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1卷。

小说集《呐喊》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等14篇小说，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它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虚伪，痛苦地解剖了中国沉默的国民灵魂，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⑴《狂人日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狂人”的故事，他害怕所有人的眼光，总觉得人们想害他，想吃掉他。医生给他看病，让他“静养”，他便认为是让他养肥可以多吃肉。他记得大哥曾对他讲过“易子而食”“寝皮食肉”之事，然后想起“妹子”死时，大哥劝母亲不要哭，便认为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狂人”越反抗“吃人”，越被认为是“疯子”，当他完全失望于改造周围环境时，他也“痊愈”了，去某地当候补官了。小说中的“狂人”实际上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周围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灵魂的人，他所害怕和反抗的则是封建传统吃人的惯例。

⑵《孔乙己》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途潦倒，成了人们取笑的资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事，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

⑶《药》表现了现代史上重大而发人深思的主题。作品描述华老栓用被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为民众的解放而慷慨牺牲，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这种强烈的反差，有力地揭示了旧民主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

⑷《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得了病，单四嫂子为他四处求医，盼望着“明天”宝儿的病就能好。但是“明天”到来了，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宝儿的生命。明天是什么，是希望还是绝望，单四嫂子不得而知，但失去宝儿后的孤独与痛苦却是真实的。

⑸《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是五四时期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将其判定为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确实有着许多体现出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情绪的特点：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痛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尤为厌恶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但他身上也有一定弱点，对劳动人民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然而，车夫的所作所为却使他极为震惊“我”在进行自我审视、自我省察、自我灵魂拷问中发现了“我”作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小”来。

⑹《头发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N先生剪掉辫子后的一系列遭遇。N先生是一个有觉悟、有理想的人，因为觉得不方便而剪去了辫子，却遭到了周围人的蔑视和厌恶，因此他深感中国的守旧和顽固——“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⑺《风波》写朝廷上换了皇帝没换皇帝对村里人思想的风波。揭示了农村人，也就是在封建思想摧残下的中国人安于现状、不问世事、没有拯救自己命运的思想，没有人的价值的认识。

⑻《故乡》描写“我”冒着严寒回到了他阔别七八年的故乡的所见所闻，深刻揭露出封建等级制度给人的心灵造成的伤害。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日甚一日的破产景象在这个最初的印象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灵魂上的疏远，心灵上的毁灭。

⑼《阿Q正传》，阿Q，姓名籍贯不详，以做短工度日。阿Q自尊又自卑，对受居民尊敬的赵太爷和钱太爷独不崇奉，不是想自己“先前阔”，就是想“儿子会阔多了”，他总能在精神上获胜。被王胡揍了一顿，又被“假洋鬼子”打了一棍，想着“儿子打老子”便忘却了；调戏小尼姑便觉晦气全消。但这却勾起了他的欲望，尽管严守“男女之大防”，但又压不住自然的本能，就对吴妈叫着“我和你困觉”，被秀才的大竹杠打了一顿，阿Q的爱情梦被打破，随即生计又成问题，于是打定进城。回来时获得村里人一时的敬畏，但人们探听底细后又对他“敬而远之”。得知革命党进村，本是“深恶痛绝”，但一看举人和村里人都怕他们，便有些神往，然而阿Q却一直没弄懂革命，直到被抓、被杀。临死前的遗憾是画押的圈不圆。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阿Q则是这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表现。“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

⑽《端午节》的主人公方玄绰是小官吏又兼做教员，早年也曾觉醒过，后来却消沉了。他严于责人，宽于责己，思想严重退坡，喜欢“差不多说”的“精神胜利法”。

⑾《白光》是描写没落的旧式知识分子的小说。主人公陈士成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十六回，回回落榜，也没有捞到秀才，终于变得精神失常，最后投湖自尽，了结了自己的一生。鲁迅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本质，对人物本身也作了彻底的否定。

⑿《兔和猫》描写一个家庭主妇三太太在夏天给她的孩子们买了一对小白兔，小说就围绕着兔的出现和消失展开起伏曲折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弱小的同情，对随意欺凌弱小者的憎恨。

⒀《鸭的喜剧》以鲁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住在一起时的生活为素材，表现出两人深厚的友谊，同样也是爱的抒情。

