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孙中山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清末时期，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的巨大变革，无疑对孙中山革命及民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孙中山看到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面前任人宰割，人民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才激发了其救人民于水火、揽大厦于将倾的历史使命感，开始了其挽救中华民族的思考与探索。这正如孙中山曾说过的：“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余短才浅智，不足以担任大事；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势之要求。”并声明，中国之革命是“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

清政府各种救国方案先后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作为思想武器，以美国、法国的民主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并用以指导了辛亥革命的实践，还与孙中山的思想转变有关。

因此，19世纪末清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忧外患的社会矛盾，就成了孙中山民主思想启蒙及倡导“三民主义”的原动力。

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与孙中山本人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孙中山因革命需要，先后有30余年在海外度过。因此，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也不可避免的与中国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深深根植于两者之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孙氏学说是有目的的对儒教文化、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这三个传统的结合。孙氏相信一个独特和自豪的中国，只要以儒教文明为基础，就会在文化上复兴。”

同盟会成立之前的三民主义还处于雏形阶段。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萌芽阶段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1883年7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启程归国，尤其是到了香港以后，孙中山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1886年春夏间，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华南医学堂读书后，便经常发表爱国言论，并以“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等作为宣传口号。1890年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后，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游走于香港、澳门、香山等地之间，发表不满清政府的政治言论，并经常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三人聚会，互抒救国抱负流露了对清政府尤其是洋务派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的软弱无能表现了强烈不满。

三民主义真正初具雏形，并正式以革命纲领的形式提出则是在兴中会创立之时。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正是由于在此过程中经过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学习，三民主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因此在后来的同盟会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视为民族主义；“创立民国”属民权主义内容；“平均地权”则被认为是民生主义的实现方式。

1905年春，孙中山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孙中山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并曾通过总章，发表宣言。

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亲自撰写了《民报发刊辞》。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舆论观和革命报刊应具备的职能。

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

《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中华民国的名称，也是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

从同盟会成立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三民主义得到了不断完善，逐步成熟起来。在此期间，中国的革命形式如火如荼、蓬勃发展，孙中山先后参与并领导了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6月）、钦廉防城起义（1907年9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3月）和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数十次反帝反封的武装起义，并最终迎来了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一举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创立了中华民国并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至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基本实现，孙中山本人也转向了实业救国的道路，积极主张修铁路、兴水利等实现民生主义的工作，并最早提出了关于三峡工程的设想，但随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又被迫开展讨袁护国运动。在这个阶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理论”的探索上了，更多的则是付诸于实践，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也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并日趋成熟完善。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不断完善主要表现为依据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方面均提出了系统、具体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方针。

国民党一大之后至国民政府迁台，是三民主义的发展和真正贯彻实施时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屡屡受挫，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并在国民党一大中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遗失，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孙中山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这标志着孙中山思想的转变，赋予了“三民主义”以新的含义。通过联合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农民阶级和社会主义俄国，为“三民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生命力，并最终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纲领。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24年，孙中山生前对其“三民主义”思想作出的最后修正，演变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和依靠农工的思想体现。但由于其中涉及中国国民党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加之孙先生逝世后两党交恶，所以两党对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说法，并且争议保持至今。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抗战爆发后，三青团在学生中得到发展，到了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创立时规定年满18岁至38岁的男女青年均可入团。后因党团争夺青年，改为16岁至25岁的青年学生，其他职业团体及青年军官均可集体入团。初创时期有团员1034人。到1947年党团合并时，发展到130万。三青团的基本任务是：扩大团的组织，组训骨干、党化教育、发动青年从军。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明确提出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概念及构想。这一新的提法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掌权之后的蒋介石独揽三民主义的解释权，获得了统摄全党思想的合法性。蒋介石对三民主义解释的实质，是儒化三民主义。他将孙中山描述为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集大成者，将儒家伦理道德与三民主义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髓”，进而在全国范围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还充分利用了戴季陶主义。随着三民主义被儒化，其原有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现代化之精神也逐渐消解与湮没。

1946年，三民主义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

1949年，三民主义成为蒋介石威权体制下的所谓“党国意识型态”，国民党一直视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为凝聚岛内各阶层共识的思想武器，而积极在岛内宣传并推行之。

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台湾当局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宪法课程，台湾当局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族主义所要求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是传统汉族正统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例如，孙中山曾说过：

他又说：

显然，“民族主义”中的“恢复中华”是指恢复汉族人统治的中国。虽然后来孙中山对“民族主义”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仍然带有明显的狭隘性。也正是为此，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才饱受反对者的诟病。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他标示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

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宋教仁鼓励四川保路民众：“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他强调的是包括满人在内的“五族共和”。

清帝退位诏书明确提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退位后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得以避免同期奥匈帝国似的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

五色旗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北洋政府的国旗，旗面为按顺序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权主义是儒家“仁”的思想和西方民主法治思想的统一。“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基本含义是要求统治者在不动摇其统治基础的前提下，尽量施行“仁政”，给人民最大限度的自由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孙中山综合运用儒家“仁”的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思想，制定“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献，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构，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不仅在思想上是巨大的进步，在实践上也具有创新意义。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

民生主义所追求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学说的结合体。孙中山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和谐大同社会，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与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要求基本一致，同时，孙中山本人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经典儒家化的产物。

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以为：

此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归公便无从实施。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于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张五常认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中华电信等企业赚取大量的费用但是服务品质也不见提升，原因就是没有竞争，自从开放民营竞争以后品质才略有改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

但因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虽然打著是发扬、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中左倾的部份，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三民主义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其含义宏远、思想深邃，直到当下仍然对中国的民主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民主义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民主义指导同盟会和国民党先后推翻了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影响。三民主义的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孙中山还以旧三民主义思想为指导，制定颁发了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并且还因为它在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连接作用，它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互动以及孙中山所主张的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初步的开拓性尝试，使这一理论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直接影响。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围绕着不同的中国重大问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的历史考问，构成了解读两者关系的关键一环。

三民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在中国实施民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三民主义指出，真正的“民主”和“民治”，是真正“共有” 和“共享”国有公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两者结合起来，国家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人民才有可能享受真正的幸福。三民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反映了中国人民力求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中国人民力图使中国快速近代化、快速汇入人类世界主流文明的迫切要求。

三民主义还是一种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社会的理论。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民生主义的目标和民权主义的政府建构，是自相矛盾的两极。民生主义本质上是一个 以培育中产阶级

三民主义它还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但是三民主义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不支持三民主义者的，他们认为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丁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