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别署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祖籍浙江温州。赣榆县学教谕吴霖起之子，中国清代小说家。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吴敬梓出生在安徽全椒一个“科第仕宦多显者”的官僚家庭（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序》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祖籍浙江温州。

吴敬梓是吴雯延之子，后出嗣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子。因出嗣能继承更多遗产，获得更多利益，吴敬梓招致族人的怨恨和攻讦，童年时期就被卷进家族纠纷的漩涡中。

吴霖起对他的教育十分严格，吴敬梓不得不终日钻研四书五经、八股制艺。吴敬梓对八股制艺非常厌倦，却自幼喜爱能陶冶感情的诗、词、曲，甚至向人学拍曲。然而，科举世家出身的吴霖起一直教育自己的儿子：惟有通过科考谋取功名才能求得出路。幼小的吴敬梓在嗣父不断地灌输下，也产生了以科举功名为出路的思想。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病故。家族中的各种矛盾再次向他袭来，吴敬梓从此变得郁郁寡欢，经常独自一人躲在书房中，整日阅读他所喜爱的诗词、小说和戏曲等各种书籍。不管是经史子集、还是“小说淫词”，只要能够到手，他都加以浏览。广泛的阅读开拓了他的眼界，增加了他的知识，也让他积累了很多资料，这对于他后来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吴霖起被选任为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携吴敬梓前往赣榆任所。赣榆地处海滨，吴敬梓经常登山临水，四处游玩。在赣榆，吴霖起对吴敬梓进行了系统的科举教育，在长期灌输和反复强调下，吴敬梓打下了写作八股制艺的比较扎实的基础，得到周围人的推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前后，吴敬梓回故乡全椒和陶钦李的次女结婚。在婚后留居全椒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了嗣父的管教，吴敬梓又开始广泛浏览起小说、戏曲等作品，他追求自由的个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不久，吴敬梓只身前往南京探望生病的生父吴雯延，并在期间赶往滁州去参加岁考，考完后送生父回全椒。不久生父去世，同时传来吴敬梓考中秀才的消息。

吴雯延去世后，亲属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发生的一些纠葛，吴敬梓对此十分反感，离开故乡回到赣榆吴霖起处。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吴敬梓十九岁时，陶氏生下了长子吴烺。

吴霖起在教谕任上要求自己极为严格，不随世俗浮沉，方正不阿，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被罢除县学教谕，从江苏赣榆回到安徽全椒老家。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敬梓陪送父亲从赣榆返回故里，吴霖起最终一病不起。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族人们倚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家的要求。在一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爱妻陶氏病逝后，因为攻读生活孤独寂寞，心情十分压抑，吴敬梓的身体本已患病，再加上妻子去世的悲痛，家产争夺的纠缠，他的病情也日渐加重起来。

吴敬梓早年就养成了狂放不羁的性格，再加上在科举岁考中成绩不佳，被人轻视，他非常愤慨，不顾亲友的嘲讽和故乡土人的舆论，沉醉于歌舞声色之中。他视钱财如草芥，大肆变卖自家的财物。不久，由于“田庐尽卖”，以至“奴逃仆散”，他受到全椒士绅和族人严厉的责难，甚至被“乡里传为子弟戒”。从这以后，他在故乡的处境越发艰难。

雍正七年（1729年），吴敬梓前去滁州参加科考。他的一些牢骚的言论和以前在家乡的一些被人视为乖僻的行径被传播张扬，虽得到学使李凤翥赏识而破格录取为第一名，但在己酉科乡试中却落第了。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感到无颜在故乡全椒的社会中露面，在参加乡试失败后不久，他又前往南京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回到故乡，吴敬梓受到了乡人的冷遇，即使以前的朋友相遇于途也都视而不见。甚至当他去拜亲访友之时竟遭到“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的无礼对待。

吴敬梓虽然受到了全椒士绅和族人的冷落，却有一位儒医叶草窗极其欣赏他的才情佩服他的为人，将自己钟爱的女儿嫁给他为续弦。缔结了这一桩婚事，吴敬梓非常感激写下了“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的诗句。这桩婚事，使得吴敬梓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但他的恃才傲物的性格在此时不仅没有收敛，还有所发展。

