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庵（1904年10月17日—2001年10月27日），湖南长沙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退党。

新华网：李默庵同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默庵出身于一个穷苦家庭，祖父及父亲均无资金组佃田地，只能靠出卖劳力和搞些家庭副业谋生；家人勤劳节俭，尚能糊口。他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干过许多粗活。这不仅使他锻炼了强健体魄，而且养成了能吃苦耐劳的好习惯。

他少年求学时，常因家境而时续时辑。1916年，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即停学在家。后来，通过在楚怡学校当级任教员的堂兄帮助，才得以在该校读书两年，接着，又转入乙种工业学校读了一年。辍后，在酒店当了一年学徒，才又考入长沙师范读了三年，1923年在该校第二部毕业。每年寒暑假及停学期间，堂兄勤加辅导，为他选读古文，教他作文习字，这不仅使他锤炼了文字功力，而且养成了勤于动脑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堂兄希望他能在读书习文上多下苦功，以求发展，但当时的时局却不容许他走这条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等私心自用，制造了连续不断的南北内战。湖南是双方必争之地，差不多年年打仗，而战败的一方，则沿粤汉线北溃南逃。李默庵亲眼看见人民逃荒避难，颠沛流离，深感外侮日急，国将不国，亟思弃文就武，革命救国；共学同仁，也常以“保家卫国平天下”互励互勉1923年12月，广州革命政府派人到长沙公开招考军校学生，这年李默庵刚满十九岁，又恰值中学毕业，完全符合报考条件，因而一考即取。于是，十分欣奋自筹旅费三十元现大洋，与同被录取的二十余人为一批，公推陈赓为领队，绕道武汉、上海、香港，到达广州。

1924年1月，李默庵到达广州后，看到一些腐败现象；如处处遍设“谈话处”，实际上是吃鸦片烟的所在，而且，城内赌馆妓院林立，牌押成风；一些号称革命军的各省散兵，遍街游荡，他们各占定地盘，包烟包赌，横行无忌。这使他感到十分纳闷，心想“北伐之师，固如是乎！？早知如此，还不如在湖南读书习文！”但是，他也同时看到：孙中山先生正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改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这一切，使李默庵感到十分新鲜，加之陈赓、左权等进步同学耐心启导，使他认识到革命大流，势不可挡。地方军阀的横行，仅是其灭亡前夕的回光返照而已，正因为需要对这些旧式军队进行改造，才有必要培育年轻的新式黄埔军官，作为革命中坚，以担重任，从而坚定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决心。

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广州有一个“陆军四校同学会”，即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各省陆军小学及云南讲武堂等四校同学组成。该会成份比较复杂，思想也不一致。因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黄埔军校党组织领导人，为了改造旧军队意识，反对雇佣思想，决定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规定凡黄埔同学，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均为该会当然会员。李默庵觉得这非常符合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分子。

1925年春，李默庵在该会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之龙、蒋先云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参加了党组织，作了许多秘密工作。

当时，黄埔军校还有一个组织叫“孙文主义学会”，它对共产党采取敌对态度。这样一来，在同学中也就成了两派，经常发生摩擦和纠纷，这使李默庵感到十分苦闷。当时，周恩来率队东征在外，廖仲恺来校对双方都作了处分，风波才算稍稍平息……

事后，接替周恩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按照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的批示，进行了大量调解说服工作，缓和了一些矛盾。但双方都转入地下活动，气氛仍然紧张。李默庵每晚10点钟之后，均到包惠僧寝室参加碰头会，协助组织妥善处置纠纷，总算维持了一段时间未出乱子。

1926年1月，李默庵被调参加东征，任第一军第六十团的党代表，与该团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但是不久，两派学生在前线又起冲突，李之龙和贺衷寒打了一架，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蒋只好将双方肇事之人，都调回军校，谁知他们在校内又大打了一场。蒋介石乃命令将两派组织同时取消，另组“黄埔同学会”，以“亲爱精诚”的校训为同学会宗旨。李默庵对此极为赞成，但不久即发现，“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当真被取消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则通过其所控制的“黄埔同学会”借尸还魂地存在着。于是，他又变得沉默超然起来，再不想卷入双方纠葛。同时，因与女生队一位同学谈恋爱，经常没有参加党的会议，党支部负责人许继慎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从此不再通知他开会，使他无形中脱离了组织。

