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籍浙江省嘉兴市，中国现代作家。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籍浙江省嘉兴市。“五四”运动期间，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书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等进步思想。

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了《半月》杂志的工作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

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发表在《半月》刊第17号刊载上。

1922年2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待）者底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1922年冬，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

1923年，到上海求学。

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

1925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和编译工作。

1927年1月，赴法国留学，11月，出版译著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

1928年2月，译著《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出版；3月，参与翻译的《苏俄革命惨史》出版；4月，参与翻译的《革命之路》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9月，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册，以《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为题出版；12月，从法国回到上海。

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中篇小说《灭亡》，描写革命党人杜大心反抗军阀的斗争及其命运，该作品引起文坛的关注；1月，译著《断头台上》出版；5月，译著《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出版；7月，译作《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出版；8月，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斯捷普尼雅克著）出版。

1930年，译作《骷髅的跳舞》（秋田雨雀著）出版，4月，译作《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即《克鲁泡特金自传》）出版，重译本《前夜》（即《夜未央》）出版。

1931年1月，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出版；4月18日，译作《草原故事》出版；8月，第一短篇小说集《复仇》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

1932年5月23日，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光明》与长篇小说《雾》出版，其中，《雾》讲述了留学归来学子周如水的恋爱婚姻；10月，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和译作《秋天里的春天》出版；12月，出版散文集《海行》。

1933年1月，小说《砂丁》《雨》出版，其中，《雨》通过描写周如水的朋友吴仁民的经历，展现了旧社会时期各种不同人的思想动态；2月，短篇小说集《电椅》出版；4月，短篇小说集《抹布》出版；5月，长篇小说《家》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

1934年—1935年，在日本学习日文。

1934年8月，散文集《旅途随笔》和短篇小说集《将军》出版；10月，短篇小说集《沉默》出版；11月，《巴金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

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1935年—1950年，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

1935年3月，中篇小说《电》、散文集《点滴》出版，其中，《电》讲述了一群青年的革命经历；11月，短篇小说集《神·鬼·人》出版。

1936年2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出版；3月，短篇小说集《沉落》、散文集《生之忏悔》出版；4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出版；5月，译作《门槛》（屠格涅夫等著）出版；8月，散文集《忆》、译作《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斯捷普尼雅克著，即为《地底下的俄罗斯》改版本）出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

1937年1月，重新校改廖亢夫的《夜未央》，次月出版；3月，童话集《长生塔》出版；11月，杂文集《控诉》出版。

1938年1月，译作《告青年》出版；2月，译作《叛逆者之歌》出版；3月，长篇小说《春》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作品描写了两个年轻女子蕙和淑英的命运。

1939年3月，散文集《旅途通讯》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0月，散文集《黑土》出版。

1940年8月，译作《一个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短篇小说集《利娜》出版。

1942年1月，散文集《龙·虎·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4月，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出版；6月，散文集《废园外》出版。

1944年6月，译作《处女地》（屠格涅夫著）出版。1945年，译作《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出版。

1945年12月，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事出版和翻译工作。

1946年1月20日，和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信中呼吁废止文化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中篇小说《第四病室》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4月10日，散文集《旅途杂记》出版。

1947年3月，长篇小说《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8月，散文集《怀念》出版。

1948年3月，译作《快乐王子集》出版；6月译作《笑》出版；9月，散文集《静夜的悲剧》出版。

1949年7月2日，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当选为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12月，出版译著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林》。

1950年，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4月，出版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7月，出版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7月29日，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8月，出版巴甫罗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11月，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2月24日，出席北京各界庆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胜利，欢迎和各大代表团返国大会。

1951年3月，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枣波兰杂记》出版。；3月，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7月，散文集《慰问信及其他》出版。

1952年2月，在北京筹备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任团长。

1953年2月，关于朝鲜的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出版；3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巴金等二十一人为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0月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同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副主席。

1954年9月4日，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四川代表），并出版散文集《保卫和平的人们》；9月15日—29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3月11日，在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被推选为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5月，随笔集《谈契诃夫》出版；5月25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6月—7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8月1日，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

