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鬼·人》（god.ghost.man）是巴金1934年至1935年9月在日本写的三个短篇小说《神》、《鬼》、《人》是反宗教神权的战斗檄文。他的无神论思想相当系统、激进，具有鲜明的革命战斗精神，在五四以来进步作家群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是以日本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巴金（1904年—2005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1927年至1928年旅法期间，他接触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他回国，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抗战前的作品主要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家》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等。抗日战争期间，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憩园》《寒夜》和《第四病室》。解放后，巴金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等职。新时期出版的《随想录》《探索与回忆》等，具有极高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巴金于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文学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勋章。

受制于时代的潮流和特殊的人格气质，巴金信奉绝对的进步理念，将世界视作“光明”、“黑暗”搏斗的两大阵营，不遗余力地为前者呼号，为后者咒诅，而对两者之间复杂的联系与互动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一切在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中有较充分的反映，值得后人反思。

1934年11月，巴金东渡日本，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写下了小说《神》《鬼》《人》。

巴金初抵横滨，由朋友事先的介绍住到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移住东京。小说《神》《鬼》就是巴金根据这三个月的生活经历写成，其中的《神》，据作者自己交代，是住进武田家几天之内写成的。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四十年以后，在巴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

巴金言之凿凿，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侵华战争爆发后，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才解开。巴金回信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参见藤井省三《东京外语学校支那语部：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日文版），朝日新闻社1992年。）

巴金的辩解不无道理，这里涉及到文学创作中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问题，不是几句就能说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有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在创作谈中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由于误读，巴金将一个日本右翼知识者演绎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弱者，一个向命运屈服的曾经的无神论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只是一个思想保守、效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这样的男子在日本并不少见，可惜巴金视而不见。

按道理讲，初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应该虚下心来，尽量体验那里的一切。但巴金却下船伊始就克制不住写作冲动，把一点并不可靠的发现敷衍成篇。由此可见，是一种自以为知的无知，导致了这种误读。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惟一证据，就是听一位介绍他认识武田的中国朋友说过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所见的刺激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才虚构出主人公藏书中有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这样一个细节。这个虚构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回忆中最终变成了生活真实，说明人的记忆并不可靠。

以西方“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是家常便饭。日本人的“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孕育“万世一系”天皇的天照大神，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都是这个“神”激励的结果。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不在巴金的视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武田热衷于念经求佛，其实并非无迹可求，小说里无意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长谷川恐惧地对“我”表示，“今年正好是自己33岁的“凶岁”，假如今年不发狂，以后就有好日子”。这个被巴金一笔带过的细节，也许正是武田成为“有神论者”的真正原因，按照日本的习俗，处在“大厄之年”的人，要举行各种消灾禳解的仪式，比平常更多地敬神拜佛，过了这个时期，一切恢复常态。生活中的武田，正如巴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的那样，并没有像他在小说中断定的那样“跳进深渊”，而是恢复了常态。假如巴金对日本的宗教生活与风俗习惯有足够的了解，或者退一步说，假如他不是那么自信，不屈从急近的写作冲动，而是冷静观察日本的生活，结果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巴金在武田家住了三个月，终于无法忍受鬼神的骚扰而搬出，离开横滨前，又写了《鬼》。巴金这样说：“《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说明将近三个月的朝夕相处，巴金对武田的认识并没有任何变化。比起《神》来，《鬼》有更多的虚构，故事也比较完整。“我”与堀口君是早稻田大学时代的同学，毕业后的挚友。堀口同一位叫横山满子的姑娘相爱，私定婚约，由于两家父亲的反对，断绝了关系。横山几次约堀口一起情死，他都没有答应，认为“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横山后来嫁了一个商人，患肺结核死去，堀口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子结婚，生一女儿，过着灰色的人生，求神事鬼，成了他惟一的精神寄托。小说结尾，巴金以汹涌而起的海涛，暗示堀口人性的觉醒。

《鬼》延续着《神》的思路，人与神的冲突，通过更具体的恋爱悲剧得到表现，其反封建的主题，让人联想起巴金后来的《家》。其中虽然写到不少东瀛民俗生活细节，如往海里抛供物，在家里驱鬼，向路边的马头观音石碑合掌行礼之类，却不能产生多少生活真实感。这毫不奇怪：当生活细节仅仅是演绎人/神二元对立的证据时，其鲜活的内涵不能不丧失。日本毕竟不是中国，巴金用西方的二元对立进步观演绎新旧势不两立的中国社会现实，尚不失有效性，以此来解释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和根深蒂固的集团精神的日本社会，难免发生错位。

写完《鬼》以后，巴金意犹未尽，寄稿的时候，在手稿第一页上标题后面写了一行字：神——鬼——人。后来巴金这样解释：“这说明我还要写一个短篇：《人》。这三篇是有关联的，《人》才是结论。我当时想写的短篇小说《人》跟后来发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写真实的故事，我想写一个拜神教徒怎样变成了无神论者。”然而，巴金没能实现自己的写作意图，一次突如其来的拘捕打乱了他的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回国。此次被拘捕的最大收获，是一篇以自己的狱中体验为内容的记实散文《东京狱中一日记》问世，后来经过修改，变成了《人》。

《人》与前两篇小说结构上尽管明显地不配套，主题内涵上却是一脉相承，人与神的冲突，被引入了东京神田的拘留所，其中因偷书而入狱的76号囚犯，被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一再驳斥迷信神、软弱愚昧的77号囚犯，并且这样向“我”表示：“我偷高尔基的书，托尔斯太的书，罗曼·罗兰的书。高尔基教我认识真理，为着真理而奋斗；托尔斯太教我爱人，不承认上帝的权威。但是为了他们的书我却给关进这里面来了……”这位囚犯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甚至对《罪与罚》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张，对孔子的春秋笔法，都了然于心。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出自巴金的虚构，就像他虚构长谷川（武田）的进步藏书一样；确切地说，他就是巴金自己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