1926年秋，北伐开始。李默庵改任第一军第一师第六十五团一营一连连长。随军北上，攻入武昌后，升任该团第一营营长。接着，移师东征，讨伐孙传芳，攻克南昌；这年冬，攻克杭州，次年春，又进占上海。他因无役不从，战功卓著而升任该团副团长。

1927年夏天，他参加了有名的龙潭恶战，打败了过江的孙传芳军队，并乘胜追击尽歼其残部，受到军部的嘉奖。同年秋天，他率部渡江，连续激战后，克蚌埠、占徐州，晋升为该团团长。

1928年春，李默庵率部沿津浦线北进后攻克泰安，会同友军，于这年4月穿越泰山，进入济南，以功升任旅长。由于触犯了日本人在山东的利益，驻鲁日军便一手制造了“五·三惨案”，逼使蒋介石退让，同意大军不再入城而绕道北伐。

这年夏秋之际，平津及山海关以内全境光复，东北易帜，北伐完成。不久，全国军队实行整编，取消了军的建制，改以师为单位，每师二旅，每旅二团。李默庵却在部队缩编的情况下，担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旅长。

李默庵与所属第六十一团团长关麟征、第六十七团团长肖乾，同为黄埔一期同学，三人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自喻为“刘关张”三结义。关麟征为人正直，讲究义气，常以关云长自居，而与师长陈诚的关系不好。陈诚容不得恃才傲上的关某，常在蒋介石面前说关的坏话，更引起关麟征的不满。李默庵处在这内部矛盾的夹缝之中，虽极力排解而收效甚微，内心极感苦闷。但他认为黄埔师生应该“亲爱精诚”一致对外；同时为了巩固北伐成果，必须维护中央政权。因此，他积极地参加了蒋介石与各地方杂牌军之间的几次战争。

1929年春，蒋介石与武汉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开战。李默庵旅任先锋，军次武穴，蒋介石贿买分化李宗仁的第七师李明瑞旅，使其在湖北孝感倒戈反桂，从而使蒋介石的军队兵不血刃地直入武汉，李默庵旅进驻鄂西宜昌。

同年秋，冯玉祥与蒋介石交恶，冯部军长张维玺由陕南进占湖北襄樊，危及武汉；蒋介石命令第十一师协同蒋鼎文的第九师，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向张维玺进攻。李默庵旅又为前驱，与张部展开激战，奋力将其赶过了汉水河，稳定了武汉局势。

这年冬，唐生智在河南郑州通电反蒋。唐军挥师南下，进窥武汉，前锋已到驻马店、确山一带，蒋介石急命第十一师等三师人马回兵应援。此时，李默庵与陈诚商定：为了不让张维玺伺机卷土重来，乃佯装在汉水上游四处搭桥，作渡江追击之状，使张军不敢妄动；继而悄悄率主力连夜驰回，先其他二师两日到了确山附近，抢占山险阵地，扼守要津，使唐军寸步难行。这时，唐军一则是因天不作美，大雪冰封，深可没胫，易守难攻；二则是冯玉祥、阎锡山背后拆台，杨虎城反戈进袭驻马店，使唐生智腹背受敌。补给断绝，饥寒交迫，不战自乱。因而奋力与李默庵等部激战一周之后，终于全线崩溃；李默庵等乘胜追击至漯河，将唐军全线缴械，唐本人谨以身免。

这一仗，李默庵与陈诚等人为蒋介石出力不小，倘若迟到确山一步，则唐军已过武胜关，占领武汉，与湘桂连成一片，则整个局势无法预料了。因之，战后他们受到蒋介石的再三嘉慰，夸奖他们不愧为又文又武的“全才”。第十一师也从此跃入蒋介石的基本队伍——四个“王牌师”之列，在人员及装备各方面均有优待权，因而更具战斗力。1930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蒋介石亲率大军迎战，驻节陇海路之柳河车站，命第十一师充当左翼，占领归德附近阵地，向翼县进攻。谁知冯玉祥部炮队较占优势，轰击如雨，加之大刀冲锋，寒光逼人，使陈诚、李默庵之军大为畏怯。其时，李默庵旅的阵地被冲破，将士夺路逃命。李见势危急，乃横下一条心与敌硬拼，亲率预备队，坚持堵截，不许任何人后退一步，并组织猛烈反击，经肉搏而痛歼来犯之敌，使左翼阵地得以巩固。这一仗，他腹部中弹，伤情严重，幸亏及时送到上海医治，经三个月的治疗后，康复出院。后经评奖记功，于1930年底，晋升为第十师师长。从此，李默庵才结束了他与陈诚的隶属关系，改为卫立煌麾下。