家道的败落使他的心理变得分外敏感，更加不能忍受士绅和吴氏族人的冷遇，与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彼此难以共处的地步。因此，吴敬梓在三十二岁前后，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全椒，移家南京。

雍正十一年（1733年），吴敬梓变卖了全椒家产，与续弦叶氏迁来南京，移家金陵秦淮水亭，住在秦淮河畔的白板桥西，开始卖文生活。从此，吴敬梓在南京定居下来。此时他三十三岁，不名一文，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但仍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仍好交友，“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

乾隆元年（1736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江宁巡导唐时琳和学台郑江力荐吴敬梓前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他因消渴加剧拒绝，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则落选而归。此年前后，吴敬梓开始创作《儒林外史》。

吴敬梓晚年生活困顿，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以至以书易米。每年一到冬天，气温苦寒，与朋友在晚上到城外绕行，歌吟啸呼，称之为“暖足”。

吴敬梓在真州曾投靠革职回乡的官绅杨凯，由于生活困窘，他有《雨》诗曰“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表示希望杨凯资助其生活。

乾隆十五年（1750年），吴敬梓用了十多年时间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大体完成，但尚未完成脱稿。

乾隆十九年（1754年），吴敬梓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微醉之中，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在座友人听到吴敬梓朗读此诗都有些诧异。没过几天，即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1754年12月11日），吴烺的同年、诗人王又曾从北京南下，舟停扬州，上岸拜会了他钦迟已久的吴敬梓。当天黄昏，吴敬梓又去舟中回拜，两人畅谈，极为相得。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鏊。

住在附近的友人金兆燕和王又曾闻讯赶来，协助料理丧事。但检其行囊，“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治丧费用无从筹措，王又曾就出面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请求帮助，卢见曾慨然承担一切丧葬费用，并由金兆燕将他的棺木从水路运到南京，安葬在南京清凉山脚下（一说葬在凤台门）。

吴敬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缘于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儒林外史》内容博大深厚，闪烁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光芒。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无情鞭挞了封建科举制度腐朽的本质和其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系列深受科举毒害的迂腐的读书人、虚伪的假名士，也塑造了理想中的人物。虽然假托明代，却是封建社会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

吴敬梓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丝希望，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雍正、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带有开创意义的杰作。在它之前中国文学中就已经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而《儒林外史》的开创性意义在于：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以讽刺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它与稍后出现的《红楼梦》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林外史》奠定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后来的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清代出现了以《儒林外史》为发端的一大批谴责小说，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社会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儒林外史》在当时小说界也是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吴敬梓在小说中，强劲地呼唤人们在民族文化的汲取中觅取活力不断的源头，即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等自我意识，来掌握和发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把沉淀于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没有任何生命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八股制艺和举业至上主义——特别是那些在下意识层还起作用的价值观念加以扬弃，从而笑着和过去告别。《儒林外史》已经从功利的、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从小说观念的更新的角度看，吴敬梓注意到了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而牵动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风习等多种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并以此透出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革的动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悲喜剧，实质上是做了一次哲学巡礼。《儒林外史》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隐匿着种深厚的意蕴。作者熔人生的丰富经验、对社会的自觉责任感与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于一炉，锻炼而成的整体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态度，既逼真地刻划出人物的性格心理，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根本的审美距离。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描述以及含蓄的语气都体现着传统美学中静观的审美态度。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其讽刺性。对所嘲讽的对象，作者通常不直接贬斥，而是以简洁的描述状貌传神，绘声绘影，使之栩然于读者之前。这部作品不仅以讽刺作为主要的艺术手段，而且在结构上与通常的长篇小说以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来结构故事的方式不同，以连缀的故事、相互衔接的人物，既独立又前后呼应地结成艺术整体。其结构艺术不同于其前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不同于几乎同时创作的《歧路灯》《红楼梦》。这部小说塑造了许多性格不同的人物，描写了许多情节各异的故事，但却同一地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的士子生活，表现了同一主题。在《儒林外史》中，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人、马二游西湖、匡二自称“先儒”、牛浦郎冒充牛布衣等令人发噱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似乎“各自成篇”，其实它们都是整部小说“不能缺少”的有机组合部分，有着“共同性”。正因为有了这些情节和人物，才使得整部《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表露的社会理想，令人信服、惊服和叹服。

