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1897年2月16日－1960年1月17日），又名辉珊，字俊如（一作君儒），安徽合肥人。中国爱国将领，抗日名将。

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97年2月16日），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城东郊的卫杨村（今安徽省合肥市淝河镇卫乡村）。他的父亲卫正球，任合肥县石塘桥乡册书，登记管理当地田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殁于瘟疫。此后全家赖其大哥卫立炯在县任职维持生计。

卫立煌少时入邻村私塾就读。辛亥革命后，卫立炯任和县军事训练班主任，卫立煌亦前往和县，受到大哥及其友人革命思想的熏陶。民国二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兴起时，和县宣布独立，袁世凯派倪嗣冲出兵镇压，卫立煌随大哥加入群众武装队伍抵抗，失败后潜回家乡。

民国三年（1914年）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学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这里他受到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日后在军事上作出建树奠定了基础。结业后，他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翌年南去广州，加入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省军，旋任班长。

民国六年（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卫立煌被选派到孙中山的卫队中为卫兵，不久升任警卫团排长。

民国七年（1918年）5月，孙中山命陈炯明、许崇智率“援闽粤军”入闽讨伐北洋政府任命的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卫立煌奉派编入粤军第二支队。在一次夜战中，队伍被冲散，卫立煌挺身而出，集合百余人袭击敌军指挥部反败为胜，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战功升任营长。此后，卫立煌在粤军许崇智部转战广西、江西、福建，并参加镇压商团叛乱和东征平定陈炯明叛军。他在战斗中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先升任团长，后又任补充旅旅长。

在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卫立煌参加了孙中山夫妇重登永丰舰与讨陈炯明有功人员的合影。孙中山和宋庆龄同他谈了话， 赞许他勇敢善战，还送他十二寸照片一张，并在一张六寸的单人照上亲笔题签“卫立煌同志，孙文赠”。

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许崇智离开广州，所部粤军被改编，卫立煌旅被缩编为第九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他本人被改任为团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卫立煌第九团先编入总预备队留粤，10月在何应钦指挥下入闽作战。在永定、松口两战中，卫立煌英勇沉毅，兼富谋略，立下战功，先升任第十四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不久又任师长。平定福建后，卫立煌部北上入浙，与直系孙传芳军作战。翌年（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另建南京国民政府，第十四师驻南京，后移镇江。8月下旬，在龙潭战役中，卫立煌率第十四师自镇江进占龙潭车站北侧之高地，日夜鏖战，全力拼杀六昼夜。击溃孙传芳军后，第十四师等部乘胜渡江追击，直至蚌埠。10月，第一军扩为第一、第九两军，卫立煌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后来，他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并于不久后北上入陆军大学将官特别班第一期进修。

主词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

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组织军队保卫南京。卫立煌到安徽后，于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任师长。在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第四十五师奉令驻守津浦路端，以保卫南京安全及铁路线畅通。民国二十年（1931年），第四十五师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升任军长，驻守杭州。

中原大战取胜后，蒋介石接连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围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他调集二十五个师又七个旅，分兵三路进犯鄂豫皖苏区，卫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率李默庵第十师和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于6月先在平汉线南段花园车站附近活动，8月占河口后向黄安（今湖北红安）前进，与红四军、红九军等红军主力遭遇，第十师在冯寿二地区受到伏击，消耗兵力甚多。第二纵队等部在黄安、新集、七里坪等地与红军激战受重创后，均停滞不前。蒋介石下令各纵队向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进击，重申将来设县时以先占者名字命名。9月，卫立煌率第六纵队自新集北进策应第二纵队，于18日走山间小路袭占银山畈，越过大别山北部的蒙家山，与红军交战后进抵汤家汇。红军为保存力量转移东去，卫立煌部第十师主力遂于20日乘虚进占金家寨。事后，蒋介石划霍山、商城、六安等县的边境地区设县，命名为立煌县（今安徽金寨），并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剿匪总指挥”。