1931年5月，李默庵的第十师奉令由安徽蚌埠调到江西，参加第三次反共“围剿”。当时，国民党军三十万人，分左、中、右三路“长驱直入”，企图压逼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李默庵师属中路序列，在红军“避开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下，被牵着鼻子走，拖得精疲力尽找不到红军主力作战，而他们左、右两路的几个师旅，却接连遭到歼灭的厄运，整个“围剿”部署被打破，李所在的中路军也只得垂头丧气地撤出苏区。

1932年6月，蒋介石组织豫鄂皖三省“围剿”，仍分左、中、右三路对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苏区大举进犯。8月12日，李默庵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基地黄安进击，当日进占河口，次日继续前行。不想，在红秀驿附近，陷入徐向前所率的王宏坤、倪之亮、陈赓三个师的包围之中，双方发生激战。李部担任前卫的第三十旅旅长王劲修及团长龙其伍先后负伤，李默庵立即命令其余两团奋力驰援，拼命稳住阵脚。这时，卫立煌亦亲临前线督战，到其师部指挥。李默庵移至最前沿，发现左翼又有五百多红军蜂拥而来，离师部仅一华里，形势危急，乃即令所属第二十八旅全力抵抗，在卫立煌的特务连支援下才击退红军的攻击，并解了第三十旅的围。是役，李默庵师死伤一千五百人以上，师部几乎被毁，他与卫立煌都险被俘虏，使他深深感叹这是“有战以来打得最猛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1933年春，李默庵的第十师又调返江西，参加第四次反共“围剿”。此次作战，他接受了以往与红军对阵的教训，所以在分路向广昌进军时，迟迟推进，只和红军进行过一些小的战斗。而西路罗卓英所指挥的两个师，则因盲目冒进，暴露在红军面前，当即被歼。使这次“围剿”又以失败而告终。

这年冬季，国民党抗战派将领，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李默庵奉命率部“平叛”，由赣入闽，经邵武进驻顺昌，然后沿闽江西岸山地袭占闽清。与此同时，宋希濂部攻占南平，蔡部弃城而遁。李默庵即会同王敬久部，由闽清直下仙游拦截，在福州至泉州之相亭站截住蔡部车队，蔡部无心恋战，败退泉州，被迫放弃独立，接受改编。

1934年，李默庵又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共“围剿”，进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第一、三、五、七军团重重包围。但由于他在视察阵地时，用望远镜发现正前方约十华里的开阔地带上，有大量红军分左右两翼包抄而来，从而抓紧时间，命令各旅向师部阵地集中，缩小防线，赶筑工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由于他将全师四个团近一万人，集中了约五百挺轻机枪和近百挺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因而无恙。这次，战斗从黄昏打响，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的厄运。

红军长征后，李默庵被任命为福建第一绥靖司令官，驻龙岩，在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统率下，负责指挥连城之李玉堂第三师及驻长汀之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在闽西地区，对留守根据地的红军游击分队执行清剿任务。

1936年夏，两广密谋反蒋。蒋介石一方面对两广势力暗中实行政治分化，另一方面实行军事解决，密令第十、八十三、八十八师于4月25日集结于赣粤边境之大庾地区待命，当两广联合反蒋通电发表后，李默庵即率部与友军兼程入粤，于5月2日进占南雄，续向韶关进发。沿途粤军余汉谋等部，因已被蒋分化收买，皆主动撤离，李默庵得以顺利推进，迫使陈济棠于5月4日下野逃港。

粤局解决后，广西势孤，李默庵奉蒋介石之命与友军于5月10日自广州出发，进驻西江等地区。在程潜、黄绍竑居间调停下，迫使广西之李宗仁、白崇禧同意言和，消解了这一场内战危机。英勇奋战坚持抗日。

