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学生是中国的学校给予被评选出来的优秀学生的一种荣誉称号，三好是指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三好学生”的评选自1954年开始，以固定的评选比例、基本相同的衡量标准，在中国的所有大、中、小学校普遍推行。“三好”成为学生追求的目标和荣誉，也成为“好孩子、好学生”的同义词。2012年3月，针对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发起的停止评选“三好学生”的提案，教育部发言人表示教育部并未对“三好学生”评选作出统一规定，不会干预学校做出决定。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爱劳动”与“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一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国教育方针的内容。

建国之初，中国就确立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1年3月19日-31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指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 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1952年3月18日, 教育部颁发试行《小学暂行规程 (草案) 》和《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 》。《小学暂行规程 (草案) 》第三条规定:“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 》规定:“中学应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共青团二大主席团时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重要讲话，祝贺青年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当时的教育方针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保持不变：1954年2月21日, 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讲话说:“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1955年5月19日-6月10日,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 注意学生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 同时有步骤地实施基本的生产技术教育”。

不过，“三好”一经毛泽东提出，很快就被套用进教育方针。195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通过《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学质量的决定》，提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学生切实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毛泽东讲话的内容。7月，教育部向全国通报这一决定，8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1955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的第一条，都提到“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不提以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却生搬硬套毛泽东的“三好”, 把“学习好”和“工作好”改变成“功课好”和“品行好”。由于把毛泽东的“三好”机械引入教育领域, 并逐渐演变为德、智、体“三好”, 于是, 美育开始逐渐被人们忽略、忽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年2月，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学雷锋、争三好”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核心活动，并开始与升学挂钩。

从1953年诞生“三好学生”之后，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作为“三好学生”升级版的“五好学生”（其间还有“四好学生”），虽说评选标准更高一些，却是当时好学生的重要符号标志，位居各种学生奖状之首。在那个特殊时代，有些地区和学校争先创优，曾推出标准更严的“六好学生”“八好学生”“十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五好”标准，到底是哪五个方面的条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学校，通常存在一定差异，但“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很凑巧，这份证书里面正好印有“五好条件”，即：1.“政治思想好”，2.“三八作风好”，3.“努力学习好”，4.“生产劳动好”，5.“身体锻炼好”。

文化大革命中废止了三好学生标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始终没有明确“三好学生”的地位。相反，由于全面否定了建国17年的教育战线成果，“三好学生”成了所谓“白专学生”的同位语，取而代之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榜样形象。　

拨乱反正重申“三好”目标。在文化革命动乱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学校共青团组织以“三好”为目标开展了各种活动。“三好”被重新提出，并给予重申和肯定。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规定“三好学生”的标准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

1999年6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里恢复了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地位。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均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在“德智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美”。

新时期着重提高了三好学生的相关待遇。例如：上述《办法》规定：对于连续几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学生，在升学和分配上都给予优先选择的机会。教育部在2001年1月11日发出的有关通知(教基[2001]1号)中规定：根据《意见》精神，各地在高中阶段各类学校评选省级“三好学生”的基础上，按当年毕业生万分之一的比例评选并确定的优秀学生，享受普通高等学校的保送生资格。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教育服务功能也发生了新变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赋予劳动教育新的使命和内涵。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并在阐释教育目标时首次完整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突显了劳动教育在新时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回归初心、回归育人。

一、思想积极，品行高尚，热爱班级、学校。学习积极努力，热心为集体服务，在班级、学校各项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二、模范遵守学生守则及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法规。

三、讲文明，懂礼貌，有团结意识，有爱心。

四、学习勤奋，刻苦努力，成绩优秀。

五、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两操一课”表现认真，成绩优秀，有自觉锻炼的好习惯，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2012年3月，81岁的沈鹏发起停止评选三好学生的提案。既是编辑出版专家又是著名书法家的沈鹏认为，三好生的评比弊多于利，三好生成了重点中学录取的必要条件或优先条件，背后的利益链滋长了腐败。有的教师以学生送礼多少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一旦孩子被评上三好推优，便省钱省力，所以家长为此疲于奔命。 　他在这份提案中写道：“三好生评选中的全班同学投票，成了一场闹剧。比如所谓‘倒数投票法’，学生把票投给票少的同学以增加自己被选上的几率，还有的订下‘攻守同盟’，约定互相投票。社会上的腐败侵蚀学生心灵深处。”他明确表示，评三好学生不符合教育规律。“基础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人的一生打下良好基础。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一切还没有定型，我们的教育要让大家都好起来，而不是仅注意突出少数‘尖子’。”这份由沈鹏担任第一提案人的提案已经得到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支持，新闻出版界别共有13位政协委员联名参与。

针对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发起的停止评选“三好学生”提案，教育部发言人续梅2012年3月4日表示，教育部并未对“三好学生”评选作出统一规定，也没有设置全国、全省性质的此奖项，无论实行或废止，教育部都不干涉学校决定。

“无论什么奖项，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鼓励学生健康发展”，续梅表示，“三好”只是一种鼓励形式，无论什么形式，只要面向全体学生，只要符合教育规律，教育部都是鼓励的。而这种奖项，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对于是否赞成评选“三好”，续梅表示“不便发表评论”。

其实，很多变化已在慢慢出现。“三好”的选举方式由班主任内定到民主评议，不少学校鼓励学生自我推荐，演讲“推销”自己。2004年，上海市开始淡化“三好学生”的称呼，一般称为“优秀队员”或“优秀团员”。武汉市一所中学也取消了“三好学生”的评选，取而代之的是“阳光少年”评价制度。在佛山市第九小学和实验小学的毕业生典礼上，校长分别给毕业生颁发了孝顺父母奖、尊敬老师奖、勤俭节约奖等奖项。

“新概念三好生”刷新了三好的标准。2005年春季起，武汉市中小学的三好学生评选，更强调个体发展和社会性，要求学生做社会的“好公民”、学校的“好学生”、家庭的“好子女”。不少学校设置科技创新奖、文体活动奖、见义勇为奖、博览群书奖和举止文明奖等，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长处。小学里有少先队“雏鹰争章”达标活动，这种“争章夺星”取代“三好生”评选的思路也日益被广泛认可。贵阳市教育局2009年3月出台新规，贵阳市从2009年起将不再评选初中市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初中阶段仅进行优秀毕业生评选。

据了解，贵阳市的区、县级初中“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工作仍将继续，但从2009年起，区、县级初中“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将不再享受中考政策性加分。今后贵阳市“三好学生”评选将以非义务教育阶段为主。

2008年，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重庆一个基础教育学术会上呼吁：停止评选“三好学生”，因为这样会“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签”。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明确答复，“三好学生”评选制度利大于弊，今后还将坚持下去。今后需要使“三好学生”评选的办法和程序进一步公开、公正，并加以完善——“三好学生”评选利大于弊。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表示，三好学生评选多年来与小升初、初升高密切挂钩，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升学”成为很多学生评奖的直接动机，为让子女在升学竞争中抢得优势，很多家长千万百计拉关系，甚至“贿选”，这样的极端功利性让评选背离初衷。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表示，在北京实验二小之前，国内已有一些学校陆续以“新政”替代三好学生评比，但能坚持下来的少。“个体的努力很重要，但我们不能仅寄希望于个体。”熊丙奇提出，落实高考改革方能真正破解此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