吴敬梓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合理的夸张和辛辣的讽刺，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吴敬梓把《诗经》时代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注入到小说艺术中，并以极大的勇气用讽刺鞭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他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在清末文坛被广为推崇，对重要文学流派谴责小说产生明显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对吴敬梓非常推崇。鲁迅小说中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闪烁着批判的锋芒，他对国民性深切剖析，无疑是从吴敬梓的思想和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吴敬梓对近现代小说产生深远影响。《官场现形记》就完全仿照了《儒林外史》外部情节结构形态，没有布局，没有独立的情节，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说连级起来，里面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篇。这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与《儒林外史》中描写众多士人、儒士有一定的影响。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晚清谴责小说为了实现故事更深层次的统一，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在主题上共同揭露官场，二是在一定的形式上采用了一种谴责的基调。从这个层次来说，这类小说与《儒林外史》一样，文章表面看起来松散，然而有一条更深层次的主线在紧密的联系着这各个故事组。第二类是主人公采用到处游历再加上轮流叙述故事的方式，把各个不同种类的故事串联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整体感，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次，受晚清黑暗社会现实的影响，以官场为代表的晚清谴责小说极为火爆。这种类型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儒林外史》描写人生百态有一定的吻合性。民国初年小说的书面化倾向日趋加强，晚清小说从注重情节的传统中解脱，出现了一大批弱化故事情节的小说，表现在作品中，即没有贯穿全文的中心人物。“连环短篇”结构形式勃然兴起。再次，近代以来，随着文学报刊的发展，报刊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这一重大转变，使作家不得不对小说技巧做出调整：自我完整的同时忽略了整体性。于是长篇小说很容易变成短篇小说。吴敬梓有意识地探索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并通过它来晶示小说的结构意识。从这一点来讲，与现代小说作家的创作观念非常接近。

吴敬梓的诗歌从思想内容上说，主要有四方面：一、嗟穷叹愁，反映窘迫多病的生存状态；二、酬唱赠答，讴歌真诚深挚的亲友交谊；三、吟咏景物，赞美南京、扬州等地的胜景佳物；四、剖析内心，揭示叛逆思想产生、发展的心路历程。从艺术成就上说，主要有三方面：一、善用典故；二、众体兼备，各有特色；三、表达方式多样化。

吴敬梓友人严长明所辑《八表停云录》中有吴敬梓《后新乐府》六首，这些诗歌与《儒林外史》的主题、情节及人物原型之间有密切关系。这些诗作以“后新乐府”为标题，内容指向“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表明吴敬梓写的这些乐府诗乃是继承了唐代元稹、白居易开创的“新乐府”关注现实的精神，即如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将诗歌的功能从个人的抒情言志提升到承担社会责任的高度。《后新乐府》小序交代，因为耳目之间有不合于礼义者，故而有此作。所谓“有美有刺”，也是源自先秦的“美刺”文学传统。美者，赞美、肯定也；刺者，批评、纠察也。所谓“元和诗人”，正是指唐代元和年间的白居易、元稹等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所谓“轩輶”，本指古代使臣所乘的车子，后指访查民情的使臣。吴敬梓在小序中说明，自己写的这组《后新乐府》，就是对一些不合礼义的现象提出批评，继承的是古代的“美刺”传统，虽然比不上元、白的“新乐府”，可以提供给访查民意社情的官员了解情况，但仍然可以让“闻之者足以戒”。

吴敬梓还有《金陵景物图诗》二十三首。这组诗作从类型上当归于题画诗，所题景物分别为冶城、杏花村、燕子矶、谢公墩、凤凰台、莫愁湖、凭虚阁、青溪、雨花台、琉璃塔、灵谷寺、桃叶渡、天印山、观音山、幕府山、乌衣巷、东山、鸡笼山、太平堤、长桥、三宿岩、龙江关、钟山，凡二十三处。在写法上，吴敬梓不限于吟咏图画中的景物，而是对画中所绘景点的历史、所涉及的人物、当下的景物都以小序的形式加以说明，然后题咏。如《杏花村》，先交代了金陵杏花村所在的地点——凤凰台下，其名之由来乃在“昔亦曾种杏百株”，并以散文笔法描绘景色：“居民丛集，烟火万家，机杼之声相闻，染练之砧不断。锦绣成坊，足胜杏林春色。”再用诗笔描写。“红雪笼花坞，青烟扑酒帘”，一“红”一“青”，视觉鲜活；“茅屋四五家，新蒭悬步檐”，一派农家生活气息和生机；“清旷屏氛杂，稔知非闾阎”，这里的“清旷”屏去了城市的嘈杂纷乱；“但见春骀荡，不见雨鬑签”，虽然没有雨，但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春风的骀荡。尽管吴敬梓是给《金陵景物图》题诗，但这样的诗笔无疑出自他游览杏花村的体验，表达的是他对“如此江山”的喜爱之情。