⒁《社戏》所叙“我”的三次看戏。开篇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写“我”在北京的两次看京戏，后用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写“我”小时候在故乡去赵庄看一场社戏。两次看京戏都窝窝囊囊心绪极坏，而看社戏却是意趣盎然永生难忘。三场戏发生在两个地点：都市和乡村。有意味的是，三场戏都枯燥乏味，三场戏都没看到什么，看戏的“我”三次都中途告退，但作者的心情却截然相反。北京的两次看戏叙述中，透露的是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整篇小说的感情基调就是都市和乡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衷心向往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20世纪初，中国正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国家动乱，人民生活艰苦。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渐渐确立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路线，青年鲁迅则正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思想启蒙纲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深入人心，青年鲁迅也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以各自的语言、各自的表述方式响应革命，随后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但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各派军阀窃取了革命成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鲁迅本希望能为教育事业的革新贡献力量，但根本无事可做，内心无比的孤独和苦闷。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来向鲁迅约稿。鲁迅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受到极大鼓舞。鲁迅相信只要“大嚷”起来，就有“希望”唤醒“熟睡”的人们，就有毁坏那关着“熟睡”人们的黑暗的“铁房子”的希望。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的邀请开始写文章，鲁迅对《新青年》的编辑们怀着尊敬与赞赏，又感到他们“或许是感到寂寞”，所以他要“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又连续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1923年鲁迅将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辑成《呐喊》，其中《不周山》一篇后收入《故事新编》中。作者鲁迅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而，《呐喊》是听革命前驱的将令的作品，也就是服从于“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遵命文学”。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先觉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作者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方面的确有着生理和心理病态，是一个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另一方面，“狂人”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独醒的清醒者。两种层次的艺术形象在“吃人”这一核心点上互相扭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形成艺术叠影，将“病狂”和“清醒”统一起来。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阿Q正传》中的阿Q——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他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了劳动的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其最为典型的性格。

《风波》中的七斤——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的人。

《故乡》中的闰土——为苦难的生活现实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碾碎了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于三个对比，透过肖像、衣着、心理、神态、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刻画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里闰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多灾多难、凄苦悲凉的不幸厄运。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天真、勇敢、机智、无忧无虑、聪明伶俐，且饱含着生命力。而三十年后，闰土变得呆滞、麻木、沉默、迟钝、早衰、自卑。

《药》中的华老栓——中国20世纪初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下既勤劳善良又愚昧麻木的无知、落后的民众形象。他勤劳、善良、俭朴，生活十分艰辛，地位低下，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还要对客人“笑嘻嘻的”。为了给儿子治病。不惜拿出长期辛勤积攒下的钱；他愚昧、无知、麻木，深信着人血馒头能治病，为能买到这种“药”感到“爽快”、“幸福”，只关心着儿子的痨病。完全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对刽子手却毕恭毕敬；这一形象令人既同情他的处境和悲惨遭遇，又悲叹他的愚昧落后，从而使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控诉践踏生命的封建传统。

作者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清楚表明了写作这组小说的用意，就是以大声的呐喊惊起被密闭在“铁屋子”里熟睡而不知死亡将至的民众，呼唤大家齐心合力毁坏这“铁屋子”，以争取新的生命。为达此目的，作者鲁迅自觉地接受在写作中“须听将令”的要求，更多地表现出热血的愤怒与激情、畅快的讽刺和揶揄，尽量在阴暗的色调中给前进的人留有一线希望。

《呐喊》的题材主要是针对“铁屋子”式的一直苟延到现代世界的古老中国。《狂人日记》对这个古老中国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得出了“传统吃人”的结论。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从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否定吃人的。在《狂人日记》中出现的几次“吃人”，其目的都是为了治病或是救命。特别是关于人肉可入药的问题，作者鲁迅并没有批判其“愚昧”。因为鲁迅认为即便它是有效的，就好像即便吃人、吃死人可以实实在在地救一时之疾病与饥饿，也绝不能这样做——因为它是对人性的败坏，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在一个人可以吃人的社会里，“难见真的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鲁迅将传统中国的罪恶上升到了戕害人类根本价值的高度而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启蒙和救亡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彼此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狂人日记》的重心在价值理性所连接的启蒙。

