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芳川 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专业毕业，日本
樱美林大学荣誉博士。现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副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史学会会长、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亚太地区史、世界近代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7部。包括:《崛起的太平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澳门与葡萄牙大帆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万明合著《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论文包括：〈「华夷秩序」论〉《
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5期；〈世界历史上的郑和远航〉《历史教学》1992年6期；《近代东方民族运动的宗教色彩》《史学月刊》1985年6期等。
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外部环境的因素十分重要。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世界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尚不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建立，不能阻止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但已从外部大势上决定了帝国历史此后的性质。这一强大的外势终于决定了帝国的衰亡。大清帝国的命运也从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轨走向分途。大清帝国灭亡了，中华民族却仍自生机无限。大清帝国创立时期，可供选择的文明有三个，即：伊斯兰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清朝的统治者最终选择了汉文化，选择了中华文明，有其必然性。在世界转向近代的大潮中，这一文明选择，带来了大清帝国的盛世，也预伏了它的衰落。从大清立国之日起，它落败于西方的历史必然，就隐藏在它与外部世界无望的对抗格局当中；而大清的统治者们，在很长的时间里，还自视为此一格局万世不变的主角与中心。