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卫立煌又被任命为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闻讯后调兵镇压，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卫立煌率主力沿闽江疾趋仙游和惠安东北的涂岭设伏，袭击十九路军南撤队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改编在泉州的十九路军余部。蒋介石对卫立煌听从调遣、虽非亲信嫡系而肯效力作战，深为满意。“福建事变”被平息以后，卫立煌先后被任命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兼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豫鄂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兼三省边区督办、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4日，卫立煌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在同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936年）6月，他兼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

“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陕甘宁边区总指挥。“西安事变”发生后，包括卫立煌在内的南京政府随员家眷数十人，都被囚禁在西京招待所。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向张学良提交一份名单，要求首先释放4位将领，其中就包括卫立煌，张学良看后立即同意。

（以上图册来源）

主词条：忻口战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犯平、津。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请缨北上，第十四军三个师迅速北调。部队开到保定，北平已失陷，乃绕满城至易县，进入太行山脉东侧；旋北进至北平西郊门头沟附近的千军台，与日军接战。10月初，卫立煌率部自石家庄入晋，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在忻口一线集结重兵，除李默庵第十四军、郝梦龄第九军外，还有刘茂恩第十五军、陈长捷第六十一军等，共约十万人，正面防御自晋北南犯的日本板垣第五师团等部共五万余人。卫立煌指挥各军奋勇作战，在忻口地区展开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防御战。广大士兵满怀民族义愤同仇敌忾，坚守阵地，大量杀伤日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等在战斗中阵亡。忻口战役在卫立煌指挥下支持了将近一个月，寸土不让，歼灭日军二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锐势，鼓舞和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直至日军占石家庄后沿正太线突破娘子关直奔太原，忻口阵地侧背均受到威胁，卫立煌才在11月2日指挥守军有序撤至太原城北。11月8日，太原陷落，卫立煌指挥各军撤向汾河以西、太原以南地区，集结在汾阳、平遥一线，继续抗御日军南下。

卫立煌作风谦和，对杂牌军不存门户之见，能够一视同仁，因此各军多能协同对敌。

主词条：中条山战役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他的总部移往霍县，准备对付日军新的行动。这时，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集中了第一O八、第二十、第一O九、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共约十万人，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南部。为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卫立煌决定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主动迎敌。2月17日，卫立煌指挥所属部队在韩信岭一带展开，构筑工事，以阵地战的办法阻击日军。双方恶战至26日，日军见未能从正面突破，于是以第二十师团主力向韩信岭阵地猛攻，并分兵一部向隰县前进，企图从左翼实施包抄。卫立煌当即命令守军全线反击。在坚守了十天之后，见战略目的已达到，他令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5月2日，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9月兼任河南省主席、全省保安司令。翌年（1940年）又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他周密布防，在中条山背水为阵，保卫黄河，与日军对峙四年不懈。

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统率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袭击日本侵略军。卫立煌钦佩八路军英勇抗日，在作战部署及战术配合等方面相互密切合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节，他亲去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贺年，并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建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3月，卫立煌率一部东去中条山，在大宁遭日军袭击，朱德接卫立煌急电后即派八路军驰援；此时驻石楼的日军又扑来，八路军一部赶至白儿岭奋勇阻击，掩护卫立煌等脱险，使卫立煌深为感动。4月17日，卫立煌偕参谋长郭寄峤等人自永和渡黄河到延安访问，受到延安方面的隆重欢迎。毛泽东一见到卫立煌，就快步跨出客厅与他握手。卫立煌说：“八路军的仗打得非常好啊。今天能有机会来延安领教一下，真是不胜荣幸！”毛泽东说：“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可是名副其实呢。”毛泽东还称赞卫立煌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使他更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念。这次出访，卫立煌还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特意去看了在山西前线受伤的林彪。卫立煌督促所属按时向八路军供给足够的饷械，遏制所部与八路军闹摩擦。对于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游击战，卫立煌都表示支持。他说，二战区的军队，凡是打日本的，都应当一视同仁，曾一次拨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给八路军。以后在第一战区，他与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亦有较好的合作关系。卫立煌还请朱德向所部官佐演讲世界形势、抗战前途和游击战术。