在《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中，作者鲁迅对古老中国中那些没有知识、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底层人民悲剧的根源。如《明天》，其故事是讲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因病不治、办丧事的经过，但真正感到彻骨寒意与悲凉的却并非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本身，而是一个母亲在努力救助自己孩子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欺骗、敲诈、伪善。为了治好儿子的病，单四嫂子使尽浑身解数：求神、许愿、吃单方，到最后一个“压轴法子”——寄望于何医生。求医过程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并不在于医生的冷漠，甚或于庸医的无能。因为前者出于一种职业的麻木，而后者则实在是能力所限，都还情有可原。最绝望之处是何医生开的方子：“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连单四嫂子这样一个粗女人也模糊地想到，何医生、贾家药店和自己，正是一个三角点关系。何医生开的药材，非要在贾家的济世老店才有，这说明何贾两家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单四嫂子的求医问药实际上使自己必然地落入了一个陷阱，成为替有权势的人聚敛财富的工具，“自救”变成了“自残”。待到儿子死后，办丧事的事宜更成为周围人狂欢的盛宴：“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这恰是作者鲁迅所说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真实写照。在作者鲁迅笔下，这样的残酷并非那种鲜明的一看便知的压迫，而是已经渗透到被压迫者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被压迫者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在接连的悲惨命运面前只能感到茫然、无助而终于麻木。他们的人格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奴化，习惯了压迫而毫无自觉反抗之心。华老栓、闰土、阿Q的生命历程大抵如是。甚而如《风波》这样带有喜剧色彩的小说，主人公七斤一家逃过一劫的快乐让人感到其实也不过是蝼蚁的一次成功偷生而已，反倒更显出其生命的卑微。

而在《孔乙己》、《端午节》、《白光》等作品中，鲁迅的笔触则集中到古老中国所培育出的知识分子身上，描绘了他们被封建专制文化所扭曲、戕害的精神人格。即如孔乙己，尽管他身上有着一种可贵的温情，但是他缺乏人格的独立精神。他聊以自慰、努力维持的“穿长衫”的读书人身份不过是一种本能的自尊，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尊严相去甚远，而且还使其不断受到戏弄和侮辱。《白光》中的陈士成与孔乙己相仿，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人追求，在封建文化价值观与科举制度的压迫下不堪重负而发疯自尽。《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尽管表面上已经算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但是内心深处委琐、平庸、虚伪而不自知：“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这正是中国封建文化一面教人学孔孟修身养性，一面又以学习孔孟之道为仕途晋身敲门砖所必然导致的虚伪文化生态长期熏染的结果。

《呐喊》中的《一件小事》、《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等，矛盾冲突不那么激烈，内容也相对轻松，似乎与“呐喊”关系不大，风格、题材皆和集子中的其他小说有相当距离，但其中也贯穿共同点，即对人的尊严、生命尊严、生命价值的呼唤。《一件小事》歌颂了一个世俗眼光中的渺小者的灵魂同样可以高大；《兔和猫》等作品充满了童趣，借儿童天真烂漫的天性和特殊的体验事物的视角，抒发了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友善待人、同情扶助弱小者和为了被扼杀的生命除暴复仇的情怀。和前面的小说不同，这几篇小说更多的是从正面抒写生命的可贵，为奋斗的人树立前进的希望和目标。

总之，《呐喊》喊出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最强音，站在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立场上对压制人、扭曲人、奴化人、摧残人的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深刻揭露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对封建制度及封建礼教进行极其深刻的揭露、批判是《呐喊》最为鲜明的思想主题。这一主题几乎贯穿《呐喊》中的所有作品。首篇《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叙述，揭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而所谓的“仁义道德”其本质是吃人。在揭示出吃人本质的同时，作者还揭示这一吃人本质对人民群众毒害之深，如《药》中的华老栓、《故乡》中的闰土、《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小说在描写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对人民压迫奴役所造成的一系列悲剧时，既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人民物质上的“病苦”，更重视揭露人们精神上的“病苦”，以警醒“不幸的人们”起来打破封建思想道德的禁锢。

深入剖析国民及民族的劣根性。

改造“国民精神”是鲁迅一生的奋斗目标，他对中国民族及国民普遍的劣根性给予强烈的关注。他一方面深刻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本质后进行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向愚昧的民众发出呐喊，希望他们能认识并改造这些“国民的劣根性”。然而现实让作者深感无奈与悲凉，对于国民，作者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阿Q正传》是揭示这一思想主题的最为典型的作品，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更是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的病态心理。还如《药》、《风波》、《孔乙己》、《头发的故事》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揭示出国民愚昧、落后、因循守旧、麻木无知、冷漠自私等思想劣根性。