“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时，李默庵正在庐山军训团集训，担任集训总队第一大队中队长。7月12日，李默庵在蒋介石发布抗战声明的会上任命为第十四军军长，率所部第十师及第八十三师北上待命。当日下午，即下庐山，于20日率部在安阳集中。接着，进兵河北涿县，转赴石家庄、太原，旋调晋北忻县，坚守待敌。

部队到达太原后，李默庵赶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周恩来。他听了周恩来关于：“抗战是长期的艰苦战争，必须好好运用民众，以增强战力”的一番话后，觉得很有道理，便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培训若干青年干部以发动民众，协助军队作战。’三日之内，他即令部属草拟了培训实施计划，并电令第十四军驻武汉办事处，招考六百名有志青年送到晋南洪桐县，随军集训。

1937年9月，李默庵接受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任命，担任晋北方面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所属两个师，三个炮兵团及晋军第七十一、九十四师，负责守卫大白水阵地。这是整个忻口阵地左翼一个较为突出的重要据点，与正面阵地的友军互为犄角之势。敌军如拿不下大白水，则不能南进一步；纵然夺得大白水，而如果不能同时攻下其西侧阵地，侧背将受到极大威胁；如敌欲同时进攻两地，则兵力分散，难以兼顾。加之，此地有宽厚之土围，既可限制敌战车之活动和冲击，又可减少敌军优势炮空火力的威胁，且阵前地势平坦，有利于监视敌军活动。李默庵凭借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天然屏障，指挥部队与友军密切配合，多次挫败敌人的进攻。

10月12日，敌军以中央突破方式，猛攻忻口正面第九军阵地，军长郝梦龄及师长武家麒先后阵亡，南怀花高地陷于敌手。李默庵立即指挥左翼兵团与总部预备队第八十五师同时猛力出击，迫使敌人分兵应付，终于又夺回了南怀花高地。

这一仗，自晨至午，愈战愈烈。当时，日军以板垣师团之牛岛旅团及一个联队为主力，在三十余辆坦克和百来门山炮，数十架飞机的掩护之下，向大白水全线猛扑。第十师某连阵地在遭遇敌战车横碾后，全连被碾埋一半，而无一退避，第五十九团伤亡尤为惨重，外围工事及障碍尽被摧毁，陈旅长叫苦连天，一再请求向第二线阵地后撤。但李默庵想：如白天撤退，后果将更坏，于是命令敢死队，以汽油喷浇敌军坦克，然后以集束手榴弹投掷，使敌坦克着火后相继后退，才使阵地转危为安。但是，敌军坦克仍然分区分段封锁交通要道，使李部无法活动，稍有露头，即遭遇到其猛烈火力的狙击。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李默庵命令各师夜袭，并在夜战掩护下，将战车防预炮运往前沿，连夜凿挖炮眼，次晨即全部装妥，所以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随即击毁坦克多辆，巩固了外围阵地，保证了进击胜利。

但是，能制伏敌军坦克，却奈何不了敌人的飞机。嗣后十余天的战斗，每日伤亡仍很惨重，幸亏此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敌阳明堡机场，烧毁了敌机二十余架，使李部减少了伤亡，振奋了士气，稳住了阵地。

10月底，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这时，李默庵的第十四军已伤亡过半，第八十五师打得只剩一个营的兵力了，但他仍然督部坚持战斗，直到11月8日，才主动撤离阵地，至汾河西岸之赵城集结休整。

12月中旬，李默庵随卫立煌乘车拜访设在晋南洪桐县之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和黄埔一期同学左权。双方洽谈甚欢，共同交换了对敌作战的经验体会，朱总司令还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此行，李默庵对八路军上下一致，军民一体的和谐关系，有极深刻的印象。随后，李默庵带领第十四军转移至晋南之中条山，创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时，六百名青年骨干亦已集训完毕，李默庵分配他们做民众工作。嘱令他们首先向驻地群众宣传不要畏惧军队，进而动员民众实行军民合作，共同抗日。同时，他还命令所属部队学习八路军，严守纪律，爱护人民，公平交易。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终于赢得人民的好感与支持。