1956年1月5日，与周立波从北京启程前往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2月7日—3月6日，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1957年3月，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出版。

1958年2月1日，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4月，《巴金文集》第三卷出版；5月，《巴金文集》第四卷出版；8月，《巴金文集》第五卷出版；10月，《巴金文集》第六卷出版。

1959年9月，散文集《新声集》《友谊集》出版；6月，《巴金文集》第七卷、八卷出版；10月，《巴金文集》第十卷出版。

1960年4月，散文集《赞歌集》出版；7月，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1961年4月，出席亚洲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2月，短篇小说集《李大海》出版；10月，《巴金文集》第十、十一卷出版；11月，《巴金文集》第十二卷出版；12月，《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出版。

1962年8月，《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出版。

1963年6月，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

1964年9月，散文集《贤良桥畔》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但依然坚持写作。

1977年5月18日，恢复了写作的权利；5月23日，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12月25日—12月30日，参加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977年至1983年，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78年2月25日，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5月27日，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8月，《巴金近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年4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法国，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热”，促进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7月，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生活的小说散文集《英雄的故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译作《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著）第一册出版；12月，散文集《爝火集》、杂文集《随想录》（第一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1980年3月，《巴金选集》（上下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6月，《巴金中篇小说选》（上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巴金中篇小说选》（下卷）出版；12月，《巴金近作》（第二集）出版。

1981年春，率代表团出席在瑞典召开的世界语代表大会。同年参加了国际笔会里昂—巴黎大会；4月20日，出席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当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同月，《随想录》（第二集）与散文集《探索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9月，杂文集《创作回忆录》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11月，参加上海市五届政协第十一次常委会，担任上海市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月，去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2月，在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巴金被选为主席。

1982年3月，随笔集《序跋集》出版；4月，《巴金近作》第三集《探索与回忆》出版；10月，《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12月，出版散文集《怀念集》；7月，《巴金散文选》（上下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1985年，获得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0年，获得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同年，还获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4月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

1994年，《巴金全集》26卷全部出版。

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

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

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11月，被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2005年10月17日，因恶性间皮细胞瘤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1936年，巴金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追随巴金来到广州。1944年，与巴金在花溪结婚。1945年，女儿李小林出生。1972年，萧珊因患癌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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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思想

巴金文学思想的核心为：真与善。这两点之间，“真”是巴金文学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学思想的基点，是价值。巴金文学思想中的善是人的绝对自由追求的价值观，这主要得益于他早期所接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而巴金处女作的《灭亡》则把他反专制的憎和对人类的爱的这两面作了非常青春激情的表述，而后的《家》则更为直接的体现了他对限制个人自由的封建的主义的无情的控诉。后期，《火》《第四病室》《憩园》《寒夜》，都体现了对40年代中国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火》对抗战的直接描写，《第四病室》对社会底层黑暗的揭露，《憩园》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思，《寒夜》对社会黑暗的控诉。到了晚期的巴金对于“善”的思考则更加带有更明确的社会内涵，这个内涵，主要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来体现，即反对文化专制、反对长官意志、反对粉饰现实、忏悔自己精神上的软弱，认为整个民族都应该忏悔和反思。于是他也响亮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

批判封建

巴金的封建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封建家庭的批判。在《家》中，巴金把封建家庭看作是黑暗专制的王国，又把高老太爷一类的家长视为“封建统治的君主”，很显然，他是明确地把“家”与“国”、“家长”和“国君”对应地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说，他己看清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国”与“家”的同质结构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是这一同质结构的最好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国是扩大了的家，家是缩小了的国。不论在家还是在国，所实行的都是专制的家族统治，人处其中，受到同质结构关系的约制，使人性扭曲，个性不得张扬和发展。所以，巴金“礼教的监牢”和“狭的笼”这些家的喻象也是指向封建国家的，他所创作的家庭小说是对整个家族制度进行批判的。