描写激烈的社会矛盾下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上的自我剖析是鲁迅崇高的精神品质之一。他的这一品质也反映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呐喊》创作于中国民主革命风起的1919年前后。在激烈的社会矛盾斗争中，接受一定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样处于苦苦挣扎的艰难境地。鲁迅在创作中对这一类知识分子，重在剖析他们的灵魂，表现他们的思想矛盾和苦闷，如《一件小事》中的“我”、《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药》中的夏瑜等。而对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奴役下的旧知识分子，鲁迅则重点展现了他们被扭曲的人性和卑劣的灵魂，以达到反封建的目的，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端午节》中的方玄绰。作者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民族振兴大业中所承担的重任，因而对知识分子提出警告，希望他们不要沦为封建制度的精神奴隶，或者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

反映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风貌。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呐喊》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尤其是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阿Q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药》借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故事，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同时，刻画了以华老栓为代表的愚昧落后的农民群像。《风波》同样间接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故乡》则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通过闰土前后的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层层压迫下的深重灾难。《社戏》以农村少年形象为刻域重点，但剧场中人们的种种表现同样揭示了当时农民的整体精神风貌。《明天》以单四嫂子痛失宝儿为中心，勾勒了一幅小镇风俗画，抨击了没落社会中人们的无情与冷漠。

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活跃”于《呐喊》世界中的“社会”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早已经破碎，甚至是断裂。因而每个人虽都是“此在”，痛苦地存在着，但却不能“共在”，而多是“异在”，是在异己中存在。概而言之，破碎甚至断裂的异己关系，主要体现在革命者与民众、读书人与民众、民众与民众、读书人与读书人等四种关系当中。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社会效果如何评价，是迫切需要反思的现实问题。我们穿越《呐喊》的镜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革命者与民众者之间的彼此孤绝。社会在急剧变动，读书人如何抉择，现实中同样难以绕开。《呐喊》中的读书人与民众，相互隔离。诚然前两种情形，相互的疏远有阶层固化的嫌疑。不过《呐喊》中民众与民众、读书人与读书人之间，阶层相同，但他们之间交流的通道，并未畅通。前者置身于冷漠，后者则你我相轻。每个人都树立起心灵的警察，心扉不再愿意向他人敞开。“现实社会”似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⑴人物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在人物创作上，作者运用了多种手法来刻画人物，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

首先作者善于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来塑造典型形象。作者鲁迅说他笔下的人物全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而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些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完全发表自己的意思为止。典型化的方法，既表现了人物的共性，即对一类人的思想性格的艺术概括，又重点突出了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使之成为“熟悉的陌生人”。鲁迅正是以这种典型化的方法，创造了阿Q、孔乙己、闰土等一系列典型形象。

其次是运用“画眼睛”和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画眼睛”和白描手法的运用重点在于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各种细节特征进行描写，从而收到以小见大的表达效果。如《阿Q正传》中，“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寥寥数语，就写出了阿Q灵魂深处的奴性和因长期遭受欺凌而形成的卑怯麻木的心理。再如《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揭示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征。“画眼睛”和白描的手法使描写精确而又含蓄传神，文字凝练而又意蕴无穷。

再次是作者重视通过挖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来刻画人物，通过描写人物内心的感觉、幻觉、潜意识等，深刻地揭示人物的灵魂。典型的如《狂人日记》通篇都是近乎意识流的内心独自，在颠倒时序的同时却细腻深刻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其他如《药》中，华老栓捧着人血馒头时的心理描写，《白光》中的陈士成回到家时的心理描写，这些都很细腻、深刻，为人物的刻画起到重要的作用。

⑵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呐喊》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但在客观的叙述之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浓烈的感情。作者以现实主义精神，高扬鲜明的理性批判旗帜，直击国民的各种病苦及病根，意图引起疗救的注意；体现了其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运用高妙而精到。在坚持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作者又敢于大胆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和象征主义手法来作为现实主义手法的补充，既丰富了小说表现艺术的内涵，又扩充了小说表现生活、思想内容的容量。此外，批判讽刺手法的运用使鲁迅的一些作品形成“含泪的微笑”的鲜明特色。《呐喊》中的小说，基本上是悲剧的结局，但在悲剧中作者常融进一些具有黑色幽默的讽刺和幽默夸张的喜剧因素，形成悲喜交融却更添悲意的特色，典型的作品如《阿Q正传》。