（“卫立煌与毛泽东、朱德等合影”图册来源）

自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提出许多“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唆使部属制造反共摩擦。卫立煌认为这不符合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方针，予以敷衍和抵制。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国民党特务伙同当地反动势力，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伤残病员和家属二百多人。卫立煌震怒之余，将南阳专员朱玖莹撤职，并惩处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别廷芳等有关人员。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至3月间，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向太行区八路军驻地进犯，遭到八路军自卫还击。朱怀冰急电向卫立煌求援，卫立煌拒下驰援令，结果朱怀冰部主力及反共游杂武装共一万余人被歼。卫立煌还不顾蒋介石、何应钦的电令，照常给八路军发放饷械。同年秋，蒋介石命卫立煌北上太行山，遏制八路军向南发展。卫立煌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以避免摩擦。蒋介石指责卫立煌偏袒八路军，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借口中条山作战失利，免除他兼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革去上将军衔，让其领饷奉养在成都的老母。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中旬，洛阳形势暂时稳定，蒋介石又将他调离第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并派人暗中监视。西北行营不过是转转文件的机关，并无多少公可办，蒋介石此举，实际是为削除卫立煌的兵权。

主词条：缅北滇西战役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中国组建中国远征军，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以确保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畅通。卫立煌被任命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但还未到任，被指为偏袒八路军有据，蒋介石即于4月改派罗卓英任司令。远征军援缅作战失利，大部退回云南。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蒋介石重组远征军，请卫立煌到重庆，恢复其上将军衔。10月，卫立煌接替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立煌到达远征军不久，就把陈诚设在楚雄（昆明附近）的司令长官部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仅有七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堂。他还一视同仁地对待杂牌部队，鼓励他们团结抗战。在此期间，卫立煌除了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保证远征军有足够的粮秣外，还与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建立友好联系。美方建立一支代号为“Y部队”的联络部队，负责向远征军供应弹药和武器装备，以及组织空军配合作战。

当时，在缅甸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为河边正三，辖有共计九个师团的兵力。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第二师团和第三十三师团各一部在滇缅公路线上各要点腾冲、龙陵、松山、平戛、芒市、畹町等地，利用地形，筑工扼守。卫立煌研究了敌情，制定了反攻作战方案。他决定以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负责攻击，由粟柴坝、双虹桥强渡怒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担任防守，视情况转入进攻；以何绍周第八军及第五军高吉人第二OO师为直属预备军在昆明待命。此外，他还拟定以空军对缅北缅东至滇西道路上的所有桥梁、涵洞、遂道、窄路实施轰炸，阻滞缅北的第三十三军日军和缅东的第十五军日军出兵支援滇西日军。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强渡怒江的命令。战斗至12日，由新编第三十三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抽调组成的加强团和第五十四军各师分别从惠通桥上游、三江口、攀枝花、粟柴坝、双虹桥等渡过怒江，分路向平戛的日军进攻。当卫立煌接到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报告，该部与日军争夺唐习山据点得而复失时，他立即命五十三军全部渡江，支援五十四军再次夺占唐习山。13日，卫立煌部攻占平戛，日军退往芒市。14日，第三十五军攻占大塘子，卫立煌当即命该军一三〇师、一一六师进攻高黎贡山，击溃了日军五十六师团。21日，五十三军进抵瓦甸江、苴街以东之线，并渡过蛮里河，直接威胁日军占据的战略要地腾冲。至此，卫立煌统领的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强渡怒江的成功，震惊中外。美国的《时代》杂志对卫立煌和他的抗战事迹做了专题评论，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骑马的照片，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在第二十集团军渡过怒江后，卫立煌又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河边正三把注意力过于偏重对付英、美盟军，认为失去滇西，不等于失去缅甸，因而他不会分兵来支援；而滇西日军司令部拥有五万多兵力，也会认为一个中国集团军并不可怕，不会惊慌求援；在密支那的第十八师团负有战略性任务，已被驻中印军牵制，无法分兵支援滇西。基于这一分析，他决心于敌前变更部署，出敌不意，全而转入反攻，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他计划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集团，渡过怒江，向松山、龙陵、芒市攻击；以已过江的第二十集团军配属预备第二师为右翼集团，集中力量攻击腾冲。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以后，他又向美军联络部队司令官窦恩说明改变方案的原因，要求盟军轰炸机作战略性轰炸：战斗机全部出动，作战术性攻击。窦恩同意一切照办。

