提耶夫使出一贯伎俩，威胁肃顺道：“中俄相邻，俄国比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容易随时随地对中国进行打击。”肃顺对俄人恫吓并不畏惧，而强调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不能代表清政府，因此《瑷珲条约》无效。伊格那提耶夫随即以“俄人较英法友善”相诱，指出，“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并作出承诺，如顺利换约，“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肃顺则一语道破其真实意图“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据，我国自有办法。”

其后肃顺发现伊氏所带条约文本中有错误若干。伊格那提耶夫提出，“此等大事，万不可有误，请将贵国原本送交与我。”肃顺以“谕旨原文存于大内，不便检阅”为由断然拒绝。伊格那提耶夫见谈判毫无进展，决定强行讹诈，抛出“不然，焉能得免侵占”之论。肃顺则以暴制暴，将《瑷珲条约》扔在桌上，怒道：“此无非一纸空文！”伊氏见谈判不成，随即退出会场。次日，伊格那提耶夫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更换肃顺。清廷答复：“肃顺乃我大皇帝亲信大臣，断难更换。”伊氏宣布谈判破裂，随后离京转赴沪港。伊格那提耶夫到上海后，积极与英法联军接洽，强调必须加大打击力度才能使清廷就范。谈话中，他仍不忘对肃顺的耿耿于怀，对英法统帅说，“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赶出中国”。

肃顺当国，近君子而远小人，惩贵近而励寒畯，拨乱反正，指挥若定，奠定“同光中兴”的基础，却远为和大人所不及。他身为八旗贵族，尝云：“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藉此可见他的度量与见识。

肃顺初次面见咸丰帝时，曾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的九字治国方针，此乱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咸丰认可。之后掌权，肃顺果然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不过于反腐背后，却掩盖着其排除异己的意图。

肃顺任户部尚书时，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亦任户部尚书，二人同堂办事。一日，周祖培将户部公文签署完毕。肃顺假装问道：“这份文书是什么人签署？”司员答道：“是周中堂签署的。”肃顺当众骂道：“唉，像他这么糊涂的人，只能多食国家的俸禄，哪懂得什么公事！”于是命司员重新拟稿，用红笔再次标记，将红笔涂抹于周祖培画诺之上。此后遂形成定例，周祖培亦默然忍受。其他大臣也往往受其侵侮，无不饮恨在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大学士翁心存则干脆引病乞退。

据载，肃顺每天早晨起床前有个习惯，即坐在帐中饮人参汁一杯。有内侍小童专司其事，杯乃咸丰帝御赐的和田羊脂玉杯。一日，小童误将玉杯打碎，小童马上跑到陈孚恩府上向其请教，后得计而去。小童回到肃府，用胶将杯子粘固。肃顺醒后，小童来送参汤，甫一揭帐，即惊呼倒地而掷杯，肃顺觉得奇怪。小童解释道：“刚才看到老爷鼻孔中有两股黄气，如龙状，长五六尺，故不免骇异而碎杯。请老爷降罪。”肃顺却道：“起来吧，休得胡言乱语，龙气有什么可怕的？”竟然没有怪罪碎杯的事情。这个故事，说明肃顺似乎还有想当皇帝的念头。

咸丰帝病危之际，肃顺为防止慈禧日后以母后擅权，曾建议咸丰帝仿效汉武帝赐死太子生母钩弋夫人的做法，及早除掉那拉氏，以免后患。咸丰帝心有不忍，没有采纳肃顺的建议，事后又在无意中透露了风声，从而使慈禧对肃顺等人更加恨之入骨。

肃顺府又称“肃王府”、“肃公爷府”，位于承德市头条胡同（今医学院家属院）。“肃王府”原为“罗王府”，咸丰君臣逃到热河后，此府遂改为肃顺的府第。该府邸占地约为4600平方米，建筑幽雅，装饰古朴。解放后“肃王府”被承德医专占用，1983年列为承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