生命意识

巴金小说的生命意识首先体现为对美好人生的爱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巴金关于爱的思想首先体现为其善良意识。在巴金看来，善良意识是促使人向最完美的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统摄人的情感和理智运动的心灵的力量。善良意识是构成巴金生命意识的重要因素，是巴金人格的显著特征。在巴金看来，善良是每个生命应有的本性，他用善良的眼光去打量每一个生命，在生命中发现善良的闪光。

死亡意识

在巴金的小说中，死亡的哀愁常常挥之不去，甚至他的作品直接以死或亡为题，如《死去的太阳》《灭亡》等。作品中有许多死亡人物群像，如有被封建制度迫害而死的，有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有为爱情献身的等，既有轰轰烈烈伟大的死，也有平凡的死。在巴金的小说里表现了不同的死亡观，有基督教影响下的死亡观，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影响下的死亡观，有平民死亡观，有民主革命死亡观等，这些都体现了巴金的死亡意识。

时间艺术

巴金的小说往往是站在“现在”的时间场域里，在对比中否定和诀别了过去而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巴金小说的时间定位在“时间的当前化”，即以“现在”为统摄，并将时间序列中的“过去”和“未来”拉到“现在”予以对比观照，在“过去”与“未来”的当前化中形成时间的漩祸，重点展示人物的即时性心理时间，而小说结尾又往往扯开一道口子冲向未来，体现出一种“向前看”的进化论的时间意识。这是一种全新的、叠加的现在，它使文本在艺术表现上不仅关注人物性格与心理，还关注着人物背后和周边。另外，在小说文本中，作家对文本故事的叙事策略作为时间形式的一种特殊的修辞，体现着作家特定的心理结构，而文学意象作为时间的隐喻，也成为时间形式在文本中的重要呈现方式。

空间艺术

巴金的小说通过打破时间限制，让各种意象并置、叠加、重组，在意象空间中编织不同的情景生态，使之各自发出不同的话语声音，形成了可供反复参照小说空间形式，使意象与意象之间呈现一种共时性的状态，并通过外在意象的塑造与并置，来营构内心的情意与神思，从而多侧面、多角度的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并置性的艺术选择，一方面加强了作家对情感的这染，增加了作品的审美效果；另一方面由并置形成的对照，给读者留下了阔大的想象空间。

主题复现

从主题学看，巴金的小说蕴涵着众多的主题，命运、爱情、寻找、个人成长、革命政治、家族伦理、自我身份的确认、文化选择等但从重复叙事角度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主题：一个是个人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二个是革命与爱情的关系问题，这都涉及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小说创作历程中，巴金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在反复书写着这两大主题，每次主题的复现都在某种精神结构的共同性上有所延展或回，甚至由此可以构成作品系列。对于巴金而言，这些创作主题的复现包含着特定的心理文化内涵。

语言艺术

巴金的语言风格特征明显，总体来说他的语言是热烈、明快、朴素的，然而就情感对语言的影响，又可分为前后两期来看待。前期以青春激情的抒情语言风格著称，感染性极强，故而巴金前期以《家》为代表的小说受到青年人的热烈追捧；而以小说《憩园》为节点的后期作品语言则开始由热转冷，笔调变得深沉、悲哀和忧郁，到了《寒夜》则将这种悲剧式的语言艺术提炼到了巅峰状态。巴金前期作品语言的气势和节奏激越奔肆，一泻千里，无法以迁回婉转，含蓄凝炼对其加以规范；热烈酣畅，平白真率才是其方圆。这种显示着“语句和生命是进合为一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象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然而巴金也绝非只是一味任情纵笔、狂放无羁以至流于粗糙简滥。在具体驾驭这种平白率真、热烈酣畅的文字时，巴金注重随情绪的起伏变化和延伸发展来安排句法的构造、修辞方式的搭配和音节的长短相间，让语言在热烈明快中自然跌宕成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旋律，产生一种流畅回环的音乐美感。如作品《春天里的秋天》中：“我抬起发热的脸，去看蔚蓝的天，去迎自由的风。我的眼里却装满一对大眼睛和两道长眉。那对大眼睛里充满着爱情，春天的爱情，南方的爱情。”这一句并没有使用整齐的韵脚，也不讲究声调的平仄搭配，咏玩味间却给人一种抑扬有致，明快优美的音乐享受。这种富于音乐美的语言，是巴金语言抒情风格的重要特征。