6月1日，左、右集团军按照卫立煌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全部转入反攻。1至9日，右集团军击溃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部的反扑后，再次夺占桥头和马面关阵地，乘胜前进，战至20日，右集团军先后攻占北斋公房、瓦甸、明芝和东固街，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与此同时，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击腊孟街和领安街，分别围攻日军坚固的据点松山和龙陵。扼守腾冲的日军为擅长丛林作战的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弹药储备充足，工事坚固。8月中旬，卫立煌集中第一〇六师、第一八九师、第一三O师和第三十师进行围攻战。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摧毁日军总司令部，全歼其一四八联队。

腾冲攻占后，卫立煌令右集团军就地作短暂休整，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四军主力调整南下，参加围歼左翼日军。他亲自到第八军指挥所，指挥左集团军围攻松山。他认为松山地处惠通桥以西的丛山中和腾冲与龙陵之间，日军占据此处，分隔了左、右集团军的协同联系，只有拿下它，才能扫除继续西进的障碍。因而自7月以来，他就以第七十一军之第二十八师担任围攻，继之以第八军攻击，但均未成功。此时，卫立煌亲临前线，指挥第八军和第七十一军主力，采取坑道作业，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和加强炮击的战术，终于在10月中旬攻克松山。日军第一一三联队全部被歼。

攻克松山后，中国远征军左、右两集团军联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卫立煌立刻命两集团军乘胜西进，于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克芒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占畹町。此时，郑洞国、孙立人率驻印军在缅北次第攻占了加迈、密支那、八莫、南坎等重要据点。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遂即通车，被封闭近三年的对外交通运输线得到恢复，国际援助的抗战物资源源输入。经过远征军九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盘踞在滇西和中缅边境两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共被歼灭一万七千余名。

卫立煌指挥远征军抗战奏捷，声震中外。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卫立煌被任命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但他与总司令何应钦的思想作风不合，难以合作共事，故不常到部问事。

（“作为中国远征军司令的卫立煌”图册部分来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谋求发动内战，蒋介石以及陈诚等人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卫立煌主张国共之间的争执及八路军改编都应以政治谈判来解决，与内战叫嚣格格不入。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卫立煌由重庆回南京。不久，内战烽火四起，卫立煌态度消极，深居简出。11月，他偕韩权华启程赴美，考察军事，历时半年；继又旅行欧洲，在英、法、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参观考察。他深为国内战事日剧而焦虑，据说在欧洲曾让亲友通过法国共产党人与延安联系，表示愿为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进行合作。回国途中，他还参观中东各国，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秋返抵上海。

