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洪秀全、冯云山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将上帝作为其信奉之神。

19世纪中期，洪秀全、冯云山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洪秀全曾专程到广州学习基督教教义，但因其“信仰不纯”而未能受洗。其后他便自称天父“爷火华”次子，称“爷苏”为天兄，并将此作为组织管理农民起义队伍的手段。拜上帝会虽曾得益于基督教，但在许多方面与基督宗教大相径庭，被视为异端邪教。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形式，以会员为基本力量，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自幼攻读儒书，热中科举仕途。1836年赴广州应试不第，遇传教士送他一本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当时只略一浏览，未予置理。1837年再次赴试落第，因极度失意而悲愤成疾，回乡卧病40余日，“后得异梦乃愈”。1843年第三次应试落第，在烦乱苦闷中，同表兄李敬芳重读《劝世良言》，认为“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洪秀全对该书“反复细勘”，“如梦初觉”，因其与七年前的异梦多有符合，“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他和表兄按书中所言，以水灌顶，自行施洗。后与冯云山、洪仁玕[gan肝]等“潜心细读”《劝世良言》，从中汲取思想养料，决心抛弃科举仕进之念，向世人“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不久，他弃去孔子牌位，停闭学馆，于1844年4月与冯云山去外县及广西宣传拜上帝的教理。同时，自行编写《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及以后的《原道觉世训》散发，其内容均以传教为主旨，限于宗教伦理，尚未涉及政治革命。1847年春，洪秀全得汉会信徒周道行的引见，偕洪仁玕赴广州向浸信会牧师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教义，并研读郭士立所译《旧约》和《新约》圣经，以及罗孝全编注的传道书。三月后请求施洗，因罗孝全的两名黄姓助手的排斥而未果。7月，洪秀全去广西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当时已有信徒数千，势力日大，号称“拜上帝会”。二人共同制定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并四出捣毁偶像，批判邪神妖魔。虽然拜上帝会的宗教宣传并没有直接号召推翻清朝统治，也没有指出人民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但它直指中国原有的神道偶像是“老蛇妖鬼”，“阎罗妖”，是祸害之源；认为只有信仰崇拜“皇上帝”，遵奉天条不拜邪神，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变“陵夺斗杀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拜上帝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团练等封建势力发生冲突，日益由宗教组织演变为政治军事组织，终于在1851年揭竿起义，爆发太平天国革命。

这次起义是拜上帝会组织和发动的，而拜上帝会则源于基督教。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冯云山，据说在1848年访问过郭士立牧师，并在其名下领洗。汉会在1853年9月27日也报告说，冯云山在三年前与广西汉会成员接触，其后成为汉会成员，曾受业于郭士立牧师门下。郭士立是早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其神学思想和传教方式深受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影响。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信仰以基督为中心，但上帝与基督彼此同一。礼拜仪式简单，仅有洗礼、唱诗、读经和祷告。主张消除等级特权，强调人人平等，信徒之间互称兄弟姊妹，提倡实行财物公有。信徒依性别、婚姻划分小组，由组长负责纪律与灵修，以保证生活严谨。每位信徒均可自由传道，因无确定的教义标准和信仰条文，传教皆随个人意愿而为，不受布道会的约束。由于汉会的传教活动早已进入广西一带，其成员进入拜上帝会并发生影响，也属当然之事。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人与那些传教士都有联系，因而拜上帝会的信仰体系与汉会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但在革命活动中，他们又糅合进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及中国的传统思想，使其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大相径庭。这种“异端”趋向，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而日益显著。

拜上帝会崇拜“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的“皇上帝”，说“大而无外谓之皇，超乎万权谓之上，主宰天地人万物谓之帝”。皇上帝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子和救赎世人的主，同时反对敬拜上帝以外的邪神和各种神灵的偶像(甚至包括天主教的圣母像)。但在基督教教义中，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和救赎世人的主，而拜上帝会却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在早期，杨秀清、萧朝贵曾多次声称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分别附体传旨，借以稳定局面。洪秀全事后肯定了这些传旨内容，并列为教义。杨、萧等人也曾称为天父之子和婿。晚期，洪秀全除提出天母、天嫂外，还称天兄无子，将子洪天贵福过继给耶稣为嗣子。这样，基督教关于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和圣灵(圣神)的三位一体教义，在拜上帝会中变成了“爷哥朕幼”的“上帝家庭”。