叛逆者形象

在巴金的小说里，有一批叛逆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冲破家族的牢笼，找寻了一条充满理想信仰的新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家》中的觉慧，觉慧勇敢、叛逆、天真，他典型的在封建大家庭中受五四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觉慧身上，读者看到了巴金想要呈现的那类“幼稚而又大胆的叛徒”。在高家，觉慧对许多事情都感到不平和愤怒，反对一切旧的礼俗。封建礼教扼杀了太多年轻鲜活的生命，让觉慧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了自己必须参与到革命浪潮中，做勇敢的抗争。

革命者形象

在《灭亡》《爱情三部曲》等作品中，巴金用他充满激情热烈的笔触将内心的理想愿望寄托在小说的革命者形象中，希望能让这个社会变革，寻求新的未来。他曾多次表示他对革命青年的热爱，巴金认为他们“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点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他们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也正因如此，这些革命者们也如巴金的内心一样急切、强烈，甚至是有些鲁莽的追求着革命。如在《灭亡》中，杜大心的灭亡，来源于他悲惨的命运，更来源于他对革命前途的困惑和迷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受到了“五四”的洗礼，深深体会和关切着下层民众的困苦，时时希望能将劳苦大众解救出来，他需要革命，需要颠覆，他放弃了心爱的女人李静淑，放弃了生命，选择冲动的、以复仇的方式开了枪，即便这个他所复仇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压迫者和统治者，但这对于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种反抗和对革命理想的坚持了。

无私者形象

巴金还塑造了一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形象。这些形象不再是巴金对安那其主义信仰的强烈寄托，而是更多的体现着巴金对中国革命道路给予的希望，传递的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品格。这些形象虽然从艺术上说显得太单一，太理想化，然而他们所传达出的精神主旨却是前两种革命者类型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雾》中的陈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具有忘我精神的人物形象。陈真没有因为自己患病而停止工作，相反他更加积极勤快。他认为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社会，也正是因为活着的时间不久了，要更加努力的奉献自己。他将自己全部的爱与恨放在了他的工作里面、文章里面，他坚信这些爱和恨会被传承下去。

多余人形象

巴金的多余人形象主要表现在《激流三部曲》中。比如高觉新，他和觉慧、觉民一样，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并被强烈的吸引；但是他又处于长房长孙的地位，有着整个封建大家族赋予他的期望和责任。在觉新的身上，有诚实、善良、求新的一面，也有屈从、懦弱、守旧的一面。他成为了一个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多余人”。在他无所适从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幸福，成为了生活在巴金笔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悲剧典型。

（参考资料：）

新华社：巴金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秉性耿直，识大体、顾大局。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人民，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巴金同志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作家冰心：他（巴金）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作家萧乾：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文学家鲁迅：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作家金庸：巴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用作品解剖自己的灵魂。

作家贾平凹：巴金是我国当代文学巨匠，他的道德和文章，都是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

作家铁凝：他（巴金）讲真话的勇气和正直的品格，让我们这些文学后辈非常敬仰。

作家陈忠实：巴金是中国文学巨人，是我们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远远地超越了文学的欣赏意义，而形成一个时代的呐喊。

作家邓友梅：巴金能够客观冷静的看待自己，对别人的优点和好处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揭露，他的一生是人格不断上升的一生。

作家陆天明：巴金是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他追求个性解放的追求，反对封建枷锁，他是一面旗帜，一棵大树。

评论家傅光明：他（巴金）首先是一个作家，他用新文学的形式，通过描写自己体验的大家庭，以这样的视角来很好地呈现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