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余青州书》是北宋文学家苏洵所写的一首散文。这篇文章开头以古代贤士令尹子文三去相位而不怒，衬托余靖功名得失不系于心；中间刻画世俗之人骄于富贵，屈于贫贱之态，恰与余靖轻富贵、安贫贱形成对比；之后又以公卿大夫与君子贤人相比较，破其世俗之见。文中善于运用衬托对比手法，突出余靖的高尚品格，行文气势宏放，一意贯底。

上余青州书1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2，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3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4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5。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6。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7；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8；人自为弃我、取我9，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10，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11。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12，左摩西羌，右揣契丹13，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人，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可谓至盛矣。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14，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15，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棰而笞之16，不旋踵17而南方乂安18。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19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20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21。

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22，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23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24也。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25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26，止于天子之相27。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邪28？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29？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30，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31，则不亦大惑矣哉。盖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32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33，则以为不若一命士34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35，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36？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37之也盖已多矣，是以极言38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39，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

伏惟40加察41，幸甚！

苏洵我听说楚国人很推崇令尹子文的行为，说他三次担任令尹而并不感到高兴，三次被罢去令尹而并不感到愤怒。他担任令尹，楚国人因此而感到高兴；罢去他的令尹，楚国人因此而感到愤怒。他自己不怒当令尹，但令尹却自然落到了他身上。难道令尹子文就独独憎恶富贵？他知道令尹不可以强求，从而安然自得。因此，高兴和愤怒郝不会装进他的心中，但他人却为令尹急得嗷嗷叫。呵，他难道还不能看出自己伟大而他人渺小吗？被人无情地抛弃而不知道被抛弃的悲伤，隆重地被人起用而不知被起用的快乐；任凭他人怎样抛弃我、怎样起用我，而我之所以为我，这一点却始终如一。

从前，明公最初通过自己奋斗，从南海之滨崛起而成为天下有名的政治要人。在您事业最兴盛的时候，您慷慨激昂，议论政治的得失，确定政事的可否；左边安抚西夏，右边安顿契丹；奉命出使千里之外，弹压强悍不屈的胡虏；您辩论起来，就像大河决流而向东注入大海一样，名声飞扬在中原而震动戎狄的国家；可以说是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等到半辽遭到废黜，您却又成了海滨的一名普通人。在这期间的十余年中，明公对他人无所求，而他人对明公也无所求。后来，正好遇上南蛮横冲直撞、反叛逞凶，万里之内都是反贼，而却没人能够拯救。于是，明公从百姓的行列中挺身而起，折根短棍便抽打敌人，不久南方就获得了安宁。这难道是明公有所求而使出来的吗？正遇上事变，因而立了大功，大功告成而官位也就有了。明公在这进进退退的事情上，也有着权为宽阔的回旋余地。

可悲呀！当今的凡人在富贵之间忙来忙去不知遒停止。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沉漫在安闲逸乐中，养成了高傲的习气；环视四海，饥寒穷困的文士无不忧愁难过，没有快乐。穷人连野莱也吃不饱、粗布衣裳也不保暖，习惯了被贫贱所折磨，仰望贵人的光辉，则被它弄得神魂颠倒、惊惶失措。这两种人，都不能同他们谈论轻视富贵而甘心贫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贫富贵贱的真实滋味。只有天下那种既享受过富贵的荣华而又品尝过贫贱耻辱的人，才能同他们谈论这个问题。

如今，天下人之所以奔走于富贲的原因，我是知道的，但不敢告诉别人。富贲的极点终止在天子的宰相上，而天子的宰相到底是谁给它取的名称呢？难道是上天给它取的名？它也只不过是人自己取的名称罢了!天下的官位，最上层是三公到卿、大夫，最下层就是士。这四种人，郁是由人自己所担任的，而且人自己也很看重它。天下人认为这四种人与普遁人完全不一样、超凡出众而不可接近，这不也太糊涂了吗？为什么也不返回到它的本源上去想一想呢？这四种名称，最初不过是出自天下的人，不过是出自个人的意愿、用来相互称呼的罢了。这四种名称，如果确实出自人的个人意愿、用来相互称呼的，那么世上所谓的贤人和君子又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有才的人是贤人，而有德的人是君子。这两种名称，难道没有份量吗？然而，如今社会上能成为君子的人士，旦被社会所抛弃，便以为君子还不如一名小官员高贲了，更何况与三公相比呢？明公从前蛰居在南海，今天则为东方诸侯。两相比较，君子在这中问难道会有什么差别吗？而明公难道还会因此自轻或自重吗？苏洵我以为明公既享受过富贵的荣华而又品尝过贫贱的耻辱，其中的滋味是相当多的。因此，我尽情陈述到这个程度，而没有绕弯子。

苏洵我是西蜀的一名普遁人，曾经有过在当今社会做出成就的志向，但由于按老一套办事而得不到赏识，以至于衰老。然而，我曾经想见到的天下人士还有五六个人。这五六个人，我大都已经见到了，惟独还没有见到明公您。我经常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明公来朝见，而苏洵我正好在这里，因此不能不见。

希望明公能体谅我的心情。我感到十分荣幸。

庆历中，余靖曾在谏院供职，庆历新政失败后多年被贬，后因平定广西侬智高叛乱有功，才再度升迁，仕途坎坷。余靖于嘉祐六年（1061年）五月青州任满，改知广州，进京述职，苏洵在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前不在京师。从信末“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等语，可推知此书作于嘉祐五年二月至次年六月之间。

文章一开始就以楚人令尹子文的品行提出自己的观点：富贵不可以求得，应该安其所得。“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吾如一。”

接着，作者对余靖的宦途功德作了概括的介绍，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作者在叙述了余靖的功业之后，进一步对世俗中的“达者”和“穷者”对富贵、贫贱的态度进行论述，指出这两种人不能轻富贵而安贫贱，是“不知富贵贫贱之正味”。天下之人都奔走于富贵之间，无论是富贵的最高者天子之相，还是三公卿大夫，以及士，”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他们的“名”都是人们出于私意而自相号呼的。在论述了上述观点之后，作者又转入歌颂余靖，赞美他伏于南海不自轻，成为名卿不自重的美德。

最后，作者谈到了自己“尝有志于当世”，但命运多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自己虽不算名士，但想拜见天下名士的想法已基本实现，只有余靖还未见着。在苏洵看来，天下名士只五六人。这篇散文与苏洵的其它文章不同，苏洵的其它文章大抵各为片段，一个片段说明一个问题，总起来说明他的观点。而该文却一气呵成，洋洋洒洒，似江河滔滔不绝。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九：论出处，气多奇崛处。

清·储欣《评注苏老泉集》卷四：贤人君子之名信不轻于公卿、大夫、士矣。抑愚又为之说，曰贤人君子求则得之者也，公卿、大夫、士求未必得，得未必不失也。知此其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也何有？

清·林纾《嘉祐集》：文极纵恣，有策士气，是老泉本色。

苏洵（1009-1066年），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字明允，自号老泉。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举进土，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遂闭户益读书，乃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嘉祐元年（1056年），与二子苏轼、苏辙同至京师。知益州张方平荐其父子于欧阳修、韩琦。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二十二篇，宰相韩琦奏于朝，遂得除秘书省校书郎。时太常寺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撰修《太常因革礼》。书成而病卒。长于议论，笔力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嘉祐集》、《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