洪秀全还汲取《劝世良言》中有关天国的双重涵义，但不是界定为天堂和教会，而是分为天上的大天堂和地上的小天堂。小天堂不是指教会，因为拜上帝会并无教会的观念和组织。他们没有牧师制度，没有特定的礼拜堂，一切宗教生活皆由各级统领主持。后来虽然按洪仁玕的建议，设有“牧司教导官”一职，但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中，他也只是专职分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而已。洪秀全说：“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这个肉身荣光的小天堂，后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将《启示录》中关于世界末日天国降临的预言加以发挥，称太平天国就是从天降临的“新天新地”，天京就是新的耶路撒冷。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汲取“上帝当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的平等观念，但不接受谦怯自卑、安于命运、顺从官府等说教。拜上帝会将宗教上的平等观念扩大到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把灵性上的平等推及到现世生活中，提出男女平等，人人平等，民族平等的主张，呼吁世间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实现“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上德”的理想社会。

拜上帝会采纳了基督教关于魔鬼的观念，把魔鬼作为罪恶的代表。《劝世良言》所称蛇魔、鬼风等，系指不具肉身的“邪灵”、“恶灵”，即灵界的异教邪神，而拜上帝会则将其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敌人都包括在内。除将阎罗妖、东海龙妖、老蛇称魔鬼外，洪秀全还提出“土、木、石、金、纸、瓦像，死妖该杀约六样，及邪教、粉色、烟、酒、戏、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娼、优、尼、女巫、奸、赌，生妖十九项”。在檄文中以“奉天诛妖”为名，直指清朝皇帝及官兵为“鞑妖”、“妖胡”。洪秀全宣称：“爷(上帝)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并针对基督教的谦卑、宽恕等说教，宣布“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从而将诛妖与救世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

对待《圣经》，拜上帝会由于对现世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来世的重视，因而与基督教大不相同。洪秀全虽然十分尊重《圣经》，称为“天书”、“遗诏”，但常按自己的想法批解。当他认为某些经文不适合太平天国时，就另引经句加以批驳，有时干脆宣布“爷知新约有错记”。拜上帝会认为，太平天国天王的诏书，也是《圣经》的组成部分，与《新约》、《旧约》同等。太平天国明令宣布：“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旧约》)、《新遗诏圣书》(《新约》)、《真天命诏书》(洪秀全所下诏书)也。”后期，又在《钦定士阶条例》中，将《新遗诏圣书》改为《前遗诏圣书》，又称《前约》；将《真天命诏书》改为《天命真主诏旨书》，又称《真约》。这样，由《新约》和《旧约》两部分组成的基督教《圣经》，便被扩充为由《旧约》、《前约》和《真约》三部分组成的拜上帝会《圣经》。

拜上帝会的宗教礼仪多属无师自创，因而呈中西混合的形式。举行洗礼时，大堂一端的神桌上置明灯两盏，清茶三杯。男女分坐左右，开始时齐唱赞美诗，主礼人讲道。祈祷时，全体向着阳光进入处跪下，由一人代众祷告。新皈依的教徒要写一张“悔罪奏章”，上书本人姓名，行礼时由本人高声朗读，读毕焚化。主礼人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求洗者悔罪立愿后跪下，主礼人从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受洗者头顶，同时念道：“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然后领洗者起立，自饮清茶一杯，再以盆中清水自洗胸口，表示洗净内心。教徒也常到河中浸洗，同时祈祷认罪求赦。受过洗礼者即可承领各种祈祷文，在早晚礼拜和食饭时念诵。此外还有婚、丧、动土等的祈祷文，在举行仪式时念诵，其仪式类似中国祭祖拜神旧俗。

拜上帝会成立初期并不知道有圣餐仪式，后期虽有类似仪式，但仍很简单，多在每月第四个礼拜日分饮少许葡萄酒。每个礼拜日(由于历算错误，实际上是公历的星期六)礼拜时唱诗、读经、讲道。讲道写成书面文章，讲毕当场焚化。最后焚香并鸣放鞭炮。

对于基督教的传统节日，拜上帝会也一无所知。洪秀全在1859年下诏规定：正月十三为“太兄升天节”(耶稣升天之日)，二月初二为“报爷节”(对上帝感恩之日)，二月二十一为“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为“爷降节”(杨秀清自称上帝附体传旨日)，七月二十七为“东王升天节”(杨秀清遇害日)，九月初九为“哥降节”(萧朝贵自称耶稣附体传旨日)。后期虽有庆祝耶稣圣诞的活动，但仅是举行礼拜和摆设盛筵，并无基督教的传统礼仪，也非全体信徒都庆祝圣诞节。