1938年3月，李默庵被任命为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他力荐刘勘、陈铁分任第十四及九十三军军长。这一期间，李部在中条山地区受到敌人严密封锁，但在人民群众协助下，终于在中条山南之垣曲，找到一个黄河渡口，使粮弹接济及伤员后送问题均获解决，因而能够长期坚守敌后斗争，使日本人很觉头痛，说这地区是山西的“盲肠。而引为隐忧。国民党最高总部也多次致电嘉奖，说他们是坚持敌后作战的国军典范。

1939年4月，李默庵奉调离晋，以敌后游击干才美名，出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当时，叶剑英担任该班的副教育长，他非常高兴又一次与叶携手合作，共同培训了三期抗日游击骨干，共约两干余人，他还主动邀请周恩来到南岳驻留一个星期，作了多次讲话，使自己和学员均深受教益。

1941年，李默庵调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驻防第三战区的浙江境内，继续开展敌后游击战，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代表中国政府在绍兴接受了浙境日军师团长的投降。

1946年，李默庵升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随后改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移驻南通，再一次卷入了反共的内战漩涡。他在任期间，虽没有直接与解放军对阵作战，但军统局设在该绥靖区的稽查部门，曾截获过共产党地下运输站从上海运往解放区的大量战略物资，使他跟军统局一道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1948年春，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决心回湘，并保荐李默庵担任湖南省主席。一天，李默庵被蒋介石找去，蒋对他说：“程颂公保你任湖南主席，可带赵君真去当民政厅长，今后一应人事问题，要多请示程主任。”李默庵对此大惑不解，商诸同学好友，皆劝他不可卷入这一是非漩涡。恰巧此时，湖南各界齐集南京，各为利害，攻击李默庵出任。于是，他顺水推舟，向蒋写报告，以湖南情况复杂，自己素无从政经验为由，请予免派。但是同年?月，李默庵仍然被程潜保荐为湘赣绥靖公署副主任，兼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驻常德。在酝酿和筹商有关抗蒋、拒白和起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他是参与者，但持比较稳重谨慎的态度，即：既不同意黄杰等人的顽固立场，也不完全支持肖作霖等人的激进作法。他接近程潜，与程潜默契起义，但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他想建立一定实力，以实力为后盾与共产党谈和，方可以功自赎。因此，在抗运金银、湘粮自用问题上，他与程、肖一致；而在停止征兵等问题上，他又几乎站到黄杰一边去了。

这样一来，就引起人们对他的疑惑，认为他是个动摇不定的人，以致地下党也曾拒绝与其见面。对此他感到十分苦闷。尤其是停止征兵后，程潜没有按原计划建立起自己的实力，而白崇禧入湘后，又将他仅有的一点实力并入了陈明仁第一兵团，程潜转而依靠陈的军事实力准备起义，又没有与他通气，使他更加感到不解和愤懑，因此不辞而别，出走香港。对此，程潜表示理解，事后曾说：“默庵没有辜负我们，是我们辜负了默庵。”

但是，李默庵并未死心，此后，他又几次去而复返。这期间，程潜曾派省参议长唐伯球的儿子唐鸿烈，前后五次到香港与南方局的乔冠华联系，他也参与了向乔汇报准备起义的每一步行动。并曾托唐鸿烈向乔探询：“象自己这样一个脱离党多年的人，能否有可能重新回归?”乔托唐鸿烈转告说：“党对起义人士，一律既往不咎，只要下定决心投靠人民，就一定会得到党的谅解和重用。”他听到这番话后，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加坚定了重回湖南参加起义的决心。但是，当时人们并不理解内情，仍然对他讳莫如深。程潜在白崇禧的挟持下，不能和他取得联系，肖作霖等又早已被迫离开长沙，在乡间避难，陈明仁为了掩饰起义真意，对他不假辞色。这一切，均使他感到失望，以为起义已成画饼，一切均皆过去，于是又怅然离去。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和唐生智分别领衔宣布起义，在程潜、陈明仁名下，列有李默庵的名字，但此时他不在长沙，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蒋介石闻知李默庵并没有实地参与起义，乃授意顾祝同写信劝其离港赴台，内称：“奉领袖电令，询问吾弟行止，嘱转知，可来台面晤等因，奉此，特请企祉（袁守谦别号）兄来港催请。”云云。李默庵当即表示：“不想去台湾，请代为谢止。”

