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欲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要求相矛盾。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1945年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六大的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致使中间人士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于16日复函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就有：“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美国方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苏联方面

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国民党方面

中国共产党方面

国共两党都用很大的精力来组织这次谈判，双方都派出得力人员织成谈判代表团。

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辅以了解全局、富有谈判经验、机智灵活、刚柔相济的周恩来、王若飞。

国民党代表团由蒋介石操纵，指派政治上老练通达，能严格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且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资深官员组成。除了蒋介石之外，主要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毛泽东陪同：赫尔利；蒋介石顾问：端纳；苏联大使：彼得罗夫。

重庆谈判前，蒋介石打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则回复3封电报。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 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延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说：“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对于安全问题，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国共双方会谈从第二天上午开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

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期望差距甚大。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回忆，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

吕光光记得，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1945年9月13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写有：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弱〔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

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她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但蒋介石明白，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人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发布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指示强调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颁发停战令，指出：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1946年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1946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指出：（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1946年-1949年，经过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周恩来：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得并不改变。第二点，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要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第三点，就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要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张治中：这是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泽东之到重庆，在当时来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之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烈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意见完全一致。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

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国共谈判，不只是国共两党的问题，而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呢，还是相反的问题。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困难是一定会有的；对于许多的不同看法，也是由此而来。但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

阎锡山与马歇尔的一段谈话

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946年6月马歇尔与胡霖的谈话

胡霖：建成联合政府就像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赫尔利大使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此次会谈的全部成就在于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使中国分裂政策的分子预测要又内战的时期，进行商谈和平时期的合作。会议讲是继续的，毛泽东还留在重庆。蒋委员长许诺毛氏并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氏和他的随员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时候他们如果不愿意继续会谈时，当与毛氏和他的随员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马歇尔离华声明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布赖恩·克罗泽：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

苏联《红星报》社评：在这中国历史的转捩，两党的领袖已经采取步骤，来克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开始的目的。

苏联《消息报》评论：民主国家面前的任务是严重的与负责的。要在日本建立民主制度，严惩战争罪犯，需要很大的谨慎与耐心，那些战争罪犯现在正支吾其辞，并企围隐蔽在虚伪的民主空谈的防护后面。因此消除日本帝国主义的根蒂是非常需要的。与此一道，巩固亚洲大陆各国的民主制度，首先是中国的民主制度将起决定的作用。这说明为什么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谈判如此吸引世界舆论的注意。

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二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

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柳亚子诗兴不减当年，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诗中有言：“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泽东哪有雅兴写诗，于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柳亚子展读之余，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彼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后来，吴祖光先生回忆说，《新民晚报》是一张民营报纸，所受约束较少，于是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他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据说，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曾有人撰文称，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是蒋介石。该文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曾六次高呼：'毛主席万岁！'”文章最主要的根据是《大公报》的报道：1945年10月9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张治中设宴款待毛泽东的消息。在酒席上，毛泽东作了希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演说，“毛先生在高度的热情中，结束了他的演说。毛先生的话音一落，蒋委员长就咆哮般地大喊道：'毛主席万岁！'连喊三次，回赠毛泽东”。此文一经发表，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还引发不少评论：“毛泽东的死对头蒋介石对他的才华能力也是敬佩有加，自愧不如”；“抛开政治的因素，英雄惜英雄，蒋介石高喊'毛主席万岁'也在情理之中”。

《大公报》1945年10月9日第2版中间位置，以《团结谈商大部协议》为标题，的确刊载有张治中设宴的消息。被邀者除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之外，还有“党政军文化新闻各界”。文中不仅没有说蒋介石喊“毛主席万岁”，甚至未提及蒋介石是否出席此次宴会。进一步查证张治中的回忆文章，其对这次宴会有详细生动的描述，但亦未提到蒋介石出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10月8日毛泽东出席宴会的描述，也没有提到与蒋介石一同赴宴。据此可以认定，蒋介石出席这次宴会并高喊“毛主席万岁”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有人查阅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红岩革命纪念馆根据档案、书刊材料编的资料集《重庆谈判纪实》，其中详细收录了《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多家报纸对毛泽东、蒋介石会谈情况的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等。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共会面11次，同时在公众场合出现仅三次，分别是9月4日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9月5日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茶会和10月10日的双十国庆招待会。这三次公开露面，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等仅发了简短消息，会面情形无详细报道。其余八次，皆为小范围高层会面，史料记载极为简略。小范围会面的场合、气氛不适宜喊口号，因此即便没有报道，也可以想见不可能有蒋喊“万岁”之事。由此可以判定，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六次喊“毛主席万岁”的说法，毫无根据。根据更多的资料，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不仅没有喊过“毛主席万岁”，对毛泽东亦不存在“英雄惜英雄”之情，而是始终表现出既敌视、藐视又忌惮的矛盾心态。处于这种心态之下的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在公开场合高呼“毛主席万岁”。由此引起的历史误读，可以休矣。

国家社会党重要成员蒋匀田曾回忆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的一次面谈中，毛泽东提到和蒋介石的一段小插曲。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蒋介石所说的“这个条件”，就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次日见到蒋介石，毛泽东针锋相对地答复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谈判过后，蒋介石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这一印象的取得，不在于毛泽东不抽一支烟的行动本身，而在于毛泽东在谈判中表现出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的淡定态度，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谨慎对待之。

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变，起身出了会场。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

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不清楚。余湛邦记得，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是个意外。当天下午，柳亚子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拜见周恩来，了解谈判情况。谈了一会话后，柳亚子起身告辞。周恩来让李少石把柳亚子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家里，负责开车的是刚来不久的司机熊国华。

熊国华事后接受采访时回忆，送柳亚子出门时已是下午4时45分了，可5时半他就要送毛主席参加活动，他一路猛踩油门，到了中央大学门前时已经5时10分了。着急的熊国华对柳亚子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亚子下车步行回家。熊国华和李少石风驰电掣地往回赶。重庆多是山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行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附近是个下坡，由于车速太快，躲闪不及，车的后门撞倒了一个正在路边方便的国民党士兵。

熊国华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察觉，还是一股劲地往前开。后面士兵大喊，他也没听见。被撞士兵的班长气急败坏，朝汽车开了枪。子弹穿过车后的工具箱，射进李少石的肺部。熊国华听见枪响回头一看，见李少石已经手捂胸口，满身是血了。熊国华赶紧开车把李少石送到了重庆市民医院。晚上7点，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赶到医院，李少石已经伤重不治。

得到汇报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了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诚挚地说：“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