在宗教戒律上，洪秀全把摩西十诫改为“十款天条”，即一、崇拜皇上帝；二、不拜邪神；三、不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五、孝顺父母；六、不杀人害人；七、不奸淫；八、不偷窃劫抢；九、不讲谎话；十、不起贪心。每条之下都附有四句七言韵语，如第一条下是：“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这与基督教里所唱的赞美诗差不多，便于教徒记诵。金田起义后，天条便成为太平军初期的军律。后来又发展为更为完备的《五条纪律诏》、《行营规矩》、《定营规条十要》、《行军总要》等。例如《定营规条十要》第一条是“要恪遵天命”，第二条是“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诏谕”，处处充满着宗教的意识。太平军不仅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严格奉行宗教礼仪，而且非常重视“天情道理”的宣讲，使士兵“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作战时奋不顾身，绝不怕死，又严守纪律，团结一致，所以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

拜上帝会虽然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基督教大异其趣，但毕竟脱胎于基督教，与早期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西方传教士有人认为是解决在华传教问题的绝好机会，“如革命成功，吾人可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通商。”尽管当时英美当局不许传教士公开同太平军接触，但有些人仍对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在报刊上和言谈中寄予同情。上海老北门浸会礼拜堂的美国传教士晏玛太，甚至还接待化装途经上海的冯云山子侄二人，自称可协助他们乘美国军舰潜往天京(二人临行前又被留下，终遭清军杀害)。洪仁玕是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金田起义后，他未能及时与大队会合，后被清朝通缉，四处逃亡。1852年4月由洪亚新带往香港，为巴色会牧师韩山文收留，学习基督教教理。1853年底，韩山文为他施洗，其后在港教书为生。1854年春，他乘轮船往上海，拟入天京效力。行前韩山文赠以书籍多种。由于清军阻路，他不得不滞留上海，在伦敦布道会的墨海书院工作，与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等来往密切。1854年冬，他返回香港，被伦敦布道会聘为宣教士，为理雅谷牧师的助手。1858年，伦敦布道会出钱资助洪仁玕再赴天京，行前受到上海的英国传教士联名祝贺。洪仁玕任干王后，传教士深受鼓舞，认为他会“试图以正统派的基督教义来指示、劝告洪秀全，改正洪秀全错误的宗教观点”。因此，1860年8月后，相继有10余名外国传教士去苏州、天京访问。

这时，英美当局不再禁止他们的传教士进入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改而通过他们去了解太平天国的宗教和通商政策。外国传教士自己也说“在叛乱的事件上从来不给太平军一丝一毫的臂助，或讲一句鼓励的话。传教士在他们那里无非是要搜集某些情报，教导他们更完备地了解真道，或勉励他们放弃错误的见解，以及不合基督教道理的习俗”。对于教义上的分歧，洪秀全并没有迁就外国传教士。1861年3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写了一篇《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进呈，洪秀全则以自己在“异梦”中升天亲见上帝一事作答。事后，艾约瑟说，“当英美传教士对他提供意见要求修正他所颁布过的主张时，他总是简单地说，放下先前教会的惯例约束。不论在任何事上对他怎样说明，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可是坚决地加以反驳。”并说，太平天国官员已“看出他们自己与英美基督教徒的观点大相悬殊”。

但是，洪秀全等人对于这些分歧并没有从本质上加以认识，仅仅视为与传教士和英美当局在宗教或政策见解上的歧异。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英使额尔金为开放沿江通商口岸作准备，率兵船闯入长江经过天京时，洪秀全称他为“西洋番弟”，他的到来是“兄弟团圆”，并传言请罗孝全来相会。在美国公使的授意下，罗孝全在1860年9月22日到苏州会见李秀成，并因其协助李秀成办理外交事务而深受器重。11月13日罗孝全被护送入天京，受到礼遇，并赐封“义爵”，委任外务大臣，辅佐干王襄理外事，住干王府内。1862年1月，在英法公开出面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前夕，他借口因其仆人与干王发生冲突，在20日秘密乘英舰雷纳德号逃往上海。一个月后，报刊上披露了他给美国公使的报告，说明他是在知道外国军队的武装进攻在即，并得到通知而出走的。可是，在获悉外国军队准备协助清军守卫上海时，李秀成还致书英、法、美等国公使，希望与他们“推诚相与”。然而，太平军虽信守不攻上海的诺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却毫无信义地协助清军大举进攻太平军。传教士也纷纷站在本国侵略者和清军一边，参与镇压太平军的罪恶活动。洪仁玕在就义前沉痛地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西方传教士“劝人为善”的伪善面目逐渐为中国人民所认识，继之而来的便是震荡宇内的反洋教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