此时，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败北，尤其是东北战场，在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强大攻势打击下，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被迫退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东北野战军发动猛烈的冬季攻势，蒋介石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并解脱其亲信陈诚的困境，下令卫立煌继陈诚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推辞未成，北上就职。他力谋掌握一些实力，并部署各军屯守沈阳、长春和锦州，只是整训部队，修筑工事，竭力避免出兵与东北野战军交战，争取东北战局能够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要东北军队出击，打通北宁路（今京沈线）沈锦段，将主力撤到锦州，以备转入关内。卫立煌提出了兵力不足、地势不利等理由，加以拒绝，还要求蒋介石从关内增援三个军的兵力登陆葫芦岛来打通沈锦段，二人争执迭起。嗣后，蒋介石径自向范汉杰、杜聿明、廖耀湘等人发出指令，自行其是。有观点认为，卫立煌坚持按兵不动，只想多掌握一些部队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以待时局变化。还有观点认为，卫立煌的谨慎举措，是基于对国民党军实力的认识以及东北野战军战役企图的判断而作出的决定（具体争论参见“人物争议”部分）。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蒋介石不顾卫立煌的反对，以廖耀湘第九兵团等共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新民出彰武和新立屯；又以锦西、葫芦岛的守军及从华北海运来的援兵共九个师组成“东进兵团”，沿铁路线北上增援锦州。蒋介石责备卫立煌不肯出兵辽西是不想打仗，一再到沈阳及葫芦岛、锦西直接指挥。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攻打锦州，将“西进兵团”阻击于新立屯以北地区，并将“东进兵团”挡在塔山阵地以南，于10月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激战三十一个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解放锦州。18日，蒋介石又飞抵沈阳，以卫立煌指挥不力，命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开赴黑山、大虎山，企图夺回锦州。卫立煌要廖耀湘退守沈阳的主张，被蒋介石严词拒绝。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经两日一夜激战，至28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万余人在辽河以西、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全部被歼，廖耀湘亦被俘。长春已先于19日解放，沈阳此时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下，一片混乱。蒋介石为推卸责任，此时又命令卫立煌为东北“最高指挥官”，命其在葫芦岛继续指挥。11月2日沈阳守军被歼，东北全境解放。卫立煌退抵北平。

东北战局是蒋介石三次到达沈阳、亲自主持策定的，但他却在11月10日以“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的罪名下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自此，国民党方面把西进兵团乃至东北失败责任推到卫立煌一人身上。卫立煌携眷属离北平经上海至广州，但被拦阻而返回南京受软禁。他在苦闷之中醒悟自己误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决心与其断绝关系。同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卫立煌位列第13名。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卫立煌获释，在春节间潜离南京，先往上海，后到香港寓居，闭门阅读各种书刊。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来游说卫立煌去台湾，均被他拒绝。

卫立煌在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狂，不时暗杀与蒋介石心存异志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在大陆还有他85岁的老母亲及其家人。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发表的头等战犯名单中，有卫立煌的名字，但卫立煌并未因此失去对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信任。同年2月，他致信朱德：“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唯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以保护，免受惊恐。”对于卫立煌这位在抗日期间曾与共产党合作较好的老朋友，毛泽东并未忘记，他于4月5日致电邓小平等人，转去卫立煌致朱德的信，并指示道：“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对此，卫立煌非常感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也不顾自己是新中国的“战争要犯”，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收到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很快回电，表示感谢。电报全文如下：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949年10月15日

1955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向流离海外的著名人士传递善意。周恩来总理获悉卫立煌有归国之意，便写信邀请他返回北京。卫立煌为祖国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成就所鼓舞，在接信后十分高兴，于3月15日偕夫人韩权华经由澳门秘密到达广州，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回归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华南局副书记林李明和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代表中央前来欢迎并致欢迎词。随后，卫立煌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献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之后，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3月17日上午，卫立煌接到了毛泽东给他的欢迎电报：“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藉图良晤。”4月4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总理有要事出国，临行前想会见卫立煌及夫人。4月6日上午，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到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车站迎接。下午5点，周恩来、邓颖超在家中设宴招待了他们。25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在座的还有邓小平、杨尚昆、李济深、龙云、张治中等，晚宴十分欢洽。

卫立煌回到祖国大陆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及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为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他还频繁外出视察，到达过大同、包头、秦皇岛、张家口，以及锡林郭勒草原等地。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欢迎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卫立煌出席了酒会，并与伏罗希洛夫讲话。伏罗希洛夫笑着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国共两党过去合作了两次。”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宴会结束后，记者问卫立煌对毛泽东主席说“国共第三次合作”一语时的心情。卫立煌回答说，他坚信祖国统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祖国大陆与台湾虽然隔着海峡，但隔不住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觉悟也决不会因隔着海峡而停滞不变。历史是公正的，总是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多大的误会都能得到谅解和消除。