小说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小说结构比较灵活多样的优点，在结构上打破了中国旧章回体小说的格式，创造了被誉为“格式特别”的多种形式；另方面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华。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人物的自身行动，去表现他的内心情绪，而不是静止地去解剖或分析人物的心理，因此显得精炼、含蓄。《呐喊》把西方小说艺术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融合起来创造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民族新形式。

⑶作品结构样式的多样性。1923年茅盾在谈论鲁迅时说到，首先，《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其小说大多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一个或几个生活场面、片段连缀而成。但在叙事方式上，有第一人称的，也有第三人称的；在行文顺序上，有以顺序为主，也兼有倒叙的；在行文线索上，有单线发展的，也有双线交织的。在小说体式上，则更加多样。《狂人日记》运用的是日记体，《头发的故事》用的是对话体，《阿Q正传》则近似章回体，其他的还有随笔、速写等。其次，鲁迅糅合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技巧和西方现代小说，特别是象征主义小说的结构方式，将具有象征色彩的细节、动作、事件、场景化为小说的核心意象，统率全篇。总之，作者总能根据每篇小说特定的题材和思想内容，找到或创造出与之相适应而且新颖独特的小说样式，使小说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

⑷《呐喊》风格独特，喜剧与悲剧相交织，层次丰厚，令人回味无穷。《孔乙己》、《阿Q正传》是悲剧与喜剧交融的典范。这样的悲喜剧交融实际上体现了生活人的情感、情绪本身的丰富性。《呐喊》尽管包含着重大的写作主题，却完全没有为了观念而抽空生活，而是真正做到了以生活为本，以活生生的人为本，自然地呈现出观念。俄国小说家契诃夫所创造的“含泪的微笑”、美国文学中的“黑色幽默”等，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悲喜剧风格交融的经典。鲁迅在《呐喊》中所创造的悲喜剧风格交融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既为民族文学开辟了新的独特的风格境界，又融合了民族传统文学水乳交融、不着痕迹、含蓄蕴藉的特点。

此外，小说的语言在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创造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在吸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语言和外来语言富有表现力的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鲁迅的艺术语言精炼纯净，生动传神，真实朴素，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发出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孔乙己》写出苦人遭遇的凉薄，《药》写出先驱者的英勇牺牲与不被理解的寂寞，《阿Q 正传》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风波》《明天》《端午节》《社戏》等各自体现了“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结集出版，单篇发表时的影响累积叠加，给读者更大的震撼。

其中改编成电影和戏曲及电视剧的小说，则有《阿Q正传》《孔乙己》《药》等。

早在《呐喊》1923年出版以前的1922年，《呐喊》中的《孔乙己》就被译成日文发表于由日本人创办的日文刊物《北京周报》上；《兔与猫》则由鲁迅本人译成日文发表于1923年1月的《北京周报》上。一直到现在，《呐喊》在日本的翻译随着时代的更替而被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学者翻译。

1999年6月，《呐喊》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首。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李大钊：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

茅盾：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呐喊》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的，是一个新辟的天地。

近代学者许寿裳：《呐喊》是中国新文艺上真正的、划时代的杰作。

现代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的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

现代教育家成仿吾：《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呐喊》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打开了一条理解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道路；因为读了《呐喊》，就使人体会到生活的悲剧是何等的相似，它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相连而处处相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呐喊》是以最少的文字造成最大影响的杰作。如果小说也讲性价比，《呐喊》的性价比绝对是最高的。鲁迅的《呐喊》浓缩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其小说艺术之精妙复杂，是同时代的各国文学大师都难以超越的。我从小就读《呐喊》，现在每次讲鲁迅的时候还要读，但是每次都可以读出新的意义。

现代作家韩晗：从鲁迅的创作生涯来看，《呐喊》当之无愧是鲁迅的成名作。

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姜异新：《呐喊》的出版与畅销标志着“周树人的沉寂期彻底结束了，鲁迅的辉煌期开始了。”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18部。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称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