接着，李默庵又接到张发奎约请，邀他在香港组织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张自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组织搭上了关系，正四处网罗人才，希望李能参加。但李默庵不肯走此一步，当面推脱说：“从此之后，实在不想再搞政治，而且孤身栖居港埠，亦无力量可资运用。”张发奎说：“可利用吾兄过去的资望嘛!不必过谦。”李默庵见其索缠不休，大有逼人就范之势，乃断然拒之，说：“过去，我只是个带兵的，军人离开了军队还有什么资望可言?实难从命，谅之谅之。”

后来，黄绍竑在香港领衔发表和平通电，邀请李默庵参加。李默庵当即欣然同意，主张国共两党和平合作。不久，中共方面电邀李默庵等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这时李默庵却认为：自己与共军作过战，国内主要战斗均皆参加，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迹近投诚，混迹其间，有何意味？况且，既已决心摆脱军政生涯，何必又去追随人后？因之，他没有进京，仍然隐居香港，闭门不出，无所事事，但图安静度日，乐享天年。

李默庵和黄绍竑发表和平通电后，即受到蒋介石的通缉，他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对于“背叛”的人，是绝不肯轻易放过的。不久，在香港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暗杀原参谋次长杨杰的事件。使他大为震动，一日数惊，惶惶不安。

这时，港方警察局通知李默庵、贺耀祖、刘建绪等人，最好离开香港，免遭不测；或者由港方派遣便衣警察进行保护，以策安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在这种情势下，贺耀祖离港归国；刘建绪也计划离港他住，李默庵只好遵照警方所示，重金雇请便衣警察以自保。

一日，在台湾充任蒋经国副手、专管特务的安全局副局长陈大庆来港。陈是李默庵黄埔一期同学，又曾经担任过李的副司令官，有一定交往情谊。陈对他说：“只要没有什么不轨行动，我负责保证你的安全。”于是，李默庵辞去港方警卫，又过了几个月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的日子。后来，连陈大庆也无法保险了，李默庵感到处境极危，乃决计远去；恰巧，他的大女儿李碧澄，在香港街上偶遇当年沪江大学同学孙女士，她全家准备迁居南美阿根廷，于是相约同行。

这时，李默庵胞弟李宗元在美深造，已获博士学位，也极力主张乃兄离港，并解囊相助，资送李默庵全家启程。1951年1月，李默庵抵达阿根廷，自此在阿一住十余年。

1964年秋，由于李宗元的帮助，几个女儿均在美国得到深造，而且取得美国国籍，因此，李默庵夫妇乃移居美国。

他身居海外数十年，无时不想在有生之年，回归大陆一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国内外人心振奋，李默庵也非常欣慰。于是，他和宋希濂、蔡文治等黄埔同学，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1981年10月，李默庵应全国政协电邀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邓颖超主席在介绍他给听众时说：“这位是湖南起义将领李默庵先生。”并且把他安排在胡耀邦、屈武、胡厥文之后第四位发言，使他深受感动，更觉殊荣。会后，有关部门还和他一起商谈了筹组黄埔同学会的问题，他还又一次专程会晤了叶剑英同志。

1984年7月，李默庵又和宋希濂、蔡文治等联袂回归，一同参加了黄埔同学会的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了以徐向前为会长、程子华、李默庵、宋希濂等为副会长的第一届理事会。会后，李默庵回到家乡湖南，鼎力赞助湘省经济建设，家乡人民热情欢迎，使他更受鼓舞。晚年，他为海外华侨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评论，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他终于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还著有回忆录，总结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和经验；从军20多年，撰写了《国防讲话》、《治军作战一贯论》、《军队教育与青年训练》、《军官团要义》等著作和文稿。

李默庵因病于2001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11月6日，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默庵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吴官正、曾庆红、程思远、叶选平、阿沛·阿旺晋美、任建新、陈俊生、钱正英、孙孚凌、霍英东、陈锦华、赵南起、白立忱、罗豪才、周铁农、杨成武、吕正操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

钱其琛、何鲁丽、王兆国、万国权、张克辉、洪学智以及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台盟中央、黄埔军校同学会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前往八宝山向李默庵作最后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