卫立煌早年从军，曾两次因坠马而导致脑震荡，使健康受损。1958年5月，卫立煌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回家后深感不适，经医生诊断为糖尿病并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1959年冬，寒流袭击北京，卫立煌心梗的病未好，又患上了肺炎。卫立煌住院治疗期间，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薄一波、李德全、傅作义、张奚若、邵力子等中央首长和亲朋故旧曾先后前来看望。

此后，卫立煌的病情不断加重，最终于1960年1月17日0时40分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虚岁六十四岁）。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参加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国防委员会、民革中央在京委员以及亲属故旧、生前友好等。公祭结束后，卫立煌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公墓，紧挨着林伯渠、陈赓等人的灵位。

卫立煌戎马一生，曾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其军事活动主要如下：

蒋介石曾对人说：“卫会打仗，不懂政治。”

朱德称赞卫立煌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

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说：“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陈嘉庚在回忆录中说：“卫主席来招待所多次，谈论甚多，余多忘记，唯略忆大概：余奖其善守中条山之功，力阻敌寇渡河，保全华中领土，关系至大。”

卫立煌去世之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万龄、史说、宋瑞珂、刘昌义曾经这样评论卫立煌：“他这一生，确实不容易。他确实是一位有血性而又非常明智的爱国军人，是一条汉子，是在关键时刻‘能认路、会走路’的中国汉子！”

陆诒：“（卫立煌）曾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率部进攻我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逐步转变成为坚决抗战、坚持团结的抗日名将，虽然一生中有过曲折，最终仍热爱祖国，归向人民，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唐振常：“卫立煌其人，戎马一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被誉为能征惯战。”

李洪文：“卫立煌将军的一生，是戎马倥偬的一生，亦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有人说，卫立煌是将星下凡；也有人说，卫立煌是中共在蒋介石身边最大的卧底；甚至还有人说卫立煌身经百战，从来也没有负过伤，他就是一位受到神仙庇佑的福将。”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侵华将领香月清司承认卫立煌为“支那虎将”。

美国《名人词典》和《时代周刊》都称卫立煌为“常胜将军”。美国将军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评价卫立煌：“（如果百战百胜对军人来说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儿）卫立煌将军就是‘一百零一胜’将军。”

感情与婚姻

卫立煌的第一位夫人姓葛。葛氏是卫立煌骑马摔伤后回家养病，遵照母命娶回家的首位夫人。卫立煌伤愈后，回到孙中山身边，葛氏曾替卫立煌在家尽孝，而她在农闲的时候，也会跟随卫立煌从军的脚步，去各个驻地去探望他。卫立煌与葛氏有一子一女。后来，葛氏因瘟疫而病逝。

卫立煌的母亲在葛氏病故后，写信叮嘱儿子要尽快续弦。卫立煌为完成母命，就与一位姓田的女子结婚。田氏也给卫立煌留下了一子一女，后因病逝世。

卫立煌的第三任妻子是朱韵珩。朱韵珩是镇江崇实女子学校第八任校长，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信仰基督教。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军驻镇14师的一部在风车山，干扰教学，朱韵珩即去师部向驻守镇江的卫立煌交涉，卫立煌慨然允诺撤军。二人因此结缘，在同年12月成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朱韵珩病逝，年仅37岁。卫立煌得知噩耗后，当时便嚎陶大哭，蒋介石破例批准他回成都料理丧事，并派专机接送。

卫立煌自朱韵珩病故后，独身生活数年。有人曾为孔祥熙之长女孔令仪说媒，被他拒绝。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6月，他与旅美执教的韩权华在昆明结婚。证婚人是何应钦，主婚人是龙云。韩权华是一位天津的大家闺秀，其父是清末的候补道台。韩权华的姐姐韩咏华嫁给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韩权华在天津读中学时，与邓颖超是同学。民国十一年（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时北大公认的“校花”。韩权华是一个爱国心很强、音乐造诣和文化素养甚高的女子，她倾慕卫立煌坚决抗日、具有民主思想而对卫立煌感情真挚，使婚后卫立煌的心情颇为欢悦。

