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书法大家颜真聊的行草书“三稿”——《
祭侄文稿》、《祭伯文稿》和《争坐位稿》——真是极尽笔底造化,直抒胸臆的优秀书法珍品,是有情的图画,无声的乐章。
“三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
书法家把奔腾激昂的真情实感,倾注于作品的字里行间,赋予没有生命的线条以极强大的生命力,用它浓郁深沉的情感洪流,冲击叩打着观者的心弦。
书法艺术是一种
抒情性很强的艺术,它是书法家精神意绪和美感的表现,它能使观者生发感情的共鸣。“颜书三稿”就是这样的好作品。
是
颜真卿悼念从兄
颜杲卿的幼子季明所写的。杲卿父子在“
安史之乱”时和
颜真卿同举义旗,并肩奋战于河北,不幸城破被执,英勇就义。乾元元年(758),
颜真卿特地派人去河北一带寻找杲卿一家,人没找到,结果只从常山带回季明的头骨,颜真卿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
祭侄文稿》。见到侄儿头骨,
颜真卿深受当年斗争经历的激动,既怀着
同仇敌忾的义愤,又感到自己家族“
巢倾卵覆”的悲痛。临文时,激昂悲壮的感情一发难收,书写时毫不拘谨地将长期积累的高超书艺充分发挥出来。书风雄姿勃发,有惊心动魄之气,无
矫揉造作之迹,被誉为“
天下第二行书”。
是
颜真卿广德二年(764)致定襄王
郭英乂的尺牍稿本,其内容是反对
郭英乂为了讨好宦官鱼朝恩破坏朝廷仪注,斥责郭英乂骄横谄媚的行为,固有争坐位事,故称《争坐位稿》。此稿全篇正气磅礴,气势充盈,劲挺豪宕,沉郁蟠曲,呈现一种耿然怒气。《
祭侄文稿》表现一个“痛”字,《争坐位稿》则发泄一个“怒”字。这两者虽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旋律与不尽相同的情感,但给人的感受同样是十分炽热的。
也是非常感人的作品。宋代
书法家
钱勰说《祭伯文稿》“初不用意,实为奇迹。”应该说“三稿”都是“初不用意”之作,因为
颜真卿写书稿时并未把它们当成“
妙绝一代”的杰作,只是出于悲壮,发于义愤奋笔而书的。正是“初不用意”,才使真情实感毫不掩饰地倾泻于作品中,使这类作品在“颜书”艺术宝库里占有重要位置。元代
张晏在《
祭侄文稿》跋文里对这一点有更具体的阐述,张晏说:“住京师尝会诸贤品题,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如
绳约。起草又出于
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这段话说得相当精当中肯,正是“
无心”反而更显得自然天趣,真情四溢。当然,这种“
无心”是建立在
书法家的高度艺术修养之中的。艺术巨匠正是凭借这点,才能在规矩法度之中自由驰骋”,这种“自由驰骋”,并不是天马行空那样放肆,这种“规矩法度”也不是作茧自缚的绳索。
因为“三稿”都是草稿,出于“
无心”,所以在作品上出现了涂抹的迹象。《
祭侄文稿》全篇268 字,涂去了34 字,涂了又改,改了又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其它“二稿”中也不难找到。按一般常规说,在艺术作品中涂涂抹抹是会直接破坏其艺术效果的。然而在“三稿”里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恰恰使观者能从中感到
书法家挥豪运笔时,钱塘潮涌般的激情,而收到意想不到的动人效果。这正如已故著名书画家潘天寿所说:“艺术不是素材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艺人之思想、学养、天才与技法之艺术表现。不然,何贵有艺术。”“三稿”就是
书法家思想、学养、天才与技法的统一,从而成为我国历史上难得的
书法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