吴敬梓在古文辞赋等方面也有不少著述，现存的都是四十岁以前的作品，被收录在《文木山房集》中，有《移家赋》《拟献朝会赋》《正声感人赋》《继明照四方赋》四篇赋作。后来又发现了他的几篇佚文，其中有《石腥诗集序》《玉巢诗草序》《修洁堂集略序》三篇骈体文和《玉剑缘传奇序》《尚书私学序》两篇古文。

吴敬梓不仅诗作“如出水芙蕖，媚秀欲滴”，词作“婉而多风”，赋作也是“力追汉唐”。吴敬梓有四篇赋传世，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移家赋》。《移家赋》从内容来看，是了解到吴敬梓的家世生平、思想感情变化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资料；从艺术表现来看，也是篇可臻上品的佳作。这篇赋以叙事体的长篇结构，叙述了吴敬梓的家世和他前半生的经历。艺术上最鲜明的特色是大量用典，在繁密的典故中叙事、抒情，委婉曲折表达自己复杂思想感情。许多典故不但贴切精当、富于变化，还能与比喻、情景融为一体。《移家赋》对仗工稳、铺采摘文、词采精美、声调和谐、格律严整间有疏放的笔致，音调哀婉透出苍凉的气息，大量使用偏僻之字，形成了“迩年诗律倍绮密，僻书奇字来稽参”的文章风格。

吴敬梓流传下来的骈文有《石腥诗集序》《玉巢诗草序》《修洁堂集略序》三篇序文。沈宗淳对他的骈体文非常赞赏，说他是“夙擅文雄，尤工骈体”。这三篇序文，艺术成就颇高，都是绝好的骈文，对仗工稳，用典贴切，句调整齐节铿锵，如“兄为灵运，感新句于西堂；弟是少游，寄闲情于下泽”；又如“水国斜阳，影乱鸭头之舫；板桥明月，香霏鹊尾之炉”；再如“羁愁旅鬓，何妨重补四愁；孤影穷途，直欲高吟五嗜”等等，的确是属对精工，运古如新。吴敬梓的古文语句有骈有散，骈散结合，语气自然流畅，节奏感强烈，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表现力。

王又曾：“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

程晋芳：“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有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窒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倘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文木先生传》）

鲁迅：“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胡适：“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吴敬梓传》）

吴敬梓作品，除了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外，还有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文木山房集》今存乾隆刻本，共收录137首诗、47首词、4篇赋。李汉秋、项东升的《吴敬梓集系年校注》，还补充了包括《金陵景物图》在内的集外诗文11篇，并收入吴敬梓的《文木山房诗说》。

吴敬梓纪念馆位于滁州全椒县城北郊走马岗，隔着襄河与吴敬梓故居“探花地”旧址相望。该馆于1986年建成对外开放，建筑仿明清风格，雕梁画栋，曲槛回廊。馆内珍藏众多吴氏家珍，名家著述和名人字画，是全国吴学研究重要基地。

南京吴敬梓故居坐落于青溪和秦淮河交汇处，于1997年复建而成。该故居与桃叶渡相连，占地八百平方米，呈长方形，极具江南园林艺术特色。南半部分为古桃叶渡，其后是一座精美的石牌坊。北半部分是吴敬梓故居建筑群，洗砚池后为文木亭，文木亭以北为碑廊，展现吴敬梓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断的名家绘画。碑廊前，竖有一尊用花岗石雕刻的吴敬梓立像。

全椒吴敬梓故居位于全椒县襄河镇河湾社区，于2011年开始复建，2015年2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该故居占地面积7190平方米，建筑面积2850平方米，分主体建筑、花园景观、辅助用房三大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