（“卫立煌与家人”图册来源）

因滇西作战之功，卫立煌曾获得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卫立煌之子卫道然代表父亲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亲共”与“通共”之疑

卫立煌在其个人生涯中，两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第一次是在抗战期间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并因此获罪于蒋介石，被免去本兼各职；第二次是1955年由香港返回大陆。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卫立煌成了八路军的名义“上司”。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延安之行后，卫立煌广招共产党派来的进步学生，连贴身秘书也选择共产党人。后来，他甚至对自己的秘书、中共党员赵荣声说：“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赵荣声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卫立煌让他去延安找朱德，赵荣声说还是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问林伯渠吧（林伯渠是赵荣声在卫立煌部活动的上级）。林伯渠的指示是：“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被蒋介石派遣出国考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卫立煌离美赴欧。根据赵荣声的陈述，始到英国，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便致信在法国的姨侄婿汪德昭（中国留法进步学生领袖，与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到巴黎后，卫立煌密约汪德昭，一见面便开门见山，请其尽快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执笔写下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与“有关方面”合作，鉴于当前环境险恶，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云云。不久汪德昭转告卫立煌，电报已通过某国，转到“有关方面”，对方希望卫立煌选择时机，做有利于革命之事。有研究者认为：赵荣声“并未赴欧洲考察，其说法当是耳闻，并非亲见”。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五天后，他飞抵沈阳，接替陈诚出任东北最高军事长官。截至11月10日被撤职查办，他长驻沈阳达九个半月，其间，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对于卫立煌接受任命的动机，韩权华披露称“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国内外有关研究和舆论都采信这一观点，如杨天石称“卫立煌虽然是东北剿总司令，实际上他是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最大的间谍”，中国台湾军方研究者批评卫立煌固守沈阳非明智之举，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的白皮书谈到辽沈战役时，强调卫立煌在接到命令近半个月才采取行动，弦外之音是他应对锦州失守负责。

针对“卫立煌是卧底”的观点，卫立煌的嫡孙卫智曾公开声明卫立煌本人不是卧底。卫智说：“我祖父作为战区的司令长官，手下的秘书非常多，有十几个人，……赵荣声当时很年轻，并不在重要位置，看很多问题过于表面。”卫智还在文章里说，关于祖父卫立煌向赵荣声询问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自己从未听家人或其他亲历者提过。他进一步说：“（加入共产党一事）没有证据。你想，我祖父当时是战区司令，对待这个问题不可能这么不知轻重，搞得沸沸扬扬。再说，他和共产党高层，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都非常好，这么要紧的事情为什么还通过下级绕圈子，不直接问呢？”另有研究者指出，卫立煌在坐镇东北期间，相比较于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实力的认识更为清醒和客观，对东北野战军战役企图的判断更为准确，应对之举也更为慎重。他以国民党军主力固守沈阳，致使东北野战军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无战机可觅。虽然卫立煌对毛泽东和林彪攻打锦州的意图判断失误，反对动用沈阳主力增援，却一直设法保存锦州国民党军实力。卫立煌力主西进兵团回师沈阳，正是林彪在辽西会战中最担心的后果。因此，“相对于蒋介石，卫立煌是中共最有分量的对手”。关于卫立煌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共的言论、其应为国民党军战败承担最大责任的观点都是有误的，“前者贬低了中共的决策能力，后者遮掩了蒋介石的过失”。

卫立煌去世之后，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卫立煌故居陈列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巢湖南路，包括卫立煌故居、宋世科住宅、吴氏炮楼三个部分。卫立煌故居是卫立煌出生成长的地方。2005年，合肥市政府公布卫立煌故居（含宋世科住宅和吴氏炮楼）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